一
2014年2月24文艺报刊发了吴义勤先生的《“经典化”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经典化”欲说还休，说明它事关文学建设、人的精神建设和文化建设，也是社会性的精神命题，当然是真命题。不过，吴文是从我们社会行进中的文学活动——作家想创作“经典”，读者（民间）希望看到“经典”，政府希望盛世出“经典”——来实证这是个真命题。从文学本体，世界文学格局得到确认（以设立诺贝尔文学奖为标识），国际国内各种层次的“评奖”即“经典化”文学活动长盛不衰，这是人类自觉的文学和文化行为。
百年前清末民初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开始了互动，“小说翻译对中国小说最深刻的影响在于促进了小说观念和小说创作方法的变革”（汤哲声朱全定《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及其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该期“编后记”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文学翻译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早期的翻译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包括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或明或暗都未曾脱离世界文学的背景（但一度疏离），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在短短一二十年补课地走过了世界文学百年路程，且获得骄人成绩（新千年开局获得诺奖），国人有着文学自信。
这些都表明“经典化”是真命题。
我认同吴文所谈的几个基本观点，比如对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冷嘲热讽的反驳，对就“经典”而言事关三个误区的剖析，以及互补性阅读有利于“经典化”—— “经典化”是一个过程。如此见识当是“经典化”必要的常识。吴文厘清了“经典化”的常识。
但在我看来，吴文是取了“经典化”真命题的平均值，止于一般化辨识，尚未触及其中不可忽视的真问题；真问题就在这真命题之中，包含在这“常识”中。就是说，吴文所谈的几个问题还可以再深入一些凝炼一些。
二
从发生学意义上，文学“经典化”跟阅读不可或缺，没有阅读就没有经典，像吴文所说的，有文学权威的阅读和普通人的阅读，经典产生于互补性阅读。先有创作（即使是不成熟的创作）而后有阅读。阅读又会推动创作，这种创作既是特定的作者，也是别的写作者。大家都知道，原古时代没有文字，或者说刚刚出现、正在完善中的文字还不足于表达人的情感和认知，主要是靠口口相传，这口口相传也会缘由不同的境遇和心情而有所侧重，或叫自行筛选，到了文字有着足够表达力的时候，经文字能力——有相当资质（权威）的作者书写（并不是像今天人人都可以执笔为文），“经典化”就产生了。这时的“经典化”有三层含义，一是作者基于他所处的环境，对口口相传的东西耳濡目染，做了忠实记录；二是作者基于自己的情感精神向度，对这种口口相传的东西巧妙地进行了再塑，也可称为作者原创；三是读者（包括后世的读者）都认可它，继续传扬它，以它为源流。
一旦有了文本，便派生出“经典化”的问题。
于是，流传后世的“经典”就含藏两种不同的面貌，一是口口相传东西的忠实记录，是当时生活情境的真实写照，如《诗经》，它表现的是人在生活、爱情、思念、天地感受的朴素情感，即初民之感，并没有漫漶民族和国家一类“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的“汁液”，也没有浸润于这种“汁液”的权势谋略心术的东西；一是经记录者加入主观意识的“再塑”，仍以《诗经》为例，它所体现的“初民之感”，是作者意识到而有意突显的，折射了作者的天地观即世界观，在此天地观下的人世情怀，作者体现了当时社会问天叩地的认知水平。
这就等于说，所谓“经典”，是离不开读者，更离不开作者，作者是“经典”的第一推动力，人类对世界和生活情境的感受和感悟，通过“作者”更强烈更集中地得到概括和传导（文本化《诗经》的作者传导了当时人表现情感的精神样式），作者（作家）其实担负了人性和人类精神的发现与传扬，自然，时代社会和作者自身的缺限也会在作品里反映出来（这就是文学存在、文学前行和文学不绝的基本理由）。
但是，这个“作者”无意或有意诉诸文字形成的文本，也不见得就会在当代和后世流传。由于人为和非人为的原因，遭到埋没和毁弃湮灭的概率非常高，有幸流落下来的，仍有可能不为后来一代几代的读者所关注，而被长时期遮蔽和遗忘，只是到了后世碰上某一时刻某一个人（读者）才重新得到“发现”。比如前几年报道过的，以色列某部“经书”默默地“躺”了数百年又被发现（当然是由具有资质的读者所发现），表明后世读者的心灵跟此“经书”产生深深的共鸣，于是，经数百年闲置，此部“经书”仍成了“经典”。此“经典”具有前瞻性发散性超越性的丰厚内涵则是肯定的。
选取如此罕见的特例正是我切入“经典化”真问题的角度与途径。
三
显然，在作品那里，思想艺术内涵（正是作者赋予此内涵的基质）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流失。除了作品被遗忘或被忽视的原因，后世或异域的读者与文本产生共鸣，说明文本的精神视野和情感得到了旷代的认同，蕴含的思想艺术魅力被激活，文本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具有民族和人类精神的深邃性深刻性的品质，经典化的过程及意义就此呈现。这又说明，某些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逼仄贫瘠，如同古井死水，未能被后世的读者（时代）所激活——也不可能激活，如此作品不具真正的文学价值，“经典化”化不起来。这样的作品充其量仅仅具有文学史“中间物”的价值。不说以往，这样的文学事例在我们的时代实在太多了。
因而，真正的“经典化”是朝着人性深度人类精神人类普世价值这一向度的。
譬如，被称为“文学史上十大被遗忘杰作之一”的俄国作家茨普金的长篇小说《巴登夏日》（南海出版社，2007），它被追认为“经典”的过程也十分有趣。茨普金生前非文坛中人，是一名医生，父母皆医生，但父亲1934年遭到了斯大林清洗入狱，作家两个姐姐就死于那个时期，他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不允许出国。茨普金酷爱文学，极权环境下仍才思泉涌，陀思妥耶夫斯基取代托尔斯泰成了他的偶像，平时他写写诗歌，周末（也是为了调节一下）他去列宁图书馆收集资料（李注：从这点说明苏联并没有毁弃俄罗斯文化传统，文化环境优于向封资修激烈宣战和决裂的中国），准备撰写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1977年到1980年他写完《巴登夏日》。可是，他这样的写作没有发表的希望，他的读者基本上也就是妻子和儿子，还有就是儿子在莫斯科大学的几个同班同学，他在莫斯科文学界没有真正的朋友。（无法做到作者与读者的互补性阅读。）
《巴登夏日》采用双重叙事手法，一种“现在时”（没提具体日期），一种是1867年4月中旬，新婚燕尔的陀氏夫妇离开圣彼得堡，正在赴德累斯顿途中。（我特地又读了《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了解陀氏这段生活。）此书并没有戏说或虚构陀氏历史，几个“真实的”世界在一种幻觉涌动中被描绘、被创造出来，诉诸了作家对陀氏夫妇的精神审判。这是一本关于爱、关于夫妻之爱、也是关于文学之爱的书。此书当然折射了作家基于苏联社会现实所产生的情感（比如旅途中对荒凉孤独情境的叙写），更是对情有独钟的陀氏的精神世界的发掘与诘问：陀氏对人类的苦难极其敏感，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孜孜不倦地鸣不平，但陀氏不为被压迫了几千年的犹太民族说一句公道话（陀氏根本不称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而称他们是一个“部落”）。苏珊·桑塔格说此书“一下子把俄罗斯文学中所有伟大的主题都表现了出来”，而在我看来，不仅于此，乃是作家茨普金表达出于自身惨淡遭遇，曲折地诉诸了作家对苏联现实的人文关怀，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存在之问”：以反抗剥削压迫、解放底层民众为重任的无产阶级革命怎么对弱势的无辜者也大加杀戮和清洗呢？批判陀氏（陀氏质疑革命）的苏维埃政权为什么又重蹈陀氏对弱势族群（以色列）的不公正呢？
《巴登夏日》1981年被送往国外。1982年3月13日，在作家去世前一周，纽约《新报》第一次发表了节选片断。仍然不可能在苏联国内出版（1998年俄罗斯曾有人试图出版，可无果而终），小说的初版（英文版）居然是在一个伦敦街头的小书摊上发现的，作为“经典”，发现者推荐者是桑塔格。苏联文学评论家乌斯季诺夫以此著的思想品质——“概括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即是民族自我意识化身的结论，在作品中广泛地宣传了自我意识的思想”——确立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感叹：《巴登夏日》出现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却没有出现在俄罗斯文学中。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这种出版的滞后的现象屡见不鲜。（互补性阅读缺失是极权国家普遍的文学现象。）
《巴登夏日》作家“在潮流之外”的写作，它的“经典”追认式的确认，对于文学的“经典化”却意味深长，能廓清和深化我们对“经典化” 一般性的认识。所谓“名家发现”、所谓“读者参与和筛选”和所谓“作品与社会互动”—— “经典化”过程，可能是在个别性、单线性层面上进行的，跟吴文所说“追求文学经典的民主化、民主性”扯不上关系。相反，以文革中发行几千万册的某部“大作品”，读者反响强烈，数次按行政领导的意愿修改，可以说是“好评如潮”，这样的“民主化、民主性”能证明它是经典吗？
这样的作品是印证“‘经典化’是一个过程”的生动事例，只不过“过程”并不是指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空，作品与读者互动的行情显现，而是有着“旷代”和“跨国”意这样一个延展过程。联系今天，某部作品引起读者巨大反响，评论权威大加赞许，获了某个“大奖”，它就一定会成“经典”吗？
因而，不管庙堂坊间一时如何推崇某部作品为“经典”，好像时代认定了这部“经典”，但不见得它就坐稳了“经典”位置，当后来的时代文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也就不再是“经典”了，它“经典”的得而复失——被抛弃，表明它的内涵有诸多背离“文学价值”的硬伤，从反向印证了“经典化”“是要进入一个发现文学价值、感受文学价值、呈现文学价值的过程”。这里，“文学价值”是跟普世性人类精神相通，富有永恒的意味。
在文化草创的年代，作者或许没有“经典”意识；社会阅读中，一些读物仍会被丢弃；而有的作品被数代读者梦萦情迁，这就事关其叩击人心的丰厚内涵了，所谓文学“经典”的永恒魅力就此体现。阅读即发现，有多种阅读就有多种发现。它成为经典，当然跟往后时代读者的阅读分不开，作品自身的丰厚内涵可以承受“不同的发现”。像上面说的有的“经典”的始扬终弃，也说明其内涵其实单薄，承受不了后世的“不同的发现”，它们也没有再阅读的价值，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典，是伪“经典”。不要说过去年代，像我辈在这几十年里，热情欢呼和倾慕的一些作品，一度认为它们是“经典”，在融入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背景的今天，很容易发现它不是“经典”。因而，伪“经典”出现并流行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文学和文化现象。
“经典”的内涵（内质）较丰富，而且经受了时间的筛选，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阅读的“总和”认可并强化了某部文本定为“经典”。
关键在于创作主体的精神视野、人格精神和文学素质。这应该是“经典化”的一个真问题。
四
古人对文字是敬畏的，而能掌握文字的人极少，都集中在庙堂，有的士人虽退隐江湖，仍持庙堂情怀。当时的人对“经典”是敬畏的、膜拜的，如帝王对《史记》作者司马迁可施宫刑，却对司马迁的秉志直写持默认态度——从这里也可见当时帝王对“经典”的认识水平。虽然后世权势者会着意挑选和核定经典并定于一尊，但权势者“今日座上宾明天阶下囚”，遭逢冰炭两重天的频率高，这也铺展了“经典”或遭掠夺或遭焚毁湮灭的命运。可以想见，古今中外，有多少“经典”被毁弃湮灭。那些 “经典”（如《诗经》《史记》）得以留存下来，跟包括帝王默许在内的文化环境相关，它广为流布（存放）是个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如上面所述，是它所书写的人和事，它所传导出的人的性格感情，在真实的基础上，富有族群性和人类性而对后来的阅读者具有心灵精神共振的作用，人们乐于接受它，有个潜在的心灵审美或叫“心灵滋补”的作用。换句话说，这样的“经典”有效地参与了民族性格和人类精神的建设，构成了民族（族群）性格精神永恒的现实性。
所谓时间的筛选，是大而化之的说法。一切意识形态的给限，风俗禁忌的给限，有形无形的遮蔽，读者的挑剔和遗忘，都可以“时间的筛选”蔽之。通俗地说，就体现为读者的筛选。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可以说是时间——读者筛选的产物。它们成书于明朝，成了中国文化的经典。相比较《水浒传》和后来（清朝）的《红楼梦》，《三国演义》的版本较少增删（改写），与其说它演绎了“三国时代”的正统观念及权谋计斗，不如说它借三国古人书写了作者罗贯中时代的社会生活、官府及族群性格。比起《诗经》，它更社会化世俗化了，在精神视野上，却更逼仄了。当然，在王朝更替世道兴亡皆在笑谈中的慨叹中，有某种“天问”的形上况味，不过这种“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乃正统王道之天，乃皇家天下之天，格局狭窄多了。
产生《三国演义》的明朝，历经汉朝“独尊儒术”和外族人统治的元朝之后，作者罗贯中体认了当时社会的“复归正统”（以汉朝为正统）的时代情绪和情怀，也体认了当时社会盛行的诡计权斗心术，他恰恰从遥远的“三国”争雄时代的口口相传中找到了艺术的切入口，放笔写来。所谓“三国的权谋纵横术”，其实就是战国思维（战国诸子百家在明朝成了经典）。正是以当时现实的触发，他才能把正与邪、善与恶、忠与奸、权谋化诡谲化生存刻划得如此维妙惟妙惟肖。在《三国演义》的精神视野里，世界不再是圆融的，人的情感不再是相怜相通的，人的性格不再是悲天悯人的，而是扁平的，人与人是分族群正庶尊卑的，心里恨你想推翻你，可表面上又以无限忠忱的行为出现。它不但开启了中国人看待世界人事的思维模式，也让国人文化性格趋于定型。
一代代中国读者喜欢读它，跟书中人物性格鲜明、命运跌宕起伏，可窥视上层帝王权斗倾轧而无常的命运——符合大众口味有关，跟“历史感怀”有关，更多的恐怕是学习其权谋心计以应世或创世（成为权倾一方的枭雄）。当然更与一代代国人沉浸于权谋争斗的文化情境有关（女人和婚姻均成了权谋的工具）。而且后来又遭逢外族坐镇中原的清朝，而定于一尊的清统治者同样喜好和应用这一“经典”——他们被它展示的权谋文化同化了，它正宗“经典”的地位得以巩固和流传。可以说，通过一代代读者的阅读，它积淀成了国人文化性格的基因。国人积重难返的诸如算计、内斗、口是心非、党同伐异、习惯以“阴谋”度人、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一些骨子里反清复明的士人正好在此书中学习权谋）等，此“经典”为其精神源头。
中国进入20世纪则以“革命”（从苏维埃革命引伸而来）为正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写民国演义也好，写革命战争也好，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运动也好，“三个世界”（表面上胸怀全球）的划分也好，闭关锁国（把世界文学视为资本主义文化），这样的思维和思想都浸透了这一经典的汁液。可以说，中国读者选择了这样的“经典”，处世皆以我为正宗正品，以“妖”和“伪”度量别人。
“经典”本身也体现了向未来和向以前的精神向度。像本文开头说的，中国的红色革命本来是具有面向世界的精神向度的，即中国革命是改变中的世界的一部分，可后来却演变成了“中国解放全人类”，以“中国”为基点，讲究权谋——“以夷制夷”的思想根深蒂固。可以看出如此“经典”如何造就了一种自我封闭的心灵样式，固化了一种社会文化环境。
所以，在健康心灵的意义上，时间——读者筛选的经典有可能选择了“毒药”。不是以健康健全的人类价值取向向着未来敞开，而是向着以邻为壑心灵逼仄而不断作茧自缚。这是中国式“经典化”的一种结果。
“经典化”体现为一种“过程”，与其说有一个“我们需要怎样的经典”的真问题，不如说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如何“现代转型”的真问题。因为在一种相沿成习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能选择了不利于我们健全心灵的“经典”。
我们也就无须为某部作品一时成为“经典”激奋或耽忧，关键看其内涵和质地。在世界文学格局成为现实的现当代，在“经典”上人们可以持一种从长计议的情怀。
体现在“经典”第一推动力作者身上，就有个作品“向心灵向未来敞开”的问题，这又等于说，为“未来” 写作可以是“经典”生产的一维。有古今中外诸多“经典”为证，为“未来”的写作需要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需要作家把写作视为一种自律自明的宗教，其实，这种写作行为也是对作家所处环境的一种不满和抗争，更是一种超越。根本上，为“未来”写作仍是基于现实的一种写作，因为写作中作家把现实（在场）体验和思考融入了作品的思想艺术情境中。
同时，推动我们的社会文化与人类精神普世文化的融合，即进行社会文化的再造，产生新的“经典”。事实上，如本文开头举的《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及其文学史价值》，引用侦探小说翻译家周桂笙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1904）的话“至若泰西，最尊重人权，涉讼者得请人为辩护”——从侦探学之中看到了“人权”，表明当时思想界的一种需求——我们的社会文化曾经出现过这种融合的趋势，但历史进程中断了这一趋势。
这里，我借用[美]雅各布斯《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中信出版社，2014）的一段话：“文化会因作战而成形或毁形是众所皆知的道理。经历黑暗时代也一样会在实体上、社会上、心理上受到重大影响和重塑。”当美国舰队“强迫日本开放门户与西方通商之后，日本设法躲过了殖民主义强加的黑暗时代。在那之前，日本是抱持着锁国心态，不与危险的外面世界及其文化破坏接触，以求自保……在整个转型过程中，日本社会都费了极大的心力来珍惜和培育息熟悉的文化特质。它恢复了它的傀儡天皇，颂扬了它的武士精神……还有最重要的是，培育了它的各种艺术及其所蕴涵的高度发展的美学价值。总结来说，日本将西方的做法吸进自己的文化中，而不是一面模仿西方却一面任自己的文化变得不再重要。”就是说，以面向世界开放式的姿态推动社会文化转型，壮大自己的文化；所谓各种艺术及其所蕴涵的高度发展的美学价值，就是与世界人类心灵和普世精神，这些应该是我们新“经典”产生的必由之路。
这就是我所认可的“经典化”真命题中的真问题。
2014年3月7日
[出处：（台湾）《新地》文学季刊第28期2014/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