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80多年的传播历程中，鲁迅在德语世界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译介和较为深入的阐释，受到越来越多德语读者和汉学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逐渐成为他者视野里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个典范。鲁迅在德语世界的经典化，与他在汉语世界的声誉密切相关，同时又涉及更多的跨文化因素。本文通过考察鲁迅在德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政治影响、依托的文化载体、经由的汉学途径，试图分析这些因素在译介的潮流、资源、方法尤其是书目选择、文本解读和形象塑造等方面的相关呈现，并由此思考和探讨鲁迅在德语世界的经典化历程。
关 键 词：鲁迅 德语世界 译介 阐释 经典化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鲁迅作品的英、法、俄诸种译本便开始在德语地区流传，1935年《孔乙己》德译本的发表①，标志着鲁迅在德传播接受史的正式开端。历经80多年的译介与阐释，鲁迅越来越受到德语读者和汉学学者的关注与重视，从中国文学域外传播与影响的角度而言，他已成为了他者视野里中国作家的一个典范。鲁迅在德语世界的经典化进程，显然与他在汉语世界的声誉密切相关。实际上，集“中国白话文学的开路先锋”“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等头衔于一身的鲁迅，在中国国内的典范意义在其生前就已突显，更不用说在经历了推上“圣人”神坛的崇拜和“回归鲁迅”的真切观照之后，其经典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和公认。
然而，相比于在中国的经典形象的建构与深入，鲁迅在德语地区的传播和经典化，还涉及更多的跨文化因素。国际政治格局和中德外交关系是如何影响鲁迅的翻译和研究的?他在德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主要依托哪些载体实现?又是通过哪些具体途径进入到西方的研究系统与读者视野，并且在德语知识界成长为一个审美和认知的代表人物的?本文通过考察鲁迅在德经典化进程中所受到的政治影响、依托的文化载体、经由的汉学途径，试图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材料和思考，也希望通过德语世界的这一个案，为鲁迅在整个世界文学版图中的经典化问题提供一些理路和参照。
我们常常把鲁迅作品德译本的正式出版看作是他进入德语世界的开端，这个时间节点如上文所述落在了1935年，这一年汉学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翻译的《孔乙己》在《东亚评论》上发表。但事实上，鲁迅作品最早的德文翻译，可以追溯至1928年中国人廖馥君和德国人汉斯·玛尔瑞·卢克斯(Hanns Maria Lux)共同完成的《阿Q正传》，遗憾的是该作未能发表。当然或许可能在更早的时候，鲁迅就已进入德语世界，因为从20年代中期开始，其作品的其他语种译本就已经在德语地区流传，这些译本为德语读者接触鲁迅提供了最初的可能。
那么是否由此可见，鲁迅及其作品进入德语世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它取决于某一个汉学家、翻译者的见识和抉择，取决于某一次公开发表的出版机缘，甚至取决于某一个其他语种鲁迅译本的传播。而实际上，种种偶然之中又包含着些许定数，鲁迅此时在德语地区的流传，已然具备了中国故事域外传播的诸多要件。要件之一当然是鲁迅作品自身的精神穿透力与文学感染力，这是海外对他的作品频繁译介的根本原因，也是对他本人不断解读的持久源泉。要件之二是德国汉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兴起与发展，这为鲁迅德译提供了汉学学科背景和汉语语言支持，从长远来看，更为鲁迅在德语世界的进一步阐释和推广提供了翻译人才和潜在读者。要件之三是这一时期鲁迅及其作品《阿Q正传》的译介热潮与世界影响：1926年梁社乾翻译的英文版《阿Q正传》出版；同年，敬隐渔翻译的法文版，经由罗曼·罗兰审阅推荐至《欧罗巴杂志》发表，该译文1929年收入《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在巴黎出版，该书又被转译成英文分别在英国(1930年)和美国(1931年)出版；1929年，瓦西耶夫(中文名王希礼)翻译的俄文版出版并由鲁迅作序……由《阿Q正传》掀起的这股“鲁迅热”为其进入德语区、甚至整个欧洲，打开了一扇窗户，提供了一个契机。
廖、卢二人合译《阿Q正传》的年份与这股热潮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有更多动因上的关联。这股热潮所呈现的，正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鲁迅与国际左翼阵营在创作姿态和审美取向上的高度契合。例如30年代中期，彼此并不相识的鲁迅与德国普罗作家约翰内斯·贝歇尔(J.R.Becher)之间惺惺相惜、遥相感应，相互把对方引介到自己的国家②，这种精神上的互通和政治上的同道，大约是促成当时的欧美文学界译介和研究鲁迅的最大动机。这也就是说，鲁迅最初进入欧洲读者的视野，便与其时的政治风潮密切相关。而上述三个要件中的另外两个——鲁迅文本和德国汉学，同样都具备强烈的政治色彩：对于欧洲读者而言，鲁迅文本自身特质中原本就包含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倒不一定是拥护某个正确的党派，而是他作为革命者为他的受欺凌的、沉默的同胞代言这种姿态本身”③；而德国专业汉学从其建立之初便与德国的殖民政策关系密切，之后的兴衰荣辱更与政治格局、外交风云休戚相关，汉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当我们回顾20世纪鲁迅在德语世界的传播经历时，更能清楚地感知到政治在其经典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德语地区便流传着上文所提到的《阿Q正传》诸种译本和鲁迅其他作品选集的德译本④，以及普实克等学者对于鲁迅的大力推介和细致解读。可惜的是，这种传播的良好势头，却在政治浩劫中戛然而止，纳粹上台后的极权统治和接踵而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德语汉学界译介鲁迅的中坚力量或去世、或被流放，即使留居故土的，也被迫中断了相关工作。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几年，译介鲁迅的工作才又重新开始，《风波》《祝福》和《故乡》等作品德译本相继出版⑤。然而，战争之后的民族分裂，又让鲁迅在归属不同政治阵营的两德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在50年代东德与中国的外交亲密期，鲁迅是最为政治正确的中国作家，在汉学界和知识界都颇受瞩目和青睐，《阿Q正传》《故事新编》《朝花夕拾》的部分篇章以及一些杂文都被译成了德文⑥，以单行本或选集的形式在东德地区流传，介绍和研究鲁迅的报刊文章和学术论文也层出不穷。而同一时期，在反共思潮笼罩之下的西德，鲁迅的待遇却大相径庭，这一时期所出版的鲁迅作品集⑦，尽管装帧考究但却销路不畅，西德读者的冷淡态度与东德文坛的热烈反响形成巨大反差。进入60年代之后，鲁迅在两德的接受发生了倒置。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紧随苏联的东德也对中国、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实行冰冻，相关译著和论文都难以公开发表，鲁迅在东德的传播从此进入漫长的休眠期。而在西德，1968年席卷西方的学生运动使得西德读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关注鲁迅，伴随着对于理想化中国的想象和对中国政治兴趣的增长，鲁迅一跃成为这一时期青年学生的精神领袖，其反思意识和独立精神受到了关注和推崇。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的鲁迅传播与接受，是这般戏剧性地摆荡在高潮与低谷之间，然而，迥然相异的氛围之下却有着殊途同归的本质，无论在东德还是西德，无论是褒扬还是贬抑，鲁迅及其作品总是被人们政治化解读。鲁迅明明更多地是一个文人、作家、思想家，却常常以“革命”“左翼”“激进”的形象呈现在德语读者面前，尤其在“冷战”的意识形态框架内，他更像某种政治象征，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一个个政治漩涡，他的其他方面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德语世界对于鲁迅政治性的这种偏执，按照葛林(Tilemann Grimm)的观点——此观点大约也代表了“冷战”时期西方知识界的一般看法，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极权国家”，文学是一种“隐蔽的政治”“权力的镜子”，所以“了解他(鲁迅)作为文人是怎样和政治纠缠，政治又是如何对待作为文人的他”⑧，必然成为西方人关注的焦点。这种倾向直到80年代以后才有所减弱，随着中德邦交正常化，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封闭良久的古老中国从此被打开缝隙，特殊的历史语境造就了中国文学在德语地区被译介得最为频繁、研究得最为深入的一段时光。德语地区的鲁迅研究也开始回归文艺审美，回归作品本身，转向对于鲁迅创作与欧洲文学的关系、作品中的抒情因素与美学结构、以及反讽和象征等手法技巧的解读，鲁迅也更多地被看作文学家和艺术家加以探讨。
政治施加于鲁迅经典化进程的影响，除了体现为传播历程与时代潮流显而易见的对应关系之外，更体现在译文篇目选择、文本解读标准、鲁迅形象建构等方面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接受的高潮期，政治风向对鲁迅译介影响最明显的体现，一是“冷战”期间“神圣化鲁迅”策略，二是“冷战”之后的“回归鲁迅”倾向。50年代东德建国之初对于鲁迅的翻译多以小说、尤其是反映中国人生存境况的小说为主，研究者的阐释则强调突出鲁迅创作的时代背景和斗争精神，鲁迅作为革命的“民主战士”“政治作家”形象逐渐得以确立⑨。1968年大学生抗议运动爆发后的西德则以翻译鲁迅杂文为主，评论者侧重展示其不蒙蔽于表象的反思意识和不屈服于权力的独立精神，鲁迅也以激进的、先锋的“精神领袖”“青年导师”形象获得读者追崇⑩。到了80年代开放解禁之后，鲁迅作品被大量重译、重版，他的诗歌、散文、书信等先前不被译者重视的文字都逐渐得到翻译，学者们的研究从原本单一的“革命视角”转向其他视角，知识界也逐渐展开对鲁迅的全面解读，并试图向读者展示一个更完整、更生动的中国现代文学典范的形象(11)。
在接受的低谷期，政治对鲁迅传播的影响则常常直接体现为敌视或禁毁。这种影响有时是整体的，如鲁迅作品集《漫长的旅途》在西德遭受冷遇是50年代资本主义反共思潮的一种反映，而东德鲁迅研究专家葛柳南(Fritz Grunner)和伊玛·彼特斯(Irma Peters)撰写于50年代的博士论文，后来却因为东德与中国的外交决裂而未能公开发表，则是60年代中苏反目、波及东德的一种政治牺牲。政治影响有时又是局部的，在鲁迅研究的不同时段、不同区位、不同侧面有着不同的影响力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方面，鲁迅生平的每个阶段都被研究得非常透彻，另一方面，他的传记里却还总是有一些禁区……有的有明显倾向性的作品集非常畅销，有的‘内部资料’却只有少数人看到”(12)，这或许也是鲁迅这样一个具有鲜明政治性的作家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必然经历。
鲁迅在德语世界的经典化进程中，遭遇了纳粹统治、战争侵袭、两德分裂与民族统一等种种政治事件，不同时期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德外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播的跌宕起伏。在这些复杂的历史语境中，鲁迅及其作品主要是通过哪些文化载体进入到西方的研究系统与读者视野的?不同的文化载体之间是何种关系、又分别对鲁迅的经典化进程产生了哪些不同的作用?
推动鲁迅在德传播的文化载体首推大学，尤其是大学的汉学学科，这一由教师(常常也是学者或译者)、学生、图书馆、汉学期刊等构成的专业读者体系。他们主要通过学术研究和课程传授来实践对鲁迅的传播与接受。经由前者，前沿的资料得以收集和整理，创新的观点得以研讨和呈现，而经由后者，原本很少受到关注的鲁迅作品，藉由教材和课堂构成了一种固定的学科知识与传承模式，对后辈读者的引导与训练也因此得以展开。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学术研究作为一项更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在很多情况下成为课程设置和教材编撰的探索先锋，课堂传授反过来也会影响下一个阶段的鲁迅研究，甚至很多学术成果本身也可以看作是课程教学长年耕耘的厚积薄发。
以德语世界里两篇早期的鲁迅博士论文为例，一篇是1939年王澄如在波恩大学完成的《鲁迅的生平和作品：一篇探讨中国革命的论文》(1940年出版)(13)，一篇是荷兰人拉斯特撰写的《鲁迅——诗人与偶像：一篇探讨新中国思想史的论文》(1959年出版)(14)，都集中体现了大学在鲁迅经典化历程中的文化载体功能。王澄如的论文作为世界上第一部专论鲁迅的博士论文，尽管当时反响平平，但文中对于鲁迅的人格解读、个性评判和形象塑造，给予了德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方的鲁迅研究以广泛的滋养。而拉斯特的论文作为战后德国第一本鲁迅研究专著，主要探讨了中国对鲁迅评价的转变及其原因，此文一方面接续了德语地区王澄如之后中断了近20年的鲁迅研究，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一条力图区别于以往批评家的“去共产主义化”的研究路径。值得关注的是这两部论文完成的时间：王澄如文的发表与“二战”的发动恰是同年，亦即纳粹独裁统治极为猖狂、鲁迅在德传播陷入低潮的时期，而拉斯特文撰稿的1955年到1957年，也正值冷战氛围最为浓重、鲁迅作为共产中国的文化偶像在西德最受冷落的阶段。可见，这两部论文不仅不是与时俱进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逆运而生的作品，它们的发表，似与前文对于传播中政治影响和权力干预的强调构成了悖论。那么，它们的诞生有什么别的条件支撑呢?
当我们回溯汉学学科在德国的诞生发展、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在大学汉学系里的讲授情况时，便可知道这两部论文的出现并非意外。从1909年汉学在德国兴起，到二三十年代又有五所大学相继开办汉学系，汉学学科逐渐在德国大学建制内扎根(15)。这一时期波恩大学汉学系主要开设以汉语和中国文化史为重点的研究课程，负责人石密德教授(Erich Schmitt)正是王澄如的导师，此时他的学术兴趣从中国思想、民俗逐渐转向了语言学和中国短篇小说翻译。现代作家研究原本并不属于汉学的传统范畴，或许正是石密德的翻译经历，以及鲁迅在中西文坛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使得王澄如的选题获得了导师的认可与支持。因此，王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到30年代这一时期德国汉学学科建设与汉语教学研究的一个个案呈现。拉斯特的论文成文于50年代，而在此之前，也就是“二战”结束之后的四五十年代，西德多所大学先后恢复了汉学系。拉斯特的论文指导老师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是德国汉学元老福兰阁之子，而他所领导的汉堡大学汉学系在当时西德的汉学研究机构中是最为关注中国当代的，这一学术传统甚至延续至今。因此，拉斯特的鲁迅研究论文，从其教育背景和师承渊源而言，恰恰是德国汉学发展、战后学科恢复、机构学术偏好等多方因素合力下的一种综合展现。
由此可见，尽管汉学与政治有着天然的密切关联，但在传播实践中又常常会显示出某种学科发展的独立性。中文的语言屏障和中国的陌生形象，使得鲁迅在德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大学体系的翻译与研究，汉学学科的兴衰沉浮也极大地影响了鲁迅的经典化进程。
经典的建构，除了依托学术精英的探索和教育机构的承续之外，也离不开普通读者的接受与反响，后者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标志着鲁迅在德语区的影响程度。传媒体系因其对于普通读者阅读选择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成为鲁迅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传媒机构借助媒体工具的自身优势，如报刊文字的通俗性、广播节目的互动性、剧场表演的现场性、图像展览的丰富性等等，对鲁迅做出深入人心的介绍和解读，将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从精深晦涩的学院论文推向了鲜活生动的民众日常。
传媒对于鲁迅的引介推广，不可避免地深受政治局势和意识形态的制约，显示出与时代潮流的一致与同流——这一趋势更多地体现在传播的兴盛时期。比如30年代初，追随着欧洲译介鲁迅的小热潮，《东亚评论》等杂志便陆续刊载了《孔乙己》《伤逝》《示众》等作品的德译文。50年代，鲁迅成为东德最炙手可热的中国作家时，相关的译作和研究文章常常见诸报端，座谈、演讲和纪念活动等也频繁举行。60年代末，在大学生抗议运动对共产中国满怀幻想与憧憬的思潮影响下，西德颇受年轻读者欢迎的刊物《时刻表》(Kursbuch)即刊登了鲁迅慷慨激进的多篇杂文，鲁迅也因此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热情追捧。1973年鲁迅杂文集德译本《论雷峰塔的倒掉》的后记，成为一段时间西德广播电台节目的蓝本，译者布赫在后记中对于鲁迅的解读，也通过广播，对于读者和听众接触鲁迅与入门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很大影响。而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翻译热中，鲁迅再次得到重视，那些不懂汉语、却深具社会影响力的德语知识分子所发表的报刊文章，如著名女作家卡雷娜·尼霍夫(Karena Niehoff)论述鲁迅与德语文学渊源关系的长文，《时代报》编辑卡尔·海因茨·杨森(Karl-Heinz Jansen)关于鲁迅对木刻艺术的热爱与推崇的介绍，先后在全德各大城市举行的鲁迅展览会、以及展览集册《鲁迅同代人》所塑造的更为全面的鲁迅形象……对于普通读者认识和理解鲁迅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传媒对于鲁迅的引介推广，也因媒体表达的相对自由，有可能对国家意志实现一定程度的超逸，表现出对于时代潮流的逆反与互补——这种倾向常常发生在传播的低谷时期。例如在西德与中国外交隔绝冰冻的四五十年代，在中国文学尤其是左翼作家遭受冷遇的大环境下，维也纳著名作家、记者兼出版商约瑟夫·卡尔姆(Joseph Kalmer)，竟有勇气编译出版《祝福》(1948)、《漫长的旅途》(1955)等鲁迅小说集。这些译本在冷战局势下，注定难逃“无人问津”的命运，但它们的出现恰恰表明，即使在鲁迅传播的低潮期，传媒体系仍然在努力从政治高压的缝隙中捕捉契机，与时代潮流构成某种互补。另一个典型的事例发生在东德与中国尚未恢复外交关系、意识形态管束仍然严格的80年代初，东德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oph Hein)根据鲁迅小说改编创作的剧本《阿Q正传》(16)，在东柏林德意志剧院连演数场，反响热烈。这个充满讽刺和隐喻的阿Q故事不仅在当时的东德文化界风靡一时，其影响还延及西德和西欧其他国家，该剧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巴黎、苏黎世、杜塞尔多夫、纽伦堡等地上演。《阿Q正传》走进剧场，不仅成为助力鲁迅在德影响从书本走向大众、从学院走向民间的重要事件，也可以看作是对接踵而来的80年代鲁迅传播高潮的某种酝酿与预演。
大学和传媒这两个体系既独立运行，又彼此关联。经由这两大文化载体的接受和传播，一方面构建了一个以学院精英为主的专业读者圈，一方面又将原本局限于狭隘群体的鲁迅作品和鲁迅资料，以及那些很有可能流逝在时间长河中的鲁迅研究和鲁迅影响，扩散和延续至更为广泛的普通读者圈之中，促进了鲁迅在德语世界的经典化历程。
作为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中心之一，德国向来以其精神传统自傲，在面对中国文学对象时往往难免西方中心主义的成见。那么，鲁迅究竟是通过哪些方式进入到德语读者的阅读视野的?又如何在德语世界里成长为一个审美和认知的代表人物?这个问题不仅涉及鲁迅在德所产生的影响、所激发的互动，还涉及一系列前后相继、逐渐深化、又纵横交错、互为影响的汉学途径。
翻译是最基础的汉学途径。鲁迅的主要创作，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杂文、书信等，大多数都已经以单行本或选译集的形式被译成德文并出版。由顾彬(Wolfgang Kubin)组织翻译的《鲁迅全集》(1994年瑞士出版)，更是迄今为止德语地区最全面、最完整的鲁迅选集。在这众多或系统、或零散、或官方、或民间的德译活动里，有几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一是译者身份。早期的鲁迅作品德译大多由德国人独立完成，与其英法译本常常有中国人参与翻译的情况很不一样。在这些德译者里，既有精通中文的汉学学者，也有完全不懂汉语的作家、记者和出版商，他们主要将鲁迅作品的英法译文转译成德文。译者身份的多样化，既是德语地区汉语人才稀缺的一个缩影，也是德国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轻蔑姿态下的一种折衷，因为在以古典研究为正宗的汉学界，当时普遍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还停留在对西方的摹仿阶段，不值一提。从《阿Q正传》译者之一的乌利希·乌格尔(UlrichUnger)，在翻译该文时不愿署上自己的真名，只肯以笔名理查德·荣格(Richard Jung)示人，也可见一斑。译者身份的多样化也使得鲁迅的早期德译对于汉学学科的依赖不是那么强烈，非汉学译者在翻译的文本选择上更看重市场因素而非政治因素，更讲究文学性而非学术性，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语种翻译情况的影响。到了七八十年代，中国译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鲁迅德译历程中，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几部鲁迅小说译作以及图文并茂的鲁迅介绍，为德语世界的鲁迅传播提供了资料的便利和观点的参照(17)。在西德影响甚广的鲁迅杂文集《论雷峰塔的倒掉》(1973)，更是其译者布赫(H·C·Buchs)和王迈(Mong May)根据戴乃迭和杨宪益的英文版本转译成德文的。
二是漏译误译。译者身份的多样化也导致其翻译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参差不齐，频繁出现在译本中的漏译误译就是后果之一。尽管关于文学作品“正确而完美”的翻译或许本身就不存在，但是明显的漏译误译显然会损害读者对于鲁迅创作的准确把握。当然，一些翻译失误的出现，不仅与译者素质有关，也与鲁迅作品因其内涵的丰富和语言的多义所造成的翻译难度有关，所以即使专业汉学学者的翻译，也难免常有瑕疵。仅以《呐喊〈自序〉》前两句的德文翻译为例，鲁迅的中文原文如下：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18)
约瑟夫·卡尔姆和约翰娜·赫兹费尔特(Johanna Herzfeld)对这两句话的翻译都存在纰漏，这一点顾彬在《鲁迅全集》后记中曾经论及(19)。两个德文版本的翻译失误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于对词汇理解的错误，例如赫兹菲尔特把文中的“曾经”翻译成“已经”(schon)，把“时光”翻译成“依稀的光亮”(lichte Helle)，卡尔姆则把“偏”译成了“遗憾”(leid)；二是由于对上下文理解的错误，例如卡尔姆把“后来”翻译成了“现在”(nun)，而鲁迅这个“后来”的本意并非当下，而是指从日本回国之后那段“不免使人寂寞”的时光；三是由于对原文内涵理解的缺失，两个版本的译文都没有体现第一句当中的“也”字，译者大概并没能领悟到鲁迅在使用“也”字时那种对于过去与现在、热情与失望的强烈情感，因此翻译时也就轻易地忽略了这一重要副词(20)。
误译漏译过多也是鲁迅作品被不断重译的原因之一，时间相对靠后的翻译版本总是试图避免之前版本的错漏，当然也常常被之后的版本纠正和超越。即使水准较高的译文，同样存在着诸多争议和遗憾。重译还有很大一部分源自“冷战”期间东西两德的冷冻隔绝，于是同一时期同一部鲁迅作品便常常在两德各有一个版本。这是特殊历史时期两德互不通信、各自发展导致资源封闭和重复建设的一个明证，当然，对于两个版本译文的翻译方式、细节取舍、价值倾向的比较，也为我们了解两德迥然相异的政治立场和翻译路数提供了一个蓝本。
鲁迅传播与经典化的另一个汉学途径是引介。引介常常是翻译的延伸与补充。例如附在译本前后的《序言》和《后记》，通过介绍作家的生命历程、创作背景和文本内涵，为读者提供一个进入鲁迅精神世界的路径。以顾彬早年的阅读体验而言(21)，甚至可以说，只有通过这些延伸表述和补充阅读，德语读者才得以走进那原本就有些曲折难懂、译成德文后更显诘屈聱牙的鲁迅作品。这些《序言》和《后记》同时也成为某种时代见证。例如50年代初的鲁迅选集《来自中国的小说》所附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撰写的《论鲁迅》，1954年东德出版的《阿Q正传》所附中国作家冯雪峰的《论〈阿Q正传〉》，均呈现了五六十年代德国视野所侧重的鲁迅与革命的亲密关系。而到了1973年出版的鲁迅杂文集，其《后记》则直接质疑了之前流行甚广的“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的说法，提出鲁迅与莱辛、布莱希特等人有更多共通处；1982年西德出版的《阿Q正传》译者马汉茂(Helmut Martin)则在后记中提出阿Q不仅象征着一个阶级，更是一种普遍性格，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顾彬则认为“其他文化里的许多同时代人也具有他(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此意义上阿Q也就是每一个人，鲁迅给所有的非中国人也都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见证”(22)。——这些观点均展示了七八十年代以后西德学者鲁迅研究的价值转向。
引介也常常成为传播新风向的前奏或标志。例如1935年约翰内斯·贝歇尔发表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的德译文，将鲁迅引入了德语读书界。贝克尔(Becker)在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上《关于中国的新文学》的讲演，着重分析鲁迅与时代的密切关系，则标志着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经典作家形象在东德的确立。而1968年学生运动中《时刻表》杂志上刊载的引介鲁迅的文章，成为此后西德发现鲁迅、推崇鲁迅狂潮的前奏。1981年洪堡大学亚洲学院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中国人潘兆明所宣读的论文《鲁迅杂文的比喻特色》，则预示了历经冷漠与狂热之后的西德鲁迅研究在80年代之后逐渐走上理性道路的接受轨迹。引介文章或演讲稿因为篇幅不长，用语相对通俗，因此具有传播的广泛性，特别是对于那些并不熟悉中文却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传播者、以及第一次接触中国和鲁迅的接受者们而言，尤其如此。
鲁迅传播与经典化最重要的途径则是研究。相比作品翻译和引介文章，汉学学者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在成为鲁迅传播影响与形象塑造的核心资源的同时，也呈现出某一时期德语读者对于鲁迅的接受广度与理解深度。比如王澄如的论文，作为以西文发表的最早的关于鲁迅的博士论文，其鲁迅研究的模式和观念也多次被人沿用。而普实克在40年代初用德文发表的《中国新文学》一文，以大量篇章深入分析鲁迅，对后来德语世界甚至整个西方的鲁迅评价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伊玛·彼特斯发表于1960年的《1927-1930鲁迅对文学与革命之关系的看法》，探讨了鲁迅对于文学功能认识的转变，显示出这一时期东德鲁迅研究的深入和进展。魏格林－斯威德兹克·苏珊娜(Weigelin-Schwiedrizik Susanne)发表于1980年的《鲁迅与“希望原则”》，则通过分析鲁迅对于赫胥黎与尼采的接受，呈现出此阶段的鲁迅研究从政治解读到文化解读的转向。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鲁迅：文本、编年、图片和文献》，提供了鲁迅研究的大量图片和文字，对德语世界的鲁迅研究影响深远。
当然，在德语世界鲁迅研究的众多研究成果中，资料讹误和观点偏颇的现象并不少见。以王澄如论文为例，因为论文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茅盾、钱杏邨、林语堂等中国评论家文章的照搬和转译，常有张冠李戴或者断章取义之处，所以文中多次出现历史背景或作品细节的错讹与硬伤。如鲁迅成了《新青年》的创办者，周树人的字成了“像材”，周作人成了兄长，许广平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更把《狂人日记》当成鲁迅自己的日记，把《野草》与《朝花夕拾》混淆(23)……而这些错误又在后来研究者的论著中再次出现，如捷克汉学家克蕾卜索娃(Berta Krebsová)的专著《鲁迅：生平及著作》(布拉格，1953)因直接引用王文而以讹传讹，错漏频出。观点偏颇的现象在“冷战”时期的鲁迅研究中更为频繁，无论是东德汉学学者对鲁迅革命性的过度强调，还是西德青年学生对鲁迅激进性的夸张想象，都无法描述真实的鲁迅。如汉学家伊玛·彼特斯的《鲁迅——中国的高尔基》，便运用大量政治辞令论述鲁迅与革命斗争的密切关系，当然，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些熟悉的政治用语对于鲁迅在普通大众视野中的普及宣传也有功劳。
如上所述，通过翻译、引介和研究等汉学途径，鲁迅逐渐进入了德语世界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领域，成为西方视野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的一个代表。这些汉学方法在很多时候实践得并不完美，甚至因为匆忙仓促而显得简单粗糙，比如鲁迅作品翻译中的漏译、误译，鲁迅研究中频频出现的资料讹误和观点偏颇等。但不得不说，恰恰正是这些或对或错的译介、或扬或抑的评价，以及在正误辩驳、扬抑交锋中的反思与修改，成为了彼时德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普遍风气的一个时代见证，并通过德语接受主体与中国对象之间的不断深入与修正，最终促进了德语地区读者对于鲁迅的接受以及鲁迅的经典化进程。
注释：
①Lu Hsün,“Kung I-gi”,Alfred Hoffmann (übers.),Ostasiatische Rundschau(16)1935,S.324-326.
②1935年流亡到莫斯科的约翰内斯·贝歇尔在其主编的杂志《国际文学——德国之页》上编发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的德译文，介绍鲁迅，几乎同时，鲁迅也在《译文》杂志第1卷第3期上刊发了贝歇尔的诗歌和画像，介绍贝歇尔。
③Lutz Bieg,“Lu Xun im deutschen Sprachraum”,Wolfgang Kubin (Hrsg.),Aus dem Garten der Wildnis,Bonn:Bouvier,1989,S.177.
④例如海因里希·艾格特(Heinrich Eggert)翻译的《伤逝》、《示众》，分别发表于1936年、1937年。
⑤《风波》由汉斯·莱斯格(Hans Reisiger)翻译(1947)，《祝福》由约瑟夫·卡尔姆(Joseph Kalmer)翻译(1947)、《故乡》由奥斯卡·本尔(Oskar Benl)翻译(1948)。
⑥《阿Q正传》由赫尔塔·南(Herta Nan)和理查德·荣格(Richard Jung)翻译(1954)。《奔月》是《故事新编》的全译本，由约翰娜·赫兹费尔特(Johanna Herzfeld)翻译(1960)。《朝花夕拾》也由赫兹费尔特翻译(1958)，此书并非《朝花夕拾》的全译本，而是选译了《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的部分篇章和鲁迅杂文19篇。
⑦《漫长的旅途》由约瑟夫·卡尔姆译翻译(1955)。
⑧这一观点引自葛林为杰夫·拉斯特(Jef Last)所著博士论文所写的序言。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Ein Beitrag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neuen China,Frankfurt a.M.:Metzner,1959,S.1,4.
⑨这一时期的小说译本有《阿Q正传》(1954)、《祝福》(1959)、《故乡》(1959)等。评论文章例如约翰娜·赫兹费尔特的《五四运动与鲁迅》一文，特别强调鲁迅的革命作用。
⑩这一时期杂文译本有布赫(H·C·Buchs)编译的《论雷峰塔的倒掉》、顾彬(Wolfgang Kubin)编译的《野兽训练法》(收入鲁迅杂文5篇)等，相关评论见布赫附于上述文集的后记和顾彬对其译文的详细注解。
(11)突出的成果如顾彬组织翻译的六卷本《鲁迅文集》，于1994年在瑞士出版。1986年波恩大学举行的鲁迅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百草园》(1989年出版)，集中体现了研究者在研究方向上的转向。
(12)[瑞士]冯铁：《作为世界文学的诞生历程：鲁迅传记散论》，《在拿波里的胡同里：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4、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3)Wang Chêng-ju,Lu Hsün,sein Leber und Werk: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Berlin:Reichsdruckerei,1940.
(14)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Ein Beitrag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neuen China,Frankfurt a.M.:Metzner,1959.
(15)通常把1909年汉堡殖民研究所(汉堡大学前身)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看作是德国汉学的开端。二三十年代成立汉学系的大学有柏林大学(1912)、莱比锡大学(1922)、法兰克福大学(1925)、波恩大学(1927)、哥廷根大学(1930)等。
(16)Christoph Hein,Die wahre Geschichte des Ah Q (Zwischen Hund und Wolf),Stücke und Essays,Darmstadt und Neuwied: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GmbH & Co KG,1984.
(17)外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了德文版《鲁迅小说选》，1975年出版了德文版《鲁迅——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1978年出版了《野草》《朝花夕拾》德文全译本，1983年出版了《呐喊》《彷徨》德文全译本。
(18)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顾彬：《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文集〉后记》，梁展译，《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5期。
(20)参见约翰娜·赫兹费尔特译《朝花夕拾》(1960年)，约瑟夫·卡尔姆译《漫长的旅途》(1955年)。
(21)顾彬在其为《鲁迅文集》所作后记中提到，1968年在明斯特大学东亚系的课程中读到《一个凡人的真实故事》(《阿Q正传》)感到平淡与不解，但几年后通过阅读德国作家布赫为鲁迅杂文集所撰写的后记，对鲁迅有了更多领会，甚至成为他走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门径。
(22)参见李雪涛：《“中国的声音”——顾彬对鲁迅的认识》，《中华读书报》2017年6月21日。
(23)参见范劲：《鲁迅形象在德国的最初建构——以两部早期的鲁迅博士论文为例》，《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