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第1集于1979年12月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结集出版，在海外产生热烈反响，伴随内地报刊的不断转载和单行本的刊行，巴金随想在内地的影响也逐渐辐射开来。1986年8月，《随想录》五卷终稿，各种版本的《随想录》大量发行，其影响范围更趋扩大，受到读书界普遍关注。自此，《随想录》走上了一个文学文本的经典化之路。

《随想录》的经典化叙述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巴金的自我叙述；二是公众的期待性叙述；三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叙述。所谓自我叙述既存在于《随想录》文本之中也见于后来作者的追忆文字，并非指巴金要把《随想录》自我经典化，而是指他为后来的经典化提供了一个作者视角一个其他叙述的基础。公众的期待性叙述属于通俗话语层面，这一层面以公众话题的形式出现，表现出一般读者希望由《随想录》代言心声的心理期待。第三层次则属于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在评论和文学史著述中对文本做学理提升，其关注点在文本所展示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及其意义和文本的审美特征，该层次叙述由于时潮所关现出日益细密的迹象。

1986年12月，巴金在致潘季坰信中说：“《随想录》突然受人注意，这倒出乎我的意外。本来我估计，过五六年它才有可能走运，没有料到这样快就开始发生作用。”《随想录》并非如作者所言是“突然受人注意”，其实，早在《随想录》第1集出版不久，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拜访巴金时说：“您的《随想录》在香港出版以后，海外读者反响热烈极了。”聂华苓此言或许有礼貌的成分，但不可能是无根之谈。1980年初开始，《开卷》《八方文艺丛刊》《明报》《三联通讯》《百姓》《广角镜》等香港报刊对《随想录》第1集的出版给予了热情关注，组织“专号”、访谈，并展开了对巴金随想的讨论。

《随想录》在内地真正进入普通读者层是在五卷完成之后，单行本、合订本及选本的大量刊行使之广为人知，而单篇作品进入各种散文选本也在扩大其影响。2006年12月9日在杭州召开“巴金先生精神遗产探讨暨《随想录》出版二十周年座谈会”，李存光说：“《随想录》版本之多，印数之大，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绝无仅有。”“它创造了当代文学出版史上的奇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潘凯雄介绍，该社出版的《随想录》单行本最初十年间(1986－1996)平均印数超过13万册，最高的《真话集》累计印数达到15.3万册；其后出版的各种合订本共发行2.3万册；2006年5月推出的配图版单行本仅半年就发行了1.5万册。据作家出版社编辑应红介绍，该社2005年10月出版的《随想录》(五卷合订)在两个月内销售10万册，目前已达13万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尚不包括三联书店在香港和内地印行的单行本、合订本和《讲真话的书》几次增补再版的印数。因此，要想准确统计《随想录》的印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于单行本、合订本的情况，我们或许可以有一个粗略的估计，但是，对于《随想录》中的篇章借各种选本流传的情况，也就是到底有哪些随想被收入哪些选本的情况，却连一个粗略的估计也难获得。确实，《随想录》“创造了当代文学出版史上的奇迹”，其文本凭借不可确数的出版物得以流传，其思想通过阅读得以广播于无数读者中间，影响之广、之大同样至于难以估量的程度，为其他文本所难以企及。

对《随想录》的评介、研究始于第1集问世的1980年。1986年，《随想录》最终按作者计划完稿，《文艺报》《文学报》《文汇报》等媒体都给予了报道，甚至《人民日报》也摘要刊载了《文艺报》《巴金〈随想录〉五卷全部完稿》的消息，各类报刊发表大量评介、随感类文章。此外，《文艺报》《文汇报》《文汇月刊》还专门组织作家、学者座谈或笔谈《随想录》。李存光总结这一阶段研究时说：“这期间发表的各类介绍和评述文章，虽鲜有深入的研究，但……亦提出了不少深刻而有胆识的见解。”此后，“对《随想录》的评论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陆续出现了一些颇具深度的论文。”如果把1986年作为深入研究《随想录》的起点，那么，到现在已整整25年了。此外，《随想录》和其中的部分文本进入文学史论述，并由此走向文学课堂，有时又被作为学校、社会等各种考试的命题内容，这些都使《随想录》的影响向纵深扩展。

《随想录》虽然在出版、发行、评介的综合推动下最大限度地走近了读者，但其实际上被有效阅读的程度仍不能估计过高。有效阅读意味着在阅读之后能够对文本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情感或理智的认知，从而使文本的意义得到释放。对任何文本而言，意义的全部释放都是不现实的，《随想录》已经足够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