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90年代谢泳提出“50年代初，自由知识分子突然转向”的问题，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已经证明谢泳的问题是一个“伪问题”，谢泳自己很快就明白地指出：根据许多材料判断，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并不发生在五十年代初，而是更早，四十年代以闻一多、吴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极端左倾，也许正预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的历史选择和悲剧命运，这一切可能都与他们早期倾向社会主义思潮有关。[1]
但是谢泳当初提出问题时候的一些疑问是依然存在的：“根据他们以往的教育背景和早年的思想倾向，这种转变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学界对他们转变原因的解释一直较为粗放，对于他们心态的真诚抑或恐惧，对于他们对新政的屈服究竟是理性还是自我保护本能，颇有依违两间的判断，缺失于心理原因的解释。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在49年之前，并没有保持自由主义的精神，更不能称之为“信仰执着”，不过是一批左倾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原来就和共产党情投意合。他们的“思想转变”，只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化的完成而已。被迫转变是过度急促的，但也是心甘情愿的，有些人在观望而被动中左顾右盼张惶失措尽显人性的低劣，很多人早已经是思想左倾的积极分子，主动接受洗脑，实在很真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党最伟大的政治手段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在知识分子的群众运动中，无论你是大师、学术中坚，还是崭露头角的精英，都会遭遇知识分子圈内大批边缘人锋利残酷的打击，被小知识分子的折磨消耗所毁灭。在运动当中，已经不是共产党转变你，而是群众运动改变了你。只要多数人疯子一般积极运动，那么所有人都劫数难逃。关键点就是：假如整个知识界群体都左倾了，过度热衷政治，为意识形态所迷惑，被政治感动而激进，为了正义感而积极参与，那么就已经无可挽救地跌落了葬送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之陷阱，谁也救不了你。
史学界通过挖掘史料，已经给当年知识分子逐步还原他们的政治人格本色。他们之“被改造”并非无辜的情节，而是天真的积极合作、全然没有政治经验且失去理性深思而导致的越来越严峻的结局。但是多数研究大致缺少对这些知识分子社会心理的剖析。在一切原因之中，心理因素最微妙，但总是起决定作用。本文企图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解释，着重分析作为一种历史形势下知识界群体心理的必然趋势。大体结论可以概括为：为被感动的承诺和激进的正义感葬送了他们的独立与自由。
一、被感动的承诺：诚惶诚恐上了洗脑的轿
今天人们都知道，当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发起是承北大校长马寅初主动俯请党为知识分子洗脑的，毛泽东初期并无如此打算。之前，马寅初曾经对北大人的思想品格有一个结论：“北京大学不是没有缺点的，自由散漫就是我们的缺点。这和我们的教职员工居所分散也有关系，但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须加以克服。其中最明显的是职员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发动职员学习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开学后工作效率提高不少”。[2]后来听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报告后，马寅初很受鼓舞，决定把暑假学习政治的经验推广开来，在全校教职员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邀请周恩来到北大讲演，又敦请毛泽东等十个领导人担任政治导师。1951年9月初，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3]
这就是愿意被洗脑的自觉的思想基础（当然他们完全不知道延安式的思想改造有多么残酷，否则是要产生畏惧之心的），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因果关系在于，他们被用物质和地位的收买之后产生了感动迎合之心理。共产党得到权力之前，对他们是何等的礼遇，奉为座上宾与国士；新政权又把他们的一切生活条件优厚地承包起来，和民国抗战后相比，这是令人感恩戴德的巨大的恩赐。无论政治地位和社会福利，他们都感觉到很具备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高待遇。——吃人口软，拿人手短，受人十分奉承，便会不知不觉倾国倾城地服从，这是社会心理学普通的常识。
再一重心理原因就是：作为打天下的同盟者，参与改造是合伙人建国政治程序中承诺的合作之一。接受了整个世界，就要接受这个世界的整个逻辑，被洗脑是顺理成章的一个部分。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和共产党在同一立场上的“建国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即“并肩打天下”。一方面，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承认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单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舆论上的失败、道义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失败。换言之，是“文”“武”两方面的失败。在战场上国民党是被共产党打败的；而在舆论和道义上，则是被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打败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揭露了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剥掉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外衣，使国民党丧失了民心。而民心向背是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所以，国民党统治的倾覆，不是一党一派之力之功，而是共产党和爱好和平民主的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并肩奋斗的结果。这种观点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之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十年后，民盟领导人费孝通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记者采访时，仍意气风发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了国民党！这一点据说亦为蒋介石认可——逃离大陆前，蒋介石曾不无沉痛地对部属讲：国民党在军事上是输给了共产党，而在舆论上则是输给了民主党派。[4]
在这种双方默契与合作之下，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共有一种“承诺心理”：在政治上结为同盟，自然在意识形态上产生认同感——当然是文雅的帮闲派对有实力之权力者的认同，不可能党国和你坐在平等的位置上共商国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实在幼稚到忘乎所以了：新政的尊重，只是一种国宾位置的恩赐，书生往往容易产生受宠若惊的感觉。那么新政需要你做什么，你岂敢拒绝？趋之若骛唯恐不及欤。——从古到今知识分子都是过度自大和过度天真的浪漫主义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式的政治幼稚病，永远都会在士的身上重演。
所以认同心理是在激进的承诺心态相伴之下共谋合作的。这种激进的承诺就是对共产党改造全社会的积极拥护和绝对支持，包括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洗礼。共同打天下的边缘人，也成为共同建国的合作者。曾经承诺过的左倾革命，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也不能够勉强，除了积极跟进，岂容消极应付。——由此可以解释：当时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非常积极配合，过度主动参与。参与得异乎寻常的奴颜卑膝，十分真诚地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同伴稍有迟疑，便集体一起热情劝进。北大全体人员对英语系教授朱光潜和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热烈帮助，便是典型的案例。奴才心态之下，哪里还有一丝一毫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
1966年，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弗里德曼和斯科特·弗雷泽公布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报告和数据，是一个关于承诺心理解释的结论：“发生变化的大概是人们对参与或采取行动的感觉。一旦他答应了某个请求，他的态度就可能改变，在他自己看来，他成了做这种事情的人：答应陌生人提出的请求，对自己承诺的事情采取行动，配合有着高尚动机的善举。”
——这就叫“承诺心理”。在“影响力”研究里指出：承诺是关键。要是我能叫你作出承诺（也即选择立场，公开表明观点），我帮你铺垫好了舞台，促使你不假思索地自动照着先前的承诺去做。只要立场站稳了，人就自然想要倔强地按照与该立场保持一致的方式去做。哪怕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倾向，它也会让我们在这之后偏爱与之一致的选择。
最奇妙的是对50年代Ａ-Ｃ两国战争战俘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证明了“承诺心理”的可怕影响力。心理学家埃德加·沙因战后负责调查Ｃ国战俘改造项目，发现Ｃ国的战俘政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对战俘采取精心设计的复杂的心理攻势，一面是“宽大政策”，一面是让战俘互相揭发，还有一个窍门就是不断地让战俘们把问题写出来，再自己给出支持Ｃ国的答案，摘抄洗脑课的笔记，作为一个“书面承诺”。经过反复的书面宣言式的承诺，使写作这份声明的战俘，逐渐也相信了自己被动写下来的东西。这样的书面承诺就是检讨和表态，最后战俘们都真诚地和Ｃ国合作。要是有人想逃跑，计划很快就会暴露，逃跑的人几乎没有成功的，因为其他战俘们成了最乖的合作者。[5]
读者很容易就会猜到，这个Ａ-Ｃ两国的战争就是朝鲜战争，Ｃ国就是China，写书面承诺就是当时国内思想改造运动里知识分子被迫做的书面检查和书面揭发材料形式。国内的知识分子的书面承诺，最巨大的影响力就是，他们都真诚地在思想意识的深层次，彻底改造了自我。当几十年过去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成为了和党完全一致的精神侏儒，自觉地担当意识形态领域的犬儒看门人。——《影响力》一书这样总结道：“只要你把一个人的自我形象设置在了你想要的位置上，那么这个人就会自然而然地遵从一整套与这一全新自我形象相一致的要求。”[6]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就是让对手写检讨书自我制约的发明者，在他的私人保险柜里，主要收藏的就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在历史上写给他的种种检讨书。
“洗脑攻击的不仅是受害者的自我控制感，还有其自我认同感。行动的支配来自外部，但一个被成功洗脑的受害者并不这样认为，他会自愿为最终的行为承担责任。”
[7]为什么？影响力的武器之一是：敢于承诺和言行一致的陷阱就是利用了人们更愿意表现得表里如一这一特点。如果我们经过他人的劝说而作出了一个小小的承诺，那么接下来我们很可能就会作出更大的承诺。——既然当初所有知识分子都承诺选择了共产党，并且承诺选择了留在大陆，支持新政权，那么新政权的其他要求，他们自然会顺应，即使勉为其难也理应君子一言。这一招对书生百分百有效，对小人和无赖则没用。这是一个青蛙被温水慢慢煮熟的老故事了。
二、激进的正义感：势不可挡的影响力
正义感是正直、正派人的阿喀琉斯之踵，它具有巨大的迷惑性和影响力。正派人极易在正义感的名义下被人利用和驱使，被制约去做非理性的事，甚至用不着阴谋家和政客利用，他们自己就会乖乖地在虚幻的正义感的控制下，作出幼稚激进的言论行为，或者放弃自我其他同样有价值的东西，包括尊严、独立和自由。——因为仅仅只是一个关于正义的感觉，并没有经过严格逻辑分析和事实证明、特别是反思证伪的正义结论，所以它总是不可信任而危险的。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先验地确认了革命、人民、共产党代表了正义，确认祖国正在走向强大，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光明前途，毛是人民的大救星，等等，整个时代洋溢着这种无需证明的正义感。正是这些正义感，首先使到多数知识分子走向左倾，然后反对民国政府，继之选择留在大陆，最后在改造大势中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全部葬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特别是知识分子，最严重的正义感情结就是国家主义的，包括国家神圣、复兴和富强。他们有一个高于一切的潜意识：“为了爱国而牺牲自我”。爱国是一个绝对的正义感，自我根本算不上什么。仅举一例可见：民国时期山东著名的教育家王祝晨（著名华裔美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王浩之父亲），一度与胡适交往频繁，49年他坚决留在了大陆，他曾经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谁能把中国弄得富强了，我当灰孙子都行！”[8]
左倾者通常一定会伴随着相生的感情用事心理状态：涌起激进的正义感，然后作出积极追随伟大事业的选择。因为热爱祖国、追随革命，所以毫不犹豫地欢迎新政，而反对旧朝。新政就代表着国家伟大的新生。同情底层民众，便把人民奉为理想化的神，认为他们是人间最值得孝敬的淳朴的、正直的、可爱的亲人，既是自己要拯救的对象，也是自己值得拥抱和为之服务的亲人。在隐秘的潜意识里面，隐藏着从事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事业，我便有了伟大的成就感之心理。孤独的自我一旦融入了群众中间，就会体验到参孙神一样的伟大力量感。——所有左倾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浪漫主义气质。
钱锺书曾经论证过一种感情制约理性的心理状态：“极强烈的感情也能使人入于催眠状态：兴奋之极，转成麻醉（南方人所谓‘热昏’），麻醉之中，也能认幻作真，譬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爱极而忘其丑，就是一个例。”[12]——49年之前，国民政府官员在抗战之后疯狂腐败，通胀无度，金融崩溃；共产党大打民主牌而国民党采取不智的对策，拒绝民主合作，独裁而欲采取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结果内战状况急转直下，共产党对国民党呈摧枯拉朽之势，知识分子全都以为民主力量正在战胜反动专制政府，一个新中国呼之欲出了，于是毫不怀疑地对共产党一边倒的崇拜和信任。一旦翻天覆地，书生们以为民主理想国实现了，热昏了，在过山车的形势下争当积极分子，非常感性用事，情人眼里出西施，叫你脱衣服就脱衣服，洗澡就洗澡，哪里还会保留一点知识分子怀疑、批判性反思、冷静、理智的本性？热昏了的书生尤其盲目，因为书生本来就是自己被自己的理想麻醉了的。
热昏的头脑完全忘记了：共产党是作为战争胜利者夺取政权的，这並非宪政和平契约下的共和舞台，这样的局面具备平等和法治商讨政治的前提么？这是真正的民主吗？连这最根本的前提都忽略了，先天地决定了这些疑似自由派没有资格坚持自由和侈谈民主。大哥大说什么，你就必须跟着起哄，热昏了的感觉下，也必然不假思索紧跟党走。既然洗脑者完全控制了被洗脑者的世界，最终控制他们的思想是必然的逻辑。既然选择了新政权，就意味着他们早就开始选择了新的意识形态，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情境中，就渐渐地微妙地改变着自己那少得可怜的自由主义人格。这肯定不是“突然转变”，而是之前有亲近血缘，随后有人情关系，慢慢成了一家人，最后成了奴才。
从通俗的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势利选择心态是容易解释的。最直接的便是中国传统心理在作祟：对“成王败寇”文化观念的社会认同。因为实用主义的观念最能够影响人的心态：民国的政治百废待兴，造成千疮百孔的败象，以致民怨沸腾，人民起而推翻衰朽的政治，似乎就代表着新兴的文化和进步的力量，旧政非常令人失望，拥护新政权上台，就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气象。全人类的心理无不如此。可惜这始终是一个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的难题：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前朝，从来就没有过民主制度和法治社会的更替。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在现代化的文化资源上还是幼稚弱智的，遗传的文化基因比所有的力量更起决定作用。何况“人民群众”的砝码是决定性的，被收买和被恭维的群众的心理就是社会推波助澜的潮流，谁也无法左右这样一个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大势。中国事情总是在这方面出问题，因为容易在激情和否定的思维习惯下打碎框架重来，来不及思考战后百废待兴和全民极度压抑状态下的期待心理，何况战后政治腐败、贪污受贿和经济谷底的形势，与政府有重要关系，也同时与非常复杂的形势和清朝灭亡以来民国的混乱脆弱基础有更深刻的关系。
可惜号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心情与民众一样焦急和激进，思想与愤青一样简单和左倾，最重要的是潜意识里早隐藏着传统“改朝换代”的思维习惯。被虚幻的正义感冲昏了头脑，以人民的名义，把国家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善于造势和作伪的革命党身上。
“人们深明关联原理的奥秘，并努力把自己跟积极的事情联系起来，跟消极的事情保持距离——哪怕他们并非事情的起因。好多奇怪的行为都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你支持的一方就代表了你，它赢了，你就赢了。“[13]你把它看作趋炎附势或者政治势利心理也未尝不可。人们会公开吹嘘与成功者的关系，沾染反射而来的荣誉光彩，同样，人们会避免跟失败者搭上关系，免得遭了倒霉运气。
应当为善于制造“激进的正义感”之政党热烈鼓掌：对于这些半拉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感动心理，有四个致命的诱惑因素：一,49年之前，中共设置的民主宪政骗局太perfect了，完美得直接从美国文化中照抄愿景和论证原文，毛在延安对黄炎培的浪漫宣言非常迷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毛的这种权术在历史上屡试不爽，这次是一例，在49年前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全民一边倒反蒋拥共，50年代初再通过合作化悉数把农民打回原形；57年使用阳谋诡计，知识分子再次中计。二,周恩来作为骗局的明星效应和依违两间的表演同样perfect，没有人会不相信周公的感召和承诺。三,一个高歌凱旋的新中国在所有领域的新规划，将未来民主、宪政、自由、富强的伟大蓝图极其迷人地悬挂在天空。四,群众运动是最致命的影响力：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就是历史的方向。——在巨大而令人昏炫的大时代背景下，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算得了什么，他们早就被自恋的正义感所陶醉。
三、新鲜的信仰：让意识形态在内心生根
顺从心理学指出：要让被驯服者真正改变，实施外部压力的方法是不智的，靠威胁和惩罚不行，当威胁不存在的时候，就会使人失去责任心。关键是让责任感来自于内心，在内心生长起来。要点是找到合适的理由，这个理由最重要的是它是新的，神圣的，足够强大有力，让被驯服者信服，而且这些理由里蕴含的可察外部压力越少，效果就越好。只要被驯服者信服了，他就会在内心做出长久的承诺。由于人们的内心信仰系统需要保持一致，他们会自己宽慰自己：我选择的行为是正确的。当内心变化一旦出现，变化就能发挥持久的作用。（《影响力》，P104）
新鲜的信仰和伟大的思想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对于改变一个人的知识观念，非常有效。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因为社会巨变就是思想改变的直接理由。
50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分三个阶段：一,了解新式话语规则的阶段。二,清理原有话语的阶段。三,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批评批判阶段。这三个程序的设计非常符合心理学原理。“新式话语规则”就是一些新鲜的信仰，新的思想概念，也是新政权赖以确立政治权威的文化理由，包括“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接受党的领导、听党的话”，“紧跟革命形势”，“做毛泽东的小学生”，“为伟大祖国献身”等等，这些文化理由和新鲜的信仰就是促使知识分子信服和做出内心承诺最神圣的武器。先立后破，破了传统观念，然后人人用新鲜的信仰为战斗的武器，对自己的朋友、亲人和同事无情斗争，残酷批判。特别是当众批判和公开检讨，公开承诺能够最有效地改变一个人的信仰，并且具备持久的效力。（《影响力》，P91）
仅仅是意识形态的理由在内心生根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全社会群众运动摧枯拉朽的巨大影响力，极少人能够不从众的。“同一种行为，做的人越多，越显得正确。”（《影响力》，P125）从众心理就是社会认同的原理，有样学样是最基本和安全的常识。人们似乎持有这样的假设：要是很多人在做相同的事情，他们必然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尤其在我们并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很乐意对这种集体智慧投入极大的信任。其次，人群很多时候都是错的，因为群体的成员并不是根据优势信息才采取行动，而只是基于社会认同原理在做反应。（《影响力》，P166）——共产党利用群众运动去追求的事情，从来无往而不胜。仅仅凭着这一点，知识分子的转变，是小儿科的事情。
思想改造运动中凡是采取强迫斗争方式的，被斗争的对象都产生了对抗情绪，例如周鲸文、张东荪、周炳琳和顾颉刚，华罗庚甚至自杀。而凡是采取了有策略的学习渗透方式的，都产生了很有效的效果，真正实现了改造的目的。其实各个单位开展运动的形势程度和策略方式是有区别的，像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就特别激进和激烈，以马寅初等为首的校领导过度积极，而北大、燕大的教师群众非常苛刻，群情激愤，反复刁难，就是不让典型人物过关，对张东荪、陆志伟、赵紫宸、周炳琳、朱光潜等等残酷打击，无论怎样检讨，“群众仍然不满”，“与会者一致表示不满”。（《北京大学纪事》等）而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则相对没有那么残酷，甚至一些领导会出面保护知识分子，例如何其芳和范文澜。——总之，知识分子群体和圈内的残酷性有时比极权制度更其严厉，周炳琳和张东荪不是毛泽东最后说了话，到底也会过不了关！
思想改造运动的成功策略之一，是分层次的权威示范，当时在人民日报等发表文章的规律是：由体制内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权威阐释运动的意义，例如胡乔木、周扬、艾思奇、郭沫若和范文澜等；而民主党派人士则以社会贤达或民主党派领袖的身份呼吁知识分子响应号召投入到思想改造运动中，例如黄炎培、章乃器、陈叔通、李济深、邓初民、谭平山和周建人等；而非体制内著名的知识分子则成了公开自我批判检讨的对象，例如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张东荪、沈从文和钱端升等。——公开检讨批判就是公开承诺，从根本上使到这些知识分子永远改变了自己的文化信仰。
翻捡思想改造运动当事人的言论，绝对不能认为他们的检讨、检举，批判和自我批判是虚假的，真诚绝对无疑：甘心当“灰孙子”的表态，和在正义感旗帜下对以为是罪人的同事、朋友之严厉谴责。全心全意的自我洗脑和集体沐浴，是热昏心态下奴隶兽的忏悔自责，没有彻底输诚的积极参与精神，不会像一个小学鸡一样诚惶诚恐。他们深感自我就是一个新社会的罪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无论对己对人之批判，都是罪行概念很大，但却没有基本的事实细节支持，就是说，他们运用正义感对自我的精神进行声讨否定，纯粹在精神层面承认本阶级的思想意识落后于时代，有罪于新社会。
仅举两例便可知其余。朱光潜说，“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断的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来编书写文章。”“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当然是使读者们放弃积极斗争，而这在无形中也就帮助维持了反动统治。”说自己鼓吹“为学术而学术”“便是反革命”，标榜“中间路线”迟早要和反动政治“同流合污”。陈垣说：过去二十三年中，他一直以“不问政治”的态度，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替反动统治来维持社会秩序，危害了人民，贻误了青年，丧失了教育主权，背叛了民族利益。”[9]
他们的自我批判里充满了许多未加逻辑分析的抽象概念，都是高大上的正义概念或非正义定义。这些都出自当时一流的大学者，不能认为他们的检讨是虚伪的，一个人用很多抽象而严重的概念为自己的思想定义，可大可小，大了，死罪都有。不真诚反省者，写不出来。它们是痛心疾首的忏悔。
“政治和宗教都将某些相当抽象的概念作为核心概念（如自由、国家、上帝），我宁愿称之为‘虚无’。虚无的概念非常模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正是由于这种模糊性，使得理性辩论无法与之抗衡；其实，这种理性辩论的参与者是在彼此迷惑。他们常常运用这种‘粉饰法’掩盖其目的中不切实际的想法、暗藏的陷阱以及其他邪恶的因素，抑或是希望唤起众人的情感回应，从而提高受众对其议程的投入程度…虚无概念大都充满血腥…虚无概念鼓励极权主义式的思考方式。”[10]
正义是十分抽象和难以判断的概念，尤其在面对复杂现实的时候，用抽象概念对具体现象和细节作出大判断，总是隐含着偏激和谬误，只有在严密的语义分析和逻辑论证下，在详尽的事实证据支持下，才可以逐一作出审慎的具体小结论。正义判断是理性的，但是发自正义感的判断，却是非理性和感情用事的。这些大知识分子并非不懂得这样的学术常识，偏偏就是这些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半是诚恳半是违心地接受这样荒谬低级的错误。答案是：自己被自己激进的正义感毒害了心智，失去了常识。接受了新的信仰和新的理由，为了迎合党和群众，主动改造自己，已经不能够按照正常理性来思考问题了，只好不惜往狠里侮辱自己。——当然这是群众运动最需要的结论，党更需要这样的结论。抽象否定，具体模糊，中国政治习俗本来如此。
正义判断极其艰难，人们一个偷懒就以“正义感”代替正义。由正义感走向极端激进和荒诞过度的行为，是屡见不鲜的模式。一个人的正义感已经自我感觉高尚，群众的正义感，就无需论证，便已经成了伟大正确的旗帜。——这是社会认同的原理：个人主义的死敌。
极权政治需要群众和拥护者的断不是经过审慎理性反思且具有可行性的、具体的“正义分析”程序，而是强大的正义感。根据影响力制造出来的正义感，使群众运动和公众倾向发生革命的作用，政治就可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尤其当正义感狂飙激进之时，就是使全社会热昏、疯狂和被利用的最佳时机。“虚无概念的抽象性特征使其信徒避免专注于实际困难和实际问题（比如：怎样确定上帝想要什么，或是究竟何时才能实现自由），但这些概念并非远离现实。”[11]在复杂的二难、多难困境下，人们只愿望快刀砍乱麻地得到大快人心的结局，并不想得到渐进式的中庸过程。——所以，激进的正义感往往导致人们做出势利选择，同时使全社会失去理智地积极拥护。由此产生荒诞信仰。
新鲜的信仰一旦诚恳地建构起来，让意识形态在内心生了根，怎么可能不转变呢？当感情完全倾向于锺情者身上，会丧失掉自主的清醒理性。以他人的信仰取消自我的信仰，以正义感认同的伟大概念解构了自己的思想能力，那么他和一个愚昧者没有任何区别。半推半就步步走入陷阱。当然他们非常缺乏政治实践的任何经验，都是政治操作的低级班学生，所以演出了主宰者和被绑架者愿打愿挨的合作连环戏。
教训就是：做一个“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拒绝被感动，拒绝为了情感而承诺，拒绝为了正义感而参加政治，拒绝激进，时刻警惕你的非理性情结。尤其值得拒绝的是未加证伪反思的信仰和作为集体主义的群众之绝对性影响力，假如一个知识分子迷信群众的话，他还可以称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么？我宁愿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罢了。独立与自由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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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2001年4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见爱思想2008-9-24
[2]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3]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爱思想2004-5-25
[4]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爱思想2004-5-25
[5]【美】罗伯特·西奥迪尼《影响力》，P76-85,闾佳译，北方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4-4
[6]同[5]，P84
[7]【英】凯瑟琳泰勒《洗脑心理学》，P89，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9
[8]转引自林建刚：反思的爱国主义与本能的爱国主义，爱思想2013-8-5
[9]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爱思想2004-5-25
[10][11]【英】凯瑟琳泰勒《洗脑心理学》，P22-23，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9
[12]钱锺书《美的生理学》，见《钱锺书散文》，P88，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7
[13]【美】罗伯特·西奥迪尼《影响力》，P201-203,闾佳译，北方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