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这个博士文凭，我想要你要，我帮你出这50块钱”
整个20世纪，不论是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没有一个学经济的人像我这么幸运的。
我24岁才进大学念本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当时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1967年转到芝加哥大学，那也是当年最好的。多难想象，在经济学全盛时期，两所大学的经济学大师们都教过我。
我只不过是一个香港学生，遇到这样的环境是非常难得的。我身边有这么多经济学大师，像蒙代尔、弗里德曼、科斯、戴维德都在芝加哥大学，他们对我影响很大，不只是经济学方面的影响，他们对我的更大影响是他们这帮人都不讲头衔的，不管发表什么文章都不讲的。任何人的头衔都是先生、女士或小姐，没人管你是不是博士。环境很不一样，比如说戴维德，他在芝加哥大学没发表过任何文章，他只拿了一个哲学系学士学位，但他却是芝加哥大学的代表人物。
我曾经问过林毅夫的老师：“要发表多少篇文章才能得到终身教授这个职位？”他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我说：“那如果我完全不发表呢？”他说：“当然可以”。
我平生从来没有过什么履历表，只是被逼的时候做过一张。现在大多数人的履历表这么厚，文章却一纸都写不满。由于我不喜欢这些头衔，我是没有名片的。我从来不说自己是博士，也不说自己是教授。博士、教授这种头衔一点都不重要，差一点我连博士都成不了。因为当年我把论文交给图书馆申请那张博士文凭，人家跟我说你是外国学生，得交50块钱美金，我就说那我不要了。随后掉头离开。结果校务主任追了出来，说：“你不要这个博士文凭，我想要你要，我帮你出这50块钱。”最后我自己出了50块钱。
1969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转折一年。因为我到了华盛顿大学以后，他们跟我说我不需要发表文章，我也不用担心升职问题，说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年暑假我就到香港，去考察工厂，去观察市场。结果我发现许多现象自己都不明白，这一点对我打击很大。因为我1967年就写好了佃农理论，不管怎么说，我那篇佃农理论在行内被认为是最顶级的价格理论，得到了很多顶级大师的认可赞许。但是我却不明白那些在香港街边看到的现象，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你念物理学念几年，里面一些普通现象本科生都能解释的。而我从事了这么多年的经济理论推断，我竟然不懂街头巷尾的这些现象。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了：第一，经济理论只要不是用来解释现象的话，那就没有其他用途了。第二，现有的经济理论是没有什么解释意义的。世界这么复杂，复杂的理论去解释复杂的事实太难了，所以我当时就决定要把经济理论简化，也就是说要用简单的经济理论才能解释复杂的事实，后来简单的经济理论做出来以后，用简单的经济理论去解释非常复杂的事件，这时候这个简单理论要再做出很多复杂的变化。如果本身是复杂的理论，它能变化的空间就少了。
我也读西方经济学的书，我小时候就念了萨缪尔森的书了，现在看起来全部都是废物，那都是什么东西呢，什么也解释不出来。很多我以前很欣赏的朋友他们也解释不了现象。
“你先给个题目，写不写再说”
整件事是始于1971年，我画了个图表。有一位同事把这个图表放在了课本里面。这是我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他说这是张五常的图表。有一家很有名的出版社看到后跑来找我，那是1973年，他要我写一本教科书，条件非常优厚，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的条件，版费非常高，比中信出版社给我的可要好多了。
我的回应是，我不写课本。而对方编辑不肯走，说：“你先给个题目，写不写再说。”我就在那张白纸上写个题目给他，写了ECONOMIC EXPLANATION，也就是“经济解释”。所以经济解释的构思起源于这个图表。
1989年，写《经济解释》时，我是在香港写的。当时在报纸上连载，写了两期。之后为了要服侍我妈妈，我没有继续再写。我母亲1992年去世，2000年我再重新写，那时候我已经从香港大学退休了，写了两年，分三卷30万字，也不是那么轻易写完的，当时有很多杂事，所以很多人都看过我的经济解释三卷本，那是我不满意的。那时候30万字，2009年我再重头写起，准备修改，从30万字变成58万字，等于重头再写，这次我满意了，因为我无所事事，根本没事可干，家里有空调，又有朋友帮忙打字，电脑修改很容易，我就集中精神写，写了四年，之前也才写了两年。这次每天平均写400字，本来不是很辛苦的事，但我的困难就是人老了，75岁才开始重写。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容易疲惫：我以前坐下写三四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现在坐下来写半个小时就要躺在床上休息一下，没办法，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第二个问题，短暂记忆是大问题，也就是说我长久记忆没有问题，分析能力没有问题，想象力没有问题，判断力比以前还好，但是短暂记忆力真是跌得很快。
我整天都在思考的，譬如说，早上想到什么观点觉得很重要，下午要写的时候就已经不记得了。所以我一旦想到一点就赶紧用小纸写下来，但有时候写的时候看到小纸条也忘记是什么意思了。你们看我现在讲话有准备，之前我作报告从来不准备稿子的，可是今天的报告我要准备，因为害怕自己记不住。不过短暂记忆退化了有一个好处：想到一个观点，不记得了就要重新想，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每一点都是想过很多次的，每个观点再想一遍就又有一点不同了。
“只要有更多的人肯读肯看，经济学在中国就能再搞起来”
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还要这么拼搏，真不是开玩笑的。我好几次都觉得自己要写不完了，我对我太太和朋友们说过，我很容易把自己写死，我这么拼搏怎么可能会不死呢。我为什么会这么拼搏呢，我现在是想争取自己的作品传世吗？我当然想让自己的作品会传世。但是你提到张五常，街知巷闻，想不传世都蛮困难的。所以要不要作品传世这一点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科斯的问题。我跟科斯的关系你们大家都知道，他欣赏我的经济学很多人都知道。他认为美国当今的西方经济学全盘都是废物，他要把经济学再搞起来，说要在中国搞起来。想让我把经济学搞起来，不是让我带学生一起搞起来，而是让我张五常一个人搞起来，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
科斯去世前两个月，朋友访问他，香港大学的科斯研究中心去访问他，科斯中心的主任问科斯，你希望我们科斯中心能够做出些什么东西出来？他回答说：“我希望你们能多产出几个张五常。你们有张五常在，他还没死，还在写文章呢。”你很难推却一个年纪这么大的人、一百岁的人对我有这样的要求，有时候甚至是恳求。所以反正我也没事可做，我就决定拼一下。
科斯希望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这是他的期望，当然是很渺茫的期望。既然这样，我就拼一下吧，所以我就写了《经济解释》，问题是有没有机会《经济解释》能在中国再把经济搞起来呢？有没有可能实现科斯这个愿望呢？
我刚开始认为机会很小，现在觉得也不是那么小，因为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同学们去看，去看我的书，那我就赢了。因为我的经济学比你们所念的那些西方经济学要高得多，这个观点越来越明显。你们不需要买那本书，到网上打印下来也可以，我当然希望你们去买了，可是打印没问题的。
这是我的个人感受：只要有更多的同学们肯读肯看，经济学在中国就能再搞起来。因为我的经验是不同的，我教你们的不是什么福利经济，我没有教你们怎么改进社会、也不是教你们怎么买股票，我是教你怎么解释，怎么推断现象。我不是教你看风水，但是我敢肯定我所教的，你照我教的这么做，依据这个理论概念就可以解释事实。我认为经济学除了解释事实没有其他的用途。当然解释事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我已经把架构做出来了。
只要同学们肯读，多看，多去观察，然后掌握住经济学基本概念，你们就会感受经济学理论的威力。谢谢各位。
（4月24日，由搜狐财经、中信出版社及天翼阅读联合主办的中信书院大讲堂之明德阅读会“经济解释的科学意义”，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报告厅举办。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向当天到场的700多位观众，详细介绍了他耗费13年著作、修订完成的鸿篇巨著《经济解释》，传授了他学习经济学的心得和经验，并分享了他在美国学习过程中的一些趣事。以上是张五常教授演讲内容。略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