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湾歌手陈升抛出反服贸、反陆客言论，为近期港台共同的“反中”氛围再添砝码。与之呼应的前期事件是香港演员杜汶泽对内地网民的侮辱言论，以及香港街头大陆童便风波。杜汶泽亦有支持台湾反服贸言论。这些艺人的此番言行在平时只是一个孤立的娱乐事件，至多通过常规娱乐公关手段即可平息，然此次两人同时发声，其背景却颇为敏感：一为台湾反服贸的“占领立法院”运动，一为香港激进民主派关于特首普选的“占领中环”动员。

艺人反中已不是孤立和个性化的娱乐事件，也难以确定他们是在借机“炒作”。我们应当认真对待港台艺人群体的这种声音，即为何不问政治的他们会加入“议员、教授、学运领袖、社运领袖、普通市民”等组成的反对阵营呢？对大陆频频展现的“经济关怀”和“家国宏大叙事”为何越发不敏感？

我从中看到了港台部分精英群体的“尊严焦虑”，在此焦虑之下，他们不惜小事划大，偏离常识，罔顾文化情感，为政治抗议简单站队。富裕并活跃起来的大陆民众对此符号化与集体化“侮辱”言论自然也绝不退让，言语攻伐日近底线。这是两岸三地大中华范围内的“族群分裂”，背景与原因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不对这一情绪进行有效化解与管控，则两岸互动、中港互动数十年积累之默契、谅解、机制与成果恐不断耗竭，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反中的本质是地方性“尊严焦虑”

歌手陈升明确表示对两岸交流“经济优先”的反感，并对比了两种台湾边缘化后果：第一，顺签服贸协议，经济或有提升，政治与生活方式恐遭边缘化；第二，坚决反对服贸，则经济或许边缘化，政治与生活方式则得以保留。情急之下，陈升表示谈统一的前提是大陆人先学会上厕所关门。从其言语逻辑来看，并无明显“台独”倾向。再看杜汶泽的具体言论，主要涉及对大陆网民言论的某种反感，其中提及了“非法下载”等侵权现象，激烈言辞大多是艺人个性使然，但无明显“港独”倾向。因此，尽管有“反中”嫌疑，但达不到“对抗”中国程度。

艺人生活无忧，自然是有资格思考“尊严”问题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因此，我觉得目前大陆官方以及民间对港台反中言论的批评聚焦点可能有所拔高和失真，以政治批判取代文化心理分析，再以经济优势替换所有优势。港台艺人反中言论的真实焦点是一种地方性的“尊严焦虑”，一种对地方性生活方式变迁的恐惧。“天堂太远，大陆太近”，复杂的历史文化牵连和地缘政治互动加深了这种焦虑。

对于这种尊严焦虑，我们应当认识到：第一，这是一种现代属性的正当焦虑，所谓越精致的东西越脆弱，如果双方互动中不对此种敏感而脆弱的社会心理予以充分理解、安抚和转化，则心理对抗与认同危机永难消除；第二，尽管有正当的出发点，但港台部分人对自身力量与优越性的“实质空虚感”又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产生一味自保的文化与政治诉求。

这种地方性“尊严焦虑”和大陆客的种种不太规范的在地表现往往冲撞合流为一种港台“本土化”意识，太阳花学运与占领中环诉求大体可归入此类。这种意识的高级版本表现为政党的激进纲领以及文化学者的学理建构（台独学理、香港城邦论等），中低级版本表现为艺人群体的侮辱言论和普通市民的街头责难。这种意识未必一定等同于独立，但独立在逻辑上也是选项。在独立无望时，用尽制度性资源也会成为港台精英的理性选择：第一，台湾通过“占领立法院”瘫痪国民党执政管治能力，实现两岸交往正式程序的强制性变迁，建立刚性的两岸协议监管机制，注入“解严一代”的政治审美观与生活方式想象，实质终结“两会”机制代表的和平交往传统；第二，香港通过围绕特首普选展开的“占中”行动，其本质目标在于通过争取最有利的选举框架实现“泛民派治港”的政治目标，以“两制”凌驾“一国”，对政治主权加以法律化解和本地化区隔。需要区分的是，港台内部反对力量基于地方性“尊严焦虑”的最高目标是民主自治和文化自保，未必有激烈对抗中央和民主反攻大陆的政治雄心，从而使“反中”的远景预期在港台民主派与国际支持力量之间不可避免存在分歧。

我们确需看到港台学运、社运、民主反对派、艺人侮辱言论、市民街头责难背后深藏着的地方性“尊严焦虑”以及其政治与文化反弹动作对这一焦虑的回应性质与后果。

大陆客的“公民成熟”

“土豪”在内地成了网络热词，但内地的审美重心在“豪”而不在“土”。港台则不同，对于同样的内地土豪做派，他们的审美重心在“土”而不在“豪”。港台对大陆客的旅游购物开放是引发“尊严焦虑”的重要原因。以往的港台人心理优势在于：我有钱，我有文化，我有民主，我有人权，我有法治——我有一切。现在的情形是：财富的比较优势已然消退，但政治与文化优势依然存在。所以，各种“反中”群体的聚焦点便集中于大陆客粗放的土豪气质和匮乏的公民素养上。

土豪气质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尽管大陆中国经济体量已是世界第二，各种豪富层出不穷，国家资本输出规模化增长，“富强”已初成事实，但“文雅”却不见踪迹。20世纪最激进的文化革命席卷大陆，古典中国的道德存量与西方主流世界的公民德性都很薄弱，而官本位、拜金主义等风习反而在“效率优先”的改革时代日益浓厚。因此，在港台人眼中，改革开放带来的大陆客的变化似乎只是由“穷亲戚”变成了“富家爷”，在文明与文雅上并无长进，在民主与法治上也进展甚微。如果大陆朝向现代化的实际进步是80分，港台人肯定只愿意给出50分。由于转型时期法律与道德规范处于复杂变动之中，大陆未能展示出一个强经济体的道德与文化优势，未能通过每一个公民来传播文明的规范与力量。

对于公民素养匮乏的批评需要具体分析：第一，港台人一直强调的文明生活规范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城市工商社会的市民规范，这一规范本身并无特别优越性，而是以特定的社会文化与城市生活场景为条件，是大陆人完全可以渐然学习、理解与践行的；第二，港台人基于此种市民规范对不大符合这些规范的内地人的责难，在形式上具有现代文明的外观，但在实质上夹带着怨恨与排斥，从而不自觉丧失了对同胞的宽容、帮扶与引导美德；第三，大陆公民素养的滞后，其本质原因不在于民，而在于官，在于大陆民主法治建设相对滞后于经济进步，政治与文化的公共空间没有充分开放，导致大部分富裕起来的人却没有同步完成道德与政治素养上的现代化，这是大陆今日的严峻主题。  

具体到之前的香港街头童便事件，内地客固然有对城市生活规范的偏离，但港人行为中对同胞的围观、冷漠、揭丑、麻木也处处透露出人性深处的幽暗。如果某种文明规范生产出的只是冷漠，其道德质地是可疑的。内地人需要在大转型时代完成“公民成熟”，港台人也需要在中国梦时代展现富有宽容和怜悯质地的文明形象，防止在地方性“尊严焦虑”下倒退回“小市民”状态和锁闭心理，否则恐优势再失。政治阶段不同，但大中华一体，各守其分，亦应其合，才是中国族群长远共存之道。  

（本文原载香港《大公报》2014年5月17日，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香港大学法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