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你想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吗？你想知道“文革”运动对于千百万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吗？你想知道各种不同背景、不同经历、不同地位的人是怎样卷入“文革”运动、并在其中主动扮演或被迫扮演各种角色的吗？你想听听“文革”期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离奇古怪、充满着辛酸甚至血腥的故事和笑话吗？如果是的，那就请翻翻这本书吧。
这本书是我从数十位南京大学“文革”亲历者的访谈记录中精选出来的具有典型意义同时又极富可读性的十四篇。这个大规模的访谈计划原本是我从事南大“文革”专题研究的一项前期工作。我现在将这十四篇访谈记录整理出来单独发表，主要是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些访谈内容十分有意思，希望与朋友们分享。
之所以说这本访谈录十分有意思的，首先是由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文革”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历史事件（当然，北京宫廷政治氛围中的“文革”同样有意思，只是我们现在无缘深入了解它）。它几乎囊括了一切戏剧性的要素，其中既有悲剧的，也有喜剧的。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这本书无疑是这种说法的一个有力注脚。我们身边的日常社会生活之所以在一般人的眼中显得是那样的单调乏味，乃是因为一般人通常缺乏“发现”眼光和“幽默”意识。而这本书中所汇集的这些访谈对象，不但有着异乎常人的发现眼光和幽默意识，而且具有天赋的叙述才能。当他们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的时候，那些故事竟然是那样地摄人心魄，讲到动情之处，情景描述和对话复述是那样地绘声绘色，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由此我敢断言，如果你对“文革”真正感兴趣的话，你会发现这本访谈录一点不比那些畅销小说来得逊色。
不过如果仅仅将这本书当作一本故事书来读，把书中的那些故事和笑话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显然低估了这本书的意义。这本书所汇集的访谈对象不仅是“文革”亲历者和很好的故事叙述者，而且是具有广泛人文通识的长者。他们都毕业于南京大学（其中三位年过八旬的访谈者萧信生、谢家极、茅家琦是南大前身“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友）。他们的年龄在54岁至83岁之间。此外，除了耿昌贤先生后来被分配到工厂工作，其他十三位都长期在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任职。他们学术造诣精深，研究成果丰硕，在相关研究领域拥有很高的声望。[1]当他们以学者特有的训练有素的犀利眼光剖析历史事件的时候，当他们用历史反思和文化批判的眼光对那些奇怪荒谬的历史现象和社会心理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之后，历史的瞬间似乎被赋予了永恒的生命，关于历史的言说也就具有了丰富而广泛的思想意义。
这本书的炮制，乃至于我关于南京大学“文革”的微观实证研究的整个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一次偶然的对话。2005年春天我在南大历史系给研究生上“当代中国史专题研究”课程的时候，专门谈到了“文革”问题。当我用了几周的时间对“文革”的历史作出概述以后，蒋宝麟同学问我：“董老师，我们南大在‘文革’期间的情况怎样？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问题当时使我非常尴尬。因为当“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念主宰了新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和著述以后，我们常常忘记了“元历史”本身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立体的东西。领袖人物和各界精英的思想言行固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普通人身边每天发生的那些事情其实也是“历史”概念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特别是在我们致力于理解和阐释“文革”这样一个卷入了亿万中国民众的历史事件的时候。
人是一种有思想、有意识的生物，只有当某种思想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以后，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才有可能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千百万普通民众的想法和言行无疑是“历史”概念中更本质的内容，如果没有他们的“合谋”，领袖和精英们的历史作用将是十分有限的。那么这些普通民众在“文革”爆发时的生活处境和思想状况如何？他们怎样理解和应对来自上级的政治号召？在错综复杂的群众派性斗争中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场？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关于“文革”的叙述和阐释必将是苍白无力的。
以南京大学为个案研究“文革”，无疑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和代表性。首先，从全国范围看，南大的“文革”群众运动爆发得很早，在时间上仅次于北大。1966年6月2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以后，南大当天就发生了“六·二事件”。其次，6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上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垮反革命黑帮》和新华社长篇电讯，对南大“六·二事件”进行了报道，并将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定性为“反革命黑帮”。这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很大的震动，进一步明确了中央的舆论导向，对于各地“文革”的发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第三，南大校园始终是江苏省“文革”风暴的风向标，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最初诞生于南大的群众性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与“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在运动初期被称为“江苏‘文革’的发动机”。“一·二六夺权”以后，这两个组织又成为江苏地区派性斗争的两大壁垒，江苏各地许多部门、行业和基层单位的群众派性组织都唯南大两派马首是瞻。第四，南大两派群众组织的领袖在运动期间与中央高层和江苏省的主政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他们个人政治命运的兴衰沉浮，不仅比较直观地揭示了“文革”期间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以及中央与地方、党政机构与民众组织、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等矛盾因素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还可以折射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对这些矛盾因素的深入考察和理论诠释，无疑将大大拓展和深化我们对“文革”概念的理解。第五，“文革”后期发源于南大的南京“三·二九运动”（即1976年春的“南京事件”）是全国性的“四五运动”的先声，深入解剖这个事件，可以明了“文革”后期普遍的社会心理变化和“文革”运动难以为继的深层次原因。基于以上各点，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对南大的“文革”有了深入的了解，其实也就对外省“文革”群众运动有了更深刻、更准确的把握。
这本书在创意和体裁方面直接受到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启发，不过基于采编者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价值取向，本书显然带有浓厚的历史学著述的烙印。关于“口述历史”的概念内涵和具体操作问题，我非常赞同唐德刚先生的观点，即“口述历史”论著绝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亲历者所叙述内容的一个简单记录，而应该是历史学家和亲历者之间的一种合作。历史学家在这种合作中的能动作用，就是要根据他对相关历史背景的了解，提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以彰显整个访谈的思想主题和学术价值。其次，历史学家还要为亲历者提供一个详细的历史背景清单，借以刺激亲历者的记忆链接，促使他们尽可能详尽地回忆起有关的事实。第三，历史学家还必须努力取得访谈对象的信任，促使他们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尽可能完整、详实地陈述出来。这本书就是基于上述认知的一个实践。我个人对这本书的基本定位是：在普通读者那里，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文革”通俗读物；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那里，这是一个以社会史视角切入的口述史料汇编。
在采访和选编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访谈对象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这本书的访谈对象包括了基层单位中的“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和“逍遥派”等几种基本类型，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也不一样。[2]从他们各人的叙述中，我们既可以隐约看到那个时代的整体面貌，看到南大“文革”运动的基本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许多个性化的东西，反映出各人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特别是当我们的问题涉及到“价值判断”的时候。
在对原始访谈记录进行编辑、剪裁时，我注意兼顾叙述内容的趣味性，但取舍的首要标准是其真实性。其中涉及的许多具体细节，都由我和访谈对象依据现存的文献史料进行了核实。现有的文本中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史实错误。考虑到这些错误既可能源于访谈对象的记忆混淆，也可能客观地反映出当时大众信息传播的混乱情况，所以我没有在正文中直接改正，而是采取注释的方法加以校正。
对于“口述历史”，人们经常提到的质疑包括：我们的访谈对象所叙述的内容的可信度如何？换言之，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对相关事实有所保留或者有所歪曲？这似乎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然而只要我们对国内相关研究的现状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就不免发出以下的追问：这种疑虑难道仅限于口述史吗？长期从事口述史实践的邢小群先生曾经指出：“口述史是不是可信，不可一概而论。它的历史真实性既取决于口述者对历史的态度，也取决于采访者对历史的态度。如果双方都有一种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口述历史完全可以成为信史。如果口述者有误记和避讳，采访者通过追问和考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口述者的缺陷。但如果双方都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主观上对治史与传奇就不加区别，或者出于商业目的炒作，或者为了发泄私怨，当然不可能产生信史。同样，依靠文献治史，如果无意求真，也会让历史走样。”（1）
根据平素对他们的了解，我个人相信：第一，这里选出的访谈对象对这个访谈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完全没有利用这个访谈发泄个人怨恨的主观诉求。第二，这里选出的访谈者多是各自学术研究领域里的翘楚，他们早已功成名就，完全没有必要借这个访谈来达到宣传个人的目的。他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个访谈，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天然的探究真相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们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关于“文革”的研究，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那段历史作一个见证，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些关于那段历史的真实可信的记录。他们不仅拨冗接受了我们这个没有任何酬劳的访谈，而且非常认真地校阅了我们整理的访谈记录，有的记录稿校阅、修改达到三次以上。他们或许还有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事情没有讲出来，但是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考证以及这些访谈记录之间的互证，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所陈述的那些事实是基本真实的。至于一些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是毫不奇怪的。如何理解和诠释这些不同看法，正是我们这项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按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观点，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其实并不在于探究“历史言说”本身的“真”、“伪”，而在于探究这些“历史言说”是“怎么说”、“何时说”以及“为什么要这么说”。在不同的“历史言说”的背后，同样都折射着当时的心理动机和思想观念。（2）从这个观点出发，即使这些访谈记录存在某些疏漏和歪曲，依然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问题不在这些资料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使用它们。
我之所以不揣冒昧，将这本草草编就的访谈录呈现给大家，还基于以下认知。正如邢小群先生所言：“口述史不仅具有史料意义，也可以成为史学研究本身。当事人除了回忆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提出问题，发表看法，可以追溯历史事件的原因，提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史学的要素，不论是史述，还是史论，在口述历史中都可以体现。”（邢小群：《口述史与“文革”研究》）这本访谈录出自一批学养深厚并极富人文关怀的专家学者之口，其中不但有相关史实的陈述，也包含各人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推断和追问，带有很强的学术探讨性质。在当下国内相关史料和史论研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本访谈录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从历史的经验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当前‘文革’研究的主要障碍是权力的遮蔽。在普遍遮蔽的环境中，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呈现历史的线索。那怕一时做不到精确和完美，也是有比无好。”（3）
“文革”是一个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进程反复多变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对于很多人（包括许多专家学者）而言，要厘清其起因、发展及其历史影响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比如“文革”前中期数量众多、并且始终处于不断分化组合过程中的群众派性组织就是一个例子。如果对南大“文革”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进程缺乏基本的了解，在阅读这本访谈记录时不免会产生一些混乱的印象。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对南大“文革”期间的若干重大事件作一个尽可能简单的概述。
大致说来，“文革”期间发生在南大校园或有南大人卷入的重大事件包括：
一、“六·二事件”。1966年6月2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当天下午，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部分师生就贴出了质疑、批评学校党委某些做法的大字报。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闻讯后，立即通过党团组织发起“反击”，动员多数师生对贴大字报的人进行批斗。是为“六·二事件”。后来由于中央文革和江苏省委的介入，匡亚明被打成“反革命黑帮”，而遭到匡亚明批斗的学生领袖胡才基、朱英才等人则成为闻名全国的第一批“造反英雄”。
二、“八·二七事件”。匡亚明倒台以后，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为首的江苏省委工作队迅速进驻南大。根据当时刘邓中央的指示，省委工作队一方面组织“革命师生”对“反革命黑帮”匡亚明和其他几个被江苏省委抛出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另一方面在师生中开展“反干扰”、“抓游鱼”、“反右”的斗争，试图将群众性的“造反”运动限制在其设定的框架内。因而到7月底8月初北京传来毛泽东批评工作队的消息时，围绕着省委工作队的功过和去留问题，在南大形成了三个群众性政治派别：一派坚决支持拥护工作队，其主体是在溧阳分校与匡亚明发生过冲突的师生，其领袖人物是党员调干生胡才基、朱英才、窦长春等人。另一派是所谓“激进造反派”，他们坚决反对工作队，并且很快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江苏省委。其领袖人物是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年教师文凤来等人。第三派是所谓“温和造反派”，其领袖人物是数学系年轻助教曾邦元等人。他们对学校党委和省委工作队的许多做法有所批评，但不否认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威。稍后，这三派群众分别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队”（保守派）、“红色造反队”（激进造反派）、“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温和造反派）。在1967年“一·二六夺权”以前，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之间存在着一种松散的同盟关系。
1966年8月27日，省委驻南大工作队按照中央和江苏省委的统一部署，准备从南大撤离。许多反对工作队的学生们把住学校大门，阻止工作队员离开南大，要求他们向南大师生做出深刻检讨，并为那些受到过打击迫害的师生平反；拥护工作队的学生们则提出“工作队为革命而来，为革命而走”的口号，主张热烈欢送工作队离开南大。两派学生针锋相对，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辩论。是为“八·二七事件”。此后群众派性组织的分野更加明显。
三、“九·九事件”。1966年9月9日，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联合其他大中学校造反派数千人前往省委，就一些列所谓“问题”要求省委主要领导人表态。在受到冷遇以后，造反派发起持续三天的绝食抗议。省委动员保守派红卫兵和公安力量驱散了示威学生。是为所谓“九·九事件”。此后南大造反派以“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名义，动员1300多师生赴北京告状。10月初，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代表中央答复了“南大八·二七”代表关于工作队问题的质疑，支持学生们的要求。“南大八·二七”由此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造反派组织。
四、“一·三武斗”。1966年11月以后，“文革”运动开始突破学校的藩篱，向社会各界蔓延。在此期间，南大“红色造反队”率先走出校门，到各大厂矿企业串联，拉起一个包括工人造反派“省工总”在内的全市性的造反组织“省红总”（全称“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而南大“红旗战斗队”则在省委的暗示怂恿下，联络各厂矿企业内部的党团员骨干、老工人、“劳模”等势力成立了全市性的保守派组织“工人赤卫队”。1967年1月3日，“红总”和“赤卫队”下属组织在江苏饭店附近发生大规模武力冲突。是为“一·三武斗”。这场武斗持续3天，造成1000多人负伤，但没有人死亡。最后在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强力干预下，这个突发事件得以平息。此后保守派群众组织迅速瓦解，其成员要么变成“逍遥派”，要么参加了“红总”或“八·二七”（此时“八·二七”也已扩展为一个全市性的造反派组织，号称“南京八·二七”，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是该组织的发起单位和核心成员）。
五、“一·二六夺权”。1967年1月26日凌晨，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在“红总”等社会组织的策动下，江苏发生了造反派向省委、省人委“夺权”的事件。以“南大八·二七”为核心的另一些群众组织则对“夺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由此江苏的造反派组织分裂为“好派”和“屁派”。前者以“红总”为主体，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后者以“八·二七”为主体，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从全市范围看，“好派”势力略占上风。不过在南大内部，“屁派”的人数远远超过“好派”。
六、“三·五军管”。江苏发生“夺权”以后，中央立即指示南京军区出面组织一个有省委干部、军队干部和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江苏代表团”赴京汇报“夺权”情况，商讨成立过渡权力机构问题。南大两派主要头头都参加了北京谈判。周恩来、谭震林等人最初提出的方案，是以原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为核心进行组阁。不过“大闹怀仁堂”事件发生后，谭震林被公开打倒。因此，他提出的以江渭清为首的组阁方案最终流产。1967年3月5日，周恩来、康生等人共同出面接见江苏各派代表，宣布对江苏实行“军管”。此后，江苏两大派群众组织争论的焦点由“夺权”问题转向“拥军”问题。
在此期间，南大校内群众组织有一些小幅重新组合。“红色造反队”联合了其他三个从“八·二七”内部分裂出来的小组织，共同组成“红四联”。但是“八·二七”在南大内部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
七、“倒许风潮”。江苏实行“军管”以后，南京军区及所属部队全面介入江苏各级地方事务，成为当地的主导势力。这实际上否定了造反派的“一·二六夺权”。积极策动夺权的“红总”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一直与军方软磨硬抗。军方则依据中央《军委八条》等指示，对“红总”实施武力镇压。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
同年7月，武汉爆发“七·二0事件”。其后《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江苏“红总”闻风而动，于8月间在南京城内掀起一场针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倒许”风潮。在此期间，南大“红四联”联合社会上的“红总”势力，将据守南大校园的“八·二七”赶出南大。后来毛泽东认为“揪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清洗了“中央文革”的“王、关、戚”。江苏“红总”的“倒许”风潮也随之烟消云散。不过南京军区与“红总”的对立情绪并未消除，两派群众组织的阵线分野更加鲜明。
八、“大联合”。1967年秋冬，中央一方面将江苏各有关方面的代表召集到北京谈判，极力撮合军方主导下的“大联合”，另一方面发出“按系统、部门、单位实行大联合”的指示，要求学生造反派与社会上的造反派势力脱钩，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为了贯彻中央的上述意图，南京军区于12月底派出“军训团”进驻南大。1968年3月，在中央的强力干预下，南京大学革委会和江苏省革委会相继宣告成立，许世友成为省革委会“一把手”，“军训团”负责人、南京军区6483部队政治部主任方敏成为南大革委会“一把手”。“红总”和“八·二七”的头头们也被“结合”进入江苏省、南京市和南京大学革委会领导班子。
此后群众派性组织的合法性不复存在，但是派性斗争并没有停止。
九、“揪地下黑司令部”。江苏实现“大联合”以后不久，许世友便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下发动了一场清除异己势力的政治运动，其斗争矛头指向以“江、王、高”为代表的军内“反许派”和以省、地、市三级领导干部为主体的所谓“老年串联会”。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968年夏天。与此同时，军宣队负责人和“八·二七”方面也以“清队”为名，在南大内部发起了一场针对校内中层干部群体的“揪地下黑司令部”运动，原校党委副书记陆子敏受到重点批判，许多倾向“红总”观点的中层干部受到牵连。一些有各种所谓“历史问题”和“现行反革命”行为的教师学生也在劫难逃。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校成立了285个专案组，办专案的队伍达1510人，全校被立案审查的对象141人，定案41人。在审查中有5人不幸死亡。[3]另外在此前后，许多南大毕业生在“四个面向”的口号下，被发配到农村基层和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
十、深挖“五·一六”。1970年初，中央发出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指示。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利用这个指示再次对“红总”成员和其他“反许”势力进行整肃，造成许多冤假错案，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牵连，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南大的深挖“五·一六”运动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领导下进行，从1970年初一直持续到1973年底。其中仅在1970年春夏的四个月中，就关押“五·一六分子”108人，大会点名“五·一六”248人，挂上“大名单”的“五·一六”嫌疑分子１１５４人。共有１５６０人卷入了“五·一六”漩涡。其中有２１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4]
十一、“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1971年9月发生的“林彪事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震动，同时引发了“文革”意识形态的严重危机，中央不得不在此后对一些政策做出调整，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举措是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恢复工作。就江苏地区而言，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离开南京以后，军方的作用和影响立即显著降低，介入各级地方事务的军队干部陆续返回部队，旧省委干部逐步取得江苏省的领导权。在南大内部，大部分“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陆续获得“解放”，他们和一些家庭出身比较好的“逍遥派”人士逐步取得各级领导权。
在上述背景下，南大自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教学、科研工作逐步恢复正常。此后虽然发生过“钟志民事件”，但总得来讲到1976年春天为止，外界的政治运动对南大没有造成太大冲击。
十二、 “三·二九运动”。1975年底至1976年初，中央发出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此后上海《文汇报》又多次发表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已故总理周恩来。南京大学许多师生激于义愤，于3月中下旬多次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史称“三·二九运动”或“南京事件”。这场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全国性的“四五运动”的先声，它表明反对“文革”、终止“文革”已经成为广大民众的一致心声。南大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包括李西宁、秦峰、康育义等人。这场运动虽然遭到“四人帮”的镇压，但是“文革”极“左”路线已经在广大民众的内心中彻底破产。
从以上大事举要可以看出，南大的“文革”运动大体上有一个与全国各地局势相互呼应的发展线索。然而通过阅读这批访谈记录，我们不难发现在各基层单位内部，“文革”运动的具体表现形态千差万别，决定事态发展和个人政治抉择的因素并不都是客观的、恒定的。因此，人们有时是主动地，有时则是被动地，在运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一方面反映出“文革”运动的非常态、非理性特点，另一方面也造成人们身份认同的争议。此外，本书的访谈内容中有一些是溢出于南大“文革”运动之外的，我在编辑、整理的时候没有将这些内容删去，是因为这些内容与访谈对象在“文革”期间的心路历程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不少访谈对象都谈到，对“文革”的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1966-1976这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回溯到1960年前后甚至更早，我们就无法理解和诠释“文革”的发生。这个观点与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当年撰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时的想法不谋而合。另外在解释“文革”末期的“三·二九运动”时，如果不联系到“知青”在农村插队时候的见闻与感想，不联系到1973-1975年的全面整顿，就无从彰显“经验理性”在人们思想解放历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以上是我作为一个策划者、参与者对这本书的一个简单评介。究竟这本书是否值得一读，还是由读者去作出自己的判断吧！
注释
[1]萧信生教授曾经担任生物系主任、全国生理学会理事、全国高校理科生物教材编委等职；茅家琦教授曾经担任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董健教授曾经担任中文系主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等职，同时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文意评论家协会主席；康育义教授现为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地质学教授、美术学教授，曾任南京大学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研究员、印度英·甘地国立艺术中心顾问；蒋广学教授曾经担任《南京大学学报》负责人、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崔之清教授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国台办海研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苏省海研会常务理事等职；虞友谦研究员曾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兼任江苏省哲学史与科学史研究会理事长等职；经盛鸿教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兼任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民国史学会理事等职；王继志教授现为南京大学写作学科首席教授，南京林业大学兼职教授，江苏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马来西亚槟城韩江学院客座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李西宁教授现任加拿大圭尔夫大学计算与信息科学系教授，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有多种文学作品发表。李良玉教授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领域杰出的中年学者，多种论著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2] 萧信生、谢家极、茅家琦三位在“文革”前已经担任系一级的党政领导职务，属于基层单位内部的“走资派”。这种特殊身份使他们与群众派性组织无缘。
董健、康育义、石征录、蒋广学、王继志五位在“文革”爆发时是青年教师。其中蒋广学、石征录在运动初期属于广义的“保守派”，后来都变成“逍遥派”；董健、王继志在运动初期都加入了广义的“造反派”，“一·二六夺权”以后，董健长期处于“八·二七”组织的边缘，王继志则成为“红总”下属组织南大“红四联”勤务组成员；康育义因家庭出身问题自始至终属于“逍遥派”，但在思想感情上先是比较倾向于“保守派”组织“红旗战斗队”，“红旗战斗队”垮台以后，又倾向于以阶级成分和意识形态“纯洁性”著称的“红总”。
崔之清、虞友谦、经盛鸿、耿昌贤四位在“文革”爆发时是南大学生。他们在“六·二事件”期间都贴过匡亚明和南大党委的大字报，属于广义的“造反派”。后来在如何看待省委工作队的问题上，崔之清、虞友谦、经盛鸿都转化为广义的“保守派”，耿昌贤则因反对工作队受到打击。1966年7、8月间毛泽东批评了派工作队的做法以后，崔之清先加入了温和造反派组织“八·二七”，不久之后就离开南大，长期脱离于南大的“文革”运动；虞友谦长期以“逍遥派”自居；经盛鸿长期从事《八·二七战报》编辑工作；耿昌贤则成为激进造反派组织“红总”的领导人物。
李西宁和李良玉两位在“文革”爆发时都是初中生，1968年初中毕业以后都到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后来又都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南大学习，亲历了“文革”后期的“三·二九运动”。
[3]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大事记》，第130—13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潘祝平：《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1）邢小群：《口述史与“文革”研究》，《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
（2）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第二讲《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版。
（3）邢小群：《口述史与“文革”研究》
本文系董国强（策划、采编）：《亲历“文革”——14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一书的前言，纸质版已由纽约柯捷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