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至1968年间中国各地旷日持久的群众派性冲突，长期以来被理解为在现存政治/特权模式中具有相反利益诉求的保守派和激进派势力之间支持还是反对“军管”措施的斗争。这项关于南京——一个饱受群众派性冲突困扰的重要省会城市——的个案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地方群众派性冲突之所以旷日持久，正是因为冲突的双方无法被简单地界定为所谓“保守派”或“激进派”。派性界限的含混不清，使得那些中央政府官员、地方军管当局、甚至毛泽东本人无从下手解决派性冲突。更重要的是，中央官员、当地驻军和地方党政干部这三大群体内部也存在派性分裂和对抗。这无疑导致地方群众派性斗争的激化和蔓延。为了赢得中央领导层的支持，地方上的群众派性组织竞相采取机会主义的策略，频繁地变换自己的政治立场，并竭力将他们的对手描绘为反动的“保守派”——然而这样的指控其实都是无稽之谈。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开头两年导致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失控的群众派性冲突——是现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痛苦然而却又十分重要的事件。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以及此后的近十年间，这一事件曾经受到许多国外社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对此加以记载与分析，还尝试使用一些结构性术语去界定与诠释群众派性冲突。然而到了“后毛”时期，中国大陆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引起国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对那些陈年旧事的学术兴趣因而迅速淡出——甚或被完全遗忘。在中国国内，相关的学术研究直到“后毛”时期才开始兴起。然而由于政治敏感性等因素的存在，这样的学术研究并不为学界同仁和有关各方普遍看好。而且，除了个别例外，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在其研究过程中很少关注早期西方相关论著提出的一些社会科学命题。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许多相关史料大量涌现，外国学者们对于反思早期西方论著中有关这些政治事件的结构性诠释似乎兴趣不大。因而，尽管“红卫兵”和“文革”政治迫害等话题近些年来在回忆录、文学作品和电影纪录片中受到热炒，然而相关的学术研究却并未因各种新史料的大量涌现而取得应有的进展。我们对北京和上海以外的“文革”运动情况依然知之甚少。
这篇论文是两位长期致力于“文革”时期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竭诚合作的产物——其中一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社会科学家。我们之所以会进行合作研究，是因为我们两人都很关注北京和上海这两大中国著名都市以外广大地区长期政治冲突的性质和人们卷入政治冲突的动机。在1967年初北京和上海的政治秩序得以恢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群众派性冲突在全国范围内猛烈爆发，并一直持续到1968年。我们的目的在于探讨这些地方性暴力冲突中的政治因素，并依据大量新发现的史料对一些貌似正确的早期解释进行反思。
尽管1967年初采取了“军管”措施，但在此后的两年间，北京和上海以外的绝大多数省份都经历了显而易见的政治动荡和统治危机。从一开始，一些西方论著便将这些地方性斗争描述为那些在现行政治体制中受到偏爱的“保守派”和那些在现行体制中受到压制的“激进派”之间的社会冲突。按照这种解释，地方性的群众派性冲突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控制，是因为派性组织表象背后所隐藏的不同社会利益诉求难以调和。其次，因为军方的作用在于重建秩序，所以它往往被视为一种天生的保守势力，而与军方结成联盟的地方群众组织则被武断地界定为“保守派”（Lee 1978）。
近年来，有些学者质疑那个时期的群众派性阵营能否被界定为“保守派”和“激进派”——即两派的分野是否基于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不同态度。徐友渔（1999）曾指出，1967年间许多地区的斗争事实上存在于相互竞争的激进团体之间，而这些激进团体曾在先前反对地方当局的斗争中结成联盟。他强调，所谓“社会冲突”解释体系混淆了两类矛盾：其一是1966年下半年地方党政机构的捍卫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其二是随之而来的获胜的造反派阵营内部的分裂与对抗。除了质疑各地的派性组织是否存在截然不同的政治导向外，他还质疑这些派性组织是否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另外一些新的论著没有就西方流行的理论概念展开讨论，但其对各省派性冲突的概述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徐友渔的看法（卜2008）。[i]中国国内近年公开出版的一些论著也对军队的角色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然而这些看法常常自相矛盾：一方面，它们赞扬军队遏制派性武斗、恢复地方经济的努力，另一方面，它们又批评军方犯了“左”的错误——如激化派性暴力和粗暴对待地方干部与群众（邓2001；李和郝1989，236-248；刘2006；杨2005；赵1994）。
要对“社会冲突”概念主导下的“文革”派性冲突解释体系做出批评，就必然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如群众派性组织的社会构成，如卷入派性冲突的人们如何在复杂多变的语境下做出政治抉择，如学校、工厂内部的派性冲突与省市一级派性冲突的相互关系，如各省派性冲突的结构性差异等等（Walder 2002，2006,2009）。对上述问题的详尽阐释，显然不是一篇论文的篇幅可以涵盖的。因而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将集中讨论上述重大问题中的一个方面——即地区性的派性冲突是否真的存在于对现存政治体制持不同看法的群众派别之间。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必须重新解释为什么这些派性斗争会如此激烈且旷日持久。
本文所提供的是一种基于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诠释。它需要更加深入地考察省市一级群众派性冲突的发展嬗变。而本文所依据的各种史料，在社会冲突解释体系被建构起来的时候根本没有可能获得。概而言之，在江苏省会城市南京，由当地造反派发起的群众夺权遭遇失败。中央高层拒绝承认夺权行动，并进而将江苏置于“军管”之下（Dong and Walder 2010）。该地区在随后的两年中经历了长期而激烈的派性冲突。这种情况与毗邻该省的上海市截然不同——上海在1月份宣布夺权后，立即获得中央的承认，并且实现了地方党政官员与地方武装力量的联合，因而夺权成果很快得到巩固（Perry and Li 1997; Walder 1978）。
尽管南京是我们感兴趣的遭受派性问题困扰的众多地区之一，然而我们无意断言这里发生的故事在全国其他类似的外省城市中具有特殊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我们重点考察南京基于一个很简单的理由——第一作者董国强作为南京大学（南京造反运动的发源地）的学生和教师，在当地学习、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有条件大量接触地方历史文献，并与许多“文革”时期的群众派性组织头头和其他政治人物进行访谈（董2009；董2010）。这些信息来源使得我们关于地方政治问题的论述深度，大大超过那些已经公开发表的论著。
1967年初南京派性营垒
在1967年3月5日中央宣布江苏实施“军管”之时，当地的群众派性冲突早已不是存在于地方党政机构的捍卫者和反对者之间。捍卫旧省委的“保守派”联盟组织在1月初北京公开赞誉上海夺权行动后立即土崩瓦解。此后南京的造反派们因“一·二六夺权”而发生分裂。出于对“夺权委员会”人员构成的意见分歧，一些造反派组织宣布退出夺权行动，而其他造反派组织则在前者未参加的情况下继续实施夺权。此后造反派们分裂为两派：参加夺权的一派被称为“好派”——他们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与之对立的一派被称为“屁派”——他们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Dong and Walder 2010）。
鉴于造反派阵营的公开分裂，北京拒绝承认这次夺权行动。两派遂于2月初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与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举行谈判。周恩来打算让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复出，担任新的过渡性权力机构负责人，但遭到“中央文革”中的“毛派”激进领导人的阻挠。当北京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南京街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最后北京裁决南京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同时宣布对江苏实施“军管”（Dong and Walder 2010）。
当军队奉命介入“支左”的时候，南京各派政治势力的分化不断加深。造反派们不但分成“好派”和“屁派”，而且“好派”内部也发生内讧。夺权后不久，属于“好派”阵营的工人造反派联盟组织“江苏省工总”即发生裂变。该组织起初由市政建筑公司、码头货运公司和人力三轮车行业协会的工人造反派领导。但“中央文革”认为来自大型工矿企业的产业工人代表应该接管权力。于是“省工总”于1月28日宣布改组（耿昌贤访谈；南京市档案馆1985，第40页；《农奴戟》1967a；《红色工人》1967）。“新工总”领导人上台后表示继续支持“好派”。而“老工总”领导人反对这次改组，遂带领其拥护者加入“屁派”。
类似的内讧也出现于省级机关造反派中。在“一·二六夺权”发生时，省级机关只有“省革总”一个造反派组织，其成员主要包括党政机构各处室中的中下层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其头头是省电信局的一位副处长。该组织积极支持夺权。然而在中央宣布江苏“军管”后不久，一个新的支持“屁派”的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省级机关革命造反大联合总部”宣告成立（南京市档案馆 1985，第50页）。与此同时，把持省级机关大权的“省革总”因延误传达一份重要的中央文件受到反对派指责，其头头们为推卸责任发生公开争吵，促使该组织二号头目倒戈加入“屁派”（《东方红战报》1967a，1967b；《南京八·二七》1967 ）。
上述分裂的发生，使我们无法再将群众派性组织界定为“保守派”或“激进派”。旧的标签变得毫无意义。起初联合起来反对南京地方当局的造反派联盟组织现在分裂为“好”、“屁”两派；起初团结一致实施夺权的“好派”组织再次发生裂变，一部分“好派”成员倒向“屁派”一边。两派的政治争端主要涉及新权力机构的领导权分享问题。此外，“好派”方面认为应该立即实施夺权，然后再想办法解决造反派组织内部的意见分歧。“屁派”方面则强调应该首先实现各造反派组织的联合，然后才能实施夺权。这种存在于社会构成十分相似的群众派性组织之间的细小政治分歧，在此后数月中不断扩大，最终导致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那么究竟通过怎样的过程，昔日的盟友才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们需要解释，起初细小的分歧如何逐渐激化并最终导致暴力对抗。我们认为答案不是基于群众派性组织的固有特征或他们早先的政治立场，而是因为两派群众被拖入了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策略性纷争。中央高层在如何应对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而毛泽东选择放任地方武斗事件的发生。北京的操纵加剧了地方冲突，并使之转化为一场北京不同派别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地方参与者们被动地置身于一场代价高昂的冲突，然而他们一开始对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一无所知，事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地方高级干部和所谓“干部问题”
实施“军管”是重建地方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且北京敕令地方政权重建必须结合“革命的领导干部”。这无疑大大改善了干部们的政治处境。在江苏，除了几位已经被中央点名批判的省委书记处成员，其他所有省委干部都有被结合的可能。他们为了在动乱中求生存，当然都不愿意放过积极表现的机会。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京的敕令同时促使敌对的两派竭力攻击对方选定的“革命干部”。事实上，一方面，两派在3、4月份都宣称要“解放干部”，竞相拉拢那些有可能被结合的高级干部，旨在增强本派在未来新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一旦某些干部表态支持某派，另一派就会立即给他们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同时指责其对手为“保守派”（《八三战报》1967a，《八二七战报》1967a；《东方红快报》1967；《农奴戟》1967b）。
早在“一·二六夺权”之前，一些厅局级干部为了与遭受攻击的省委领导人拉开距离，宣布成立造反组织“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由于这批人年龄较大、职位较高，所以人们都称之为“老年串联会”，简称“老串会”（《工人造反报》1968；《革命工人报》1968）。他们起初试图在造反派和省委领导人之间沟通斡旋。然而当夺权成为大势所趋的时候，他们加入夺权并站在“好派”一边。军方接管权力后宣布解散“老串会”，但这批干部依然与“好派”保持着联系。4、5月间，两位省委书记处成员——李士英和陈扬——和其他52位厅局级干部在“好派”召集的“解放干部”大会上公开“亮相”，另有100多位厅局级干部随后跟进（《工人造反报》1968；《革命工人报》1968）。
“屁派”也想拉拢高级干部。但是他们当初反对夺权，使得他们与许多支持夺权的领导干部产生龃龉。在2月份北京谈判期间，站在“屁派”一边的高级干部只有省委统战部长高啸平一人。更糟糕的是，在北京谈判结束前夕，“屁派”曾向“中央文革”提交一份报告，指控“好派”为“改良主义者”，其理由恰恰是“好派”结合了许多高级干部（《东方红战报》1967c）。这样的修辞策略直接威胁到老干部们，他们当然不会对“屁派”抱有好感。
既然在干部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屁派”便对站在“好派”一边的干部们发起攻击。他们组织群众大会批斗李士英和陈扬，指责他们是江苏“资反路线”的代理人，试图以此恐吓其他干部脱离“好派”阵营。5月下旬，他们又对若干高级干部实施抄家，并用抄家所得材料“揭露”旧省委干部们的“复辟阴谋”（《东方红战报》1967d）。6月，他们又声称掌握了李士英解放前被捕叛变的证据（《八二七战报》1967b；《南京工人》1967）。
当地军方对上述指控都信以为真。5月上旬，“屁派”群众挟持李世英前往“省军管会”告状，抱怨“好派”方面藏匿省委干部，帮助他们逃避群众的批判与审查。“省军管会”副主任吴大胜批评了“好派”召集的“解放干部”大会，并告诉“屁派”可以根据群众意见处置李士英等人（《工人造反报》1968）。
“屁派”方面对干部群体的攻击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现行政治体制。这不过是为了抵消“好派”在干部争夺战中的优势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然而这种策略带来的一个后果，是驱使省委干部们更加坚定地投入“好派”的怀抱。与此同时，军方的反应又在地方干部群体与军队之间造成裂隙。到1967年春末，地方干部们逐渐与“好派”形成联盟，而军方则日益倒向“屁派”一边。原先在造反派派性争斗中处于中立地位的党政干部群体和军队干部群体——他们是现行体制的两大支柱——现在被阴错阳差地拖入两个相反的阵营。
南京军区内部的分裂
军队本身也发生分化。在中央军委正式授权军队整治那些桀骜不驯的群众派性组织之后不久，南京军方取缔了十几个隶属于“好派”的顽固群众组织（卜2008，第445-463页）。在这次“三月镇反”中，数百名造反派头头遭到监禁，军方还指使省市公安机关整了这些人的“黑材料”（《八二七战报》1967c；耿昌贤访谈；葛忠龙访谈；李2002a，第29-30页）。
“好派”之所以成为打击目标，是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认为“军管”措施否定了他们的夺权行动。与此同时，他们当时控制着许多重要的交通运输部门和单位，并在军队前来接管时进行了抵抗。此外，军方的立场还受到周恩来的影响。在中央宣布江苏“军管”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请示周恩来：谁是江苏的“革命左派”？周恩来让他去请教南京“屁派”著名头头曾邦元。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告诉曾邦元：许世友是“毛主席麾下的一员战将，对主席无限热爱、绝对忠诚”（曾邦元访谈）。周恩来对曾邦元有所偏爱，是因为曾邦元在2月份北京谈判期间积极支持周提出的妥协方案（Dong and Walder 2010）。
周恩来的态度还影响到许世友的夫人田普——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副处长。她于3月8日加入了新成立的支持“屁派”的干部造反组织“省级机关革命造反大联合总部”。许世友还于4月2日在家中接待了“屁派”的头头们。“好”、“屁”两派都将此视为许世友倾向“屁派”的表征。作为回报，“屁派”方面在“三月镇反”期间及以后多次发表文章赞颂军队（《八二七战报》1967c，1967d；《打倒江渭清》1968；《东方红战报》1967e）。军方的显而易见的倾向性很快成为当地政治中的一大问题。
许世友对“屁派”的偏爱在“省军管会”内部引发了一些不满，“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大校的不满尤其强烈。杜方平很早就表态支持南京的造反派，并深深地卷入了“一·二六夺权”事件（Dong and Walder, 2010；《东方红战报》1967f）。“军管”实施后不久，杜方平领衔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谈军队在“支左”中的作用（梁、杜、吴1967a）。这篇文章的幕后推手是“中央文革”重要成员、《红旗》杂志副主编林杰（耿昌贤访谈；《南京工人》1968；《东方红战报》1968a）。
人们事后才知道，杜方平和林杰的关系源远流长。1950年代杜方平在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任职期间，林杰是他的部下。后来在杜方平的大力举荐下，林杰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耿昌贤访谈；《六一三战报》1967）。“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杜方平和林杰重新取得联系。此时林杰早已投靠康生和陈伯达，成为“中央文革”的一员。在2月份北京谈判期间，杜方平和林杰接触频繁。杜方平对周恩来最终裁定南京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极为恼火，而林杰和“中央文革”对此颇有同感。在杜方平看来，只有实施夺权的“好派”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他强调“屁派”必须首先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才有可能被认同和接纳（《江苏工人》1968）。
许世友对“屁派”的明显偏爱使杜方平深感意外与担忧。4月初，中央军委颁布禁止军队镇压群众组织的“十条命令”后（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181-183），“好派”势力发生强劲反弹，杜方平的言论也日趋激烈。他在4月至6月间多次公开谈到北京谈判，披露了他与周恩来、谭震林在“一·二六夺权”问题上的冲突（《东方红战报》1967f；《东方红战报》[扬州]1967）。他坚持认为南京两派的斗争是“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因而强调联合便是放弃政治原则。他还指责“三月镇反”削弱了革命左派的力量、加强了改良主义者的势力（《东方红战报》1967f；《工人造反报》1968；《井冈山》1967；《南京八二七》1968；《南京工人》1968）。然而有点自相矛盾的是，他指控“屁派”是“保守派”，其主要理由竟然是他们反对解放老干部（《江苏工人》1968）。[ii]
南京军区领导层多次对杜方平提出批评。杜方平不但没有丝毫悔改，还将“军管会”内部的分歧透露给“好派”。他还通过何朴向林杰和康生争取支持。何朴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名教师，曾在4至6月间作为“中央文革”秘密特使四次前往南京活动（《东方红战报》1968b）。“好派”方面也发起一轮宣传攻势捍卫杜方平和他的军中盟友，声称他们是军队内部正确路线的代表（《农奴戟》1967c；《八三战报》1967b）。
军方权威的崩溃
军队由此深深地卷入派性斗争，其领导层也发生分裂。4月初，南京大学的一个“好派”组织贴出系列大字报挑战军方。该组织的头头是数学系高年级学生万金华。在2月份北京谈判期间，杜方平曾指派万金华去见林杰。此后万金华便成为林杰和杜方平之间的非正式联络人。4月初何朴第一次来南京时，万金华也与他有过会晤（《东方红战报》1968a；《六一三战报》1967；《南京工人》1968）。挑战军方的大字报是这些幕后接触的产物。
万金华等人在大字报中质疑军队在全国各地的作用，指责他们镇压革命势力、支持保守派。他们还断言“军管”措施实际上错误地否定了南京的群众夺权，而且“某些人”正试图把斗争矛头转向南京军区内部的“正确路线”。他们还大肆嘲讽邢文举和高啸平——邢文举是“中央文革”派驻南京的《解放军报》记者。他先是帮助造反派组织夺权，而后又成为“屁派”的有力支持者（Dong and Walder 2010）。高啸平是站在“屁派”一边的地方高级干部。他们被万金华等人称为“阴谋否定群众夺权的反革命分子”。“屁派”方面随即发起反击，称这些“反动的”大字报是对“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恶毒攻击。南京军方的反应倒是很温和：他们仅仅恳求“好派”头头对那些批评者加以劝阻（《东方红战报》1967g）。“中央文革”则将他们的代理人邢文举调往上海，另派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报》记者长驻南京（邢文举2008；邢文举访谈；袁刚2008，第68页）。
军方的软弱反应和邢文举的调离使“好派”大受鼓舞，暴力冲突不断蔓延。在4月19日至5月13日间，南京至少发生了七起严重的暴力对抗（南京市档案馆1985，第54-58页）。从5月14日到24日，当地暴力对抗达到37起以上。从5月24日到6月中旬，南京城内平均每天发生街头武斗18起（《八二七战报》1967e）。5月27日，南京林业学校的“屁派”头头死于一起校内武斗事件（《八二七战报》1967f；《南京红卫兵》1967）。6月27日，南京机电学校的教学大楼在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中遭到焚毁（《八二七战报》1967g；《东方红战报》1967h）。“军管会”似乎处于瘫痪状态。他们在没有接到中央军委或“中央文革”直接命令的情况下，拒绝采取任何行动（《东方红战报》1967i；张春桥1967）。
军队权威的崩溃可以从“好派”对“军管会”直接控制之下的公安机关的频繁攻击中略见一斑。“好派”方面一再要求释放“三月镇反”期间被捕的所有人员，并清除他们的“犯罪”记录。6月初，“好派”开始袭击公安机关，查抄军方整理的“黑材料”，释放他们的战友。6月2日，一个遭到取缔的铁路系统“好派”工人组织动员数百群众前往南京铁路局公安处抗议示威，并冲进公安处大楼捣毁了一个旨在颂扬“三月镇反”成果的展览（《八二七战报》1967h）。在6月17日一次类似的行动中，数百名造反派在另一处公安机关门前示威。当他们试图武力进入该机关时，一场武斗爆发了。后因周恩来打来电话制止，进攻者们才撤离现场（《东方红战报》1967j，1967k）。一次规模更大的围攻省公安厅的行动发生于6月21日。数百名造反派冲进公安厅办公大楼搜查“黑材料”。在“屁派”动员1000多人赶赴现场后，“好派”成员才带着大批档案材料和两名俘虏撤出大楼。然而在6月24日，“好派”召集3000多群众再次前往省公安厅。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他们打伤了该机构军管小组负责人（《东方红战报》1967l，1967m）。“军管会”多次发布命令禁止此类行为，但是造反派们根本不予理睬（南京市档案馆1985，第68-69页）。
双方都意识到只有中央介入干预，当地的冲突才能得到解决。“军管会”遂于7月底怂恿“屁派”派出一个代表团赴北京，控告“好派”及其盟友杜方平的“罪行”。许世友的妻子田普是代表团头头之一。作为应对，杜方平和“好派”也向北京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代表团（葛忠龙访谈）。
“武汉事件”之前的中央干预
当时负责监管南京的中央官员是张春桥。他是“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之一，曾参与策动后来得到毛泽东赞许的上海夺权行动，现在是上海市革委会一把手。5月初，他又被任命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毛泽东指示他“关心一下”江苏的局势（张、姚、杜1967）。张春桥和他的副手姚文元领命来到南京，在当地逗留一周，并在5月14日召开的一个全市性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张春桥的讲话非常圆滑——他只是空泛地号召有关各方提高觉悟，团结一致，向他们的共同敌人进攻。没有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张春桥不愿表明自己的立场。因而他的到来没有产生任何积极影响。在他停留期间，南京发生了4起大规模暴力冲突（南京市档案馆，1985，第56-58页）。
张春桥在“五·一四讲话”中极力回避当地一些关键问题使“好派”方面深感失望。他们原先估计张春桥——一位“中央文革”激进成员——会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上海夺权成功后，张春桥已经转而成为政治秩序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定拥护者（Walder1978）。“好派”尤其不满张春桥在讲话中重弹“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老调。在他们看来，这种折中论调起到了保护“屁派”、支持“军管会”的作用。因而，他们认为张春桥的讲话是一株“大毒草”（葛忠龙访谈）。
站在“好派”一边的高级干部们曾集体上书张春桥请求接见，但是张春桥没有理睬他们。这些干部对“五·一四讲话”中涉及“干部问题”的段落感到困惑与不安。张春桥的这段讲话其实不过是一堆语意含混、内容空洞的政治修辞，但是“屁派”方面却声称张的讲话支持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立场——即反对“好派”方面毫无原则地“一揽子”解放干部的做法。一位来自新华社江苏分社的“好派”头头向北京总社提交了一份“内参”，反映当地“好派”和干部们对张春桥讲话的批评意见。另一位鲁莽的“好派”头头甚至走得更远——他派人分赴全国各地收集证据，企图将张春桥打成“叛徒”和“历史反革命”（葛忠龙访谈；《东方红战报》1968c）。
7月12日，张春桥在北京接见两派代表团。“好派”代表团成员葛忠龙一上来就抱怨军方，并指出由许世友的妻子田普代表“屁派”是十分荒谬的。张春桥则将话题转到如何实现双方停火，并重复了其“五·一四讲话”中的许多折中论调。他拒绝明确答复两派代表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同时他的某些言行又令人十分困惑。例如，一方面，他在谈话中批评南京“军管”当局在释放被捕人员的问题上拖拖拉拉，导致矛盾不断激化；另一方面，他又在会见结束时径直走向坐在后排的田普，首先与她握手告别，而把其他人晾在一边（葛忠龙访谈；张春桥1967）。
张春桥模棱两可的立场，显示毛泽东还没有想好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毛当时关于南京问题的一些谈话看起来语义晦涩、漫不经心且杂乱无章。例如他在7月13日接见一些军队领导干部时说：
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闹清楚。不管怎么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也是不好的。全国大闹不可能。那里有脓包，有细菌，总要爆发的。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第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张春桥：有人讲第三派是走第三条道路的。）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呀！人家要大联合，大批判，你要诱导嘛！（毛泽东1967）。
基于毛和张春桥的上述态度，在南京两派武斗不断升级之时，驻扎当地的各支部队都按兵不动、袖手旁观。这与武汉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在武汉，陈再道指挥的军队在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中公开支持一方，并用武力摧毁了挑战军方权威的另一方。
“武汉事件”之后的激流勇进
“武汉事件”爆发后，南京“好派”直接将攻击矛头指向“省军管会”的后台老板许世友。在充满戏剧性的武汉事件中，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向当地群众宣布，陈再道领导的武汉军区将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然而在军方卵翼下变得十分强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不同意这个裁决。7月20日，一批支持“百万雄师”的军人绑架并囚禁了谢富治和王力。后来在周恩来公开、直接地干预下，他们才获得释放。当时秘密驾临武汉、试图亲自调解当地派性冲突的毛泽东，因对当地驻军是否忠诚没有把握，不得不仓皇逃往上海（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205-212；王2006）。
上述事件被北京的中央高层视为公然的挑战。陈再道和他的助手们被押解到北京，受到企图发动兵变的指控（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百万雄师”则被定性为“保守派”组织勒令解散。7月27日，中央发出致武汉“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表彰他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在南京，杜方平等人于次日在《新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支持中央的立场，号召打倒“军内走资派”（《东方红战报》1967f；梁、杜、吴1967b）。
中央的立场日趋激进。7月3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公开号召各地民众“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旗》杂志编辑部1967）。同一天，由何朴率领的一个“中央文革”调查组抵达南京（《东方红战报》1968b；南京市档案馆1985，第78页；《星火燎原》1968）。他们秘密会见杜方平，鼓励公开批判许世友。他们还向南京大学造反派和在南京活动的蒯大富“清华井冈山”成员传达了相同的信息。其结果是一个呼吁打倒许世友的“紧急声明”公开发表（《东方红战报》1968b；南京市档案馆1985，第80页）。
在此前后，北京不断传来支持“倒许”的讯息。林杰在7月30日接见一个无锡造反派代表团时，直接将武汉和南京做了类比，还问当地是否有人贴出批判许世友的大字报。与此同时，在北京活动的“好派”头头葛忠龙也给南京打来电话说：林杰告诉他许世友可以批判。他还说：北京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告诉他，中央支持杜方平。8月2日，何朴会见当地造反派头头，说许世友是南京的陈再道（《八二七战报》1967c；《东方红战报》1968c；葛忠龙访谈；《星火燎原》1968）。
张春桥的调子现在也变了。他在北京召见蒯大富，告诉他许世友对毛主席不忠。蒯大富立即增派数百名“清华井冈山”成员到南京助推“倒许”运动。张春桥还让蒯大富转告葛忠龙，要他立即返回南京参加“倒许”斗争。张春桥还通过上海的红卫兵头头向南京“好派”打招呼，说“反许”运动是正确的（《八二七战报》1967c；南京市档案馆1985，第79页）
在北京的明确鼓励下，“好派”和他们的军方盟友杜方平等人公开鼓动打倒许世友。他们还得到当地高级党政干部、江苏省军区领导人、南京空军领导人和九所驻宁军事院校领导人的支持（《东方红战报》1968d）。迫于各方压力，“军管会”释放了3月份被捕的所有造反派人员，并销毁了他们的案底（《八三战报》1967d；《星火燎原》1968）。许世友意识到他所面临的危险，带着几个亲信逃往位于大别山中的秘密军事基地（李2002a，第46-52页）。
不难理解的是，周恩来一直试图阻止反对许世友的运动。他在8月11日接见北京红卫兵头头时，警告他们不要因为出了一个陈再道，就对其他所有军队领导人都产生怀疑。第二天，他在接见南京“好派”代表团时又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八二七战报》1967i；《六一三战报》1967；周恩来1967）。8月中旬，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向南京派出一个调查组，调解当地不断升级蔓延的派性武斗（中共中央委员会1967a；南京市档案馆1985，第79-95页）。
“反许”势力的后续行动表明，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政权。在8月12日召开的有杜方平和“好派”头头们参加的会议上，一个“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宣告成立，以协调指挥各路“反许”人马的行动。“联指”下设的“参谋部”由一批军队高级将领和地方高级党政干部组成，发挥着实际的领导作用。8月14至15日，他们又组成所谓“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其强烈的政治抱负至此暴露无遗（《八二七战报》1968；《东方红战报》1968e；《南京八二七》1968；《星火燎原》1967）。
毛泽东最终决定保许世友
就在南京“倒许”运动胜利在望的时候，从武汉撤退到上海的毛泽东做出了他的决定——他觉得各地反对军方的斗争走得太远。8月10日，他在一份中央军委呈阅的文件草案中删去“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表明其态度的转变（王力2001，第1014页）。8月16日，他命令张春桥飞赴安徽，亲自护送正在大别山里避难的许世友前往上海。8月18日，毛泽东召见许世友并当面承诺：许世友和南京军区都不会被打倒（李2002b；徐1995，第91页）。
既然毛泽东现在做出了决定，“中央文革”不得不迅速调整其政治姿态。陈伯达在8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全国只有一个陈再道”。张春桥也紧急刹车：他于8月14日告诫杜方平不要压“八·二七”太厉害，不要重犯“一·二六”的错误。8月29日，他又打电话给曾邦元，要求南京的造反派们停止“反许”活动（《六一三战报》1967；南京市档案馆1985，第87页）。周恩来当然欢迎毛泽东的决定。8月16日以后，他多次在接见各地造反派的会议上强调：绝对禁止攻击人民解放军（中央文献研究室1997，第181页；《六一三战报》1967）。8月25日，毛泽东指责那些策动反军运动的“中央文革”激进派“毁我长城”、“不是好人”。王力、关锋和林杰作为替罪羊遭到清洗。戚本禹数月后也被清洗（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229-233；Schoenhals 2005）。
南京“反许”势力对中央高层的政治动向一无所知。毛泽东关于军队问题的最新指示直到8月25日才公开发表。而许世友在得到毛泽东的当面承诺后，一声不响地返回他在大别山中的秘密藏身之所（李2002b；徐1995，第91页）。8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给南京海军指挥学院的“反许”派发来电报，警告他们许世友不是另一个陈再道（南京市档案馆1985，第90-91页）。杜方平和他的同盟者们错误地认为，这封电报仅仅表明海军高层的保守倾向。8月28日，他们动员了70多个群众组织在南京军区司令部门前示威，并成立一个“揪许火线指挥部”（南京市档案馆1985，第93页；《南京八二七》1968）。
8月29日，周恩来命令南京“反许”派解散“揪许火线指挥部”，并警告其头头们：“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中央对许世友同志是要保护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李2002a）。造反派们随即将“揪许火线指挥部”改为“揪江（渭清）火线指挥部”，但他们依然计划在9月2日召开一个批判声讨许世友的群众大会（李2002b）。“九二大会”最终流产，是因为当天凌晨张春桥奉周恩来之命两次打来电话加以阻止（葛忠龙访谈；耿昌贤访谈；南京市档案馆1985，第95页；《南京八二七》1968）。
南京的“倒许”运动就此画上句号，然而两派的斗争依然存在。9月4日，周恩来派来的中央调查组促使双方达成一项停火协议，当地的暴力冲突逐渐平息，但两派继续指责对方犯了严重政治错误。9月中旬，中央召集两派代表赴北京谈判。但谈判持续了三个多月毫无进展。为了打破僵局，中央高层于1968年1月28日突然公开宣布杜方平和高啸平——南京两派的标杆人物——是挑起群众派性武斗的幕后“黑手”。这显然是对固执己见的两派头头们的一个警告。坚冰最终被打破。3月下旬，“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许世友成为省革委会一把手（中共中央委员会1968）。从1967年3月实施“军管”到1968年3月成立“革委会”，南京的派性武斗持续了整整一年。导致派性武斗延续与激化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央高层的内部政争和毛泽东的优柔寡断。而最终的结果，是许世友在中央的扶持下实施更为严厉的“军管”。
结论
1967年南京造反派阵营的分裂，最初始于夺权时机和领导权分享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而后逐渐升级为旷日持久的暴力争斗。群众派性组织的分野突破了基于政治地位和职业类别的身份认同。分化植根于“文革”运动进程中所做出的抉择，而非源于运动发生前业已存在的社会和政治身份认同。这样的派性身份认同并非1966年地方党委支持者与反对者派性分野的自然延续和外在表现。对立的两派都没有清晰地界定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因而我们无法判断他们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现存政治秩序。他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本质上都是策略性的，其目的无非是在中央高层和当地驻军中寻求支持者，同时贬抑对立派别及其支持者。这种冲突导致地方党政干部之间的派性对立，军队干部之间的派性对立，以及地方造反派——主要是学生和工人——之间的派性对立。
南京派性组织之间最初的分歧，仅限于夺权的时机和“夺权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屁派”成员曾在1966年为推翻地方党委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他们拒绝接受在最后的夺权行动中遭到排斥的事实，同时拒绝接受“反对夺权就是反革命”的指控。“好派”方面则先是为捍卫“一·二六夺权”而战，稍后又为抵抗军方的“三月镇反”而战。而他们的这些抗争都得到一些北京大人物的鼓励。
为什么这些起初很细小的不同意见会发展成如此深厚且强烈的仇恨？起点当然是北京拒绝承认南京“一·二六夺权”。北京拒绝承认夺权，是因为中央高层在任命哪一位地方党政高级官员领导新政权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同时因为造反派阵营业已发生分裂（Dong and Walder 2010）。这里，南京与上海的显著差异值得关注。张春桥身为“中央文革”核心成员，同时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成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领导当地的群众造反运动，并很快被任命为新的革命委员会一把手。他有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又利用当地驻军镇压了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反对派群众组织——这些学生和工人造反派认为，由一位现任高级干部领导的夺权，是对群众造反运动的僭越（Perry and Li 1997，119-144；Walder 1978，58-63）。因而，上海造反派阵营内部的分歧受到有效遏制，使这座城市幸免于其他地区普遍遭遇到的旷日持久的派性冲突。
我们依然需要解释，为什么南京造反派阵营内部最初的意见分歧最终会发展为如此漫长而惨烈的暴力冲突。这里，持不同政治见解的北京大人物们的深度介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中央官员之间严重缺乏相互信任。他们都试图通过操纵地方派性冲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根据自己的意志打造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对立的南京两派因而沦为北京官员们实现各自政治意图的工具。另一方面，南京两派都意识到如果没有来自北京的支持，他们便不可能获得成功。所以无论北京的支持来自“中央文革”，还是周恩来，还是中央军委，他们都会欢迎——当然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是毛泽东的支持。正是在对中央大人物们的亲睐表示做出回应的过程中，南京的造反派们不知不觉地卷入了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的中央高层纷争，成为持不同政见的中央官员的地方代理人。
这种官僚斗争的大致轮廓是清晰的。“中央文革”成员们从一开始便极度不信任周恩来，因为周恩来的所作所为显然旨在恢复秩序和恢复工业生产，阻止“文革”运动的发展蔓延。1967年2月间，周恩来打算让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复出担任新的革命委员会一把手，进一步加深了“中央文革”成员的猜疑（Dong and Walder 2010）。“中央文革”还疑虑周恩来对许世友施加影响，促使其倒向“屁派”。在许世友的妻子成为“屁派”头头后，特别是在军方逮捕了数百名抵制“军管”的“好派”骨干分子后，“中央文革”开始暗中策动“好派”和杜方平反对许世友。这些活动在1967年夏天达到高潮。军方的反对者们指责军方为重建秩序而残酷镇压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群众造反运动（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175-183）。
“中央文革”在阴谋颠覆“军管”的活动中双管齐下。一方面，他们通过多种秘密渠道与“好派”头头接触，鼓励他们抵制军方、批判许世友。另一方面，他们积极鼓励军队内部的反对派公开挑战许世友，并与“好派”结成联盟。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好派”的头头和群众们觉得他们得到北京的明确支持。另一方面，当地驻军因毛泽东没有就许世友的命运做出明确表态，不得不采取一种防御姿态。所以在1967年夏天“好”、“屁”两派在南京城里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当地驻军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屁派”拥护许世友和“军管会”。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任何复辟旧体制的愿望，也不是因为他们比“好派”在旧体制中享有更多的既得利益——事实上，“好派”方面收留了许多旧省委官员。“屁派”拥护军队的唯一理由，是只有这样做才能稳稳坐实他们早先提出的一个断言：即“一·二六夺权”将他们排除在外，因而不具备合法性。他们视自己为“革命左派”的一员，并以“好派”容留许多高级党政干部为主要论据，指责“好派”是企图复辟旧体制的“保守派”。而“好派”则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指责军队企图否定真正的群众夺权，同时指责“屁派”的言行代表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势力。双方这些自相矛盾的指控貌似雄辩，然而无论双方的修辞策略如何竭力混淆视听，他们之间的冲突绝对不能被理解为真正意义上的“保守派”阵营与“激进派”阵营之间的斗争。
南京军方在“军管”期间的克制姿态——或者说防御姿态——与武汉军方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照。武汉的情况起初与南京的情况一模一样：此前团结一致的造反派阵营中的两翼因对一月夺权后的权力分配意见不一而发生分裂，由此形成支持夺权的“香花派”和反对夺权的“毒草派”。武汉军方也对暗中抵制“军管”的“香花派”实施了镇压——有所不同的是，这种镇压力度很大，几乎将“香花派”彻底消灭。此后武汉和南京的故事便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在武汉“毒草派”发表一个冒犯当地驻军的社论后，陈再道将军以此为借口转而镇压“毒草派”，并公开支持1966年因捍卫地方党委被打败的“保守派”残存势力（Wang 1995，112-160）。由此形成的派性对抗使武汉闻名遐迩，并引发了一波全国性的反军浪潮——南京的许世友也因而受到威胁。最后，貌似高深莫测、英明神武的毛泽东出尔反尔，诏谕对军队的攻击必须停止，激进的“中央文革”年轻成员“王、关、戚”必须受到整肃，还有就是许世友应该留下——这使得“中央文革”和张春桥不得不紧急叫停各地的反军运动。在经历了好几个月的相互诋毁和街头暴力之后，造反派重新团结的可能不复存在，毛泽东不得不最终诉诸于赤裸裸的高压威慑的军事统治。
有些学者断言，1967年中国的派性冲突之所以旷日持久而且暴烈血腥，是因为这种冲突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相反利益诉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看法，然而却很难从南京个案中找到支持论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倒是提供了一些更为有趣的事实：起初结成联盟、具有几乎完全相同背景的两拨造反派人马，因在一些策略问题上产生争端，而后又将这些争端上升到政治原则的高度。两派都寻求北京和当地驻军的支持，而北京大人物和当地驻军首长则从最有利于自己的考量出发去解决争端。这样做的结果，是地方上的造反派们被拖入北京高层内部的激烈政争。中央高层之间争斗的目的在于扳倒对方，并在各地政权更迭的过程中推行不同的政治路线。引发地方造反派分裂的因素则完全不同——他们需要北京的支持，而不在乎这样的支持来自何方。南京、武汉或其他一些地方的派性冲突所揭示的那些问题，是否普遍存在于1967年实施“军管”的其他众多省区，还有待我们对各地的情况做出详实的微观实证分析。然而有一点却非常清楚：即此前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冲突的宏大叙事，值得我们彻底反思。
鸣谢：
董国强应聘担任斯坦福大学人文研究中心2008-2009年度高级研究员使我们的合作研究成为可能。两位作者感谢斯坦福大学Sc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资助此项研究。
注释：
[i] MacFarquhar和Schoenhals(2006)对地区性冲突着力不多，也没有涉及这些理论问题。
[ii] 要反驳杜方平的观点其实并不困难：“好派”才是“改良主义者”，因为他们将所有罪责都归结于个别省委主要领导人，而丝毫不触及现有政治体制。
参考资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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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昌贤：“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他是造反派组织“南大红色造反队”发起成员之一，后来又参与发起并领导“江苏省红总”。他积极投身推翻地方党委的斗争，拥护“一·二六夺权”，并成为南京“好派”头头。访谈时间是2007年2月。
邢文举：是由“中央文革”派驻南京的《解放军报》记者。他在策动“一·二六夺权”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对一些造反派头头在夺权过程中遭到排斥深感不满，后来成为“屁派”的积极支持者。访谈时间是2009年9月。
曾邦元：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并留系担任政治辅导员和团总支书记。他是“南大八·二七”和全市性造反派联盟组织“南京八·二七”的一把手。他反对“一·二六夺权”，成为南京“屁派”主要头头。访谈时间是2007年11月和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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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Nanjingian Under Military Control，刊载于英国剑桥大学主办之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 No. 2, May 2011。第二作者Andrew G. Walder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资深教授、世界知名“文革”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