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许多学术论著都将“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派性武斗描述为试图捍卫现有政治体制的“保守派”集团和试图改变现有政治体制的“激进派”集团之间的斗争。然而近年来的一些著述却指出，政治冲突的轴心在1967年初各地党政机构垮台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与上述解释体系的核心观点相互抵牾。深入考察1967年1月南京夺权的失败，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事实上，夺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将那些地方党政机构的捍卫者们赶下政治舞台，并导致卷入夺权事件的造反派阵营的两翼公开决裂。先前的造反派盟友转瞬间反目成仇，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在艰难曲折的北京谈判中不断加剧与固化——而北京谈判之所以艰难曲折，是因为中央的政治导向常常发生令人困惑的转变。引起纷争的，不是“保守派”和“激进派”关于重建政治秩序的不同主张，而是相互敌对的激进派别在新的权力架构中的不同地位。
长期以来，学界似乎存在着一个广泛共识——即“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群众派性冲突是“保守派”和“激进派”两大势力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目的在于塑造有利于自己的运动结果。按照这种解释，处于政治制度顶端的毛泽东和从属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官僚们，在林彪和人民解放军若干重要单位的支持下，与地方上的造反派组织——其成员主要来自在现行体制中处于边缘或从属地位的社会团体——结成同盟。游离于这些激进势力之外的，是那些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官僚和地方上的军队领导人——他们与那些在现行体制中受到偏爱的社会团体成员组成的群众派别结成联盟。[1]当一些西方学者以十分肯定的口吻提出这种解释体系时，他们还无缘接触“后毛”时期大量涌现的历史文献、回忆录和重要人物口述史料。然而它却长期广泛流传，并被英语学界奉为有关那段历史的标准叙述。[2]到了“后毛”时期，这种解释又受到一些曾在“文革”期间风云一时、而后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的盲目追捧，因而其可信度似乎得到进一步确认。[3]
然而最近一些年来，这个曾被广泛接受的共识受到挑战：挑战针对的不是它对北京领导层中政治分歧的刻画，而是其对省级和省级以下政治对垒的描述。徐友渔曾尖锐地指出，这种解释过分夸大了与“社会冲突”相关的有限证据，混淆了1966年下半年“保守派—造反派”之间的分野与1967年1月夺权以后“激进派”组织之间的对抗。徐指出在1966至1967年间，在中国29个省级行政区划中，只有6个地区可以认定自始至终存在着“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概念划分。[4]Andrew Walder关于北京红卫兵内部冲突的研究论著，细致描述了“天派”和“地派”之间的长期斗争。这两派的政治分歧似乎与一般认定的“激进”或“保守”概念毫不相干。[5]卜伟华在其新近出版的“文革”研究专著中没有涉及上述理论问题，不过他对1967年许多地方省级权力斗争的概述支持徐友渔的结论。[6]
通过对南京“一·二六夺权”前后政治冲突的详实考察，我们将更加深入地探讨上述问题。事实上，这起夺权事件导致当地群众派性组织分化重组，并在此后两年持续影响着地方派性政治。卷入这场争斗的造反派们先是在推翻江苏省委的斗争中结成联盟，而后又在北京大人物策动的仓促夺权行动中发生分裂。他们之间的对抗与首都的派性政争相互牵扯，后者激化与固化了本来十分细小的分歧。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重建政治秩序问题上的原则冲突，而是一系列含义模糊、变化无常的政治博弈。这样的政治博弈很难用“保守的”或“激进的”概念加以定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叙事将向人们揭示，一场起初由现行体制攻击者挑起的反对现行体制捍卫者的斗争，是如何迅速转化为一场性质完全不同的斗争的。
1967年江苏“夺权”的背景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得到最高当局的赞赏，引发了一波席卷中国大地的群众夺权浪潮。尽管当时的舆论宣传充斥着“群众运动”的激进修辞，毛泽东却始终坚持党政官员和军队干部在“革命委员会”中的主导地位。接踵而至的，是对具有独立倾向的激进组织的大力遏制。上海“一月风暴”本质上是由张春桥（他身兼上海市委和北京“中央文革”双重领导职务）领导的一次旨在打倒上海市委领导班子的体制内政变。张的成就主要表现为重建地方秩序、收服工人运动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7]
中央领导层导演了上海的夺权事件，并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预期目标。该市在夺权后没有像中国其他地区那样陷入派性武斗的泥潭。上海模式中的一些关键因素显然具有排他性：毛毫不含糊地支持张春桥成为新的地方领导人，中央高层在迅速恢复当地秩序的问题上存在共识，造反派势力在听命于北京的造反派头头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在上海1月6日事件得到媒体赞扬后的30天内，其他23省的首府也宣布夺权。然而在1967年的头11个星期内，北京当局只承认其中4省夺权合法。[8]在这几个省，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选择一位政治姿态激进、得到他们信任、同时具有相当地位和经验的省委领导人重建秩序。[9]其中最后一个获得迅速承认的是3月18日山西夺权。此后直到8月，其他各省的夺权都没有得到中央确认。与此同时，地区性的权力斗争在全国范围爆发。[10]
如果没有北京的明确支持以及随之而来的军队方面的支持，任何夺权行动都不会成功。这需要地方参与者与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紧密配合。在中央，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他们向毛泽东提供建议——这些建议常常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导向，然后由毛做出最后的决定。[11]周恩来的优先考虑是尽快重建地方权力机构和恢复交通与工业生产——这两者都在1966年下半年遭到严重破坏。周在1966年秋天曾试图阻止造反运动向工厂农村蔓延，但是没有成功。当动乱急剧升级后，他变换策略转而积极鼓励造反派“夺权”，以便在“夺权”后迅速重建地方权力。另一方面，“中央文革”的当务之急则是确保新的掌权者效忠于他们和他们的主张。他们并不急于重建秩序。上述两种考量之间的相互抵牾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中央文革”疑虑周恩来是否会因权宜之计而牺牲政治原则。中央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常常导致僵局，很多问题久拖不决，连毛泽东也很难迅速做出决断。在南京个案中，北京高层的内部冲突和优柔寡断，使得与“夺权”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变得含混不清，加剧了造反派内部的分裂。
南京个案很好地诠释了为什么复制上海模式如此困难——以及为什么那些激进团体会在推翻地方当局后如此迅速地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派。1967年1月26日，当地一个庞大的造反派联盟宣布夺权。这促成在北京举行的任命新的地方领导班子的艰难谈判。南京的造反派们无法就分享权力达成一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在选择哪位地方干部担任过渡权力机构一把手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僵局加剧了江苏的派性斗争，迫使北京于3月5日宣布该省实施军管——派性冲突受到遏制，但未得到妥善解决。
我们能够对南京的情况做出深入分析，是因为我们所占有的资料一般而言较为稀缺。其中包括一套近乎完整的《八·二七战报》——由当地一个主要派别主办的报纸——和一部由南京市档案馆在1980年代中期编印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当时只印发十本向各方征求意见，后来也没有机会公开出版。此外，我们还拥有北京谈判期间当地造反派头头与中央领导人多次会谈的记录，近年来公开出版发行的回忆录和大事记，以及第一作者与许多亲历这些事件的主要造反派头头的访谈资料。
南京地方党政机构的垮台
“夺权”一词的本意是用武力推翻当局。然而南京的地方政权在1966年年底已经近乎彻底瘫痪。[12]这个过程始于11月，当时省委主要领导成员们不得不多次陪同造反派赴北京请愿。[13]到12月底，造反派们包围省委大院，要求领导干部们出席批斗会、坦白交代罪行、与造反派签订协议。这些行动引发了保守派工人组织“赤卫队”与造反派之间的街头对垒。他们也派人前往北京请愿。[14]在毛泽东肯定了1月4日和6日上海两大报刊夺权以后，南京的保守派组织放弃了抵抗。[15]他们的最后抗争是所谓“一·三事件”——期间保守派和造反派组织在市内发生武斗，造成铁路交通和长江航运的阻断。[16]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于1月22日向北京发出特急电报，报告省委已经停止工作。[17]从那天起，省委书记处成员江渭清、陈光、许家屯和彭冲等人遭到造反派监禁，并经常被拉到群众大会上批斗，还被迫在脖子上挂上牌子游街示众。[18]一个大型造反派联盟组织——“江苏省红总”——开始代替江苏省委发号施令。[19]
1月17日，当地造反派几大组织的代表们决定成立“江苏革命造反联合会筹委会”，文凤来和张建山当选主要头头。文凤来是南京大学政治系讲师、“南大红色造反队”一把手和“江苏省红总”的后台老板。[20]张建山是南大数学系高年级学生、“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重要领导人。[21]造反派控制了大众传媒，但他们并未打算向省委夺权。与北京的情况一样，南京造反派势力的发展壮大，是其核心成员在“文革”初期遭受工作队惩罚后不断抗争的结果。[22]一旦他们从地方当局那里获得平反和道歉，他们的核心诉求便得到了满足。他们期盼的不是夺权，而是由中央罢免那些最坏的地方官员，同时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组织予以承认和保护。
周恩来的意外介入
南京的造反派们是在周恩来的反复敦促下实施夺权的。这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因为周恩来一直努力抵制“中央文革”的激进主张。然而他的行动其实并不难理解。南京的地方政权已经垮台了，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公共服务变得一团糟。在毛泽东肯定上海夺权之后，重建秩序的唯一途径便是诱导造反派联合“革命干部”和当地驻军实施夺权，而后建立一个革命委员会。周的介入是为了加速这个进程并达成预期的结果。
周恩来于1月中旬主动联系葛忠龙。葛是“南大八·二七”的发起人之一。几个星期前，他前往北京状告南京地方当局，得到过周恩来的接见。[23]1月16日，周的一位秘书打电话给葛，告诉他南京造反派应该尽快提交一份夺权方案。葛立即向其他造反派头头传达了这个信息，同时也向高啸平、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等人做了通报。高啸平是较早支持造反派的省委干部。[24]梁、杜、吴是南京军区干部，曾任省委驻南大工作队副队长，于1966年秋表态支持学生造反派。[25]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驻南京的“中央文革”代表邢文举也接到葛的通报。[26]邢文举随后起草了一份夺权方案。[27]1月21日，周的秘书再次致电葛忠龙，敦促造反派们加快行动步伐。[28]
周恩来还在1月中旬打电话给“八·二七”的另一个头头曾邦元，询问他对上海夺权事件的看法。[29]曾回答说：“我们支持中央的决定，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周随后问曾，南京的造反派是否也准备夺权。在得到否定答复后，周问：“那你们如何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央的决定呢？”曾回答说，造反派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管理江苏。停顿了一会后，周在电话那头解释道：所谓夺权，并不是真地要造反派们接管政府，而是要他们监督那些在任的官员做好工作。曾回答：“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夺权。”周随后指示曾邦元与南京军区取得联系，尽快提交一个夺权方案。周还于1月23日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干部梁辑卿，表扬他和南京军区“帮助揭开了江苏阶级斗争的盖子”，并要他们考虑一下夺权问题。[30]
周恩来的上述举动与1月22日《人民日报》相互呼应——该报当天在头版发表了三篇文章，号召所有“无产阶级造反派”奋起夺权。[31]22日下午，周恩来和陈伯达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头头。周在讲话中强调，（一）各地的夺权必须以造反派的大联合为基础；（二）各政府机关内部的造反派应该在夺权中发挥主导作用，社会上的造反派予以协助；（三）各级政府官员在夺权期间应该坚守岗位、继续履行其日常工作职责，并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32]在周恩来和《人民日报》的激励下，南京的造反派开始行动。1月22、23和24日，造反派头头们开会商议夺权事宜。《解放军报》记者、“中央文革”代表邢文举出席了这些会议，并起草了一个“夺权委员会”名单。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也出席会议表示支持。会议期间，以文凤来为首的“夺权委员会”宣告成立。
这些会议种下了造反派不和的种子。若干重要组织的代表指责会议“缺乏民主”，反对“夺权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宣布退出会议。结果，“南大八·二七”的头头们——其中最著名的是曾邦元——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33]夺权议程继续推进，但造反派队伍现在分裂为两派：一派参加了夺权行动，而另一派则没有。
1月25日午夜后不久，“夺权委员会”派出一万多名造反派成员分赴省市委下属的各个机构夺权。[34]南京军区事先得到通知，届时宣布实施宵禁，以确保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不受阻碍。[35]其实当地党政机构早已瘫痪，根本无法组织任何抵抗。所谓“夺权”行动虎头蛇尾，不过是在政治上走个过场。
“夺权委员会”事先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报告了夺权方案，并获得他们的批准。[36]然而造反派阵营的分裂违反了周恩来关于夺权的首要原则——造反派的大联合。参与夺权的造反派们在南大召开会议庆祝他们的胜利。中途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指示与会者们暂缓对外宣布夺权。经过一番讨论，他们还是公开宣布了夺权的消息。[37]随后张建山代表“夺权委员会”致电总理办公室说明情况，试图争取他的支持。[38]
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们受到北京电话指示的鼓舞，冲进《新华日报》社阻止该报发布夺权消息。1月28日凌晨，周恩来的秘书又打来电话说，由于造反派们意见分歧，中央准备召集各有关方面代表赴北京汇报夺权情况、商谈组建过渡权力机构事宜。[39]尽管如此，夺权派们还是在1月28日《新华日报》上发布了夺权消息，并于1月30日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庆贺夺权成功的群众大会。[40]南京军区派出4000名指战员参加大会，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在会上发言支持夺权，会后还在市区举行了军民联合武装大游行。[41]
周恩来首鼠两端——先是策动夺权，而后又拒绝赋予其合法性——似乎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当然是夺权前夕造反派阵营的分裂。不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缺乏一位中央了解并信任的高级官员去领导新的权力机构。南京造反派领袖文凤来不过是一名普通党员、退伍转业军人和大学讲师。“夺权委员会”核心成员中没有一位高级党政干部或军队将领。周恩来策动夺权的目的在于重建秩序，而现在的情况与他的预期相去甚远。周的后续干预显示，他当时最关心的是过渡权力机构的“一把手”人选。
艰难的北京谈判
周恩来指示南京军区组织一个代表团赴北京。他强调这个代表团必须包含支持和反对夺权的两派造反派代表、原省委领导干部代表和南京军区的代表。[42]杜方平大校受命组建代表团，并担任军方代表。原省委书记处成员李士英和包厚昌被选为“革命干部”代表。[43]文凤来和其他几位来自高校、工厂和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被选为“夺权派”代表。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们希望由曾邦元代表他们，但是遭到夺权派的激烈反对。最终，南京大学生物系调干生、“八·二七”二号人物袁服武和来自其他高校的两位造反派头头当选“反对派”代表。周恩来事先审阅了代表团名单，下令在名单中增加原江苏省委第二书记陈光。[44]
江苏代表团于2月7日抵达北京，那些赞成夺权的代表团成员对获得中央的支持信心十足。然而他们的信心很快便发生动摇。代表团住进宾馆的当晚，便有一位自称是中央办公厅干部的人造访。他说他要护送李士英去见“一位中央高级首长”。他拒绝回答为什么中央首长要单独接见李士英，他要去见哪一位中央首长，也拒绝了其他人陪同李士英一起去见那位“中央首长”的请求。结果代表团没让他带走李士英。[45]
第二天，周恩来和谭震林召见江苏代表团。造反派们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深感意外。周恩来一上来便拿出最新一期《红旗》杂志，指着上面的社论《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46]说道：
你们夺权我们已经看到，中央要经过与你们会谈才能表示支持或不支持。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没有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又怎么能够夺权呢？今天的夺权，是1949年夺权斗争的深入和继续。但情况不同了。主席批示我，各省夺权后，要一个一个地接见。昨晚我委托康生同志先找李士英同志来谈一谈，你们要派人来监视，来记录。我们这样支持你们，你们这样不尊重我们，我很难过。你们……给不给中央权力呢？[47]
造反派们现在才意识到，中央谋求在各地夺权问题上的绝对权威。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转呈了谭震林、陈毅等人联名起草的一份请示报告，建议将十多个省的省委领导人——包括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召到北京加以保护。[48]2月8日，南京军区派人前往南京炮兵指挥学院，将被造反派关押在那里的江渭清解救出来，并用专机送往北京。江渭清在北京接受了体检，又洗了澡刮了胡子，然后被安顿在京西宾馆休息。[49]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周恩来和谭震林多次与江苏代表团内的不同群体举行会谈，促使他们达成共识。[50]周和谭的意图很快便清楚地显现出来：他们希望江渭清成为过渡权力机构的“一把手”。2月9日，谭震林单独召集旧省委干部和杜方平开会。他轻描淡写地批评了江苏省委的政治错误，同时强调江渭清是近年来敢于质疑刘少奇“桃园经验”的少数几个省委书记之一。他随后提出以江渭清为首的新权力机构的组阁方案。[51]
周恩来在与造反派头头的一次私下接触中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他告诉他们，《红旗》杂志即将发表一篇正确处理干部问题的新社论。[52]在解释该社论的内容时，周说：“我们必须正确对待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老干部参加新的权力机构对我们的夺权斗争有利，因为这些老干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很强的组织能力。”[53]周还告诉造反派：江渭清同志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革命”，对党忠诚，所以中央打算让他领导新的革命委员会。[54]
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尽管代表团中的那些旧省委干部立即同意周、谭的提议，其他很多人却对此持强烈的保留态度。文凤来和杜方平对周、谭的提议深感困惑和不安。据史料记载，文凤来在一次会议上与谭震林发生争执，强调江渭清的错误非常严重。[55]杜方平不敢直接顶撞周恩来和谭震林，但他内心不满、试图拖延。当周恩来催促他表态时，杜方平推托说需要先向南京军区首长请示。[56]周恩来立即反问道：“我现在代表中央处理江苏问题，你认为南京军区领导敢反对中央吗？”[57]
最终，支持夺权的造反派们迫于中央的压力同意了这个提案。周恩来和谭震林于是安排江渭清的秘书班子进京，替他起草未来在群众大会上站队亮相的自我批判发言。[58]至此，一个由原省委领导干部、军队“支左”干部和愿意合作的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新的江苏地方权力机构可谓呼之欲出。
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们
在江苏代表团赴北京谈判期间，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们组织了自己的代表团——“江苏控告团”。这些造反派也在推翻南京地方政权的斗争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当地第一个群众组织——“南大红色造反队”——成立于1966年8月23日。南大政治系讲师、共产党员文凤来是该组织主要领导人。第二个造反派组织——“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于4天后宣告成立，主要头头是数学系青年教师曾邦元。这两个南大造反派组织联手打败了支持省委的“南大红旗战斗队”。然而到1966年11月造反运动溢出大学校园后，这两个同盟组织为扩大各自的社会影响力而展开竞争。不久他们分别组建了两个全市性的造反派联盟：一个是以“南大红色造反队”为首的“江苏省红总”，一个是以“南大八·二七”为核心的“南京八·二七”。这两大联盟组织合作打垮了保守派联盟组织“南京厂矿企业工人赤卫队”。然而共同的敌人刚刚消失，他们之间围绕省市群众运动领导权的潜在竞争便再度升温。一些“八·二七”头头——如曾邦元和袁服武——反对“省红总”方面提出的夺权动议。然而对他们来说很不幸的是，夺权行动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反对半途而废。意识到自己有可能错失良机，“八·二七”的两个头头张建山和葛忠龙临阵倒戈，支持夺权。
因为“八·二七”和它的几个同盟组织从夺权行动中退出，所以他们在由28人组成的江苏赴京代表团中仅占3席。为表达不满，他们在南京掀起一轮宣传攻势，指责“一·二六夺权”反映的是少数造反派头头的政治野心，而非广大群众的意愿。支持夺权的造反派们随即对他们上纲上线，宣称“谁反对‘一·二六夺权’，谁就是反革命！”[59]
周恩来和南京军区对“八·二七”方面节外生枝心存不满，然而他们得到“中央文革”代表邢文举的支持。像邢文举这样的“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各地记者，其使命原本仅限于向中央汇报各地造反运动的开展情况。但事实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当地群众组织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并积极支持他们的造反活动。邢在南京便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起草了江苏夺权方案，并参与策动当地造反派夺权。他注意到“南大八·二七”的组织规模大大超过了其校内竞争对手“南大红色造反队”。在1966年秋天，南大造反派学生组织1300多人前往首都控告南京地方当局的所作所为时，公开打出的旗号是“南大八·二七”。所以许多中央领导人一谈到南京的造反运动便会联想到这个名字。[60]不过“红色造反队”的头头文凤来是南京最著名的造反派领袖。他是南大最早起来批评工作队的少数师生之一。1966年8月他赴北京告状时，被康生指定为“革命教师”代表，在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天《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还特别提到他的名字。[61]因而在邢文举看来，新的权力机构应该包括文凤来（杰出的造反派领袖人物）、“八·二七”（革命群众组织的楷模）、以及高啸平（“革命干部”代表）和 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军队干部中的“左派”代表）。[62]
邢文举的看法与周恩来的组阁设想相左，导致他们之间关系的疏远。周恩来让南京军区——而非“中央文革”代表邢文举——组建江苏代表团就是一个明证。邢文举对“八·二七”头头曾邦元和与“八·二七”关系密切的省委“造反”干部高啸平被排斥在江苏代表团之外非常恼火。他没有随同按照周恩来意图组建的“江苏代表团”赴京汇报夺权情况、商议组阁方案，而是帮助曾邦元和高啸平组织了一个“江苏控告团”赴京反对夺权。
“江苏控告团”于2月10日抵京后，周恩来起初拒绝接见他们。他们不得不自己寻找住宿的地方，在“全国总工会”办公大楼里打地铺。[63]不过“中央文革”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安排他们到北京航空学院招待所住宿。[64]江青和康生还在钓鱼台秘密接见了南京左派干部高啸平。[65]得知这个情况后，周恩来立即与“控告团”取得联系，让他们搬到更为舒适的居所——京西宾馆。[66]
深谙权变之道的周恩来最终同意“控告团”成员参加谈判会议。[67]出于他预料的是，“控告团”绝大多数成员立即表态支持江渭清复出的方案。[68]“控告团”需要得到中央高层的支持，只要他们的竞争对手不在新的权力机构中掌握实权，他们愿意接受任何解决方案。然而激进干部高啸平反对江渭清复出。他已经接受“中央文革”的指派，秘密调查江渭清涉嫌一项派性谋杀阴谋的指控。更重要的是，高啸平知道一旦江渭清重新掌权，他必定会遭到打击报复。周恩来对高啸平非常恼火。他强调高的职位太低不能代表省委领导层。他还明确责令高脱离“控告团”返回南京。[69]
“中央文革”的动作
周恩来扶植江渭清复出以稳定江苏局势的努力，很快便因中央领导层的内部冲突而搁浅。2月16日，著名的“怀仁堂事件”发生——这个事件是随后反击“二月逆流”运动的前奏。在当天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和徐向前因不满“中央文革”成员攻击老干部，与之发生激烈对抗。[70]毛认定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于19日在他的住所召集政治局会议，责令谭、陈、徐三人停职反省。[71]谭震林拒绝反省自己的错误，还在激愤之下致信林彪，表示要与“中央文革”那帮激进分子斗争到底，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72]毛泽东更加震怒，指示周恩来召集一系列政治局会议批判谭震林。这些会议始于2月25日，导致周恩来稳定江苏努力的失败。[73]
谭震林协助周恩来处理江苏问题，积极支持江渭清复出。在革命战争年代和1950年代初期，江渭清曾在谭震林领导下工作。[74]谭震林遭到贬斥后，“中央文革”不但否决了江渭清复出的方案，而且试图借助这个事件扳倒周恩来。2月25日，江青和康生将江苏省委第二书记陈光召到钓鱼台。他们告诉陈光，他们正在调查江渭清复出的幕后主使。陈光为了保护周恩来，把责任全部推到谭震林头上。据说康生很生气。他指着陈光的鼻子大声呵斥道：“你陈光，不光明磊落！”[75]高啸平告诉其他“控告团”成员，谭震林犯了严重错误，“控告团”应该将谭在北京谈判期间的所作所为写个材料，上报“中央文革”。[76]3月2日，“中央文革”成员接见原“江苏代表团”成员，透露了一个新的决定。他们说江渭清已经被打倒，希望代表团在原省委领导干部中推荐一位“革命干部”担任新的“三结合”权力机构一把手。王力暗示代表团提名他们的对手高啸平，但是没有得到积极回应。[77]
僵局：江苏军管
当两派代表在北京谈判期间，南京的局势逐渐失控。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力冲突不断加剧，双方都想通过武斗削弱对方实力，从而对北京谈判施加影响。[78]许多其他省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周恩来迫于形势，自2月26日起连续召集军队高级干部会议。这些会议提出了处理各省夺权问题的新办法。在3月份出台的一份文件中，中央高度赞扬了各地的群众造反运动，同时对造反派之间的分裂和对抗提出严厉批评——指出“走资派”利用造反派的分裂对抗搞“假夺权”，挑起武斗事件，使得各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因而，中央决定派出军队“支左”，并在一些地方实施军管。今后各地夺权要采取“三步走”的办法，即首先将权力全部集中到军队手里；其后由军队将权力移交给由群众组织代表、军队干部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组成的“三结合”过渡权力机构；最后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产生永久性的革命权力机构。[79]
江苏于3月5日被置于军管之下。当天，周恩来和康生联袂接见江苏代表团和江苏控告团全体成员，宣布中央将与南京军区进一步商讨新的权力机构组成办法。[80]两派代表除了表示支持中央决定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历时近一个月的谈判到此结束。3月10日，“江苏省军管会”宣告成立，南京军区政委杜平被任命为“省军管会”主任。“夺权委员会”被勒令解散。[81]当地公安机关和报纸电台被军队接管。工厂、车站、码头、邮局等单位也派驻了军代表。造反派头头们被组织起来办学习班，批判检讨自己的错误。[82]
结论
南京夺权的失败，有助于大大深化我们对各省派性政治的认知。需要首先指出的是，在周恩来介入之前，南京的造反派们并未想到过夺权。大量访谈资料显示，造反派们觉得一旦他们从先前打击迫害他们的地方当局那里获得平反和道歉，摘掉了对他们不利的政治标签，他们的主要目标便实现了。他们努力寻求的，是证明其先前反抗行为的正当性，而非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激进变革。夺权是北京的主意。
其次，是导致1967年造反派分裂的因素。夺权问题上的公开对抗源自1966年下半年两大造反派联盟之间的微妙竞争。当“八·二七”因反对其竞争对手的主导地位而宣布退出夺权行动时，他们突然面临被边缘化的处境。他们其实并不反对夺权，他们所反对的是其在夺权行动中被赋予的从属地位。在他们因否定夺权而被视为“反革命”遭受打压时，他们全力以赴进行抵抗，正如他们先前抵抗南京地方当局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一样。他们显然不愿意在获得当局的平反和道歉之后，再被昔日的盟友贴上同样的标签、施以同样的压迫。造反派阵营内部的分裂与他们1966年12月间同捍卫省市委的“保守派”组织的斗争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我们无法将这种新的派性分野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界定为“激进派”或“温和派”。这些标签在南京语境中变得毫无意义。由周恩来策动的夺权行动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造反派们是否知道周恩来打算让江渭清复出？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们是应该被归类于“激进派”——因为他们反对重建秩序？还是应该被归类于“温和派”——因为他们赞成周恩来扶植江渭清复出的计划？处于对立状态的造反派组织出于策略考虑而频繁地变换各自的立场，使得我们无法给其中任何一方贴上那些政治标签。然而他们之间的分野却是真实的和易于感知的。
第三，是关于南京夺权失败的原因。南京的夺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北京高层无法在选择哪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出任新政权“一把手”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都无意让一位造反派头头领导新的地方权力机构——这无疑反映了毛泽东的个人看法。周恩来希望江渭清复出，而“中央文革”则属意于高啸平。周恩来显然十分讨厌高，并且认为他的行政级别不够，而实施夺权的造反派们则将高看作自己的对手。反过来，“中央文革”无法容忍江渭清的复职，利用谭震林的落马挫败了周恩来的努力。然而他们却无法让代表团——或者，显而易见的，让毛泽东——认同高啸平。在这样的僵持中，南京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唯一的权宜之计是将江苏置于军管之下——实际上是将新政权的组建无限期地搁置起来。此举虽然暂时遏制了派性武斗，却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当军方的权威在1967年的一系列事件中遭受破坏之后，当地的派性武斗死灰复燃。[83]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1967和1968年困扰中国的群众派性冲突是否可以被准确无误地界定为“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斗争？至少南京的情况不是这样。造反派阵营内部两股势力的分歧直到夺权前夕才公开爆发出来。而且2月中旬的北京谈判似乎正朝着解决分歧的目标迈进。归根结底，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摆平两派在新的权力架构中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主张。两派都同意江渭清出任革命委员会一把手，尽管其中一方并非心甘情愿。而且双方都不反对军管。只有省委干部高啸平竭力反对周恩来的计划，并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将周恩来的努力视为一种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复辟企图。当周恩来的计划因谭震林的清洗而遭受挫败之后，毛和周转而采取一种牵制策略——即实施军管。然而让军队置身于悬而未决的派性斗争之中，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Nanjingian’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刊载于英国剑桥大学主办之The China Quarterly，Vol. 203, September 2010, pp.675-692。第二作者Andrew G. Walder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资深教授、国际知名“文革”研究专家。
[1] 有关这种解释的经典表述，参见Hong Yung Lee，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esp. pp. 5-6。后来发表的许多论著都对此加以引述。
[2] 详见Ba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Harry Harding，“The Chinese State in Crisis”, in Roderic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2-166; 以及Maurice Meisner，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3rd ed.)(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3] 详见Hua Linshan, Les Années Rouges, trans. Henri Leuwen et Isabelle Thireau.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7; 华林山：《文革期间群众性对立派系成因》，刊载于刘青峰主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刘国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香港：博大出版社，2006。
[4]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第18-21页和第81-10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5] 详见Andrew G. Walder，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此前的许多论著往往认定“天派”为“保守派”，“地派”为“激进派”。参见Le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216-229。
[6] 详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第383-42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7] 详见Andrew G. Walder，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8), 以及Harding，“The Chinese State in Crisis,” pp. 152-166。
[8] 北京、天津、内蒙、福建和湖南五地没有发生以“上海模式”为蓝本的夺权。详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383-428页。
[9]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因模仿毛泽东公开支持造反派，在该省的“夺权”事件中幸存下来。其他几位幸运儿则在关键时刻向其顶头上司造反：他们是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山东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晗。详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304-308页和383-392页。另见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71-173。
[10] 在北京，造反派组织在1966年底打败其“保守派”对手后立即发生分裂，无法联合起来实施夺权。作为替代，毛泽东指令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于4月间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组建了一个革命委员会。详见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ch. 8. 另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392-399页。
[11] 详见毛泽东关于各地夺权问题的多次指示，载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2] 董国强：《江苏“一·二六夺权”前后的权力角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6月号。
[13] 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22、24和27页。
[14]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540-54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15]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1967年1月8日，刊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另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35页。
[16] 当时南京长江大桥尚未建成，火车必须通过轮渡横渡长江。南京的武斗阻断了这条动脉，使得工业重镇上海与华北各地的交通运输彻底中断。这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周恩来为何如此关注南京的局势。关于当时的武斗情况，详见《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紧急声明》，《八·二七战报》，1967年1月5日，第一版；《南京十多万革命造反派举行“一·三血案”声讨大会》，《八·二七战报》，1967年1月11日，第一版；《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34页；《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南京“一·三事件”的平反决定》，1978年12月30日，刊载于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编：《拨乱反正：江苏卷》，第401-40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1-543页。
[17] 《江渭清给中共中央的特急电报》，1967年1月22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18]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4-545页；另见《自绝于人民的江渭清绝没有好下场》，《农奴戟》，1967年3月8日，第四版。
[19] 耿昌贤访谈，扬州，2007年2月1日。“文革”爆发时，耿是南大外文系法语专科班二年级学生。他参与发起“南大红色造反队”，后来又参与发起“省红总”，并成为这两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20] 他是一名退伍转业军人、共产党员，当时30多岁。
[21] 他是数学系团总支副书记、系学生会主席。他和葛忠龙都是“红色造反队”的早期成员。“红色造反队”因自身吸收组织成员的标准较高，于是决定派张建立一个外围组织——“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以吸引许多希望加入造反运动的群众。后者的组织规模很快便超过了“红色造反队”，并进而与之竞争群众运动领导权。
[22] 关于北京造反派的情况，详见Walder，Fractured Rebellion, ch. 6。
[23] 本段叙述基于葛忠龙访谈，阜宁，2007年4月14、15日。葛是南大数学系高年级学生。1966年12月，他率领一个南大造反派代表团前往北京控告南京地方当局。1967年南京“一·三事件”发生后，他在1月6日、7日和8日连续三次受到周恩来接见。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0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24] 高啸平“文革”爆发时是江苏省委统战部长。他在1960年代初受到过省委的处理，个人仕途因而大受影响。他的妻子是南大中文系调干生、“南大八·二七”成员。
[25] 梁辑卿是江苏省军区副政委，少将军衔；杜方平是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大校军衔；吴大胜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大校军衔。
[26] 这些以《解放军报》记者身份被派往各地的“中央文革”代表在当地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参见Walder，Fractured Rebellion, ch. 6.
[27] 《一·二六夺权前后》，《革命造反报》，1967年2月17日，第二版。
[28] 葛忠龙访谈。
[29] 本段叙述基于曾邦元访谈，南京，2007年11月28日。曾1964年从南大数学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政治辅导员。他在上学期间入党，“文革”爆发时是数学系团总支书记。
[30] 《访问梁辑卿同志记录》，《革命造反报》，1967年2月18日，第四版。
[31] 详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造反就是要夺权！》，刊载于《人民日报》，1967年1月22日，第一版。
[32] 《周恩来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问题做重要指示》，1967年1月22日，刊载于《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三辑）》，第194-195页，未标明编辑出版者，1967年1月印发。
[33] 《一·二六夺权前后》。另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38页。
[34] 《夺权记》，《红卫兵报》，1967年2月15日，第一版。
[35] 《一·二六夺权前后》。另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0页。
[36] 葛忠龙访谈。耿昌贤访谈。邢文举在回忆录中否认他事先得到造反派方面的通知，不过他暗示南京军区和北京中央确实在事先批准了夺权方案。详见邢文举口述、杨民青整理：《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上）》，刊载于《老照片》，第59辑，第6-7页，2008。
[37] 《“文记”夺权委员会罪恶种种》，刊载于《革命造反报》、《东方红战报》、《八·二七战报》、《红卫兵报》联合专刊，1967年2月23日。
[38] 《“文记”夺权委员会罪恶种种》。
[39] 《惊呼省委书记处》，《东方红战报》，1967年2月9日，第四版。
[40] 《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新华日报》，1967年1月28日，第一版。另见《一·二六夺权前后》。
[41]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2页。此前不久，毛泽东曾指示南京军区派部队出席安徽合肥的群众大会，以表明军方的“支左”立场。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197-198页。
[42]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2-43页。
[43] 李世英长期在康生手下工作，1960年代初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包厚昌曾任无锡市委书记，“文革”前不久调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经济工作。
[44] 周恩来还指示在名单中增加葛忠龙，作为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代表。周显然不知道，葛事先已经加入“夺权委员会”并成为其核心成员。葛忠龙访谈。《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2-43页。《“文记抢印代表团”究竟是什么货色》，《东方红战报》，1967年3月5日，第三版。
[45] 葛忠龙访谈。
[46] 参见《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和《人民日报》，1967年2月4日，第一版。
[47] 《周恩来谭震林与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座谈纪要》，1967年2月8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8]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4页。另见《谭震林陈毅给周恩来的两封信》，1967年2月6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9] 江渭清在其回忆录中非常肯定地说，他从造反派手中获得解救的日期是2月8日。然而这个说法与当时遗留下来的一份史料相互抵触。详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6-548页。另见《“地下省委”复辟记》，《革命造反报》，1968年1月21日，第二至第四版。
[50] 以下资料记载了2月10日、16日、21日、22日、23日、24日和25日的会议情况：《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复辟》，《星火燎原》，1968年4月25日，第一版；《新华日报究竟是谁家的报纸》，《六·一三战报》，1968年1月23日，第二至第六版；《“地下省委”复辟记》。
[51] 《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复辟》。
[52] 参见《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红旗》杂志1967年第4期。该社论还提前发表于《人民日报》，1967年2月23日，第一版。
[53] 这篇社论最终发表于1967年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但是周在2月18日审阅了校样。详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9页。
[54] 葛忠龙访谈。
[55] 《谭震林是破坏江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井冈山》，1967年6月23日，第三版。
[56] 杜方平访谈，南京，2007年10月8日。另见《杜方平在京学习会上检讨摘录》，1967年11月12日，刊载于《江苏工人》，1968年3月15日，第一至四版。
[57] 杜方平访谈。
[58] 戴国强访谈，南京，2007年7月8日。戴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北京谈判。他是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文革”初期卷入造反运动，后来成为当地支持夺权的造反派头头。
[59] 《一·二六夺权就是好》，《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第一版。另见《新华日报究竟是谁家的报纸》；《一·二六夺权前后》；《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5页。
[60] 参见《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6日）和《周恩来六六至六八年有关江苏省文化革命的部分讲话》，均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1] 耿昌贤访谈。另见《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讲话的纪要》，1967年3月5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另见《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第七版。
[62] 葛忠龙访谈。另见《一·二六夺权前后》。
[63] 曾邦元访谈。葛忠龙访谈。
[64] 曾邦元访谈。
[65] 邢文举：《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上）。按照邢文举的回忆，高啸平在受到接见时，向“中央文革”领导人转交了南京造反派从省公安厅档案中发现的两封匿名信。据称这两封匿名信的内容显示，江渭清“文革”前曾与刘少奇和周恩来暗中勾结，企图谋害林彪。“中央文革”随即指派高啸平组织一个专案组秘密调查此事。
[66] 曾邦元访谈。另见《回忆周总理对八·二七的支持和鼓舞》，《八·二七战报》，1968年1月14日，第一版。
[67] 曾邦元访谈。另见《“地下省委”复辟记》。
[68] 《谭震林是破坏江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69] 曾邦元访谈。周恩来可能已经知道高啸平与“中央文革”的幕后活动。据一份史料记载，周曾在2月22日的会议上说：“高啸平历史很复杂”，“这个人不好”，“对我的话添油加醋”。他还说：“我不主张第二次夺权，照高啸平的主张，很想再夺一次！”详见葛忠龙：《高啸平是怎样在江苏复辟资本主义的？——在南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争反革命两面派高啸平大会上的发言》，《江苏红卫兵》，1968年6月25日，第四版。
[70] 详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6-127页。另见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 pp. 191-194。
[71] 详见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 pp. 194-197；《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9页；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第31-32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72] 《谭震林给林彪的一封信及林彪和毛泽东的批语》，1967年2月17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另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8页。
[73]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9页。围绕“二月逆流”的斗争，显然影响到毛泽东对江渭清复出一事的态度。毛对江一直十分信任，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还曾亲自向他面授机宜。“二月逆流”发生后，毛同意公开批判江渭清，但他多次拒绝江苏造反派把江揪回南京批斗的请求。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26-528页和第548-549页。
[74] 谭震林和江渭清都是湖南人，都在19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时期，谭成为江的顶头上司。1950年代初谭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时，江任江苏省委书记。
[75] 葛忠龙访谈。
[76] 曾邦元访谈。“控告团”后来确实上报了一份材料。详见《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江苏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团控告谭震林》，《东方红战报》，1967年6月21日，第一版。
[77]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江苏代表团的谈话》，1967年3月2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78]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5-49页记载了2月8日至3月1日间的八次暴力冲突事件。
[79] 《军级以上干部会议精神传达》，1967年3月，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80] 《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3月5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81]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51页。
[82]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9-50页。另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34页。
[83] 详见董国强：《1967年夏天南京“倒许”风潮的台前幕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10月号。另见Michael Schoenhals, “’Why don’t We Arm the Left?’ Mao’s Culpability in the ‘Great Chaos’ of 1967”,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2(2005), pp. 277-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