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以应变
记者：郑主任您好。“解放思想”这个词汇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和过去相比，新一轮“解放思想”如果有一些不同背景，您认为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郑佳明：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覆盖全球，信息化加剧、加速、加深了全球化的发展。近几来，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变化，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发展，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使世界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引人注目的新现象。一方面金融、环境、能源和国际贸易环境给我们的发展以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新变动新格局，新技术新产业，新概念新思想，新的发展道路和经验，都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对这些新东西，我们湖南人得去关心、了解和熟悉。但我们虽然经过了三十年的对外开放，很多人的眼界、胸怀、思想和心灵似乎还是封闭的，对外部知之不多，知之肤浅，甚至排斥新鲜的东西。例如，当中央批准湖南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消息传来，很多干部不以为然，甚至说怪话。我们现在要建设的“两型社会”城市群，这样一个理念，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都是先进的。如果我们没有开放的胸怀，世界的眼光，那么就有可能把两型社会仅仅理解为节能减排等几个技术上的指标。如果我们再不解放思想，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湖南有可能再次丧失机遇。我们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说到底就是解放思想以应变，又是一个千年大变局。
湖南人和湖湘文化
记者：刚才您说到，湖南人的思想有封闭保守的一面，可是近代历史上湖南人曾经开风气之先，政治军事上叱咤风云，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郑佳明：中国近现代的道路有两个阶段，一个民主革命，一个现代化建设。湖南人在第一阶段冲在前面，第二阶段却落在后面。湖南人的确有保守的一面。据我观察，湖南文化有四个毛病。第一个毛病，权力意识强烈。因为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文明和什么东西配套呢？它和封建文化、封建制度配套，我们湖南是农业文明充分发育，而工商业文明发育不足的大省，由此导致权力意识、家族意识很强。第二，小农意识强烈。我们是一个农民社会，农民吃苦耐劳，农民淳朴、善良，充满了人情味，但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小农经济取向自然就落后了。第三个问题是封闭，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关，也与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关。封闭的时间长了，又最容易养成自大的毛病。第四是斗争精神太强。受压迫的农民，反抗意识是最强。时间长了，湖南人下意识里面都是斗争。斗争不是竞争。斗争不择手段，所谓成王败寇，竞争要讲规矩，叫做公平竞争。我们曾经批评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就是因为他讲规矩，有点儿绅士风度。市场经济的竞争伴随的是妥协、合作、自由、开放、宽容、共赢这样一些品质、氛围、制度和政策。在妥协的理念下，才有契约、法制、公民意识、和谐社会和民主宪政，才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有改革创新，才有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才有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工商业社会的建立。改革开放后，和沿海比，我们落伍了，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沿海城市工商业基础比较好，地理条件有利于第一轮的对外开放。而现在当发展转向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的时候，可以说机遇又来到了湖南人的面前，只要转变观念，我们所拥有的人才优势、教育优势就能发挥出来。所以说湖南有跨越发展机遇，认识这个机遇，才有可能抓住这个机遇。
记者：您提到“权力意识”强烈，这个权力意识如何影响湖南大发展呢？
郑佳明：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少得可怜的剩余产品是按权力大小来分配的。高官而厚禄，读书而做官。学而优则仕，是人生价值的最大化。以曾国藩等人为代表和榜样，湖南人在中国政坛上官场上呼风唤雨，得风得雨。后来的湖南知识分子以做官为人生主要路途。是啊，做官于公可以修齐治平、卫道护教，于私可以光宗耀祖、富贵荣华，好处妙不可言。沿海城市里面，商业、学术、艺术、科学的价值取向，使人生多样化、多元化，而农本的湖南，官本位的思想观念在近代湖南却得到了强化。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阶级斗争，更强化了从政做官的意识。前些年，下海经商的大潮曾经冲击了湖南官场，但近年来多种原因使权力意识在湖南回潮并进一步强化。辛辛苦苦把权力弄到手，当然要使它效益最大化。所以滥用权力成了普遍现象，权钱交易，吃拿卡要，环境不好，人民怎么满意，经济怎么发展？搞权力，就要搞权力斗争。搞权力斗争最好的办法就是搞政治，搞得政治过敏，把什么问题都往政治上靠，经济建设就弱化了，人民利益就淡化了。话说回来，湖湘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我是历来鼓吹湖湘文化的，但是我认为湖湘文化里，权力本位重了，关系本位重了，小农的意识重了。湖南有个学者叫陈志武，在耶鲁大学做终身教授，他每年回来都和我在一起吃餐饭，他对我讲，华人的城市里面，在全世界最有竞争力、发展最好的有三个，新加坡，香港，上海。为什么？这三个城市是最成熟的工商业社会。我们现在讲发展，就是要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商业社会。工商业社会依靠法律的游戏规则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熟的市场和法制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只有充分保障好人的自由和权利，才会有创新，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要充分认识以人为本
记者：您多次提到新一轮的竞争靠科学发展，湖南人有希望后来居上，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新一轮思想解放会从哪些方面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
郑佳明：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长沙十几年前发现了血吸虫，市里开会安排了治理工作，最后讨论要不要告诉老百姓？大家说不能，告诉了，别人会说长沙的投资环境就太差了，说长沙还有血吸虫，怎么招商引资？最后集体决定不告诉老百姓。那老百姓到橘子洲游泳怎么办呢？在十几年前，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我们都没有这个概念和意识。而在这种意识之下，政府如此管理，好像也没有出什么大的纰漏。
但现在这样还行不行呢？肯定不行了。资讯如此发达，地上有互联网，天上有卫星，你瞒是瞒不住的，瞒得过百姓也瞒不过外国人，你在藏着掖着的时候，也许早成了国外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只会严重损害国家和执政党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权利意识现在空前觉醒了，中国人变了，人民在与时俱进！我觉得我们面临“两个刻不容缓”，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政府和人民关系的调整刻不容缓。
理解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解放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重新认识人，重新发现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资源和动力。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发展的目的。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目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把民生放在突出的位置。在政治社会发展上，把保障人民基本权利放在突出位置。把人的心灵自由和思想解放放在突出位置。通过扩大民主，“还权于民”，才能长期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只有以人民作为发展的目的，才会有真正的科学发展，这个国家也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发展的资源和动力。我们的矿产资源会越用越少，而我们的人力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问题在于，转变观念，把包袱变为资源，把阻力变为动力。一靠教育提高人的素质，二靠改革提高人的积极性。胡锦涛同志一直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一直期待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关键是做好人的工作。以人为本，就是要转变过时的人才观包括培养考察使用人的观念。科学发展是理性的升华和调整，需要科学理性的干部，顾全大局、顾及长远、珍惜自然和热爱人民的干部，要有充满活力、敢于创新、眼界开阔、心胸包容、科学思维、法治精神的干部。以人为本就是让人民自由生活和创造。我们传统文化也讲民本，但这个“民本”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本”还不是完全一回事。以人为本是把所有个体的权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人只有有了尊严和自由，他才能很好地去创造。温总理在接待世界各国的记者的时候讲解放思想，我听着翻译得有意思，按照中国人讲，解放思想是把思想解放开来，外国人根本听不懂，因为外国人从来没有解放思想这一说，那个翻译后来把“解放思想”翻译成mind free, mind是心灵，free是自由。这样思想解放就翻译成了心灵自由，我当时听了深受启发。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获奖的那本书叫做《以自由看待发展》，书中指出，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联合国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就是按照他的理论框架设计的。解放思想，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以人为本，要给心灵以自由。创新和发展是自由心灵、自由个性的产物。
记者：要解决您所说的这些问题，恐怕还得从转变政府职能做起。
郑佳明：你说的不错。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我们的一些历史遗留的旧观念在作怪。过去总觉得政府应该把绝大多数资源都握在手里，把什么事情都管起来，仿佛这样才放心，才不会出事。其实不是这样，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放手让社会发展，让社会充分自治，政府只充当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这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是人本经济、创业经济，有了自由的人，所以才叫自由经济。整个国家的进步也才会快起来。
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政府、市场、社会这三角关系是良性互动的，没有好的社会就没有好的市场，一个好的社会还可以承接政府的部分职能，并约束政府行为。而我们过去基本是靠国家来管理，这就造成政府机构过多，人过多，管的事过多，成了全能型、管制型的政府，从而又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怎么办？这就要既大力进行市场建设，也大力进行社会建设，把原由政府管、而实际上不该管又管不好的内容释放出来，还给社会。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布兰尼写的《大转移》专门就此作了大量论述。我再宣传一个观点，湖南要研究湖南商会文化，要有一大批好的商会。湖南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好商会，这些商会有三个好处，第一个行业自律，第二个互助，第三个维权。商会只是社会自治的一部分，商会文化的实质也就是民间自治，如果能够自治，还要政府管什么呢？自治是整个西方民主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我们现在旧的自治没有了，新的自治没起来，全都靠政府来管来治，很可能有一种后果，就是把人民群众搞到你的对立面去了。人民组成的社会既是政府的支撑体系、推动体系，又是政府的制衡体系和监督体系，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的社会主义。
关键是解放干部思想
记者：我在基层，有一个感觉不知对不对，群众的思想现在都非常解放，对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的期望也很高，但另一方面，不少干部却表现得相当茫然和漠然，要么不知从何处解放，要么认为无足轻重与己无关。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郑佳明：现在许多方面，的确是人民群众在推着我们前进。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放到世界背景中去看，可以说变化最大的是中国，而在中国，变化最大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变化最大的又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是思想。随着老百姓温饱问题的解决，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互联网、手机的普及，人民群众的思想可以说是与时俱进，一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思想非常活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干部如果不跟着变，跟着时代往前走，就会落后于世界，落后于其他的省份，落后于群众。过去我们把人民这个抽象的词汇举得很高，说人民创造历史，但实际对活生生的老百姓的智慧和创造性，又常常低估。所以，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事物，我们往往是压制甚至打击，但事实证明，真理可能就在人民群众那一边，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如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早都是发端于民间，经过很多波折后，才被上面所认可，然后再由上至下地推动。就拿这次大讨论来说，我们作了一个调研，调查显示，97%的群众要求我们湖南开展解放思想的讨论，要求湖南的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家都感觉湖南的氛围和外面的不一样。湖南人有一个共识，在湖南，很普通的一个人，到了外面做的比较好，而且概率很大。为什么在湖南做事比较难，到外面就做的比较好？那么就是我们的观念、制度和政策都有一些毛病，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状况。所以，讲解放思想，我认为关键就在于解放干部思想，否则必然无法取得实效。
上面所讲到的政府所占资源过多的问题，新华社有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8．3%，我们是美国的两倍。我们的干部人数越来越多，干部级别越来越高，哪个不提拔他都有意见，然后干部里面设置的小台阶小门槛也非常多，这样干部队伍不可遏止地膨胀，机构在膨胀，经费在膨胀，车越坐越好，吃饭的水平越来越高。这种膨胀是不是使我们更加有力量呢？不是，很多膨胀过程中，是在自己养活自己。设置一个部门，一开始是为了做事，但后来基本不做事了，年底写汇报的时候，搞了多少福利，都算成绩。这样就形成了庞大的财政负担，这种负担从财政角度上讲是经济负担，实际上更损害着我们的执政形象、使我们执政的效率受到了影响。
(稿源：◆《湘声报》记者迟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