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经历十年内乱的社会背景下，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启动的。改革的基本内涵，就是遵循体制转型的客观规律，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改革开放的本质所体现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中国改革开放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执政党的作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对原有体制的反思和调整方向的确立，这三者是文章分析改革开放成功启动的基本视角。文章阐述了这三者有机结合所形成的合力是改革开放成功启动最基本的原因。
【关键词】社会背景；政治基因；发挥优势；解放思想；合力形成
关于改革开放成功启动的原因，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广泛研究，特别是对各种宏观因素研究较多。但实际上，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一定是各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主线。只有厘清这条主线是如何将各种因素整合在一起形成合力，以及合力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逻辑关系，才能将历史的本来面目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有说服力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一、改革开放前合力形成的政治基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由执政党领导启动的，党的政治生态或者说政治基因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一个政党是否能够保持其政治信仰的坚定性与先进性，为政清廉，不断清除自身的腐败，并通过多种途径遏制党内特权阶层的形成，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第一，坚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平时进行政治教育之外，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教育：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是让人们认识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的教育，主要是提倡集体主义、相互帮助、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这些教育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民群众非常认同。再如，20世纪60年代前中期，进行典型引路的思想政治教育。1963年３月５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随后，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大寨，学习焦裕禄，等等，几乎每个领域和行业，都有先进典型在引路。
第二，长期注重约束干部的制度建设。一是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下发了20余份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比较主要的有：1957年４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即将发出整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请各地分析研究党与人民群众各项具体矛盾的通知》；1958年２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同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1963年５月毛泽东就浙江省七个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做出批示；等等。二是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1962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包括对干部的“党的生活的监督”，“把干部的鉴定制度恢复起来”。同时，中央通过文件和通知，强调建立系统的干部定期交流制度和轮训制度。
第三，通过多种渠道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从当时下发的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指示可以看出，党的工作着力点在于：一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二是干部不能搞特殊化，“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三是“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对一个地方政府积压了七万件人民来信提出严厉批评。四是干部定期参加调查研究和体力劳动，“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五是“全党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央对上述问题一抓到底，仅以干部子弟学校为例：“根据一九五二年底华北、华东、西北、东北等四个大区不完全的统计，共有干部子女小学四十二所（有的附设有幼儿班）。学生一万三千零八十四人，教职员工二千九百七十五人。”（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3）到1955年，干部子弟学校全部变为一般学校。
由于党从全局上把握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社会实际，人民群众对改变现状也充满信心，全社会的凝聚力处于上升状态，“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这就使得改革开放顺利启动成为可能。
二、中国特定环境与合力形成的思想基础的奠定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着复杂、特定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和环境。“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9）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一是吃饭的压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发展缓慢，加上人口增加比较快，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按人口计算年人均粮食产量，1956年620斤，1976年615斤，1977年599斤，均低于1956年水平（国家统计局编，1983）。有些省份问题更为严重。当时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0％（欧阳淞、高永中主编，2014）。“1978年，还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党中央明确指出：我国农业问题的这种严重性、紧迫性，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充分注意。”（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2）
二是就业的压力。1979年，城市累计待业人口达到2000万（武力，2010）。城镇的大街小巷，到处是闲散的男女青年。
三是居住的压力。1978年，全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缺房户几乎占到城镇总户数的一半（郑功成等，2020）。
四是资金的压力。国家发展和改革开放都需要启动资金，而国家财政收入极度紧张。1976年，企业收入338亿元，税收总收入408亿元；1977年企业收入402.4亿元，税收总收入468.3亿元（国家统计局编，1984）。外汇收入更为紧张：进口额1978年为108.9亿美元，1979年156.7亿美元，1980年195.5亿美元；出口额1978年为97.5亿美元，1979年136.6亿美元，1980年182.7亿美元。多年来处于贸易逆差地位（国家统计局编，1982）。
五是工业企业的压力。汽车工业代表了工业技术综合水平。1978年我国汽车产量为14.91万辆，而当年世界汽车产量（不包括中国和军用汽车）为4162万辆，中国的产量不到其3.6‰；从重要生活消费品电视机来看：1978年我国电视机产量为51.73万台，而当年世界总产量（不包括中国）为6003.9万台，中国仅为其8.6‰（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1982）。再从经济效益来分析，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1952年为71元，1976年为-10元，1977年为26元（国家统计局编，1986）。1976年，全国国营企业亏损额177亿元（武力，2010）。
同时，国际形势呈现三个明显特点：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信息管理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展更为迅速，占据了国际有利位置，并通过发展先进科学技术积累了大量闲散资金；三是美国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愈演愈烈，而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居于有利地位。尽管“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和平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旋律。
这种特定的背景使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发展的紧迫性，留给我们的机会不多了。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如果再不发展将“被开除球籍”，形象地反映了人们的心态。这种生存压力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促使党中央采取了三个有力措施，促进改革开放大环境的形成。
第一，解放思想。从1977年４月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1），到1978年５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再到同年１２月邓小平明确提出“解放思想”的论题，其线索和内涵十分清楚。“解放思想”在当时有着特定的涵义，主要针对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禁区、禁令，制造迷信”，“奉命行事”，“不愿意去动脑筋”，“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等一系列行为。
第二，平反冤假错案。“据中央组织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大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受株连的人为数更多。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六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到1979年年末，1967～1976年十年中的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中已复查24.1万余件，约占总数的83％，从中纠正了冤、假、错案13.13万余件，约占复查的54％（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年鉴编委会编，2015）。广大群众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第三，扩大开放的力度。当时，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各种代表团到国外了解情况。1978年，“有12位副总理、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吴敬琏，2023）。其中，1978年五六月间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法国、联邦德国、丹麦、比利时和瑞士的考察团影响较大。考察团成员认识到“国内的原有认识和在外面看到的反差非常之大”（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2008）；我们国家“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更值得关注的是，“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联邦德国的一个州明确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的投资。法国巴黎国民银行表示可以提供２５亿美元投资（谷牧，2009）。“邓小平在1978年底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高兴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傅高义，2013）人们通过了解世界，在比较中深切感受到中国所处的严峻状况和发展的紧迫感，为解放思想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是合力形成的粘合剂
改革开放初期，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表现形式是丰富多彩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有着明确的政治信仰，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道德代替宗教”成为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重要区别（梁漱溟，2010）。在中国历史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实际上起到了信仰的作用。到了近现代，在民族危亡背景下，先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中国先进人士的政治信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政治信仰。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尽管有过严重的挫折，但其政治信仰始终如一。邓小平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胡乔木（1993）等理论家发表《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明确将改革开放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就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明确的目标。
其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形成了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人们思想的转变是需要一些中间环节的。这些中间环节揭示了转变的必要性：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原理有了正确认识。邓小平明确指出：“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根据这一思想，以胡乔木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深刻阐述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更为根本的东西”。“离开了经济建设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是手段，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的目的。更进一步来说，根本的目的是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胡乔木传》编写组编，1999）二是对“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命题形成共识。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国外和海外的信息大量输入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36美元，比巴基斯坦、菲律宾、赞比亚等国家还要低（武力，2010），港澳台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更是给大陆造成了压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定要通过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体现出来。三是通过改革才能解决民生问题。通过发展个体经济，1979～1981年共安置就业人口2600万。到1982年，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待业青年基本安置完毕，城镇青年待业率到1984年下降至1.9％（郑功成等，2020）。1978～1985年间，全国农村从事非农业经营的劳动力增加了4150万人，占当时农村劳动力的11％。1978年江西全省个体工商户不足9000户，1982年发展到5.9万户（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2018）。生动的事实成为人们思想转变的起点。
再次，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当时得到恢复和发展。1977年５月，邓小平在还没有正式复出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同年９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要求恢复科研人员的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10月，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11～12月，全国约570万人参加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组织的统一考试，27.3万人被录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1）。197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宣布平反冤假错案。几乎与此同时，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民“自发地采取了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做法”，党的地方组织对此采取了宽容和支持的态度（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2）。这些实事求是的举措，向全国人民表明了解放思想的坚定信念。
最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当时的具体做法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是深入了解中国落后的实际。安徽省相关干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年跑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万多公里）看到群众生活很苦”，很多县一级的干部春节前为困难地区送去救济粮（施昌旺，2018）。二是了解国外和港澳台地区情况。从1977年下半年起，国务院安排各部委组团外出考察。从1978年１月到11月底，赴国外和港澳台地区考察的人员达519批3213人次（《广东改革开放史》课题组编著，2018）。三是采用试点的方式开展改革，边试行、边听取群众意见不断进行调整。到1979年９月，山东搞了285个改革的试点项目，通过听取群众意见不断完善（田德全、丁龙嘉，2014）。温州20世纪80年代初打击投机倒把，将被称为“温州八大王”的八位私营企业代表定为典型并判刑，经过调查研究并听取群众意见后，将“八大王”无罪释放（本书编写组编著，2018）。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强调实事求是，使合力的主线更加清晰和完善。
四、发挥原有制度和体制优势是合力形成的制度保证
充分发挥原有制度和体制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中央要有权力协调全国的经济发展。邓小平当时认为，“集中也不够，分散也不够。中央现在手上直接掌握的收入只有那么一点”。而很多地方反映“中央管得太多，统得太多，要求中央放权让利”。例如，广州市要引进香港地区的一套设备，从申请到中央批准前后历经八个月。1979年，中央发出50号文件批转给予广东、福建“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2008)。
第二,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制度优势。1979年6月,邓小平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指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其“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8)。广东省率先为10604名归国侨胞落实政策,选拔1184名归国侨胞承担各级领导工作(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2008)。1979年7月,广州市设立“荣誉市民”称号,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是美籍华人许志俭。在这种氛围下,到1984年上半年,广东侨汇收入18.6亿美元。1978年底,广东与外商签订的加工装配协议和合同共151项,总金额1.5亿美元(王涛,2019)。珠海的第一家补偿贸易企业香洲毛纺厂是1979年澳门企业家投资的。1980年5月,香港罗氏美光集团在深圳兴办新南印染厂,成为深圳市第一家港商独资企业(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2015)。1978～1987年底,广东全省接受华侨、港澳同胞捐赠折合人民币238亿元,共新建、扩建学校3200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2008)。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企业家纷纷来大陆投资,推动了两岸经济的发展。统一战线各项政策的落实,充分发挥了港澳台和海外侨胞的作用,他们带来了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启动。
第三,原有体制中的积极要素。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挥市场因素的作用。一直保留着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要素,是启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因。1959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主要内容有: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数量以不超过每人分地的百分之五,也不少于百分之五为原则;第三,鼓励社员充分利用零星闲散土地耕种,谁种谁收,不征公粮;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归还社员私有,并且奖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弃土地种竹木、种水果,谁种谁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6)。196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确规定人民公社可以有步骤地举办社办企业,社办企业“按照合同规定共负盈亏”。同时规定“社、队经营的手工业企业,必须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农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小组,都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都受公社管理委员会和手工业县联社的双重领导。”在社队企业的组织形式上,“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文件还鼓励农村家庭开展副业,承认“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提倡种植一些零星的经济作物和竹、木、果树，发展畜牧和养殖事业,恢复和发展农村原有的各种农副产品加工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开展农村短途运输,等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第四,扩大地方的权限。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扩大地方权限。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明确指出:“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对基本原则作出了规定: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其后分别于1958年和1970年两次大规模地下放中央权力。在改革初期,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享比例从1971年的中央占59.5%、地方占40.5%,调整为1982年中央占49.9%、地方占50.1%，1983年中央占49.7%、地方占50.3%(国家统计局编,1986)。调整力度如此之大且整个过程比较平稳，得益于传统计划体制中“条条”和“块块”的有机结合。经过几次下放权力,地方在“五小”工业的发展下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地方也因此拥有大量的预算外资金,1971年中央财政部下放财权,对地方实行“大包干”,1972年又规定,不满1亿元的超收归地方政府所有(武力,2010)。到1982年,中央预算外资金收入为270.7亿元、地方532.04亿元,中央预算外资金支出为227.05亿元、地方为507.48亿元,地方资金规模远远超过中央(国家统计局编,1993)。地方经济的发展还培养了一大批懂经济的干部。改革开放时陕西的领导干部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期间担任过地方的干部,他们成为改革的排头兵和领导者(刘玉平,2018)。中国改革启动之初,这些要素立刻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大成绩。1979年、198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5％和7.5％，国民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7.7％和6.4％（武力，2010）。
五、改革之初政策速见成效为合力形成打下实践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策一出台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各方面实现了迅速发展。
首先,从全国的基本状况看,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全国职工工资快速增长,1978年全国工资总额为568.8亿元,1985年上升到1383亿元。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76年为161元,农民为125元;1981年全国上升到249元,农民为194元;1984年全国又上升到330元,农民为268元(国家统计局编,1986)。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1957年为253.56元,1964年243.48元,1981年500.4元,1983年572.88元,1984年660.12元,1985年748.92元,1986年909.96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1957年为222元,1964年220.68元,1981年456.84元,1983年505.92元,1984年559.44元,1985年673.2元,1986年798.96元。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979年为4.4平方米,1980年5平方米,1984年6.3平方米,1986年8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1979年为8.1平方米,1982年10.7平方米,1986年15.3平方米(国家统计局编,1987)。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数据反映了全国整体水平的提高,既包括发达地区,也包括相对落后地区。1985年,北京市城乡人均收入达到1379.99元(北京市统计局编,1986);1986年广东省城市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086.6元,县城895.8元,农民546.43元(广东年鉴编纂委员会编,1987)。而对当时经济相对落后一些的省份来说,比如山西省平均消费水平1978年为144.3元,1979年183.6元,1980年211.1元,1981年235元,1982年254元(山西省统计局编,1984)。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人均收入为619.17元,农民388.77元,牧民662.48元(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编,1988)。
其次,从农民收入状况来看,安徽省许多地方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1979年,四川省粮食产量640亿斤,比历史最高年份1978年多40亿斤。1980年,贵州省98%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296亿多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2)1979年,国家统计局对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08个县10282户农村社员的家庭收入情况做了抽样调查,当年人均纯收入为160.2元,比1978年增加19.8%。其中,家庭副业及其他方面收入所占的比重1978年为33.7%,1979年上升为36.3%。国家统计局1980年对15914户社员和1981年对18529户社员所做的调查显示,农民纯收入1980年为191.33元,1981年223.44元;家庭副业收入所占的比重1980年为32.7%,1981年37.8%(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2020)。各项数据都有较为明显的增长。
再次,关于工人阶级的状况。1978年年底,中国职工人数达9499万,其中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7451万人,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2048万人,个体劳动者仅为15万人。1978年工业总产值4237亿元,其中国营工业占77.6%,集体工业占22.4%。但工业生产效益比较差,每百元工业固定资产提供的产值1957年为138元,1978年仅为103元;每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利润1957年为23.6元,1978年仅为15.9元。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缓慢,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生活水平也比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调查,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为147元,平均每人每月12.25元;生活费支出实际为138元,平均每人每月11.5元(武力,2010)。
最后,关于机关干部和部分事业单位的状况。1977年以后,大批下放农村、基层和边远地区的干部纷纷回城,加之很多企事业单位的陆续恢复,全国党政机关干部人数迅速增加,1978年为431万人，1982年为577万人(国家统计局编,1983),1983年底达到646万人(国家统计局编,1984),1984年底进一步增长到669万人(国家统计局编,1985)。机关干部中极力支持或反对改革开放的都是少数人,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笔者对当时某省直属的局级单位做过深入调查,全机关200人极力支持改革开放的30人左右,极力维护现有体制的也有30人左右,其他人处于中间状态。但他们也普遍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认真反思，很多问题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随着解放思想的不断深入，大多数人一步步走向拥护改革开放。
六、人、体制、环境合力的形成
改革开放成功启动的合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人（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体制机制（国家法律和规章）、环境（国内外客观状况）。三者有机结合形成合力，并经历了一个能动的复杂过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第一，为合力形成准备前提，创造有利于改革的氛围并进行初步试验。主要以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扩大开放力度、实施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起点，通过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推动了上述四个方面工作的深入展开。
改革开放启动之初就成效显著。除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之外，比较优势充分显现出来，是合力形成的“加速器”。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1976年为134.4亿美元，1978年为206.4亿美元，1979年为293.3亿美元，1980年为378.2亿美元，1981年为440.2亿美元，1984年为535.5亿美元，1985年为696.1亿美元（国家统计局编，1986）。其中，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181.2亿美元上升到1985年的273.5亿美元；1986年为309.4亿美元；1988年为475.1亿美元；1989年为525.4亿美元；1990年为620.9亿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编，1991）。广东出口总额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足10亿美元上升到1986年的35.4亿美元（广东年鉴编纂委员会编，1987）。福建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3.6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22.38亿美元（福建省统计局编，1991）。浙江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2.4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22.59亿美元（浙江省统计局编，1991）。最初的出口创汇主要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加工贸易，到1987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91亿美元”。“其中出口值89.94亿美元，比1981年增加近７倍，占全部货物出口额的比重由1981年的5.1％上升到15％。”（武力，2010）在相当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持观望态度的背景下，这种实际效果对引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
第二，促进最初合力的形成。主要通过上层、中层、基层反映出来：上层主要是中央领导。他们高瞻远瞩，了解世界发展状况，对改革开放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思考。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谷牧率领的代表团汇报访问情况后，几乎所有中央主要领导包括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聂荣臻都明确表态，希望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谷牧，2009）。基层干部在巨大生存压力下也有着突破旧体制的强烈愿望。安徽凤阳小岗村部分村干部带头按下了“红手印”；1977年３月，贵州安顺地区关岭县顶云公社陶家寨30户村民“在堂屋昏暗的煤油灯下签了合约，并郑重地按上手印，率先实行土地‘包产到户’”（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编，2018）；1979年年初，安徽肥西县山南公社宗店大队19个生产队的干部全部赞成包产到户（欧阳淞、高永中，2014）。中层领导干部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一方面要执行中央的决定，体悟中央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基层严峻的现实促使他们突破传统的束缚。这成为中层领导干部赞成改革的最初原因。总之，上层、中层、基层对改革的共识汇成了最初的合力。
第三，合力的最终形成。要使人、制度、环境有机结合真正形成合力，关键在人。一是对人的认识和评价标准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不再注重以前的“阶级性”，而更加看重现实表现和实际工作效果。虽然在很多问题上包括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如人性和人道主义等，人们之间的分歧依旧比较大，但强调人的自主性和现实性的大趋势是明确的，也是成功的。政治平等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成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重要途径。二是制度和体制的变化。制度和体制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复杂集合体，对人们的行为起着规范和引导作用。中国改革初期对制度和体制的改革表现为三个特点：对原有最基本制度的坚持；重点是改变人们的认识和习惯；实现对原有制度的突破，“必须善于变通”，“有灵活‘变通’的权力”（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2008）。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政策治理为主、法制治理为辅的模式，这有利于改革获得突破。以中国农村的管理体制为例，它包括人民公社体制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上了宪法的”，当时有人就批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既违背宪法，又违背党的决定”（欧阳淞、高永中，2014）。各级党组织正是采取了“变通”的办法，使得体制变革获得突破。三是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氛围的不断形成和发展是通过三个有力措施实现的：在思想方法上，强调要处理好压力和动力的关系。1977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700美元，我们“大概不到300美元”，但“我们从各个方面准备了胜利前进的阵地”，对“前途抱怀疑态度，是完全错误、没有根据的”。关键是认识的转变，通过学习和引导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同时，对重大历史问题适时作出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通过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作出阶段性的总结。四是突出实践引领，不轻易中断实践过程。例如，1977年11月，安徽省制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生产队可以组织临时的或固定的作业组”，农村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一些干部认为“怎么能以生产为中心呢”，《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提出疑问（欧阳淞、高永中，2014），但安徽省继续坚持试验。又如，广东肇庆农民陈志雄1979年承包本队８亩鱼塘，收益颇丰，后又承包300多亩，收益又增，雇工５人。1981年５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围绕“雇工算不算剥削”展开争论（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2008）。但是承包没有被中断，直到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1993）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一点点地被统一起来。
虽然当时部分人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创办经济特区等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人们对改革开放总的发展方向是认可的，且认可程度不断上升。整体社会氛围和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认识到勤劳致富是光荣的，贫穷是不值得炫耀的；二是认为学习文化知识、发展科技才是正确途径，“大老粗”不应该提倡；三是不再视西方国家为“洪水猛兽”，特别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改革我国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四是认为政治工作要落到实处，发展生产力才是根本；五是对社会主义和国家的发展充满信心。
第四，进一步推行巩固合力的措施，出台了很多此前无法想象的政策。首先是大规模利用外资。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具有代表性的是，1979年12月“利用500亿日元的第一笔外国政府的长期低息贷款”（谷牧，2009），到1982年６月底“利用外资九十四亿六千万美元”，促进了能源、交通建设，特别是“被迫停建缓建的项目得以继续建设”（《胡乔木传》编写组编，1999）。其次是创办经济特区。1979年４月下旬，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向邓小平汇报时，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创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同意，建议叫“特区”。同年７月1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欧阳淞、高永中，2014）。尽管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但由于经过思想解放，多数人还是能接受的。再次是进行体制改革。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有几点十分明确：一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二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扩大地方领导经济工作的权限；三是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各项政策特别是尊重人们民主权利的各项政策不断落实，使人们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最后是加强党的领导，严格规范党的领导行为，主要包括“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8），以及后来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等等。
总而言之，在人、体制、环境的三者关系中，人是核心要素。体制是由人建立的，人受环境影响，但人可以改变环境。在这个过程中，解放思想是一条主线，将人、体制、环境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到1984年前后，改革开放成功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其标志是通过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8）；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开启了体制改革；随后，国家的科技、教育、劳动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8）。改革开放被纳入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解放思想，使改革开放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通过实践引领促使软性因素转变的渐进式改革，创造出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的全新氛围，是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的历史过程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
关海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