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6期（摘10000字左右）
摘要：历史迫使中国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模式实现社会转型，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铸造了中国政治新格局并形成了革命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发展。文革失误是革命价值观念在封建主义思想强烈影响下的严重扭曲，在这个阶段专制思想与左倾错误膨胀，贻害无穷。改革开放完成了对文革失误的拨乱反正，使革命的价值观转变为发展的价值观，但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急剧变革，价值观念出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新情况，其中既有反映历史进步的新观念，又有以往封建价值观念、左的思想和盲目崇拜外国的旧思想。科学发展观创造了当代中国的版的以人为本，不仅使发展从以物为本转向了以人为本，而且引起了中国的价值革命，带动价值观念上普遍的突破与更新。执政观、市场观、社会观、自然观、道德观、制度观、文化观、历史观和时代观都在变化。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人民是公民，权力是公共权力。公民的权利是执政者权力的来源，因此公民是公权力的主人。以人为本的执政观，从根本上讲就是执政者自觉把公权力置于公民的约束和监督之下，使之趋利避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新发现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意义和价值；使历史的主体和本体统一和同一于大写的“中国人”，揭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伟大复兴的意义与价值，与以往的历史转型相衔接，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性升华。
关键词：社会转型，价值变迁，革命与发展，当代中国版的以人为本，权利与权力
1. 救亡图存的急就章：压缩的社会转型与多重价值观转换
当今的中国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从总体上讲，中国的变化是正在进行的历史性社会转型。
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化。其中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社会走向民主法制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人民由臣民转向公民的历史变迁。二是指经济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和自然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三是指发展模式的转型，就是目前由单一的、粗放的发展向科学发展的转型。这三种社会转型的内容都包括利益调整、体制机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换。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相互关系和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是一篇“师夷长技以制夷”，救亡图存的急就章，是一次追赶世界潮流的强行军。和很多现代国家不一样，中国的转型是叠加的、复合的和反复的。叠加表现在时间上和任务上的重叠，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贯穿始终，现在中国社会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叠加在这个转型之上，而发展观的转型又叠加在前两个转型之上，形成了三个层面的转型。复合表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观念没有理清，新阶段的思想又冒了出来，复合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在转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复古的、小农的、僵化的、极左的、自由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各种思想常常一起跑出来表演一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形成异常纷繁复杂的思想斗争和价值冲突。反复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到来比原来预期的要早很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就跨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还要承担民主革命遗留的思想任务。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一度被跳过去了，现在重新认识到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进步了的时代，从一个更高的起点回归到中共七大到八大时期的正确认识上来，是向中国现实需要和客观世界潮流的认同与回归。
近代西方各国变革，用的是启蒙思想作思想武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启蒙思想经过长期酝酿发酵，在社会上民众中有较好的思想基础。在基督教国家，包括法国大革命，革命党和政治家要解决的只是政体国体、政权归属问题和政策策略问题，并没有一个思想价值体系创新的任务。变革主要在政治层面，部分涉及社会层面，很少涉及文化层面。中国思想价值体系是世界文化中的特殊范畴，中国思想和价值观念具有强烈民族性，这种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独立的悠久的完备的，具有极强的内在力量又有优美和谐的文化性和道德伦理的社会世俗性，曾经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和最受人推崇的意识和价值形态之一。无数异质文化对其顶礼膜拜甚至皈依归顺。中国几千年，“天不变，道亦不变”，历次改朝换代，包括异族入侵，都没有什么理论和价值创新问题。但是在近代千年大变局中，旧的文化失败了。特别是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结局，让人们对传统文化加以否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思想和价值观念创新的问题。这种创新要求革命党在一个紧迫的时间内，既要创新思想又要实施革命，同时身兼革命家和思想家二任。由于缺乏基本哲学的原理框架，思想创新不能不带有强烈的“工具理性”（李泽厚语）和实用主义色彩，所以主义之争与道路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史共始终，已经争论了一百七十年，还会长久争论下去。这是中国思想转型的困难和复杂之处，中国转型的很多特殊问题也产生于此。
面对三千年大变局，既然皇权权威和儒家文化不能保种保教，就只能学习别人的。中国人曾经长期执着地追随和学习欺负我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是都失败了。既然不得不引进新的救国济世良方，这种东西至少要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最突出的是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二是应该与我们的传统有相似性、继承性和兼容性，才可能行得通，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在现代化的思想里，相对来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群体耕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宗法家庭制度，与儒家历史文化联系更多一些：例如，社会主义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与中国人天下为公的文化传统，按劳分配与平均主义，阶级政党领袖体制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思想上的高度一致与历史上的思想专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等。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特殊而又肥沃的土壤。这也是社会主义这样一种舶来思想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文化基础。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历史现象，在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发育充分、历时较长的国家地区或多或少都有，例如俄国、德国、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都很有基础。
在三个层面的转型中，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一直贯穿着几条重要线索，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三是苏俄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四是中国人自己的革命思想。前三种思想是历史既定的思想材料，第四种是中国人自己的革命思想，是近现代中国思想的新鲜创造。上述四种思潮，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观念，在与中国的实际问题互动的过程中嬗变，产生了近代非常复杂的思想斗争和长期的价值冲突，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奇特景观。
意识形态是一种整合了的理论和信念结构，即我们所说的指导思想，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的思想，是国家意志和国家思想。除此之外，还有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想。学术思想是书卷课堂里的人文学术思想，作为科学研究的学理性系统性的思想，通常比较深入也比较前瞻，但与社会实际问题保持一段距离。社会思想，是大众思想，流行时尚，新鲜敏锐，是社会实际问题的第一信号。统率整合这三部分思想的核心与灵魂是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相比较，价值观是公众信仰，更多的涵盖于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想。价值观也是一个现代的和舶来的概念，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下不讲什么价值观，即使在中国近代，思想家的文论中也谈得不多。而当下已经成为谈论思想文化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中国的价值热一浪高过一浪，执政党也提出了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似乎只有这个概念才能提纲携领地说明当代中国思想的核心问题和最高的问题。执政党和社会热衷于价值观这个概念，反映着时代对价值的呼唤，如果说八十年代有思想无学术，九十年代有学术无思想，那么新世纪的头十年缺乏的是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念。这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化，价值观本身就包含着平等、共识、人本、公民、法治、交换、妥协、宽容等现代思想理念。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⑴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有三个方面，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价值关系决定着主客体关系的性质和方向。价值观是人们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在需求上的思想观念，社会价值观念是反应社会成员在一个阶段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共同认识、共同理想的思想观念，价值与人类的利益、需要、愿望和信仰密切相关，因为更具有人文性、社会性和广泛性，因而价值观念更受大众的关切，更具有影响力和决定性，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思想、文化和文明的核心部分。
２．转型殊途：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价值观
中国第一个转型从1840年开始，但是直到1949年，总是被内忧外患打断，经过一百年余年的浴血奋战，才为这一转型打下了一个政治基础。革命是近代历史的主题和主要内容，革命的思想理论和革命的价值观至今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与西方和亚洲一些国家相比，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转型是激进的、极端的和曲折的。这不是中国人的错，西方列强为主角的竞争和战争把中国卷入了世界，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和压迫，形成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并激化了中国的阶级和社会矛盾，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饥饿贫穷愚昧的魔鬼一直在中华大地徘徊，压迫腐败无能的执政者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近现代史上中国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破坏之大、程度之惨烈和影响之深远都是人类历史上所仅见的。一切改良的尝试都归于失败，革命成了转型的必由之路，暴力成了胜利的不二法门。深刻的阶级对立和暴烈的阶级斗争，是近现代中国变革的巨大的历史动力和思想渊源，也是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消不去的浓重底色，即使在革命胜利后，历史每向前走一步，人们都担心贫富差距加大会分裂社会，重演社会动乱和暴力革命。通过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实现了中国的独立和统一的百年梦想，加快了历史的进程，推动了历史的转型。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地位，中国转型的道路、进程和特点都是这个特殊历史的产物。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一方面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它的巨大惯性和那个时代特定的价值观和思想方法，也给我们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中国的革命思想极为丰富，无数种思想来去匆匆，但最终赢得胜利的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革命，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列宁的民族平等的思想和阶级国家政党领袖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精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简言之，其政治思想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其战略思想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毛泽东称之为三大法宝；其哲学思想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中央决议称之为三个精髓。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它的发展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思想博大精深，指引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武装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胜利，无可争辩的宣告了其它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失败，也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思想的终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泽东思想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它成为中国新的思想武器和价值学说。
革命时期，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是突出特点。一盘散沙的中国，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搏斗中，迫切需要权威，没有权威就没有出路。要想在最严重的危机中救亡图存，也许这是不得已的选择。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急功近利的意识形态和与生俱来的内部斗争必然导致领导人的个人专断。权威的崇拜、权力的崇拜、政治的崇拜、斗争的崇拜、暴力的崇拜、国家政权的崇拜，意识形态的崇拜、整体利益的崇拜成为革命的副产品，渗透到党的意识形态中，革命的价值观念中。革命价值观包括强烈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强烈的政治和政权意识；建立在阶级分析和阶级划分基础上的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意识，平等意识，（极易转变为民粹意识）；建立在高度集中和绝对服从的组织纪律基础上的政党和领袖意识，（极易转变为家长制和等级宗法思想）；建立在革命目标和理想基础上的奉献和牺牲意识，（极易转变为等级服从意识和驯服工具意识）；建立在你死我活、阶级搏斗中的斗争观念、求实务实思想方法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极易转变为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们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结束了一百多年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苦难后，在价值观念上，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否定，对阶级分裂、民族分裂和国家落后、政治腐败的否定，对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的肯定，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历史性胜利的肯定。中国人什么时候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整合得这么好，中国什么时候把四分五裂、内乱不止、一盘散沙的社会整合得这么好？这个价值体系，高扬爱国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旗帜，颂扬革命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具有远大理想和宏伟目标，加之大批共产党人的身体力行，这个价值体系赢得中国广大人民的共识，这才形成了滚滚向前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革命才摧枯拉朽地走向胜利。这种价值取向，既是革命的产物又是革命的需要，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收获，是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从革命战争时期一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无数人曾经为之折服、为之献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生存，是革命的合理性正义性的源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丰富的永久的精神财富，必须认真总结，妥为珍藏，不容否定，不可遗失。
３．历史漩涡：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困境
在左的指导思想之下，社会主义的探索出现严重失误，转型出现了严重曲折，价值观被极度扭曲。
由于中国人治和德治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以道德实践的经验和形象治国的传统，中国的革命思想带有十分浓郁的伦理色彩和道德价值意义。胜利使党在得到了政权的同时也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共产党也就站在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道德制高点；由于这是一场人民革命，是一场阶级战争，为人民打碎了枷锁，使人民翻身解放，党就站在了人民的大救星的道德制高点。中国从来就是以道德治国的，取得道德制高点，就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获得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最高话语权和最后道德裁判权。
然而，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些观念已经在变异。在极端残酷的阶级搏斗中建立和成长的党，作为阶级斗争的赢家，阶级斗争观念积淀很深，搞阶级斗争驾轻就熟，所以把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当作统治和建设的灵丹妙药；军事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传统造就了党的高度集中统一，造就了极强的政权意识和权力意识，执政后容易变成全能型执政和管制型执政，所以中国向民主转型步履蹒跚；作为反帝斗争的遗产，思想上容易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文明简单否定，对外排斥封闭敏感。因为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的巨大成功，毛泽东的个人地位和威信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自比秦始皇，秦始皇不仅建国而且创制；毛泽东既开辟了新政统，也创立了新道统，既是伟大领袖，也是伟大导师；这就在尚未触动的封建土壤里埋下了个人专断的种子。
夺取政权后，毛泽东思想由一个政党、一场革命的指导思想，变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也变成了新的价值体系。巨大惯性把革命意识注入了新的历史进程中，夺取政权的革命，变成了巩固政权的革命。在1956年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没有真正成为党的工作重心，而是逐渐演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政治上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巩固政权；生产关系上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和“穷过渡”，分配上是平均主义与等级特权并存的分配方式；经济建设上，由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集中使用资源，牺牲人民特别是农民利益，加快推进工业化的战略；社会上是传统的民本思想加忽视个人和家庭的“人民公社”乌托邦村社理想；人生价值上，从提倡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艰苦奋斗的思想，发展到全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革命思想是如何变成荒谬的价值观的？“革命”本来是手段，不是目的；是是非标准，不是价值标准。但是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在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么革命、谁领导革命、革命胜利后如何巩固成果，防止复辟等等的斗争和争论中，目的被淡化了遗忘了异化了，不知不觉，“运动就是一切”被大家接受了。人群中最重要的划分是阶级划分，最根本的立场是阶级立场，最大政治是阶级斗争，人生最高的价值是“革命”。革命成了生活的价值标准，最高信条，主要内容、全部目的。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具有宽泛性和压迫性，毛泽东曾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⑵革命始终处于不断的高潮中，国计民生被置于从属的地位，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有不同意见就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推动着经济建设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文革失误是革命价值观念在封建主义思想强烈影响下的严重扭曲，在这个阶段专制思想与左倾错误膨胀，贻害无穷。
意识形态斗争的强化在文革中达到了极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把本来已经扩大化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无根据的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公众的思想领域，并以此为根据，在人民内部进行了长期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斗争。这种斗争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第一、意识形态的地位变得极端重要，精神的作用、主观的作用被夸大到极端。到文革时期，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已经被抬到吓人的高度。“五．一六”通知指出，“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第二、巩固意识形态的方法是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文革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阶级专政”的方法，从思想上和精神上，甚至人格上和肉体上迫害和消灭不同意见的人，对干部、知识分子造成严重伤害。对思想文化教育领域造成了极大破坏；第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成思想文化的荒芜和倒退。外部思想和传统思想被否定、被割裂、被封闭。上纲上线批判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致使简单化、极端化和道德化的思想方法盛行，任何独立的思想创新的思想都被扼杀。人们普遍麻木顺从、封闭扭曲、虚伪矫饰，思想已经停滞，精神已经枯萎。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违背了价值思想发展的重要规律。第一，破坏了真理观与价值观的一致性。真理观强调的是事物的规律性，价值观强调的是事物的有用性，在认识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连接二者的纽带是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民意愿是检验价值的标准，好的动机与好的效果应该一致。文革的极左理论，以人民的名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以革命的名义，败坏革命的声誉，以国家的名义，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破环，是价值观与真理观分裂的典型；第二，破坏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协调性。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和国家的意志，价值观念代表社会共识；意识形态主要靠政权的力量加以维护和推行，强调宣传和灌输，价值观念认同中自觉自主成分为主；意识形态的强化，反映了国家意志的强大；价值观念的和谐一致反映了社会成员的和谐与团结，国家和社会应该尽量协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关系，采用价值的形式来整合社会。文革中意识形态与人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分歧，社会的整合度，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遭到严重伤害。第三，破坏了理想信念与客观现实的统一性，使社会价值观受到极大的扭曲。理想信念既是对真理的追求，也是对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追求。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寓于具体利益、现实利益和当前利益之中，追求行为的有用性、实效性和实利性是价值观的基本属性。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割裂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和个人与社会的利益联系，所谓继续革命是一场无休止的无目的无利益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在长期无价值的运动中，当然会破灭。不仅仅是失误和失败，而且人心搞乱了，中国传统文化被糟蹋得一塌糊涂，又失去了长期革命聚集起来的巨大信任信念信心信仰资源。没有为后来的转型开山铺路，而且形成了新的思想障碍。
４．再突重围：从革命到发展的价值转换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生了巨大转折。就国家而言，革命价值观被发展价值观所代替；就人民而言，追求生存的价值观被追求幸福的价值观所代替，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价值观念的重要转变之一。
改革开放前，中国花了近三十年来探索道路，然而并没有找到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途径，而且还出现了严重失误。改革开放是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不仅仅要继续完成原有的任务，而且要克服自己在探索中形成的一整套极左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事后来看，这是一次转型。可是在当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杀出一条血路”，是再突重围，是为了政权的巩固、为了经济发展和民族生存的又一场搏斗。
所谓改革，基本上是一个认识和接受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从1978年到1992年，改革目标并不明确， 1992年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确立之后，中国才进入真正的发展期。与苏联东欧相比较，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包含了从计划经济和自然经济两个方面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我国搞计划经济的时间并不长，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文革结束，二十多年时间。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比重不比计划经济少。所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又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经济体制的转型，但又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情，转型带来了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分配方式的变化，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的观念，并要求党和政府自身加快改革。改革不是简单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是文化、社会和政治改造的过程，是人的发展和价值观念进步的过程。启蒙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文革的蒙昧倒退与极左思想、浓厚的封建专制意识和小农意识羁绊加上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价值转型的重重干扰，使改革任务异常艰巨复杂，体现了中国转型的叠加与反复的特点。
开放是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转型。所谓开放，就是主动认同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学习中参与，竞争中提升，追赶世界发展的大潮流。实行这一政策仅仅三十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大踏步追赶上来，缩小了与先进的差距。开放不仅仅是敞开国门向先进国家学习、引进外资、扩大外贸，而是有更多方面的意义。历经沧桑蓄势百年的十几亿中国人，迸发出巨大热情和渴望，在一个短暂的时期，接触吸收了人类几百年的文明成果，使自己奇迹般崛起和复兴，这恐怕是人类文明史上仅有的奇观；参与全球化的过程还使我国得到了工业文明与信息革命结合的先机，在很多领域有跨越发展的可能；对外开放最大的收获在于打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给中国改革树立了新的参照系，找到了自己的方位，看到了差距，产生了巨大推动力，促进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转变。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中共十七大报告）。⑶这三十年，是干涸的中国思想大地饥渴的吸收数百年人类文明的三十年，是封闭的中华民族广泛深刻引进外来思想的三十年，是儒家文化与西洋文化风云际会冲突博弈交汇交融孕育出二十一世纪新型思想文化胚胎的三十年。不作长时间专门的研究，我们很难描述出有多少种思想潮水涌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学术、教育、科学、工程、技术，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在与外界沟通中嬗变。改革与开放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推动了古老中国的现代化。这个变化不像第一个转型那样，历史长河，波涛汹涌，波澜壮阔，但是这个转型异常迅猛异常深刻，深深的触动和改变了古老中国深层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中国人一百七十年的富强梦想正在成真。
改革开放是发展的三十年，就像原来的“革命”观念一样，“发展”成为执政党最重要的执政理念和全体社会成员最大共识。邓小平根据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国际局势，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判断，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⑷江泽民明确提出发展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里讲的不是一般意义发展，讲的是成为当代的历史主题的发展，人民认同这个主题，是因为人民对富裕幸福的期盼。在这个历史主题之下中国社会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广泛的变化。发展的价值观包括，第一，肯定物质意识、生产力意识、经济建设和经济增长意识；第二，肯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强烈的市场意识、劳动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财富意识和消费意识；第三，肯定对外开放的政策与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共同推动的开放意识、全球意识、合作与竞争意识；第四，肯定适应市场经济的规范意识、制度意识、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第五，肯定参与竞争带来的科技意识、科学精神、创新意识、知识和人才观念，学习与交流意识明显增强；第六，肯定民生观念、民本意识、尊重人关心人保护人的人本意识；第七，肯定爱护自然保护生态的环境意识；第八，肯定资源意识节约意识。中国的三十年巨变，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变化最大的是人的思想。中国人的思想状况和思想方法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变化，从一元到多元，从单一到多样，从贫乏到丰富，从封闭到开放，从革命到改革，从激进到渐近，从斗争到博弈，从极端到从容，从无序到有序，从狭隘到包容，从自卑到自信，从盲从到主见，从重人情到重法制，从重政治到重经济，从重道德到重利益。三十年中国人的思想如惊雷闪电划破夜空，如潮起潮落气象万千，如春回大地姹紫嫣红。社会与时俱进，思想丰富成长，人民的意志和智慧成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巨大力量。
这些变化，让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活力，为改革开放注入了动力，也让中国迎来了新的更多的挑战。从总体上讲，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处于恢复性、探索性和转折性的发展阶段，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局限。第一，改革开放的启动是被动的、应对的和探索的。文革使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邓小平说中国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⑸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被“逼上梁山”；当时，只能被动的应对国内外复杂的局势，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迫使中国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下决心搁置姓社姓资的争论，在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之间做出抉择；改革开放的准备不够，我们不知道怎么改革开放，只有靠“摸论”和“猫论”探索。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恢复性的、生存型的和实用型的。改革开放启动的时候，经济千疮百孔，民生欠账太多，只能集中力量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和国计民生的最突出问题，发展起点很低，缺乏总体认识，缺乏总体规划，缺乏理性指导；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环境被忽视；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片面的和粗放的。改革开放的动因是经济，重心是经济，突破在经济，逐步形成经济发展气候，同时也形成了对经济发展的片面认识。为了突破旧框框，提出了一系列刺激发展的思想和措施，各地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因为八十年代末苏东剧变和的国内外思想思潮的风云突变，本来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被耽搁下来，文化社会的配套改革没有跟上。
５．回归与跨越：主体价值与本体价值
改革开放是思想的解放引起的，又带来思想的更大解放。转型是由价值观念的转变所引起的，转型又极大的促进了价值观念的转变。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最有价值意义的思想成果之一。这个理论的第一大特色是价值观上的拨乱反正，包括真理价值论、主体价值论和生活价值论。第一，关于真理价值论，他摒弃了毛泽东晚年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思想，恢复了实践的权威。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摸着石头过河”，鼓励人们“敢闯、敢试、敢冒”。这个指导思想，既是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回归，又是改革开放的号角，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性，推动了新的思想大解放。第二，关于主体价值论，他摒弃了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内部划分阶级、搞阶级斗争的做法，纠正了把人民群众利益模糊化抽象化的做法。使人民群众的利益明确和具体，他特别看重人民的经济利益，强调党的方针政策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他指出，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应当成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执政为民的价值标准清晰起来，国家和人民的基本关系回到正轨，人民的价值得以重新确认。第三，关于生活价值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生活生产是历史的本体。邓小平摒弃了贫穷的平均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思想。他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使中国人从左的迷雾中惊醒。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⑹民生是人间正道，国之大道。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的本意。中国人民的生存、生活、安康、幸福、自由、平等是中国革命最初动因和逻辑起点，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意义和价值所在，是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管理有效性的立足点。第四，关于生产价值论。马克思说“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时每日都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⑺变革从肯定物质财富、肯定个人利益、肯定温饱小康出发，肯定民富国强，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他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⑻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落脚点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的需要与人的价值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需要才有价值，价值产生动力，亿万人民的需要、亿万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亿万人民的劳动和创造是历史的动力，是社会主义的动力和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是中国崛起的动力。能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过去是问题的结症，今天是成功的奥秘。人民是与时俱进的，人民的需要也是与时俱进的，执政党的主要历史使命是领导和服务人民，让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意愿而甩开膀子去努力奋斗。主体论和本体论结合到一起，富民成为新时期执政者的价值选择，既完成了对极左思想的拨乱反正，又与苏联模式划清了界限。既继承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又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一个实践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标准。
邓小平理论的第二个特点是价值观上的探索创新。主要包括市场价值论、时代价值论和特色价值论。第一，关于市场价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突破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禁区，也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理论的界限，是人类文明的大胆尝试。马克思根据他那个时代的实际，设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配套，靠这两样东西解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大工业生产社会化程度高的矛盾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特征，统治了人们思想一百五十余年。邓小平根据文革动乱和苏东剧变的历史经验，根据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大胆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带来了整个改革和转型的质的突破，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社会主义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对这一整套配套措施、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借鉴与创新，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深刻重大的意义，对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也带来深远影响。第二，关于时代价值论。邓小平在上个世纪末提出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思想，突破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革命时代的思想。我国国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冷战是很重要的国际背景，就社会主义一方来说，冷战的理论基础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肯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从客观上讲，邓小平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一真理；从主观上讲，我们观察世界的眼光变了，改变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思维方式，认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共同发展。邓小平对时代的新论述，不仅仅开辟了外交新格局开放新局面，而且对国内经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关于特色价值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伟大的论断，不仅仅总结了历史，而且开辟了未来，不仅挣脱了束缚思想的重重枷锁，也为中国的探索打开了思想的大门。近代中国的变革是学习型的。学习和模仿使中国获益匪浅，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缺乏自信心和自我认识，一直有一种妄自菲薄的心理在我们潜意识中，开始模仿西方，后来模仿苏联，不是右了就是左了，中国人右的和左的思想根源都在国外。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对于一个有独特文明和独特近代历史的古老大国，不会有什么现成模式在等待我们，只能博采众长，走自己的路。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代世界的潮流与中国改革开放实际结合起来，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与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结合起来，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大胆创新，挥洒写意，开辟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道路，创造了世界奇迹。
邓小平理论的第三个特点是历史继承性。包括他对历史传统价值和革命传统价值的继承。他坚守着爱国主义原则，警惕地维护中国的独立尊严与核心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大局。他热爱中国人民，继承了传统文化的民生和民本思想，借用从温饱到小康这样的古老概念，阐述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主体论与本体论的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方面达到了新的境界，实现了执政理念与人民意愿，国内发展与世界潮流的统一，形成与时俱进的社会价值观，成为民族和人民新时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６．新的发展观：科学与理性的追求
由粗放的发展向科学的发展转变、由经济体制的转变向社会全面转变是中国的第三次转型。第三次转型要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问题，还要继续解决前两个转型遗留的老问题，解决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综合性深层次问题，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总攻和决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成功，工业化、基础设施建和城市化发展成就巨大，民主法制建设有明显进步，对外开放的格局形成，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这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转折。但是从中国追赶世界历史潮流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漫长道路的初步发展。当改革开放进行了近三十年的时候，中国的发展又积累了一些突出问题；第一，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环境、资源和人口的瓶颈，使发展难以持续；第二，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内需外需不平衡，使发展不协调；第三，社会矛盾增多，收入差距过大，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民生问题突出，公共产品不足，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人民基本权利没有落到实处，社会建设滞后；第四，党和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掌握资源过大过多，缺乏有效制衡监督，腐败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奢侈浪费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腐朽观念没落思想沉渣泛起，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这些问题使改革陷于胶着状态，发展步骤放缓，社会稳定受到挑战。
面对这种形势，执政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总体上是以价值形态出现的，把一种价值观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本身就颇有新意。第一，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理性、自觉和科学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前夕面临的问题不同，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拨乱反正和找出路，而是要在原有的道路上调整、完善和提升中国的发展。重点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平稳较快增长。转变发展方式，努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促进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处理好发展中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经济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基本关系。遵循规律，渐进地、全面地、协调地、可持续地发展社会主义；第二，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关联的、综合的和配套的认识和解决问题。改革开放中，人群利益的分化，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问题交织在一起，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越来越大，顾此失彼，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的危害日益严重。经济增长模式的转轨，遇到了分配结构调整，消费方式转变，社会保障建设、公共服务完善，新农村建设等社会问题；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必须统筹兼顾的思想，要求注意关联性，在综合配套改革的措施上取得突破；第三，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改革的规律性、规范化和制度化。改革过程中的多样性流动性矛盾性在增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新经验需要用法规固定下来；政治界学术界经济界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创新成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措施，中国在转型中的整型和定型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以物权法为代表的一批重要法律巩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为下一步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恐怕要再用30年的时间，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中共十七大报告关于形成一整套比较完善、比较定型的制度的新论述，以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道路、一系列体系和体制机制的新概括，力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化。第四，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政治性、文化性和社会性。改革开放如何突破，如何升级，如何深化，动力何在，方向何在，资源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关克难和完善成熟，遇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经济体制的改革遇到了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遇到了民生和民主问题，遇到了法制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甚至是党的建设问题；在政治方面，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在文化方面，必须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在社会方面，必须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让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三十年来国内新情况新问题的产生，世界多极化全球化的变化，学术与新闻的进步，信息的开放与流动，不仅仅迫切要求中国从理性上再认识再思考我们的发展模式，而且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构建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执政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围绕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发展问题，在党内不断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有关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率先突破，然后影响、浸润和拓展到政治文化社会及个人价值思想领域，这样做的好处是，让思想发展的主流在主渠道中流淌，思想发展的速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循序渐进，随着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结构积极变化而循序渐进，随着各方面能承受的程度而循序渐进；但是当发展的矛盾凸现出来，改革遇到深层困难，经济增长成本加大，增速放缓，利益分化带来思想分化，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人从体制内逸出，越来越多的传统方法失灵，越来越多的传统思想被质疑，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被边缘化的时候，价值和价值观的创新与整合势在必行。第二，执政党在对外开放中，强调学习发达国家在经济建设、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经验，同时强调抵制西方分化西化图谋，适应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传统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定式，维护了政治的稳定；但是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学术和新闻的自由度加大，特别是互联网引起的传播革命，在世界文明范式中，人们价值认同的独立性、自主性和选择性增加，价值观的整体碰撞开始了。近年来大规模展开的普世价值之争就是一例，国家社会认同中的价值观问题摆在面前；第三，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多元化的思想的关系上，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狠下功夫，强调解决中国发展的实际问题，强调满足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注意在价值观上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接对应，比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比较容易接受形成共识。例如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以人为本和全面小康的思想；但是随着改革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暴露，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特别是对政治权力监督的问题、民生问题和人民基本权利的问题愈来愈突出，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意识形态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关系受到挑战，对执政党提出了新的理论和价值的要求。第四，人生观方面，强调重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的同时重视个人物质利益和社会权利，越来越尊重个性与自由；但是中国人的人生观从“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热潮中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里，激烈淬火的“革命道德”，迅速退火了。反弹性的物质发展带来了价值观念剧烈的扭曲性反弹，一部分人头脑里，物质主义、经济主义、金钱崇拜、极端个人主义、极端享乐主义、唯利是图、权钱交易恶性膨胀，旧的革命道德的约束解体了，新的市场性制度性约束还没有建立起来，约束出现了“真空”，价值出现了危机。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矛盾尖锐冲突，只能在新的基础上重塑人生价值观念。中国人的人生观幸福观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回归，然后迈进一次历史性的跨越。第五，历史文化传统上，当代不断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价值观上的支撑，儒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正在中国大地上复苏，在海外迅速传播，发挥了凝聚和整合海内外华人的积极作用；但是为害中国数百年的封建专制思想，宗法等级思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留下的种种腐朽价值观积淀在我们的无意识中，时常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借尸还魂。曾经绝迹的丑恶价值观和丑恶现象正在沉渣泛起。
７．百年升华：当代中国版的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讲的是发展，但没有就发展而论发展，而是把发展上升到了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贯穿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思想是以人为本。
执政党依据第三个转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汲取人类文明成果，结合执政党对历史规律、社会主义规律和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提出了中国现代版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中国启动了一个价值革命。第一，中国现代版的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统领下，整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西方近代人本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执政为民的思想和当代世界各国价值哲学的有用思想，对中国近代以来多层次转型中叠加的价值观念转型问题，开始总体突破和全面清算。以往以民为本的“民”有两个对立物，一是与朝廷官府相对应；二是与阶级敌人相对应。“人”也有两个对立物，一是与自然相对应，二是与神相对应。在西方近代文艺复兴中，“人”这个概念有特定的含义，指的是资产阶级的“人”，人的发现是资产阶级的发现，对于反对封建主义及其宗教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民主革命中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强调的是对敌人要狠，对人民要和，是革命的思想。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准则的哲学，也有很多积极的东西可以借鉴。在当代中国，人们同时使用“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两个概念，但这两个概念都被赋予了这个时代的含义，“以人为本”更为深刻思想价值内涵正日益显现出来。今天我们讲以民为本，是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否定的是执政党脱离人民的种种行为；以人为本是对全体社会成员而言，否定的是以神为本、以物为本、以权力为本，以金钱为本的种种陈腐思想观念；以民为本的“民”是一个整体，一个抽象，很难还原成具体的个人。以人为本的“人”既是一个整体，一个抽象，更是每一个自然人，每一个社会人，每一个公民，体现的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人的个体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对人的自由的尊重。这种尊重是政府的尊重，也是社会的尊重，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与尊重。这种平等和尊重是对封建主义的专制思想、宗法等级思想、愚民思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根本否定，是中国人心灵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当今中国发展的动力的源泉，是当今社会和谐的根本，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崇高目标和人类的崇高理想。很显然，以人为本站的起点更高，比以民为本有着更普遍更深刻的适用性。按照这一理念，自由、平等、安居乐业和享有尊严的中国人民、中国老百姓、中国人将作为真正的主体踏上神州大地，走进了人类文明的前列，中国才会真正的复兴。可以说当代中国版的以人为本，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再认识再发现。可以说是中国千百年以来价值观最深刻最根本的转型。第二，以人为本反映了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历史性进步。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人民是与时俱进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个历史的过程，改革开放大大推进了这个历史进程。过去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是仅仅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进步跨越了几个世代。一是多种所有制和分配形式下的中国人，是独立生存独立思考的中国人，创造能力、创新意识空前增强；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不再为生存而沉默，思想大大的解放，思维十分活跃；二是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普及，文盲大大减少，知识的增加极大提高了国民素质，文化的繁荣极大的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了人的精神力量；三是获得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电视、互联网、手机的普及，削弱了信息上的封闭和垄断，人们辨别是非能力加强，表达更加充分；四是人们的平等意识、维权意识普遍增强，法律知识和意识大大提高，责任意识和监督意识日益成熟，参与意识增长，要求公平正义、维护合法权益的呼声明显增强；五是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学术繁荣，对外交流扩大，不同的参照系呈现在眼前，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话语权垄断被打破，宽容平等的讨论正在展开。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人们苦苦追寻、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变化，是中华民族的活力与伟力所在，是改革开放最珍贵的成果，也是中华文明的基因、近代革命精神和当代世界潮流汇集于改革开放的大潮创造出的历史进步。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有关于国民性的争论，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做出结论，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差。思想解放了的中国人，有伟大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深切的民族使命感和学习他人的胸怀和智慧，提出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论断，是对这一历史进步的认同与回应，极富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洞察力。第三，以人为本的价值哲学意义，使其成为化解当前各种矛盾，应对各种挑战的新的宝贵思想资源。哲学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人为本涉及到转型的根本问题。人是发展的目的，人是发展的动力，人是发展的资源。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人的问题，市场取向改革中人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中人的问题，和谐社会建设中人的问题，抓住了人，抓住了人的需要，人的幸福，人的积极性的调动，人的行为的规范，人的观念转变，人的素质提高，就抓住了改革的根本。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都围绕着人，以人的生存幸福为准则为尺度。以人为本触及到了现代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的价值目标、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市场意识，公共意识、公民意识、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民生意识、法治意识和国家意识，说到底都是人本意识在各个领域的表现和展开。邓小平把人民的主体性与生活的本体性结合起来，重新发现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意义和价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历史的主体和本体统一和同一于大写的“人”，统一与同一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国人，揭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伟大复兴的意义与价值，与以往的历史转型相衔接，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性升华。第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要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推翻资本主义旧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其价值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新社会进行了描述，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⑼在恩格斯晚年，当有意大利记者让他用简短的话描述未来社会时，他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认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表达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强调，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⑽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规定性，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对自己全面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的彻底解放。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核心价值，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真正坚持和发扬。
８．权力与权利：人民观与执政观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带动价值观念上普遍的突破与更新。执政观、市场观、社会观、自然观、道德观、制度观、文化观、历史观和时代观都在变化。众多观念中，以人为本的人民观是其他观念的基础和前提，人民观是管总的。
第一，以人为本的执政观。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人民是公民，权力是公共权力。人民是政治概念，公民是法律概念。公权力与公民既有政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法律关系。公民的权利是执政者权力的来源，因此公民是公权力的主人。政府政策和行为最高的价值取向是向公民负责。这是现代执政观的逻辑起点。现在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上的弊端一样，是权力过分集中，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个“总病根”。⑾这个病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一是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的影响和权力本位的价值观；二是长期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斗争中形成的强烈政权意识，暴力革命军事斗争中形成的自下而上的服从意识，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三是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的影响。这三个历史特征加上党在历史上的巨大胜利与威望，使今天的执政力量成为历史上最强势的政权，当它与资源支配结合起来时，一方面形成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推动力和调控力，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权力寻租的可怕张力和破坏性，当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公权力的公信力下降，执政效能下降。以人为本的执政观，从根本上讲就是执政者自觉把公权力置于约束和监督之下，使之趋利避害。谁来约束和监督强势的权力？是全体社会公民。公民的权利是监督权力的根本力量。公民约束和监督有两个条件，一是执政信息的公开和舆论监督的有序发展。例如，行政和司法公开，财政收支公开和官员财产公开；二是保障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多年来，一直在说人民监督，但是在社会发育不成熟，公民权利不落实的时候，只能是一句空话。从落实公民的基本权利起步，让人民群众先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才能行使监督权。
第二，以人为本的市场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人本市场经济。人本市场经济应该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很强的法治性，而不是与权力紧密结合，与“人情关系”紧密结合。由于市场间接调控经济的性质，官员直接支配财富和资源的空间在缩小，公民为了自身利益而监督政府，会限制政府的扩张行为。现在腐败的张力主要的不是来自于市场体制本身，而是因为行政力量过大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发挥，而是因为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到位不配套。市场一方面接受公权力的监督、引导和服务，另一方面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一方面以向公民利益负责作为市场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接受公民社会的支撑与制约。
第三，以人为本的社会观。人本社会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就是发展民生、保护民权的社会。落实民生民权不是靠人恩赐，而是依赖社会的建设与进步。社会是有公共基础设施、基本权利保障、各种民众组织、基层民众自治、相应法规制度、共同价值体系的公民群体。以人为本的社会是胡锦涛说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⑿社会、市场与政府是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好的社会可以承接政府的许多职能，降低执政的经济成本，维护政府的廉洁和效率，也可以成为市场的支撑体系和监督体系。好的市场不仅仅约束和监督政府，而且造福人民支撑政府。人是市场和社会的主体，人民通过市场和社会监督政府。政府通过市场和社会服务人民。我们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发展不协调，全能型和管制型的政府几乎包揽一切，既没有成熟的市场，也没有公民社会。
第四，道德观、制度观和文化观。人的社会权利是靠制度来保证的，人的行为是要靠道德和法律制度来规范的。制度体系建设是根本长远的建设，而且贯穿政府、市场和社会。但是制度的基础是文化，特色在文化，一方面，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几千年重义轻利的传统和近代革命精神都是好的制度的支撑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宗法制度衍生出来的家庭观念和人情关系，权力和人情大于王法的习惯势力十分强大，是法治宪政的大敌，这是中国的制度建设的特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价值观到制度，有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很多好的观念落实难、很多好的道德坚持难，就是没有制度保障。我们的问题在于，制度设计滞后，制度供给不足，制度创新缓慢。第五，自然观、时代观和历史观。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如何看待当代世界，如何看待自然，也是重要的价值观念问题。在急迫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没有来得及很好的清理。史学和文艺作品中封建的、暴力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甚至汉奸的东西充斥，影响着民族素质和下一代的成长，反映我们历史观中的困境。近代帝国主义的欺侮和我们自己的封闭与保守又使我们很多人，眼光短浅、心胸狭窄，敏感易怒。正在复兴的中国应该逐步具备古国的文明和大国的心胸，从容地走向复兴、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９．走自己的路：价值认同与国家软实力
价值目标的选择关系到人民对执政理念的认同，关系到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关系到民族凝聚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强弱，这些都是中国在转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回顾一百七十年中国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念转变的历史经验，一些反复出现的问题，值得深思。
第一，中国的价值主体是谁？对于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而言，毫无疑问，价值的主体是个人。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主体有三个，一是国家，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二是家庭，包括血缘连接起来的家族；三是个人，属于家庭的个人。没有一个民族，把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与国家联系得如此紧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中国士子的最高价值追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普通中国人的观念。忠孝两全是中国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农耕文化也好，水利文化也好，氏族社会也好，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是群体性和整体性，即家庭本位基础上的国家本位文化。个人只有在这两个本位中占据重要位置、起重要作用的时候才变得重要，例如国家的统治者皇帝和家庭的主宰者家长。但这恰恰证明了国与家的重要性。没有国家的独立和强盛，就没有老百姓的一切。没有家庭的支持和亲友的帮助，一个人一事无成。根深蒂固的家国情结在近代民族苦难和奋起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被强化。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家庭观念都开始深刻的变化。首先是家庭的地位大大降低，大家族不复存在，小家庭受到猛烈冲击，个人的独立性、自由度和选择性都空前发展。独立的人从家庭和单位中走出来，成为社会的人。其次，国家认同更为理性化和利益化，为了个人幸福，很多人不再恪守对自己中国人身份和价值观的认同，如果生活更幸福一些，他们宁愿做外国人。单个的、独立的、自由的人成为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成分。信息革命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这个人口比例的增长，也迅速扩大了他们的话语权，所有的文明都面临着互联网手机的挑战。家和国的价值主体地位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和一种文化基因，将长期存在于中国人心里，并随时可能被呼唤出来，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如何建立起以人为本的国家、群体（家庭）、个人协调统一的新的价值主体？
第二，中国人的价值追求是什么？一百七十年来，中国人总的追求是民富国强，具体的价值追求则是发展和变化的。革命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是因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发展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是因为贫穷落后使民生和稳定都受到了威胁。这些现实的选择，也是阶段性的价值追求。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价值思想和革命精神要继承。从失败的挫折中奋起，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开放精神要总结和发扬。革命和发展都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价值追求，但是这个价值追求是动态的发展的。从二十世纪初，共产党就说中国要搞社会主义，解放以后也常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可是一直到了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仍然在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要搞清楚。⒀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得到巨大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了党的旗帜。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但社会主义仍处在初级阶段，仍然很不完善，仍然有很多问题要探索。特别是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配套，没有前人的经验；全球化背景下，又要追赶世界潮流，又要保持意识形态的继承性，前人没有经验；一个党长期执政，几乎掌握了全部政治资源，谁来有效监督执政党？前人没有经验；归根到底，在不搞三权分立、多党制的前提下，人民意愿如何表达和作用如何发挥，人民权利如何保障和人民当家作主如何落实？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信仰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发展。
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中华文明是中国人的永久的价值财富，中华文明的革故鼎新是中国人长远的追求。五千年的古老文明，辉煌悠久，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文明是亘古不变的“道”，“天不变，道亦不变”。近代西方，另一种文明崛起，惊涛拍岸，坚船利炮，欺侮掠夺，国弱民穷。有识之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回顾近代以来，劫难灾祸之中，是谁庇佑着神州大地上的中华儿女，是谁凝聚着民族精神和血气？仍然是中华文明。在外国强盗面前，从办洋务的曾左，搞维新的康梁，闹共和的孙黄，搞革命的共产党，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激越旋律和光华乐章。说到底，是中华民族儿女的坚韧耐力和中华文明母亲的博大胸襟挽救了中国。国共两党捐弃前嫌，第三度握手；全球华人共同赞襄改革开放大业，不就是中华母亲的血脉凝聚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吗？中华文明的价值需要重新认识。中华文明中关于重视人类整体性和群体性的思想，关于民为重君为轻、民为邦本的思想，关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关于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思想，关于“礼之用和为贵”、和谐秩序的思想，关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思想，关于格物致知、修身齐家的思想，关于敬畏自然、崇尚节俭的思想在今天中国与世界看来是多么宝贵和中肯。
第四，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关系？一百七十年向西方的学习，与西方的抗争，直到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与西方文明的关系要研究和总结。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的西学为用，胡适的全盘西化，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孙中山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毛泽东的超英赶美，周恩来大声疾呼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说要在建国一百年的时候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一直到中共十七大所说的“追赶世界潮流”，都是在讲学习别人，追赶别人，以别人的成功为自己的目标，以别人的价值观为自己的参照系。百年主义之争，主要发生在学习谁的，学习什么的问题上。似乎西方既是我们不变的敌人，又是我们不变的老师。急迫地功利性地学习别人，使我们不少人妄自菲薄，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和判断力。另一方面很多中国人，用过时的眼光和狭隘的心胸看待西方，看不到时过境迁，世界变了，看不到西方人民的善良智慧和西方文明的进步，看不到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以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只是对外说说而已。也看不到西方在很多方面将长期优越于我们，中国人的差距还很远，要追赶的路还很长。中国人必须进一步踏踏实实谦虚谨慎地学习西方，学习其他文明，但是主要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是师夷长技以自强，要复兴中华文明以自强，要以新的文明理念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发挥更大作用。
10．中国与世界：经济危机还是价值危机
当中国第三次转型正在进行的时候，世界经济危机到来。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体都遭遇挫折。在经济危机的前前后后，中国的表现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中国的实力和市场也让世人刮目相看。世界眼光在批评美国和新自由主义的同时，更深层次的关注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亚洲模式。触发了新的主义之争，价值观念之争。
经济危机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法制完善和市场成熟，在资本主义世界是首屈一指的，为什么会突如其来爆发这么大的危机，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都睡着了吗？危机产生的原因人们说的很多了，如果是市场经济自我调整，那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危机为什么会这么大，这么凶猛，这么复杂？
经济危机酝酿产生爆发有三个重要背景。第一个重要的背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自己赢得冷战的原因在于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的强大和价值观念的优越。政治上新保守主义抬头，人们称之为新帝国论。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新帝国论变成了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在反恐的名义下，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在美国价值推销基础上，颜色革命使一批国家政权更迭。但新保守主义使世界局势紧张，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外交形象和国际关系付出沉重代价，巨大的海外开支和战争经费造成数千亿美元财政赤字，使美国背上了沉重包袱，这不仅是危机形成的原因之一，而且限制了它制止危机的能力。第二个背景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把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视为增长的灵丹妙药，政府放松了监管职责，使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的贪婪与自私得以膨胀。美国在全球推销新自由主义，利用国际货币游戏规则的优势造成的美元强势发展虚拟经济，这是美国金融危机形成并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也是危机爆发后输出危机嫁祸于人的手段。第三个重要背景是全球化中全球经济失衡。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失衡的根源在于金融霸权和国际义务严重不对等的美国模式。全球金融体系的架构仍是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该框架脱离了60多年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巨大变迁，全球实体经济的架构仍然是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为美国的赤字经济分摊成本的不公正过程。美国发展模式中的金融霸权、自由放任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都对经济危机产生了催化作用。对美国人而言，与其说是经济危机不如说价值危机。
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到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个多世纪里众多西方学者围绕文化价值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文章，不无道理。一百年前的资本主义也曾陷入危机，结果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是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苏联，中国也开始向左转，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经济大萧条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群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弹冠相庆，“华盛顿共识”力图把新自由主义推向全球。短短十年，全球经济危机汹涌而来。在这场危机中，保持着自己独立性的中国却发挥着更大作用。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历史有很多规律可循。人们总是在一定的历史大事件到来之际进行一些大的总体性价值性思考。中国将走向哪里？人类走向何处？历史是否是个矢量，是个一元单线的发展历程？人类社会进步的价值何在，如何才能让人类消灭饥饿贫困、不公正和战争？当今世界国家、民族和文明三大冲突此起彼伏，这次经济危机，深层次的问题是制度和体制的问题，是社会和文化的问题，世界如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持和平发展与合作。当今世界遇到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危机。这也许是人类真正的危机。人口资源环境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全世界人民的福祉。而自诩为世界的领导、老师和警察的美国，个人自由至上与财富消费第一的生活方式仍然引导着世界西化，使所有的治理都变成饮鸩止渴。在双重标准下，美国把自己的国内人权与民主奉为最高价值标准，但仍然推行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世界的压迫和不公平并没有减轻。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似乎给了中国人一个机会：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中国能不能直接由目前的传统工业文明转向生态工业文明？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努力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必须告别美国和欧洲已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拥抱一种更为健康、更为环保的生活方式，创造一种人民当家作主的更为和谐和美好的社会。这对我们是严峻挑战，但也是难得的机遇。这不仅仅是一条经济发展的新路，内修和谐，外谋和平的中国，会使中华文明重放光明，使人类看到东方的曙光。
经济危机与中国的新的转型是叠加的。正在转身的中国，没有与经济危机迎头相撞，而是侧身扛住了危机。危机证明中国的调整是有预见性的。同时也证明，中国不作调整是不行的。危机带来严峻考验，正因为是侧身，还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能不能禁得住复杂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考验，继续前进，调整转型会不会半途而废，走回头路？中国又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在经济危机中，中国与世界正在历史的舞台上重新相会。中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孱弱，三次历史性的转型，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宝贵的价值财富，也给我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留下了艰巨的新使命。走过一百多年风雨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历史转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会形成中国的真正软实力，会对我们自己和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6页）"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1, p. 40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342页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History Society: "Mao Zedong'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of reading comments and remarks," p. 342
(3) 新华网2007年10月24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Xinhua October 24, 2007, Hu Jintao at the Seventeenth Party Congress Report
(4) 人民网2004年8月22日，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People's Network August 22, 2004, Hu Jintao,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Deng Xiaoping's speech at the General Assembly
(5)《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陈开枝陈建华姚欣耀《回忆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 "Party History data" No. 1, 2003, Chan Kai-chi Chen Jianhua Yao Xinyao, "recalled Deng Xiaoping's trip to the South in 1992"
(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79页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1, No. 78/79 Page
(8) 新华网2003年1月20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Xinhua January 20, 2003, Deng Xiaoping visited the South talk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ume 1,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p. 294)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9页）"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23,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4, p. 649)
(11)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 Deng Xiaoping: "The party and state leadership system reform,"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ume 2, p. 328
(1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a number of major issues "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ume III, p. 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