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原监利县委书记杜在新最近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据法院审理查明，杜在新在2000年11月至2004年4月任中共监利县委书记、监利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仅受贿的人民币就达48万余元，此外，还有港币、美金及电脑、名表等物。

杜在新，只是被推倒的监利官场的多米诺骨牌中的其中一位，该县广电局原局长苏兆新行贿案被查办后，人们惊异地发现，由此牵出的一系列案件中，除了少数几个没有接受贿赂以外，监利县委的主要领导几乎人人都“榜上有名”，包括杜在新的前任——原监利县委书记杨道洲。

古人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腐败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心头之恨，一切腐败分子也必然以损民始，害己终，但在万分感慨之中，我还想起了一个远去的背影——监利县原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这位曾在上书总理的一封信中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声音而被誉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在上述腐败分子落马之后，会柳暗花明，得到应有的公正待遇吗？

尽管李昌平去职时声称是“自愿”的，但众所周知，李昌平是被腐败分子逼走的。他向总理“为民请命”后，由此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急风骤雨式的农村改革，处处受到百姓英雄般的欢迎和尊敬，且高票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度新闻人物，但在监利，在以杜在新、杨道洲前后两任县委书记为代表的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努力”下，李昌平不仅天天受到盯梢，见了哪里的记者，去了什么地方，要被人向上汇报，而且当地检察院也“奉命”出面，紧锣密鼓地调查他在过去工作乡镇中的经济问题。

在不得不提出“自愿辞职”、从此将漂泊南北的那一天，李昌平独自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禁不住放声大哭，为内心的痛苦、忧伤、孤独和悲凉（见《我向总理说实话》第190页），正如他后来所说：“在现实中，利害高于是非，似乎永远是主流，把个人的利害、少数人的利害置于集体的利害、民众的利害之上似乎也是主流，官场盛行如此价值取向，社会还有什么标准、准则可言呢？”

李昌平的遭遇不是孤例。留心近年来的报端，也时时能见在正邪力量相较中，因不愿同流合污而处境险恶、面对明枪暗箭的“孤胆英雄”，结局都难脱悲剧色彩。因大胆改革、清正廉洁而深受群众拥戴的镇委书记董阳，在湖北省黄石市的河口镇仅干了11个月就被委以“不称职”而调离；夏一松在安徽省利辛执政时，只因不肯接受贿赂，严格按照制度和程序办事，堵住了一批干部跑官买官的路，竟被当地官员们一致排外，恨之入骨，说他是个“大贪官”、“伪君子”、“道德败坏”，只在利辛停留了180天，就被免去职务“缴了械”，改任他职。

不难想像，当体制内的法权被铺张、异化、运转成某些人的私权，用来党同伐异、牟取私利时，官场中仍坚守良心的清流，只能面对同侪假以“稳定”之名的排斥和陷害，甚至被彻底的边缘化。但是，任何对前景充满希望的中国人都不愿看到悲剧结局。当今天，正义的力量最终撕破了局部恶势力的防护网，赢得胜利之后，我们急切想看到的是，那些因滚石上山而备受打压的的勇士们能否映进当政者的眼帘，受到公正的认可？那些最实干、最富有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的好官们，能否获得特别的关怀？重新回到党和人民最需要他们的岗位上？

呼唤好官们“复出”，尽可能减少他们为讲真话、干实事付出的惨痛成本，不再让“高尚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既是对官场中“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规则的一种公开挑战，也是避免体制的合理性再次受到伤害的一种修复手段。

不可否认，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是改革者还是被改革者，总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吕日周也说过：“既然愿意往前走，就理应承担这种的风险。”但改革之“革”，绝不能把讲真话、做实事的干部先给“革”掉，更绝不能把被称为“中国发展的中坚“和”中国希望所在”的干部先排挤出局。今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书记就特别强调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国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如果在改革的过程中，率先“牺牲”的总是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赢得民众强大声援和道义支持的干部，那么，我们在用什么方式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公平和正义又该从何处体现？

改革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用人是一面旗帜，重用什么样的人，就会成长什么样的人。在群众的心目中，领导干部的分量轻重，不在职位高低，在于官德和人品，只有好的官德和人品，才是形象和权威的基础，才是凝聚力、号召力的重要内因。若是我们的改革进行到今天，仍不能深化到看品德、看能力、看民意、看形象，将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仍不能深化到让好官呆得下去、留得下来，建立一个以刚性制度保障好官获得仕途上安全的一个吏治机制，那么，各种消积腐败现象的气焰就会见长，好官的生存与发展就会更加艰难，社会不公就会继续恶化，如此下去，任何改革都是无法持续、无法成功的，任何改革的成果也都是昙花一现的。

令人忧心的是，现实中，对好官的爱护和公平是否实实在在地落在了行动上，至今让人不容乐观。今天的民心已经非常脆弱，一面在为被排挤走的好官唏嘘不已，一面还要为任上的好官牵肠挂肚，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华网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竟有76%以上的民众在为铁面无私的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担心，认为他很有可能“遭到打击报复”。以上种种，无不一一提醒着我们：好官要成为官场的主力，虽迫在眉捷，却仍路途遥远。

当然，在正不压邪、优不胜劣中被挤兑掉的好官们一旦走出政府机关的大门另寻发展，对个人来说，也许并不是件坏事，他们中间，有的不仅顺利地找到了新的归宿，还真正体现出了个人的应有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对已往措施上的偏失，就可以高高挂起不做校正，更不意味着政府对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好官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任他远去。因为，好官是代表着公益民心的，面对这些在没有收益甚至有风险的时候仍然说话做事、有道义担当的人，我们能否不仅限于尊敬而已，政府能否给予更多的理解、庇护和扶持，诚挚地伸出热情的臂膀，能否开心见诚，爱贤、惜贤、用贤，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其意义不仅在于积累道义的资源，不使从良向善之道成为畏途，不让好官们悲剧的覆辙再次重蹈，更在于社会公平和正义能否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实事求是的精神能否在全党全社会得到大力弘扬，从这些意义上讲，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应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