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指定研究生要读两本书: 一本是《说文段注》, 一本是《马氏文通》。同学们希望我讲一次课, 谈谈怎样读书。今天我就来讲一讲, 分三部分讲: 第一部分论读书, 泛泛地讲关于读书的一些问题; 第二部分讲怎么读《说文段注》; 第三部分讲怎样读《马氏文通》。
先讲第一部分，论读书。
首先谈读什么书
中国的书是很多的, 光古书也浩如烟海, 一辈子也读不完,所以读书要有选择。清末张之洞写了一本书叫《书目答问》, 是为他的学生写的, 他的学生等于我们现在的研究生。他说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给这些学生指出一个门径, 从何入手; 第二个目的是要他们能选择良莠, 即好不好, 好的书才念, 不好的书不念; 第三个目的是分门别类, 再加些注解,以帮助学生念书。从《书目答问》看, 读书就有个选择的问题,好书才读, 不好的就不用读。他开的书单子是很长的, 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把他提到的书都读过也不可能, 今天读书恐怕要比《书目答问》提出的书少得多, 我们没那么多时间, 因此, 选择书很重要。到底读什么不读什么? 拿汉语史来说, 所有有关汉语史的书都读, 那也够多了, 也不可能。而且如果是一本坏书,或者是没有用处的书, 那就是浪费时间, 不只是浪费时间, 有时还接受些错误的东西, 所以选择书很重要, 如对搞汉语史的来说, 倘若一本书是专门研究六书的, 或者专门研究什么叫转注的, 像这样的书就不必读, 因为对研究汉语史没什么帮助。读书要有选择, 这是第一点, 可以叫去粗取精。
第二点叫由博返约。对于由博返约, 现在大家不很注意,所以要讲一讲。我们研究一门学问, 不能说限定在那一门学问里的书我才念, 别的书我不念。你如果不读别的书, 只陷于你搞的那一门的书里边, 这是很不足取的, 一定念不好, 因为你的知识面太窄了, 碰到别的问题你就不懂了。过去有个坏习惯,研究生只是选个题目, 这题目也相当尖, 但只写论文了, 别的书都没念, 将来做学问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如果将来做老师,那就更不好了。作为汉语史的研究生除了关于汉语史的一些书要读, 还有很多别的书也要读, 首先是历史, 其次是文学, 多啦, 还是应该从博到专, 即所谓由博返约。
第三点, 要厚今薄古。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因为从前人的书, 如果有好的, 现代人已经研究, 并加以总结加以发挥了。我们念今人的书, 古人的书也包括在里边了。如果这书质量不高, 没什么价值, 那就大可不念。《书目答问》就曾提到过这一点, 他说他选的大多是清朝的书, 有些古书, 也是清朝人整理并加注解的, 比如经书, 十三经, 也是经清朝人整理并加注解的。从前, 好的书, 经清朝人整理就行了, 不好的书, 清朝人就不管它了。他的意思,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他的话可适用于现在, 并不需要把很多古书都读完, 那也做不到。
其次谈怎样读书
首先应读书的序例, 序文和凡例。过去我们有个坏习惯,以为看正文就行了, 序例可以不看。其实序例里有很多好东西。序例常常讲到写书的纲领、目的, 替别人作序的, 还讲书的优点。凡例是作者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这些都很好, 而我们常常忽略。《说文》的序是在最后的, 我建议你们念《说文段注》把序提到前面来念。《说文序》, 段玉裁也加了注, 更应该念。《说文段注》有王念孙的序, 很重要。主要讲《说文段注》之所以写得好, 是因为他讲究音韵, 掌握了古音, 能从音到义。王念孙的序把段注整部书的优点都讲了。再如《马氏文通》序和凡例也是很好的东西, 序里边有句话: “会集众字以成文, 其道理终不变。” 意思是说许多单词集合起来就成文章了, 它的道理永远不变。他上面讲到了字形常有变化, 字音也常有变化, 只有语法自始至终是一样的。当然他这话并不全面, 语法也会有变化的, 但他讲了一个道理, 即语法的稳定性。我们的语法自古至今变化不大, 比起语音的变化差得远, 语法有它的稳定性。另外, 序里还有一句话: “字之部分类别, 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 这句意思是说研究语法, 首先要分词类, 然后是这些词跟词怎么搭配成为句子。语法就是讲这个东西, 这句话把语法的定义下了, 这定义至少对汉语是适用的。《马氏文通》的凡例更重要, 里边说, 《孟子》的两句话“亲之欲其贵也, 爱之欲其富也”, “之” 是“他” 的意思, “其” 也是“他” 的意思, 为什么不能互换呢? 又如, 《论语》里有两句话: “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两句格式很相像, 为什么一句用“之”, 一句用“焉”? 《论语》里有两句话: “俎豆之事, 则尝闻之矣; 军旅之事, 则未之学也。” 这两句话也差不多, 为什么一句用“矣”,一句用“也” 呢? 这你就非懂语法不可。不懂, 这句话就不能解释。从前人念书, 都不懂这些, 谁也不知道提出这个问题来,更不知怎么解答了。这些问题从语法上很好解释, 根据马氏的说法, 参照我的意见, 可以这样解释, “亲之欲其贵也, ……”,为什么“之、其” 不能互换? 因为“之” 只能用作宾语, “其”相反, 不能用作宾语。“之、其” 的任务是区别开的, 所以不能互换。“爱之能勿劳乎? 忠焉能勿诲乎?” 为什么“爱之” 用“之”, “忠焉” 用“焉”? 因为“爱” 是及物动词, “忠” 是不及物动词, “爱” 及物, 用“之”, “之” 是直接宾语; “忠” 不及物, 只能用“焉”, 因为“焉” 是间接宾语。再有, “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 军旅之事, 则未之学也”, “矣” 是表示既成事实,事情已完成; “未之学也”, 是说这事没完成, 没这事, 所以不能用“矣”, 只能用“也”。凡没完成的事, 只能用“也”, 不能用“矣”。从语法讲, 很清楚。不懂语法, 古汉语无从解释。他这样一个凡例有什么好处呢? 说明了人们为什么要学语法, 他为什么要写一本语法书。不单是《说文段注》和《马氏文通》这两部书, 别的书也一样, 看书必须十分注意序文和凡例。
其次, 要摘要作笔记。读书要不要写笔记? 应该要的。现在人们喜欢在书的旁边圈点, 表示重要。这个好, 但是还不够, 最好把重要的地方抄下来。这有什么好处呢? 张之洞《书目答问》中有一句话很重要, 他说: “读书不知要领, 劳而无功。” 一本书,什么地方重要, 什么地方不重要, 你看不出来, 那就劳而无功,你白念了。现在有些人念书能把有用的东西吸收进去, 有的人并没有吸收进去, 看了就看了, 都忘了。为什么? 因为他就知道看, 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好的, 什么地方是最重要的, 精彩的, 即张之洞所谓的要领, 他不知道, 这个书就白念了。有些人就知道死记硬背, 背得很多, 背下来有没有用处呢? 也还是没有用处。这叫劳而无功。有些人并不死记硬背, 有些地方甚至马马虎虎就看过去了, 但念到重要的地方他就一点不放过, 把它记下来。所以读书要摘要作笔记。
第三点, 应考虑试着作眉批, 在书的天头上加自己的评论。看一本书如果自己一点意见都没有, 可以说你没有好好看, 你好好看的时候, 总会有些意见的。所以最好在书眉, 又叫天头, 即书上边空的地方作些眉批。试试看, 我觉得这本书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合适, 都可以加上评论。昨天我看从前我念过的那本《马氏文通》, 看到上边都写有眉批。那时我才二十六岁, 也是在清华当研究生。我在某一点不同意书上的意见, 有我自己的看法, 就都写在上边了。今天拿来看, 拿五十年前批的来看, 有些批的是对的, 有些批错了, 但没有关系, 因为这经过了你自己的考虑, 批人家, 你自己就得用一番心思, 这样, 对那本书的印象就特别深。自己做眉批, 可以帮你读书, 帮你把书的内容吸收进去。现在我们自己买不到书, 也可用另外的办法, 把记笔记和书评结合在一起, 把书评写在笔记里边, 这样很方便。笔记本一方面把重要的记下来, 另一方面, 某些地方我不同意书里的讲法,不管是《马氏文通》还是《说文段注》, 我不同意他的, 可表示我的意思, 把笔记和眉批并为一个东西。
另外, 要写读书报告。希望你们念完指定的两本书后写个读书报告。如果你作了笔记, 又作了眉批以后, 读书报告就很好写了。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一篇很好的读书报告, 就是赵振铎的《读<广雅疏证>》, 可以向他学习。《广雅疏证》没有凡例, 他给它定了凡例, 《疏证》是怎么写的, 有什么优点, 他都讲到了。像这样写个读书报告就很好, 好的读书报告简直就是一篇好的学术论文。
下面讲第二部分，论读《说文段注》。
为什么要选《说文段注》给大家读呢? 为什么不单读《说文解字》? 因为《说文》太简单了, 而且不容易读懂, 经段玉裁一注解就好懂了。《说文段注》我们一向认为是很好的著作, 念《说文》必须同时念《段注》。清代语言学者最有名的是段、王,二人是好朋友, 段写《说文注》, 王写《广雅疏证》, 都是很好的书, 把古书加以注解、发挥, 所以我们读《说文解字》同时要读段注。下边讲几点应注意的地方:
第一点, 注意段所讲的《说文》凡例。许慎自己没定凡例,那时也不兴写凡例。段在注里边给他讲凡例。比方说, 《说文》头一个字是“一”, 段说“一” 在六书中属指事, “弌” 是古文,他就解释什么叫古文。“元” 字下说“从一兀声”, 这是形声字。“天” 字下说“天, 颠也”, 段说是转注, 说转注不大妥当。不过他下边解释了很多转注, 如: “元, 始也。” “考, 老也。” 可以互相转注。但是“天, 颠也”, 不能倒过来说“颠, 天也”,什么道理呢? “考, 老” 今天说起来是形容词, 讲抽象东西, 不那么具体, 所以能转注。但“天, 颠” 就不同了, 它们是两样具体的东西, 不能转注。段常在头一卷的注解中讲凡例, 如“丕” 字下。还在《说文序》的注解中也讲了不少凡例, 这些都须要特别注意。在这一点上, 可以说是他在读懂了《说文》以后教别人怎样读。
第二点, 要注意段的发明。段写《说文注》不单是许慎功臣, 替许书作注, 而是有自己的创造, 也就是说, 不单是帮助你读懂《说文》, 而且有很多好东西超过《说文》本身。他的发明很多, 讲四点:
(1) 最大的优点是“因音求义”, 也叫“以音求义”, 从声音求意义。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文里说: “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 虽或类聚群分, 实亦同条共贯。” 底下还有一段: “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 引申触类,不限形体。” 王念孙是这样做的, 段玉裁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伟大成就就在他这几句话。可以说, 清人研究语言文字成功也就成功在这儿。从声音求意义, 不是光从形体来看。《说文解字》一向被人认为是讲字形的书, 段玉裁也说, 《说文》“形书也”。因此, 研究《说文》的人常常为字形所束缚, 同形的他懂, 换一个写法他就不懂了。段是从声音来求, 不同字形, 他也说二字实在是一个字, 至少是同来源的字。“引申触类, 不限形体”,整个语言文字的研究都应依据这个原则, 因为并不是先有文字后有语言, 而是先有语言, 后有文字, 语言是根本的东西, 而文字是随人写的, 抓到语音就抓到了根本。《说文段注》最大的优点就在这里。
(2) 他讲了些同源字, 这是跟第一点因音求义有关的。比如在“辨” 字下讲, “古辨判别三字义同也”。怎么知道这三个字意思一样呢? 他看到《周礼》有的把“辨” 写成“判、别”。因为三字意思一样, 同一来源。为什么同源? 声音相同。大家知道, 我写了一部《同源字典》, 本来段玉裁很会写同源字典的, 不过, 段那时还主要是研究文字, 因为念古书特别是经书主要要看字是什么意思, 所以, 他重视声音, 还不是从语言来研究, 如果从语言来研究, 同源字典他是会写得很好的。
(3) 段对假借的解释很好。六书中最难懂的是转注、假借,段说的转注恐怕是不大好的。转注怎么讲合适, 可以不管它。跟大家讲过了, 弄清楚什么是转注对汉语史研究毫无帮助。对假借他有个很好的解释, 《说文序》中讲到假借: “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令长是也。” 《说文》这个定义非常好, 本来没有这个字, 依声记事, 借别的字来表示。定义非常准。底下例子举得很不好, 他说, “令” 本来是“命令” 的“令”, 后用作“县令” 的“令”; “长” 本是“长辈” 的“长”, 后用作“县长” 的“长”。这样, 意义上还是有关联的, 不应叫假借, 意义上没什么关系的才是假借, 所以后来朱骏声把“令长是也” 移到转注去了, 他说的转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引申。许氏说“本无其字”很重要, 朱骏声把这个也改了, 这就错了, 他说“本无其义,依声托字”, 朱这样说就规定了凡假借都必有一个本字。朱的《说文通训定声》最大毛病就在这儿。段讲假借讲得很好, 他说“假借有三变”, 也就是三个阶段: 开始所谓假借, 就是本无其字, 借一个同音字, 他举了“难、易” 为例, “难” 本是鸟名,“易” 本是“蜥蜴”, 借为“困难” 的“难”、“容易” 的“易”,古人没有特别为“困难” 的“难”、“容易” 的“易” 造字, 这是最初的假借, 叫“本无其字”。他说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是有了本字, 但还借用另外的字, 就像我们写白字、别字。本有这个正字, 但还要写个同音字, 结果就是本有其字, 还要假借。到第三个阶段, 假借的不对。古人没有这个假借, 就是写错了字, 这也像我们今天写别字。但段认为这是第三个阶段。其实二、三阶段可并为一个, 但段玉裁认为古人假借就是对的,后人假借就是错的, 所以他把这个阶段分为两个阶段, 总共成三个阶段了。这三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他讲的前两个阶段。有很多假借字本无其字, 到后来也没给它造个正字。这个很重要,我们要研究通假、同源字, 都很有用。
(4) 段有历史观点, 注意到这一点对我们研究汉语史很重要。可惜他讲的不多, 但是他讲的这一点就足可以启发我们了。这个字在什么时代有什么意义, 什么时代才产生这个意义, 他讲到了, 比如“履”, 又叫“屦”, 他说先秦二字有别: “履”,动词, 走路; “屦”, 名词, 鞋(他没说动词、名词, 这是我说的)。二者完全不同。《诗经》有“纠纠葛屦, 可以履霜”, 不能说“葛履屦霜”。段玉裁说汉代以后才混同起来。现在查一查,到战国时代, “履” 可以当鞋讲了。但段玉裁着重念的是经书,他的话也没什么错。可见, 他注意了词义的时代性。再举一个例子, “仅” 字表示“只有”, 唐人文章甚言多, 我们现在极言少, 杜甫诗有“山城仅百层”, 百层已很高, “仅” 表示达到那么高。例子还有很多, 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 有“士卒仅万人”, 意思是说张巡认识很多士卒, 而且能叫出名字来, 这些士卒多到一万人。能叫出一万名士卒的名字, 可见是够多了。“仅” 用今天的意思去解释就不对了, “仅仅一万人”,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还有白居易的《燕子楼》诗序, 与燕子楼主人分别“仅一纪”, 意思是说分别好久了, 用今天的意思解释就不通了。
第三点, 要看些批评段注的书。段玉裁的书写得很好, 但有没有缺点错误? 当然还是有的。一切好书都有缺点, 不能说好书就没缺点。段还是有一些地方讲错了或讲得不够妥当。后来就有人写批评段注的书, 其中有一本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 他对段注加以补充、纠正。补充的地方也有, 纠正的地方多一些, 我看徐灏的书很好, 从前我写的《中国语言学史》好像没提他, 以后修订时要把徐灏提出来介绍。他虽是替段注作笺, 好像不是自己写的著作, 其实他的学问很好, 我看凡是批评段的地方, 十之八九是对的, 并且能提出自己的意见来。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找来看看, 《说文诂林》收进去了, 借不到《诂林》再想办法, 图书馆是否有单行本? 给《说文段注》作笺, 并不是看不起段, 而是尊重他。段玉裁自己就说了, 希望后来人给他纠正错误。我们清朝这些学者们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很谦虚, 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东西还不够好, 希望后人给他纠正。所以徐灏这个作法是段氏的功臣, 并不是看不起段。如果段的书没有价值, 就根本没必要给他作笺, 给他作笺就表示他的书已经够好的了。
最后讲第三部分，论读《马氏文通》。
大家知道, 《马氏文通》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语法书。从前的人把语法书推到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传释词》也可以勉强算是语法著作, 但还不是完整的语法著作, 因为他专讲虚词,而且也不是纯粹从语法观点讲, 另外, 他没有语法的名词术语。利用语法术语来讲语法, 那就从《马氏文通》开始。还有人说中国语言学家应把他数在第一个。
马建忠在清末是革新家, 主张政治改革, 使中国富强。另外, 还写了这样一本书, 叫《马氏文通》, “文通” 就是语法的意思, 当时还不叫语法, 就叫“文通” 了。
读《马氏文通》, 要注意几点:
头一点是要看懂文言文。《马氏文通》是用文言写的, 他的文言还相当古。他认为古代文言文是通的, 到后代不通了, 所以有些地方要仔细看, 要看懂, 不懂最好问问老师, 举几个例子来说:
术语经常说“读”, 其实“读” 不念dú, 应该念dòu (豆)。古代所谓句读, 句是句子, 读是中间稍微停顿, 就是现在所谓分句。所以他有时提到一个词放到全读后面, “全读” 就是整个分句。还有他讲到数词时, 讲畴人讲数词不带名词。我们一般认为数词都要带名词, “一个人、一匹马”。“畴人” 即古代数学家。他讲到“之” 字, 他认为是一个介词, 他讲了这样一句话:“偏正之间盖介之字, 然未可泥也。大概以两名字之奇偶为取舍。” 他的意思是说, “之” 字是放在形容词和名词之间, 比如“好书” 也可以说“好之书”。现在北大讲语法还讲偏正结构,是从《马氏文通》来的。什么叫“盖介之字”? 盖是一般的意思, 一般是把“之” 字放在偏正之间。“然未可泥也”, 意思是说但是你不要太拘泥了, 有时也可不放, 并不一定非放不可,“大概以两名字之奇偶为取舍”, “大概” 也是一般的意思, “以两名字之奇偶为取舍”, 就是说字是双数还是单数, 如果是双数就常用“之” 字, 单数就不用。比如“好书”, 我们很少说“好之书”, 但如果说“善本之书”, 常加“之”, 为什么? 因为“善本” 是两个字。这些地方好像很简单, 但不懂文言文就看不懂。
第二点, 要弄懂《马氏文通》里边的名词概念。《马氏文通》里模仿西洋的那个grammar, 他序文里也说grammar在希腊文原意是“字学”。他的术语全是外语语法书中的名词概念,因为出得早, 与现在翻译的不一样, 所以不好懂。比方开头讲“界说”, “界说” 是什么呢? 英文叫definiton, 原意是划个界,翻译过来就成为界说了, 但后来译成“定义”, “界说” 就是“定义”。也有容易看懂的地方, 比方名字就是名词, 静字就是形容词, 动字就是动词, 状字就是副词, 这比较好懂, 但有些地方不那么好懂, 如书里有“散动”, 要好好体会, 否则就不懂。“散动” 在英文中是infinitive, 现在翻做“原动词”, 曾有一度翻作“无定动词”, 《马氏文通》叫散动。刚才说读书的读,念dòu, 英文叫clause。我说英文, 是因为比较好懂, 其实据说马建忠是从拉丁文来的, 因为马建忠是天主教徒, 拉丁文很好。他所谓接读代字(代字即代词), 即在读中间用代词把它接起来, 英文叫relativepronoun, 后来翻译为“关系代名词”, 马氏叫接读代字。弄清楚这个很重要, 要不你《马氏文通》就读不懂。你要把里边的名词概念一个一个译成英文, 每个概念等于英文什么, 如果你念的是俄文, 就要知道他等于俄文什么。说到这里想到一件事, 为什么汉语史研究生还要念外语? 不念外语, 《马氏文通》能念吗? 你就念不懂了。读《马氏文通》应该拿英语语法来对照, 然后你才能看得懂, 《文通》里边讲到的名词术语, 等于英文什么, 章锡琛的校注本都注了, 我从前念的本子没有校注, 校注本是解放后出版的, 但还要注意, 如果对英语语法懂得不透, 他注等于什么你还是不懂, 所以你还要了解英语语法这个词起什么作用。比方说, 《文通》所谓散动, 等于英文infinitive, 章锡琛校注本已经讲到了, 但是如果对英语语法的那个infinitive不懂或懂得不透, 你还是没法理解, 所以要知道英文作什么用, 词性什么, 比方为什么叫infinitive; 现在好像叫原动词, 最初叫不定式。原动词好懂, 但不确切。原动词是说它原先就是那么写的, 在字典里查也是查到那么个动词, 但这不符合原文的意思, 原先翻作“不定式” 或“无定动词” 就符合英文原意了。为什么叫不定式? 因为英文动词要随人称的变化、数的变化、时态的变化而变化, 在谓语中, 谓语动词是要有这些变化的。英文infinitive不须要有这些, 在句子里也不须有任何变化, 有变化是定下来的形式, 没有变化就是不定式了。不定式动词主要有两种用法: 一种用作主语, 当名词用, 所以不须要有动词的变化。另一种还是动词, 但也不须要变化。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是在谓语动词后还带有动词,那就不须要变化了。英语常在动词后加一个to, to后再加一个动词, 那个动词就不须要变化了。《马氏文通》所谓散动并不是不定式动词当主语用的那类, 而主要是后面那一类, 动词后再有动词的叫散动。这个问题很重要, 首先要把《文通》的名词概念弄清楚, 要知道这个名词概念是从哪里来的, 在西洋语法里边等于什么。否则, 这书就没有念懂。这是基本功, 这是最重要的, 要不《文通》就白念了。
第三点, 人家都批评马建忠拿西洋语法作为框框, 按西洋语法办事。这话怎么理解? 如果《文通》真正拿西洋语法作框框, 也不能怪他, 因为他首先拿西洋语法来搞我们汉语语法,是中国语法学的创始人。世界各个语言的语法也有同有异, 不能说各种语言的语法都完全不同, 除极少数特殊语言外, 一般语言都还有很多语法的共同点, 所以如果按西洋语法来搞我们汉语语法, 特别是在创始的时代, 我们不能太责怪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仔细看《马氏文通》是否真正完全拿西洋语法作框框, 这个很重要。关于实词的划分, 他大概是拿西洋语法作框框的。叫名字的就是名词, 叫动字的就是动词, 叫静字的就是形容词, 叫状字的就是副词, 那是按西洋语法办事, 这有什么不好? 现在一般语法书还是这样叫的, 只不过名称改了改。关于虚词, 《马氏文通》有其独创性。虚词中有一种所谓“助字”, 我们现在叫语气词。马氏自己说, 助字是西洋没有的, 中国特有的。西洋语法中有所谓语气, 我们没有, 但我们有助字。这个观点相当正确。助字是汉语特有的东西, 这就没照抄西洋语法。所以不能说他照抄西洋语法。还有拿西洋语法作对比,不能说是框框, 有些对比很巧妙, 如接读代字, 要是别人抄西洋法不会这样抄的。接读代字有三个字: “其、者、所”, “所”字用的地方与英文所谓关系代名词用的地方不完全相同, 结构也不完全一样, 但他能悟得出来这个等于西洋的关系代名词。当然是否完全等于关系名词, 大家有争论。比如“所” 字, 我也曾批评过他, 不应叫关系代名词, 杨树达更批评过他, 说“所” 字不应叫代名词, 举的例是“卫太子为江充所败”, 但后来编《古代汉语》时, 我还是接受了《文通》的说法, 认为“所” 是代词。“卫太子为江充所败” 是后来的发展, “所” 字虚化了, 失掉了代词性, 而“卫太子为江充所败” 这种形式, 先秦是没有的。这些地方的“所” 拿来比西洋关系代名词, 还是有他的道理的。如果是拿西洋语法作框框, 就绝不会想到这些地方。另外, 《马氏文通》对具体语法问题的分析有创造。如他举了三个例子: “亲之欲其贵也, 爱之欲其富也。” “爱之能勿劳乎, 忠焉能勿诲乎?” “俎豆之事, 则尝闻之矣; 军旅之事, 则未之学也。” 如单纯拿西洋语法作框框, 可能分析不出来, 你想到西洋语法, 还要想到具体在汉语中怎么解释这些问题。“之”和“其” 比较好懂, “之” 用作宾语, “其”, 他认为用作主语,其实还不大对, 应该是“名词+ 之”。“之” 不能用做主语, “其” 不能用作宾语, 这个他是对的。底下, “爱之” “忠焉”,不是有分析能力的人, 这个地方就讲不清楚了。他就能想到及物、不及物, 想到“爱” 是及物, “忠” 是不及物。你要拿西洋语法作框子, 碰到具体问题就解决不了了, 你不懂这个是怎么个语法关系。“矣” 和“也” 也有分别, 这在前边已经讲过了。我们不要用拿西洋语法作框框来说他, 其实用西洋语法作框框,在汉语语法学初创时期, 也是不容易的事。碰到具体问题, 你能解决好那就是好。
还有一点, 要看些批评《马氏文通》的书。可看杨树达的《马氏文通刊误》, 所谓刊误, 是指出《马氏文通》错误的地方,我看杨的水平跟我也差不多, 有些地方批评《文通》是批评错了的。比方说, 他说这个地方应说省掉个“于” 字, 《文通》没讲, 但照理应有个“于” 字。这个就是杨的错误了。为什么有“照理” 呢? 语法即语言习惯, 每个民族,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语法, 为什么说照理应有而省掉了呢? 昨天看到一部字典的稿子, 说《诗经· 伐檀》的“ 寘之河之干兮” 的“之” 是“之于” 的合音, 应该是“寘之于河之干”。他不说省掉“于” 字而说“之” 是“之于” 的合音, 也是错的。说“诸” 是“之于”的合音, 因为“之于” 两个字作反切成为“诸”, “之” 怎么能叫“之于” 的合音? “之于” 反切不出“之” 字来。这怎么行呢? 那么, 他为什么说“之” 是“之于” 的合音? 因为他认为“寘之河之干” 的“之” 下没有“于” 字是不合理的, 他不知道有很多语言里边就是可以把底下的名词短语当间接宾语。间接宾语不加“于” 字也可以, 不管古代汉语还是西洋古代语言里边, 都有无数例子, 不能说“照理” 应怎么样。语言不是照什么理的。所以有些地方, 他批评《文通》其实他本人就错了。当然, 有些地方杨还是说得对的。
为什么现在介绍读《文通》? 这跟汉语史很有关系, 因为他讲的是古代语法。《马氏文通》有个缺点, 就是他没有历史观点, 以为符合古代语法的就是正确的, 后来语法有所发展, 他认为是不正确的, 错误的。他认为唐代韩愈稍微知道些文法,不过连韩愈他也觉得不大行了。所以他举例到韩愈为止, 底下的就不再举了。如有历史观点就不会这样, 不但韩愈、苏东坡是对的, 直到后来《水浒传》《红楼梦》都是对的。因为语法已随时代发展成这个样子, 你就不能用上古语法来衡量他了。在这一点上, 马氏有很大的错误。
还有, 要认识到《马氏文通》是一本好书, 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他不但开创了中国的语法学, 而且他里边有很多东西,现在回头再看看, 还是应该吸收的, 就是原来认为不好的, 现在仔细想想, 也还是有用的。黎锦熙先生用杜诗“不废江河万古流” 来称赞《马氏文通》, 这绝不是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