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北京,乍暖还寒,刚刚停止供暖的城市,在告别不久前的一场小雪后,甚至有了些冬日的气象,街上行人匆匆,依旧是厚厚的衣服,迥异于此时此刻南国的夏日风情。香港扶贫机构“乐施会”在北京的办事处位于朝阳门附近一栋叫做“蓝筹名座”的办公楼里,自2003年10月起,出走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的农村干部李昌平,供职于这家国际机构已近6年,自2000年3月上书时任总理朱镕基直陈“三农”问题获得批复并辞职下海,又已是近10年时间。
在这段颠沛流离、波折迭出但又好像欲罢不能的岁月里,他曾告别家人,告别乡土,如同当年从村子里考入大学的时候一样,他希望去大城市实现理想。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最终他定位在北京,决定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其间,他经历了工作的流转,婚姻的变故,自我定位的迷茫。他曾经彷徨,曾经无奈,也想到过抗争,最后归于“市场经济”下的平和。
趁着当初“上书”时的余温,《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向百姓说实话》,陆续被书商炮制并抛向市面,有人说,他挣了不少钱,而他自己却说,其实没挣几个,倒是书商赚了不少。近来,在出版社一再鼓动之下,五年没有出书的李昌平再度推出他的第三本个人著作——《大气候》。
在这本并非全部原创的集子里,他改变了以往“说实话”的操作路线,摇身一变从平实的农民形象直接跃升为农民问题专家,提出了他所谓的“李昌平难题”,但他却说,他从未将自己划归学界,他只是希望把自己的实践观点写出来,希望别人能够看到,而这些研究,完全是兴趣使然。
蓝筹名座E座2区802房间,当记者自报家门后,前台小姐礼貌地说,昌平就在里面的办公室忙碌。径直走进去,门没关,不大的房间居然显得有些空旷,李昌平正面对他小巧的“戴尔”笔记本电脑,在背对记者的方位上,敲着什么。这是一间废弃不用的办公室,现在看来,除了几张办公桌,其他设备已被清空,一双黑色皮鞋整齐地放在一边,墙角是一堆编织袋,编织袋旁边是李昌平的旅行包。这位号称“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就这样孤零零地一个人蜷缩在杂乱工位的一角,身着不薄的棉外套,好像仍觉得有些冷,见到记者的如约到访,他楞是穿着一双棉拖鞋迎了出来,跑前跑后,递送茶水,似乎这,便是他的客厅。
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涉范围的扩大,这位曾经的基层干部,甚至已被某些不明就里之人直接定义为“三农专家”、“李昌平教授”。李昌平回复说,他不是。
他说,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是在平平常常地过日子,自己做的一切,工作、写作、演讲,其实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他并没有想去改变什么、动摇什么,至于外界的批评或者赞扬,他看淡了,而且正是因为看淡了,也就无所谓了。
十年一梦
十年时间,李昌平经历了从干部到商人、从商人到记者、从记者到学者或公益组织顾问等诸多角色的转换,在这十年里,他遇到过小人的拦阻,遇到过贵人的扶助,曾经失去过“前妻”的理解,也得到了时下爱人的关心。从湖北到深圳,从深圳到北京,从北京到云南、到贵州,再从云贵回到北京并定居于此,生活渐渐稳定下来。
李昌平曾经大红大紫过,甚至现在看来热度依旧不减,当初的他,怀抱理想,力促自己主政的乡镇按照自己设想的方案稳健发展,但在现实的境地里,他发现了太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不加解决,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治理将阻力重重,大而言之,类似问题的存在,对于整个中国农村、中国农业的发展,对于农民利益的维护,都是极大的障碍。于是,他前思后想,写了那封信,递了上去,得到了回应。借此,中央工作组调入湖北监利县展开调查,顺势推开了改革的序幕。李昌平说,其实如果换成别人,也一样会是如此结果。“其实就是天上掉馅饼,按照我的话说,是天上掉下砖头来,直接砸到了我的头上。”
“这封信,他看到了,然后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他写完这几个字以后,当然就有人来找我谈话,然后就调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就没事。”他说,朱镕基在信件上的批复是他得以成名的关键,也是事情得到解决的直接原因,而正是因此,他丢掉了体制内的铁饭碗,开始了流浪的体制外生存。
李昌平坦言,他根本没有见过朱镕基,体制内的官僚充其量也就“见过几个省委书记”, “总理这么忙,怎么可能见我这么个小人物”,而且当初未曾设想会引来这么大的动作,虽然此前也想过:这个事情如果捅出去,会有多大的麻烦,麻烦是不是可控的,风险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2000年,李昌平只身深圳,在几经辗转后,加入蓝田公司,而此时的他已经按照蓝田公司总裁瞿兆玉的意思,改名为李盛安,希望忘记过去,重新开始。
据讲述,2002年2月,监利县有几名法轮功练习者到天安门“练功”,其中一位恰好是李昌平高中同学的妻子,监利警方怀疑该夫妇有可能已投奔南下的李昌平。李昌平如实相告,二人并没有来过,但对方始终不肯相信。最终,监利警方决定到李昌平工作的地方“眼见为实”。2月27日,两名监利公安“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李昌平的办公室。尽管要找的人没找到,却意外发现了李昌平给珠海蓝田公司打工的事实,而且已经化名为李盛安。
不久后的3月12日,李昌平突然接到瞿兆玉的电话,要他赶到北京。在北京,瞿兆玉告诉他,荆州地方领导得知李昌平在蓝田工作的消息后,很不高兴,而蓝田的主战场正好在荆州,离不开荆州领导的支持,希望李昌平能够体谅公司的难处。5天后,李昌平离开了蓝田公司。
离开蓝田后的李昌平,陷入了对人生的深深思索之中,这一次,他没有着急去找工作,而是首先回了母校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和中南财经大学,希望从导师那里得到点拨。导师何信生、刘烈龙教授让他一人独处狮子山上、南湖水边,静心后问问自己,到底想干什么,然后再做出选择。经过认真权衡,李昌平决定在17年基层农村实践的基础上将三农研究深入下去,“李昌平不能死”。
不久后,李昌平在一个饭局上与《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温铁军相识,当时的李昌平刚刚出版自己的新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在这个饭局上,温铁军问李昌平:愿意不愿意到北京工作?李昌平说,愿意。就这样一个简短的对话,李昌平进入了《中国改革》杂志社,迎来了他人生中又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说,这是他从湖北到北京后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他说,他感激温铁军,感激当时《中国改革》给予他的很多机会,而在这三年的编辑、记者生涯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熟悉了不同于官员的、真正属于学者的话语模式。
李昌平说,《中国改革》这一站非常重要,而他的第二本书《我向百姓说实话》,恰是在《中国改革》期间出版,“这个书之后,我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以后就开始写写文章,开始和大家讨论。”
2003年,离开《中国改革》,进入乐施会,开始了NGO的社区建设,李昌平开始更多地展开农村扶贫项目,先是在云南与贵州长期驻扎,实施定点帮扶,后来的几年间,他主要将精力回归到北京,每年进行多次不定期的项目调研,触角伸向广大农村。
在这段时间里,他尝试着希望家人也一同到北京工作,但前妻“适应不了北京的节奏,又回了那个小县城”。最终,“我不可能回去,她也不可能出来”,在女儿考入大学的那一年,两人最终离婚。“她的文凭又不高,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也很难”,而且,“她已经适应了湖北的生活”。
李昌平说,在如今的这个社会,特别是从“体制内”出来到“体制外”生活的人,尤其像他这样从底层社会走出来的人,是很冷酷的。“为什么那些当干部的人不愿意离开体制?确实是有一点困难。你像我,到北京这么多年了,还是没能转成北京户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么多年了,我的户口一直在湖北。”
淡然归位
自离开体制后,李昌平曾发表诸多政论文章,尤其就中国农村治理以及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金融、新农村建设、集体所有制有过多次论述,而且正因上书中央的举措引得媒体关注,不少大学、地方党校、培训机构、学术论坛近年来纷纷邀请他为之做专题演讲,而这些文章的发表以及演讲内容的公开,在传达他的观点、获得一些报偿的同时,更招致质疑与批评之声四起。
有人说,李昌平早已脱离农村,他阐发的观点已经不符合现实的情况。也有人说,李昌平的论述,在逻辑上是欠水平的,是自相矛盾的,是不成立的。更有甚者认为,李昌平分明是在利用自己的名声聚敛钱财,是在招摇撞骗,而他的学术功底根本不值一提。就此,李昌平说,对于严肃的学术商榷,他会认真回应,而对于一些无谓的评价与猜测,他不想予以理睬,而且,自己发表过的文章中,确实有一些是存在瑕疵的,确实是欠缺深入研究的,对于这些,他具备自知之明,他也一直在努力改进不足。
“做扶贫项目,去广东打工,来北京工作,到乐施会,到河北大学,这些其实都不是我可以追求的,是顺其自然。我这样的人,不就是在市场上吃饭吗?年轻的时候当干部,那时候有理想,现在就是在市场上找饭吃。”
学者是规范的写作,而李昌平认为自己不是学者,也不认为自己是学者,更从来不会将自己的文章按照学术规范来完成。“我的写作与研究,完全是个人生活或工作的需要,它只是一个需要。”
李昌平说,他不过是希望借助文章的发表,告诉别人他在想些什么,对事情怎么看,至于别人的评价,都无所谓了,毕竟,“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不过,李昌平依旧认为,如果自己的水平不够,别人是不会主动邀请他前往的。“如果你讲的很差,人家不会找你讲,这就是市场的问题。”
那么,每个月到底有多少场演讲,从演讲中,他获得了多少收入呢?李昌平直言,有些演讲是公益性的,有些则是有一点点收入而已,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正儿八经的职业去做”,而且也没有时间。正因此,每个月的演讲基本控制在10多场的范围内,而且即便这些演讲,也大多是在工作时间之外,比如在晚上进行的。
“有时候一个月是几千块的收入,有时候一点收入都没有”。李昌平说,在大学或者NGO的某些培训或者演讲,他甚至将这部分款项完全捐给大学生社团,“这点钱,对他们更重要”。
他说,他一直在追求一种不受约束的生活,他希望做的,是自己,不是别人,而他一直认为,自己很渺小,很平常,也需要一颗平常心。“有人推荐我说,你去读个博士,去评个什么专家、教授吧,对于这些,我没有什么兴趣。”
“只要有人叫我李昌平教授,我会立刻告诉他,你们错了,我不是教授。至于人家私下叫我教授,那是人家的事情,但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一定会纠正他们,我不是教授。”
“河北大学要我去评一个教授职称,我说,你给我职称可以,你不给我,我不去申请,这个对我不重要。我从来就没打算成为一个学者,成为一个专家,成为一个教授。是不是教授对李昌平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只是李昌平。体制内的人能够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得不到就得不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在李昌平看来,2000年以后,他的人生路上其实已经没什么可以总结总结、可以说一说的事情了,他不过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去生存、生活,没什么理想,也没什么追求,不热衷名誉与地位,不强求得到什么,也不看重别人的评价,“过得去就行”。对于人生的定位,他说,没有认真想过,也许,会一路写下去,出版农村系列著作,也许会继续帮助NGO做些事情,也许继续在大学做些培训与演讲。但是,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绝无可能再回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