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难题”

“李昌平难题”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

农村：从1978年开始，历经三十年的城市化，按户籍来算，农民从7亿多增加到9亿多；

中国：截至2008年底，中国总人口为13亿多，户籍为农民的9亿多；如果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如某些发达国家那样只剩10%的农民，那么中国还需要安置8亿农民成为“农民工”或市民（现已有1.3亿左右的农民工）；

全球：世界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不足6亿；中国、印度与东南亚国家如越南等，这些发展中国家“搞制造”的人总和达到数十亿。

这是李昌平的最新力作《大气候》中提供的数字，这组数字里就藏着“李昌平难题”。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问题很难解决；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工人）越多越快，全球性的“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的“农民工”就会越“制造”越穷，这样一来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就如“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农业———越搞越艰难”一样，全球发展中国家累计数十亿“农民工”为发达国家不足6亿人“搞制造”，一样越搞越艰难。

“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中西部问题；假如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的工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东部和城市问题。”这就是李昌平在《大气候》中提炼出的“李昌平难题”。

那么，难题究竟难在何处？在李昌平看来，主要纠结到了中国人多、尤其是农民人口太多这个关键点上。中国耕地资源极其有限，农村要想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必须要大规模地“消灭”农民，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农村成为“市民”、成为工人。而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中国的农民工就业是如此的脆弱，风波乍起已经有 2000多万农民工被迫返乡成为农民，成为闲置的农民劳动力。中国城市如何再有能力容纳更大规模的农民市民化？国际市场如何还能消化更多廉价劳动力制造出更多的“中国制造”？何况未来在国际市场上还要面临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更激烈的竞争。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工人（农民工）问题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看李昌平这本新书，是越看越让人揪心的。

三农问题的两个核心问题

医生有只能诊病的，我们更需要的还是既能诊病还能治病的医生。李昌平不但很会找问题、提意见，也很擅长开方子治病，提出系统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大气候》一书中，李昌平从反思自己十七年乡镇基层工作经历中的“改革故事”入手，着重系统论述了当前最为重要的一系列农民问题，并相应地提出系统的改革方案：农民贫困问题，详细梳理了十六项限制农民权利、导致农民贫困的不合理制度；新农村建设问题，诸如新农村建设的常见问题、难处和阻力，尤其是为那些寄望于资本家、走“公司+农户”的“菲律宾道路”的地方敲响了警钟；农村土地制度问题，试图澄清若干有关土地制度的一些模糊概念和似是而非的问题；乡村治理问题，着重论述了乡镇体制改革、村民自治、农民组织化问题；农村合作互助金融问题；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和农产品价格以及其安全问题；等等。

李昌平在书中提到的这些问题中，我认为其中解决中国目前三农问题的有两个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和农民组织（农会）建设问题。世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转型，都需要完善这两个基本制度设计。

第一个制度的设计是土地，土地制度设计要有利于农民转型和社会转型。土地制度的讨论现在正在走向两端，一个是集体所有，一个是私有化。李昌平在本书中主张建立的“新集体所有制”思路很容易让人误解，误以为要回到人民公社时期。实际上他主张的是把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做实，土地征收及补偿等涉及到集体土地的事情要由全体村民说了算，而不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规定来处理，要保护农民的基本权利。

第二点，是关于农民组织的，也就是最重要的农会建设问题。实际上要保护农民权利、促进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必须要建农会。台湾在1972年新农村建设的时候，蒋经国先生发现大量的建设资金到农村之后都落入贪官污吏的私人腰包，所以开始大力进行农会改革，使台湾新农村建设有了负责任的执行主体。有人说农会组织是政治组织，不能搞。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言论，农民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农会是农民声音的表达组织，可以是一个政治利益表达组织，但它绝不是一个政治反动组织。恰恰相反，正如李昌平在书中指出的“农民组织化程度越高，（共产党）执政基础越牢固”。农会不是洪水猛兽，应该允许社会有多种利益表达组织。

当然，这本《大气候》是要从整体上把握的，不能每一部分拆分来看。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到的，思考、解决三农问题“要有一个整体的框架，要有一个整体的思路 ”，如果只是从粮食、土地、农民组织、金融等各个单角度思考农民问题，肯定没有出路。这些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要在完善、保护农民自主性的基础上，整体上思考设计各种制度。所以，从某个领域、某一侧面来看，本书中的某些观点的某个方面可能没有道理，但是从整体的农民的角度看，却可能是妥协、平衡后的最佳选择。

这本书也不是没有局限性。当前有两种概念，一个叫做农民工二代，一个叫二代农民工。农民工二代就是那些在城里面出生的孩子，他们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他就认为我是城里的人。但是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他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城市社会基本保障，他父母失业了，他也什么都没有，必须回到从未呆过的农村。二代农民工是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而来的概念，第一代农民工在农村种过地，二代农民工主要是从学校直接去打工的，他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但是政府又没有为他们设置一个正常的转移的通道，他们也进不来城市，成为“漂移的群体”。这些群体实际上是“李昌平难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本书并没有区分他们，也没有给我们提供解决这代人问题的办法。

四种身份与四套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学会前会长、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在为本书作的序言中指出，这是“一本为农民寻找出路的书”，我的感觉是这本书是李昌平研究“三农”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工作。假如说他2001年的《我向总理说实话》还只是一个观察或者思考，那么这本书则是作者完成了基本的理念架构，在系统地为解决 “三农”问题运筹规划，为农民寻找出路。李昌平一直处在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圈当中，他所有提的观点，不管我们如何看待，都必须予以关注和研究。

与我们大多数研究“三农”问题的人不一样，李昌平身上集中了四种身份：他曾是农民，出身农民，有深厚的农民情结，他的父母亲人也还在农村居住，每年都得回到农村的家；他曾是官员，在中国最基层一级的政府、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乡镇政府连续担任四届乡镇领导，有17年的农村官员实际工作经验；他曾是NGO的工作人员，曾经在香港乐施会从事了六年的农村扶贫实践工作；他也是学者，没有人怀疑是李昌平的呼吁让更多的中国人关注“三农”问题，现在他在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但依然常年在农村摸爬滚打。正是这样，他的身上集中了四套表述中国“三农”问题的话语体系———农民话语体系、官方话语体系、NGO话语体系和学者话语体系，这四种话语体系之间的误解和摩擦在他身上更容易得到消除。因此，他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和认识也是全方位的，四套话语体系融会贯通在一起，不致互相误会。反映到他的著作中，就是我们会发现和《我向总理说实话》一样，《大气候》也没有一点“八股式”的学究气，而是作者从自己的农村第一手调研见闻、农村的改革故事和实践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融合了作者多年思考和领悟的著作，提出了一整套问题的解决方案，既有理论研究的话语体系，也在自己的思路上架构了一套基本框架，是一本“为农民说话，为政府分忧”的诤言集。

（原刊《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