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顾准离开人间已经三十一年，曾在思想界刮起旋风的《顾准文集》问世也有十一年了。今年７月１日是他诞辰９０周年，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要在河南息县专门举办了一个纪念会．毫无疑问，顾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几乎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唯一当得起思想家称号的知识分子。对于受过顾准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得到顾准人格感召的人们来说，这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对处于改革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尊重本民族的思想家，珍视他们留下的思想遗产，正是我们大步往前走的坚实起点。

顾准自学成才，年纪轻轻就已斩露头角，成为蜚声沪上的会计学家，深受一代会计宗师潘序伦的赏识，一度视为衣钵传人，然而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青年顾准毅然告别了温暖的屋檐，义无返顾地踏上救亡、革命的道路，冒着生命的危险加入处于地下的共产党组织。和同时代的许多有理想的青年一样，去寻求别样的人生。1949年当他穿着军装回到上海时，才华勃发的他已是负有重责的共产党干部，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等职务。然而，从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起，厄运就一直缠绕着他，1957年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右派，1965年再一次戴上右派帽子，“文革”期间他是牛棚、干校的常客，乃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子女都与他划清界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想见一面都不能。就是在这样的人生逆境中，他没有气馁，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不断地努力读书，开始独立思考，上下求索，在阴霾四布的岁月里展开他思想的翅膀。不夸张地说，在一个几乎全民族都停止了思想的年代，正是他独自一人在命运之神从不眷顾的角落里，默默地思想着。特别是1972年秋天，他从河南息县干校回到北京后，在贫困和病魔的双重折磨下，他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大量阅读中外历史和哲学著作，为民族命运寻找答案，这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却留下了一生中最闪光的思想结晶。在他身后二十年，他的思想引起了千万读者的共鸣，震撼了整个中国读书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二千多年前的诗句，在顾准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与他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经济学家吴敬链、孙冶方都曾受过他思想的启迪，自称“我也是个‘两头真’”的前国务委员张劲夫等忆及顾准当年，对其人品、学识、超前的思想无不同声赞叹。与他年龄相仿的学者王元化、李慎之等几乎都把他当作了精神上的先导。

李慎之生前曾经说过，以顾准的学识至少可以得三个博士学位：数学、经济学、历史学。近代以来中国产生了不少思想家，但同时对几门学科下“死工夫”（用顾准自己的话说就是下“笨工夫”）的人，没有第二个人。在“绞肉机”上搅拌过之后了，经过痛苦的反思，顾准终于“痛苦地”从理想主义回到了经验主义，重新找回了一种方向感。他未能及身看到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没有目睹“文革”的终结，没有见证改革开放艰辛与曲折的每一步，但他的思想已预示了世事的变化，洞察了社会进步的规律。他在幽暗的隧道里单兵掘进，却意外地达到了几乎可与同时代其他文明国家的知识分子相对接的高度，他举起的火把照亮的绝不是他一个人。他在鲁迅之后再次提出的“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号，回荡不已，令人深思。他写下的那些从来没打算发表的读书笔记，已成了本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这是他生前绝对没有料想到的。

顾准在孤独和凄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处在整个历史的河道中他并不孤立。他的思想在中文世界有着广泛的知音，他的文集、日记都曾洛阳纸贵，关于他的文章、传记汗牛充栋。他生于1915年，差不多是“五四”的同龄人，成长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时代，有学者称为“一二九”一代，他们身上既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又有着赤诚的理想主义激情，他们年轻时为追求正义、公平的社会理想，为挽救民族危亡走上红色革命之路，他们中的许多人即使到了晚年也能燃烧自己，重新回到民主理想的轨道上。包括顾准在内的这一代老共产党人被誉为“两头真”不是偶然的，他们身上都具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有不盲从、不随波逐流的习惯，那是一种我们久违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

诚然，如许良英先生指出的，顾准的思想也不是没有局限，他还来不及没有对人权、自由等理念作进一步的思考，他对雅典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理解，他的哲学观念、民主价值观、他对等都还可以商榷，他的思想探索刚刚开始，火花四溅，亮点闪烁，由于环境的限制、时间的匆忙、病魔的无情等许多原因，他的思想还处于“未完成”状态。但其人格的高大和坚忍不拔的勇气足以让后人肃然起敬。正如陈寅恪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说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所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谨以此纪念顾准先生诞辰90周年。

注：今年７月１日是顾准诞辰９０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