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集子是作者和我1973年至1974年两年间在通信中进行学术讨论，作者应我的要求写下的笔记形式的学术论文。1966年底作者从房山监督劳动回到北京以后，我和他的通信中断了。1967年11月起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以后几年间，生死两茫茫。1972年10月，我被允许去北京探望住在我妹妹那里已多年不见的老母。其实，我还有一个不便明说，或许可说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听作者（他是我的五哥）的下落。这时，我已经知道他茕然一身，真正成了“寡人”（1965年以后他在写给我的信中，曾自嘲地自称为“丧家之犬”）。我觉得无论在感情上、道义上我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去关心他。老母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怀念他，对他再要继续照顾，显然已经无能为力。离别将近10年的这次晤见，情景难忘。接近10月底的一天，我和妻子突然去看他时，他头上戴了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作为帽子，样子有些滑稽，正在炉边读书。一个大房间内四个人，相互用书架间隔，每一个人有一小块领地。室内悄然无声。劫后余生的会见，免不了激动、欣慰和辛酸。从此以后，两地之间的通讯，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没有间隔过，其热烈的程度简直就像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恋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彼此收到信以后，都毫无耽搁地立即作复。有些笔记，就是信函，不过内容是学术讨论；有些笔记，一二万字或甚至更长，几天之内就寄来了。《马镫和封建主义》的译文及评注，我记得来信告我是“五一”（1973年）花了一天完成的。笔记，冒了一点风险幸而保存了下来；信，则全部毁掉了。
1972年至1974年，正是我国当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历史正在滑坡，一时还望不见谷底。人民群众只能在私下里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然而，作者却以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态度对当代历史作着新的探索。“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引语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本书，下同），这就是作者进行历史探索和写这些笔记的主旨。
共产主义曾经是我们为之忘我奋斗的人类理想。然而，几十年来的实践，却历史地提出了一个极其严肃的命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这个问题，现在不仅困扰着我们，而且越出国界，正在困扰着更多的人们。作者在10多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就“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严峻的现实，使他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到冷静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他说，“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和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然而，从诗意转为散文，却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他说，“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那么，作者又是怎样克服自己这种思想危机的呢？他说：“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一个人用冷竣的科学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的轨迹，并且努力从传统思想的禁锢中彻底解脱出来，不可能不经历一番痛苦。这是作者对自己思想历程的诚实的剖白。这里，作者只是提到了从诗意转到散文和说理感到无所凭依的精神上的痛苦；事实上，作者为了坚持这种诚实的科学态度所付出的代价，远比他的精神痛苦巨大得多。他丧失了除他自己以外的一切——名誉、地位、妻子①、家庭、亲人……他的大女儿说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趟过来的”。然而，作者的态度却是如此坚决，他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按：指作为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本文作者）。然而，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究竟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持着他？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写成这两部伟大著作（按：指《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以后，究竟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后世的人，经历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后世的人，对先前时代的历史知识当然也有某些新加的东西；所以，读这两部伟大著作，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这是符合他们‘为人类服务’那种严肃精神的。”在良知、正直、诚实的科学态度和立志为人类服务的精神面前，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① 注：顾准的妻子汪璧，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十分善良、诚实、贤淑的老同志。1937年入党，1968年被迫害致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被放逐而赋《离骚》中的诗句。作者从50年代就开始“求索”了。为了求索，他广泛地涉猎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哲学、经济等各个领域。不过，他的笔记，没有一点浪漫主义的诗意，而是一把锋利的“冷冰冰的解剖刀”。他在通信中曾经和我说过，准备用10年时间，系统地研究（先是）西方的，（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哲学、经济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再作综合比较，为的是寻找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轨迹，规划未来的方向。这个恢宏的计划因为作者过早地去世自然未能实现，但是部分地是实践了的。这些笔记，以及已经出版的《希腊城邦制度》，就是这种求索的结果。
因为是笔记，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严格的体系；因为是笔记，笔触比较自由；但是，它并不是漫谈、随笔之类信手拈来之物。笔记涉及了历史、经济、政治、哲学等广泛的领域，看来似乎十分复杂，但是，读过之后，不难发现这些笔记的思想脉络。
萧规曹随，率由旧章，只能使历史发展停滞。从来的改革，总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扬弃和否定。只有不断地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批判和改革，才能推动历史前进。现在是改革的时代，作者这种勇于批判历史和现实的改革精神，相信会受到社会广泛的理解和欢迎。
离开作者去世，14年过去了，作者生前未能亲自见到当代我国历史上一个黑暗时期的结束，当然也没有经历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的一切。作者的一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悲剧比较典型的一个缩影，对他个人来说是不幸的（遭遇同样命运的人，何止千万，相信这种悲剧不会重演）；但是，这些笔记，现在终于能够公之于世，却是幸运的；因为作者写这些笔记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可能出版。当此书交稿前夕，重新翻阅，抚摸先兄的这些遗著时，辛酸之余，当然感到十分欣慰。先兄地下有知，会报莞尔一笑吧！
1988年8月29日 夜
写于无锡华东疗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