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以为“绝地天通”标志着中国的思想开展。“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此前天地相通，意义世界由巫来管理;后来，“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人人为巫自主，意义世界开放，信息泛滥而冲突;然后是政教合一的绝地天通，以集团或阶级或国家或集体的利益诉求，赋予个人生命的意义，垄断意义之源，取消共同体成员的自主权利。
在谈论这一中国文化中的大事时，我们仍有不少话题可以展开。绝地天通可看作是一种专业分工的时代需要，人人都通天通地未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跟其他文明的地缘有所不同，大陆中国是一个半封闭而较为自足的地理环境。古希腊人的航海贸易，古埃及古希伯来人的沙漠生存，使得这些地方的人民对天文地理的探索要迫切得多，他们也不会轻易把知识和意义的来源让渡给外人。大陆中国的个人生存则不需要如此精准的知识。
因此，无论早先的巫史阶段，还是政教合一的教化，都使知识的探索成为少数人的职业。只是，颛顼时代的分工需要，大概到了商周时代，尤其是周人以农立国，就成为垄断了。这种垄断，对农耕文化的影响是极为关键的。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农村的很多农民，靠天吃饭，对天时的把握仍模糊，一个村里有几个懂“黄历”、知道节气的人，就够一村村民生产生活所需了。
我们今天回看“绝地天通”，这一运动几乎是一个明喻，又是一个隐喻。无名无数的民众个体不是知识的发源地，独立自由的知识人也不具备发布知识的权利，知识是权力的附庸。从商周开始的这一生存塑形，到了韩非子这一行动者的思想和秦始皇这一思想者的行动那里，得到了最为简明的说法。
韩非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的行动回答了韩非的理想。因此，秦汉以来的中国知识始终有底气不足的问题，最终由权力说了算，谁的官大听谁的，道统高于政统并审判政统只是少数知识人的梦想;大多数知识人帮忙帮闲甚至可以帮凶。在此情形下，中国知识能发展出逻辑吗?能够有形式逻辑吗?能够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吗?几乎是天方夜谭。知识人之间奉行的是官方裁判、权威背书，是纵横家们的策论和诡辩逻辑。这一情形至今仍屡见不鲜。
知识人和官家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民族中也能找到这样的例子，但在其他民族那里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苏俄的赫鲁晓夫曾骂一印象派画家：你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钱，拉出来的是狗屎。画家反驳赫鲁晓夫：你根本不懂艺术，是外行，是美学领域的文盲。赫鲁晓夫回答：以前当我是一个工人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不懂;当我是车间主任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不懂;但现在，我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我就懂!
我们从这样的对话里可以看到知识人的独立精神，另一个俄国的形式主义大家什克洛夫斯基则说：“艺术总是独立于生活，在它的颜色里永远不会反映出飘扬在城堡上那面旗帜的颜色。”但在我们这里，在华人知识人中，是另外一种情形。
杨振宁见毛主席后对外人说他对主席的印象：“造诣非常之深”，“在主席的影响之下，中国按照理想主义来处理科学”。这种客气话在更多的知识人那里变本加厉，甚至知识人把官家当作求助、裁判的权威。如此一来，中国知识人队伍虽然庞大，但知识含量之低也就不难理解了。很多知识人甚至终生未能意识到，他们与天地的隔绝，他们想破脑袋的知识生产是无意义的，他们的人生也并非“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知识人如此沦落，士农工商中的其他阶层如农如工如商，也是如此。农民要种什么种多少是难以自主的，他多半得听权威的、官方的，直到今天，很多地方的官员仍是农民的“父母官”，他们要操心农民明年种多少亩麦子、种多少地瓜。工人更是既指望老板照顾、又指望官员帮他维权。
商人的身份在传统中国最低，即使有钱，他们也被规定只能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子，今天他们的地位虽然高了一些，仍是难以自主也缺乏自主精神的。傍大款、傍老板、傍商贾虽然是社会的时尚，但商人并非终极，他们绝大多数只能傍官，他们生死悬于一线，官吏一线。
当代社会的阶层职业较传统社会丰富得多。但在“绝地天通”的视角里，人们多半仍是难能自主也缺乏自主意识的。直到今天，我们网友刷屏的时代，人们仍不能自我决断、自己评判，人们在微博微信中最经常的反应是：“求权威信息”，“求官方版本”……
“绝地天通”是明喻又是隐喻。地可谓地理、空间，天指天文、时间。在王权时代，“皇家垄断天学，禁止民间私习”，普通人看天象是犯禁的。而直到不久前，我们还未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我们被地域隔断，人的生存乃是植物式的生存，“社员都是向阳花”。
地理空间之地又指“界”，天文时间之天又指“世”。“绝地天通”是隐喻又是明喻，它使我们与世界隔绝。除了一些无形的隔绝，我们还有更多有形的政令、措施、力量来防止我们跟世界的联系。有学者感叹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却没有产生像样的海洋文学，中国海边生活过最杰出的作家、诗人，但他们对大海无动于衷，他们创作的是极富中国特色的山水诗、田园文学，等等。
我们被隔断了与时间空间的联系，我们像是终生都在“防火墙”内思考，我们因此是地方性的，有限性的，难以成为世界性的，难以生成永恒的人生历史或神正目的。以至于黑格尔说，中国是没有时间的国度。直到“五族共和”，民国建立的百年间，我们仍是地域性的，湖北人、关中人、东北人、上海人，乃至民国人、新中国人……这种身份意识在我们的心中根深蒂固。
全球化的文明成果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同时既能享用春天的果实也能享用秋天冬天的收获，我们既能享用本地的生产也能享用异域的水果粮食，从老子、孔子到佛陀、耶稣，到爱因斯坦、乔布斯、马云，等等，从泰国大米、日本料理、韩国泡菜，到美国电视剧、欧洲名胜、南美风情，等等，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我们的心智和精神还未能进展到这一阶段：我们既是湖北人，也是浙江人，既是中国南方人，也是中国北方人，既是地球的东方人，也是地球的西方人;我们的心智和精神还未进展到真正具有地球村一员的境界，我们不是世界性的，我们“绝地天通”。
李约瑟之问，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者其他文明?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还有很多问题，诸如一个十几亿的人口大国，在对当代世界知识的贡献上却微乎其微。这些历史和当代的怪现象，都可以从“绝地天通”的喻体中得到解释。
好在网络时代，在技术的加持下，我们每个人都有了通天通地的机会。我们每天都在网络里与闻了时空中的消息，我们已经是世界人，是全球化时代的一分子，而制度模式、生活道路模式、传统权威中的形格势禁等等，使我们成为地方性的管制努力，是可厌恶的可诅咒的。
比尔·盖茨曾对他哈佛大学即将毕业的校友们提出希望，“我希望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更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类。”比尔·盖茨把这一希望放在三十年后，因为专业成就本身多半是一种“绝地天通”，因为人心自身的蒙昧也会“绝地天通”，只有努力参赞时间空间的演进，我们才能成为天地间的人，时空中的人，世界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