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天职。基于此，四年前在叶麒麟和我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就把当时正处于政治动荡中的泰国和乌克兰作为研究对象，因为我们深信，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动荡是结构性困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当然，这样的比较研究的难度也是可以想象的，叶麒麟博士迎难而上，以其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很强的研究能力按时完成了读者所见到的这本博士论文。
时隔四年，当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问题不但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中产阶级代表的泰国民主党变成了反对民主政治的主力军，泰国政府基本被瘫痪，这实在是世界民主史上的大笑话——民主党反对民主！乌克兰则因为种族矛盾，长期的街头政治最终变成了血腥暴力。
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转型进程本身首先是一种知识贡献。我们知道，学问要么是知识上的贡献，要么是思想上的贡献，当然后者更难些。其实，即使是知识上的贡献，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被大量虚假的知识所侵扰。因此，提供新知识本身就是学术贡献。新知识并不是一个国家基本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基于认识论基础上的材料加工和选择，其中少不了必要的方法论，而比较历史方法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性知识。比如，国内关于泰国民主化进程的研究并不少，而乌克兰研究相对就少得多。泰国的问题如果说是阶级矛盾，而乌克兰则是民族矛盾。无论是阶级问题还是民族问题，都是社会结构问题。这样把两国加以比较，就有了共同的分析变量社会结构，即社会结构与政治转型的关系。基于社会结构的政治转型比较研究，所得出的观察和洞见自然是一种精加工的知识。
更难得的是，叶麒麟博士还给我们提供了新鲜的思想养料。社会结构本身不会行动，行动者是基于社会结构之上的政党组织。作者发现，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泰国和乌克兰属于弱政党政治，即政党的制度化水平低，政党与其说是政党组织，不如说是临时搭伙而成的一般性社会组织，因此政党的组织力和动员能力都有待提高。弱政党政治直接影响了两国的政治转型。这样，“弱政党政治”就成为连接社会结构与政治转型结果的中介机制。寻求因果关系之间的中介机制，正是社会科学的新使命和新方向。
当然，在政党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理论讨论的空间依然很大。社会结构是政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反过来政党政治又会强化既有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很明显，比如印度的政党产生于地区和族群，而选举中的政党政治又强化了古老的族群政治生态。因此，即使是强政党政治，并不必然意味着好的民主或者顺畅的民主巩固。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正是比较政治研究的意义所在。在社会科学和思想界，因为研究范围上的局限，很多地方性知识变成了所谓的普世性知识。比如萨托利说两党制有利于稳定而多党制不利于稳定，就是基于欧美而言的地方性知识，但是国内政治学界视之为普遍现象，其实，很多国家的多党制反而有利于政治稳定，比如印度尼西亚。
比较研究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转型，能给我们很多智识上的启发和感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常识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回到常识层面讨论问题。与本题相关的政治常识有哪些？
其一，政治学学科的常识。中国政治学已经恢复30多年了，从最初的“六论”政治学（阶级论、革命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民族论）到今天最时髦的量化政治学，“六论”似乎太土了、过时了。真的如此吗？政治学说到底就是研究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问题，国家建构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难道不是阶级关系？难道不是民族关系？难道不是政党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政治学经典著作，都是对这些基本关系娴熟把握的结果，比如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和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不要不知天高地后地认为这些过时了，运用最新方法而研究的最新问题比如民主化研究，还没有能与这些著作相媲美的。原因很简单，衡量社会科学的最高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能回到我们身处其中、并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来的。而“六论”就是关于社会结构问题的。因此，当我们的政治学在方法论上求新求异的时候，且不可忘记这些最基本的常识。不是吗，泰国的问题是阶级政治，而乌克兰的问题是民族政治。
其二，关于民主性质的常识。我们关于民主的知识到底是太多了呢还是太少呢？实在是难以回答的简单问题。但是，关于民主的常识值得澄清。时代到了今天，有谁还反对民主呢？如果把民主当做公共善，任何人都不能、也不会反对民主。但是，我们所呼吁的民主和被教导的民主往往是工具意义上的，即民主制度或民主政体。既然是工具意义上的民主，理论上的民主的常识就需要得到重述。我们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的是，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具有内在的冲突性。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早就告诫我们，无论是一人统治的君主制、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还是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都有内在的难以逾越的难题，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而引发的冲突和政体变迁。亚里士多德很有先见之明，过去如此，今天依然。道理其实很简单，作为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体，多数人内部就没有冲突吗？事实上有，而且还很多。南美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最后不都是陷于民粹主义政治而难以自拔？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实现了，结果企业家用脚投票，国内经济出现问题了。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暴政”和密尔所说的“阶级立法”问题。
不仅如此，有了多数而排斥了少数的政治难道就是民主的？在中东地区，多数暴政则以教派形式表现出来，形成“永恒的多数”，既然赢家是教派的多数，选举有什么意义呢？结果是赤裸裸的暴力冲突。
因此，与君主制和贵族制一样，民主制也有其固有的问题，绝不能看上去是因为多数人统治就万事大吉了，就像我们曾经以为有了人民主权就万事大吉一样，结果出现了赤裸裸的侵害人权的政治。既然任何单一的政体都会有问题，西方自由民主运行的还不错的话，绝不是因为熊彼特—萨托利—达尔等人所论证的“选举式民主”，而是亚里士多德所归纳的最好形式的政体即混合政体，其中当然包括法治的第一位重要性，因为没有法治，任何政体其实都一样，民主制也绝不会比贵族制好。
这样，语境演变到今天，如果把民主笼统地等同于混合制或者是混合制的代名词，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如果把民主等同于“竞争性选举”而又赋予其太多的光环，这样的民主自然不被很多人所接受，因为竞争性选举的结果有目共睹，泰国和乌克兰的街头暴力还没有终止的迹象。遗憾的是，流行的民主观是后者。
其三，关于民主条件的常识。民主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民主政治本身就会培养有利于民主的条件。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一联系到很多转型国家的现实，身处其中的学者和政治家大概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很多国家，作为现代政治的形式民主是很容易实现的，但现代政治强化的是固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比如印度强化的是碎片化族群政治，菲律宾强化了封建世袭制，结果永远不要指望有理想的治理。这且不说，像泰国和乌克兰这样的国家，选举民主强化了对立的社会结构，一个是加剧了阶级矛盾，一个是加剧了民族矛盾，甚至引发了作为民主前提条件的“国家性”问题。因此，谈民主还是不能忘记民主条件这个最古老的常识。可以说，不具备民主条件的国家实行的民主基本上都不是“好民主”，很多堪称“坏民主”，“坏民主”绝对不值得向往和追求。
不同于君主制和贵族制，民主是关于大多数参与甚至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现条件自然比其他政体要多要高。原因在于，多数人内部有冲突，而且多数人还会排斥甚至迫害少数人。从历史上看，“好民主”都具备了同质性条件。我们已经很熟悉诸如民主的经济条件和公民文化条件等，以及还有什么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好等政体条件。这些固然都很重要，但是民主引发问题甚至冲突最多的原因则是民主出现在异质性结构中，即或者出现在贫富对立的两极社会结构，或者出现在民族仇恨的国家，或者出现在教派冲突的地区。民主是关乎多数人的政治，多数人如果分别处于对立或异质化结构中，冲突必然发生。根据世界民主化成败经验，民主的同质性条件至少有以下三个要素：
1. “国家性”。如今的国家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如果按照英国、德国、日本那样的一族一国，发展中国家将四分五裂，因此，研究民主转型的代表学者林茨等都把“国家性”即对同一个国家的认同，当做民主成败的前提条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的最有力评判者卡尔？施密特也是从这个角度谈论其民主同质性理论的。“民主制度显示其政治权力的办法是，它知道如何拒绝或排斥威胁到其同质性的外国人或不平等的人……在17世纪的英国部族民主中，平等基于宗教信仰的一致性。自从19世纪以来，平等首先存在于一个特定民族的成员之中，存在于民族的同质性中。”在施密特那里，同质性首先是指同一个民族，“民主首先要求同质性，其次要求——假如有必要的话——消灭或根除异质性”。今天，后发国家与早发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是，早发国家的民主都是在施密特所指的同一个民族内进行，而后发国家则是多民族的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能说多民族不能搞民主，但至少有多元一体的“国家性”认同，即同质性不再是单一的民族性，而是国家性。
2. 共享信念。连自由民主的最有力论证者萨托利也这样说，没有政治观念上的共识，多党制是很危险的。确实，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管是什么党，哪怕是共产党，信奉的都是法治和以自由主义为基调的意识形态。因此，同质化条件至少包括一个国家中存在基本的至少是大概的共享信念。第三波民主化以来的历史是，很多国家恰恰是因为缺少共享信念而内斗不止。
3. 平等性。民主本身就是社会平等化的产物，因而平等性也是同质性的首要条件。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基于平等的社会自治本身就是人民主权的生动体现。在亨廷顿看来，美国是一个没有民主化而首先有社会现代化的国家，这个社会现代化就是平等。今天，很多失败的民主化转型就是因为社会结构的极端不平等。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里，民主不过是民粹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第三波以后的民主化所以出现那么多问题甚至是泰国—乌克兰的国内冲突的根源，大概都可以从民主本身的冲突性质以及民主的同质性条件那里找到答案。民主本身是冲突的，而冲突性的选举式民主如果发生在政治信仰对立、主张一族一国的异质性国家或者社会结构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冲突是必然的事。道理很简单，民主本身是冲突的，而选举式民主更强化了冲突，因为在异质性国家，竞争性选举是以党派、信仰、民族为基础而展开政治动员的。
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将走向何方？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两国的政治转型过程经典地演绎了常识的重要性。麻烦之处在于，常识就在那儿，就看你是否忘记常识，能否发现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