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主解固”概念的提出挑战了民主巩固范式的如下基本假定：民主巩固是一条单行道，一旦民主国家在一些条件上越过临界值，民主制度将永久存在。然而，最近的经验表明，民主巩固并非民主发展的静态终点，一个民主巩固的国家仍然会面临民主解固的危机。福阿和芒克指出，近年来一些民主巩固国家普遍存在的三种政治现象显示了民主解固的可能性：第一，年轻一代公民对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的支持度下降；第二，越来越多的民众投票支持以民粹主义为号召的政党及其候选人；第三，民主政府的治理水平出现明显下降，民主制度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虽然学者们对民主解固命题成立与否意见不一，但民主解固概念的提出说明，西方现行的自由民主制度并非历史发展的终点。
关 键 词：民主巩固 民主解固 民主转型 民粹主义
从世界政治制度变迁的宏观角度来看，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世界历史就是民主制度不断扩张的历史。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来看，1960年代以后展开的第三波民主化都使得民主制度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这一现实的政治进程对于同时期的西方学术界有着极为直接的影响，自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关于民主化的相关研究构成了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半壁江山，关于威权政体转型的动力、民主政体的建立及其巩固的相关研究形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学术产业，相关的文章和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伴随着现实中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研究范式，即所谓的民主“转型学”(transitology)与民主“巩固学”。而之所以发生从前者向后者的变迁，主要是因为现实中一些新生民主国家在面临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时，其民主制度往往陷入了不稳定甚至倒退的困境，而早先的“转型学”范式并不能对此加以有效解释和预测。因此，一些学者呼吁放弃所谓的转型范式，并推进民主化研究从最初的“民主转型”研究转向“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研究。在新的“民主巩固”范式中，探讨对象多聚焦于新兴的民主国家，以西欧和北美国家为代表的老牌民主国家一般被默认为已经实现了民主巩固，它们的民主制度坚如磐石的局面被视为会自然延续下去。
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多西方老牌民主国家发生了由经济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这些新的政治现象基本偏离了“民主巩固”范式作出的预测。在这些国家中，民主制度的运作不断出现危机，民粹主义政党在民众中获得的支持率呈现显著上升的态势，其中一部分政党甚至在近些年的大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与当初“民主巩固”范式取代“民主转型”范式的情形类似，由于西方国家出现的这些新的现实经验超出了“民主巩固”范式所作预测和解释的范围，因此在当下的西方学术界民主巩固范式也面临着挑战。这些新的政治现象及其背后的历史社会根源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讨论的重点话题，而一个以“民主解固”(democratic deconsolidation)概念为核心的新命题引发了学者间的激烈讨论。
一、从“民主巩固”范式到“民主解固”命题
与许多其他重大理论问题类似，在民主巩固研究中，民主巩固的概念成为了学者们激烈讨论的对象，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从学者们研究民主巩固概念的理论进路来看，基本上可以将其分为四种，即以制度为中心、以行为者为中心、以文化为中心以及从综合和宏观的角度来界定民主的巩固，其中最后一种方法基本上是对前三种方法的总结。到目前为止，最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也最具代表性的是胡安·林兹(Juan Jose Linz)和阿尔弗莱德·斯蒂潘(Alfred Stepan)所给出的定义，即民主巩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行为上，在一个民主国家内部，重要的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或制度的行动者不再动用重要资源，以及不通过创建非民主政体或分裂国家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第二，态度上，多数民众即便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甚至对当前政府深怀不满，也仍相信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是管理集体生活最适宜的方法，反体制的方案几乎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或者这种支持或多或少被亲民主势力所孤立；第三，制度上，各种政府势力和非政府势力同样服从于并且习惯于在新的民主过程所许可的专门的法律、程序和制度范围内解决冲突。当上述三个方面都得以实现时，民主便得到了巩固。①
不过，这一概念界定并非无可挑剔。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就指出，民主巩固概念一般被用于20世纪后期的新兴民主国家，而一些学者在分析这些国家的民主巩固时，一般将古典的多元政体制度视为一种理想类型，如果一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不符合这一理想类型的某些特征，就会被看作是未巩固的。例如，虽然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表面上高度制度化，但是严重的庇护主义和特殊主义现象导致这些民主制度背后的现实的政治运行并不遵循正式的民主制度规则，因此其民主制度便被这些学者视为是不巩固的。事实上，在那些民主制度运行时间较长的国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区别，比如，与位于西欧和北美的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相比，意大利、日本与印度等国的民主制度尽管运行时间也很长，但其社会中同样存在着许多被高度制度化的非正式规则，然而，这些学者一般又默认它们是已经实现民主巩固的国家，这种双重标准无疑会损害民主巩固理论的现实解释力。②
从讨论的经验对象来看，不论是民主转型概念还是民主巩固概念，主要针对的都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进程与政治现实。近年来在欧美民主国家中广泛出现了各种民粹主义的政治现象，由此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这些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运行状况，进而质疑民主巩固理论的有效性。在他们看来，在民主巩固的范式中，欧美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基本没有被颠覆的可能性，但是当前欧美国家的政治形势表明，这一判断显然过于乐观。近年来民粹主义浪潮席卷了西方世界，根据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和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研究，1960年代至今，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国以及欧盟议会所获选票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从5.1％上升至13.2％，其所获席位的占比则增加了两倍多，从3.8％增加到12.8％。②从法国的国民阵线，到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再到德国的国家选择党，最后到英国脱欧和美国的特朗普当选，民粹主义在这些欧美老牌民主国家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除此之外，在一些欧洲国家中，如匈牙利、波兰和希腊，各具特色的民粹主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些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展开来看，这些民粹主义浪潮以不同的方式侵蚀着民主制度赖以巩固的基石。在2016年6月英国举行的“脱欧”公投中，支持脱欧的投票数占总投票数的52％，英国脱离欧盟成为既定事实。由于支持脱欧派具有的鲜明的反全球化和反精英色彩，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事件是民粹主义的重大胜利。周穗明认为，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标志性政治事件，代表着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全面崛起，开启了民粹主义在21世纪走进世界政治主流的进程，其意义和深刻程度超过了“9·11”恐怖袭击事件，是影响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又一重大事件。③
在美国，特朗普赢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且不论他在参选前以及在共和党内部初选过程中表现出的出格的言论和举动，单是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终阶段，他就发表了很多违反民主价值观的公开言论。在与希拉里展开竞选辩论时，特朗普威胁道，如若当选，他将把希拉里关进监狱；在总统大选结果公布前，他公开宣称，如果没有当选，那么他不一定会承认即将公布的大选结果。一般而言，在民主巩固的国家中，政治人物公开发表挑战民主制度基本原则的言论是不可思议的，但更出乎人意料的是，这些出格的言论和举动竟然丝毫没有影响特朗普赢得总统职位。这无疑表明许多美国公民对建制派政治家的愤怒已经超过了对特定民主规范的敏感，并且显示了他们对当前民主制度运行的高度不满。
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推出了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参选总统，而勒庞在“全球化”和“欧盟”问题上一向持悲观主义立场，并对现行的法国国家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是她不仅进入了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还险些胜选。
总体上看，民粹主义在这些老牌民主国家无疑都吸引了公众极大的注意力，甚至获得了部分公众的支持。而从历史上来看，伴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自由民主制下的多元主义、社会宽容、法治、人权以及自由往往会遭到严峻的挑战，甚至会导致自由民主制度陷入严重的危机。
鉴于此，罗伯特·福阿(Roberto Foa)和亚夏·芒克(Yascha Mounk)在《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2016年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率先提出了“民主解固”(democratic deconsolidation)这个概念。⑤这一概念首先挑战的就是民主巩固理论中一个看似不言自明的理论预设：民主巩固是一条单行道，一旦一个民主国家能够在一些条件上越过临界值，民主制度将永久存在。换言之，民主一旦得到巩固，便不会出现倒退和崩溃。他们认为，这个理论预设一方面不能解释现实中层出不穷的不利于民主的负面现象，另一方面还会使得人们盲目自信，从而丧失应对挑战的敏锐性。⑥他们提出的民主解固命题跳出了这个理论预设，指出民主巩固并非一条通往民主制度的畅通无阻的单行道，民主得到巩固后，一个国家仍然可能发生各种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导致民主解固。
二、“民主解固”概念的内涵与争辩
“民主解固”命题是针对“民主巩固”范式在预测和解释现实政治发展方面存在的缺陷而提出的，因此其内涵也是在分析新的政治现象的基础上，结合民主巩固范式的三个维度而展开：第一，在政治文化上，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的信念降低，对民主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以及对非民主的政治制度表现出更高的接受度；第二，在政治行为上，民粹主义政党及其候选人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第三，在政治制度上，民主国家的治理水平出现明显下降，使得民主制度的运行陷入一定程度的困境。
“民主解固”这一命题提出后，很快就引发了激烈的学术辩论。以下为简略起见，我们将“民主解固”命题的支持者称为解固派，而将其反对者称为质疑派。
首先，解固派从民意调查数据中观察到三个政治现象，从而对民主巩固范式提出了挑战。第一，在西欧和北美的一些老牌民主国家中，与年长者相比，年轻人对民主价值的支持度更低，而年轻人对民主制度在未来的存续显然有着更重要的影响。第二，与过去相比，普通民众不仅对自由民主制的支持显著降低，而且对通过积极参与现行政治过程来影响公共政策的期望也显著降低。第三，在这些一向被视为民主已然巩固的国家中，实际上出现了许多明显背离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的政治现象。综合以上三点，解固派认为，在老牌民主国家中，民主在未来确实有可能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解固派和质疑派围绕民意调查数据的争论源于各自引用的数据来源以及对这些数据的不同解释。从双方的争论来看，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现在出现的一些民主危机或负面现象是否足以构成提出“民主解固”命题的充分理由；其二，一些民意调查数据中所显示出的公民对民主支持度的下降及其他现象是否足以成为判断民主制度处于解固过程的依据。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属于质疑派的英格尔哈特提出，从长期来看，建立民主制度的进程一直是一个高潮与低谷交替出现的过程。在20世纪初期，只有少数民主国家存在，而且按照今天的标准，当时甚至不存在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而在一战结束后、二战结束后以及20世纪后半叶，都出现了民主国家的数量大幅增长的高潮时期。虽然在每次高潮之后都会出现一个低谷，但民主国家的数量从来没有跌回到20世纪初期的水平。到了21世纪初，大约有90个国家可以被视为是完全民主的国家。⑦简言之，在质疑派看来，民主制度的扩张从来就是一个波浪式前进的过程，现在出现的一些民主危机并不足以成为提出一般性的民主解固命题的依据。对此，解固派则指出，他们并不认为民主解固的出现一定意味着民主的崩溃，但现在的一些新的政治现象理应获得严肃对待，尤其考虑到历史上一些国家在发生民主崩溃前，都出现了民主解固命题所揭示的三种政治现象。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可以将其争论内容大致分为数据(事实)部分和解读(解释)部分。首先，就数据而言，双方所采用的数据库来源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不过双方在数据呈现的重点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在解固派看来，在公民对民主制度以及民主价值的支持方面，现有的调查数据反映出以下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在西方老牌民主国家中，公民对民主价值的不满出现了显著上升，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民主制度整体的支持度降低；对自由民主制的核心制度安排如公民权利的支持度降低；对威权制度如军事统治的支持度有显著的提高。第二，公民背离民主价值的现象在年轻一代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与年长者相比，年轻人对民主的支持度更低。⑧质疑派则通过其他数据来源对以上两点进行反驳。第一，调查数据显示，24个西方国家中仅有12个国家的公民对民主价值的支持度出现了下降，换言之，还有一半的国家并不存在这种现象；第二，通过分析过去不同时代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年轻人对民主价值的支持度一直以来就低于年长者。⑨
其次，尽管解固派与质疑派所使用的数据有着相当大的重合度，但双方在数据解读上始终存在严重的分歧。质疑派的解读体现了对民主巩固理论的信心。第一，尽管有一些国家出现了公民对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的支持度下降的情况，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因此不必过于担心。第二，既有的批判性公民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年轻人对民主政府的表现存在不满的情况。虽然年轻人在体制内展开的政治参与有所下降，但他们更多地投身于社会运动等体制外的政治参与，这反而可以刺激民主质量的提升。⑩第三，解固派的数据分析结果无法区分年代效应、生命周期效应和阶段性效应，因此难以作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年轻人对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的支持度下降，更何况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夺人眼球的民粹主义现象更多是在年长者的支持下发生的，而与年轻人无关。第四，观念上背离民主价值与实际行动之间还存在着距离，由于西方国家有着比较成熟的制衡制度，因而无需对此过于担心(11)。
解固派的论述和反驳主要包括以下四点。第一，有一半国家的公民对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的支持度下降，此现象表明这一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这是民主巩固范式所没有预测到的，并不是非得等到所有国家都出现这一现象，才需要开始担忧和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第二，现在年轻人对民主的支持度不仅低于同时期的年长者，而且也低于历史上处于相同年龄段的人群。事实上，有更多新的数据显示，各个年龄段的公民对民主的支持度都要低于以往的水平，因此这构成了民主巩固的一个十分严重的挑战，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数据分析的模型存在缺陷为理由而对此加以忽略。而且，即便年轻人对民主的支持度的下降程度不如年长者高，那也并不意味着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第三，批判性公民理论无法解释公民如此严重地背离民主基本价值的原因，事实上，这一现象更可能是相对剥夺感、对民主制度缺乏回应性感到沮丧、对政治精英的愤怒以及长期疏离于现存政治制度之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四，对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的背离增加了民主制度未来遭遇危机的风险，虽然它不必然会导致民主倒退甚至崩溃，但会大大提高这种危险发生的概率。(12)
虽然解固派和质疑派都认同西方各国出现的民粹主义潮流是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但对于导致这一现象的机制和根源则存在相当不同的理解。在质疑派看来，至少就美国的民粹主义思潮而言，它主要是一种政治文化变迁导致的阶段性现象。他们认为，随着英格尔哈特所论述的价值观变迁不断深入，一些年长群体更加无法适应现在的社会形势，从而产生了更加强烈的逆反心理，并在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被有效地动员了起来，简言之，现在的民粹主义情绪和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阶段性的政治文化现象。(13)解固派则认为，尽管难以明确判定现阶段民粹主义抬头的具体根源，但可以确定，这种几乎蔓延到所有欧美民主国家的民粹主义思潮必然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而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现象。现在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其一，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使得普通公民对于现行的民主制度及其运行越来越不满，其二，现行民主制度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将普通公民排除在外，从而使得他们对现行制度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这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民粹主义运动为何获得了如此多的公民的支持。(14)
三、民主解固的历史教训与现实风险
就民主解固的命题而言，能否从公民在政治文化上对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的消极态度推断出实践民主制度有可能发生倒退甚至崩溃，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自然就要严肃对待调查数据所呈现出的不容乐观的民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便没有必要杞人忧天。针对这一问题，解固派提出了一系列民主倒退方面的历史教训来证明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解固派指出，在1995年的一次民众价值观调查中，“民主制度对治理国家是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被首次纳入这类问卷调查，其后在全球进行的103次价值观调查中都曾经询问过这一问题。而在这些调查中，回答“相当有害”和“非常有害”的民众所占比例最高的两个案例分别是1995年的俄罗斯(43％)与1997年的巴基斯坦(32％)。在俄罗斯的调查进行四年之后，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在巴基斯坦的调查进行两年之后，穆沙拉夫通过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此外，在1996年白俄罗斯进行的一次调查中，有相当多的民众对民主持怀疑态度，两年以后卢卡申科上台。在2000年伊朗大选前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同样呈现出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不满，其后民粹主义者内贾德在大选中成功上台。在1990年代的委内瑞拉，民众对民主制度的失望情绪也十分严重，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查韦斯的上台。(15)
上述国家的政治体制严格来说并不属于自由民主体制，都缺乏民主传统和有效的问责机制，因此即便同样的民意状况出现在西方老牌民主国家，也不意味着会发生类似的民主倒退或崩溃。但是，上述案例表明，一旦反民主的民众情绪超过一个临界值，出现威权主义的政党、候选人或者政治运动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而这一点在当今的欧美国家已经表现出相当明显的迹象。事实上，在解固派看来，如果不是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对民主制度甚至民主价值十分失望，那么带有浓厚的反民主色彩的民粹主义运动不会在当今的西方社会获得如此大的宽容甚至支持。
对于近30年以来西方国家在民主制度的运行方面是否经历了显著危机，争论双方也有着相当大的分歧，我们同样可以从他们使用的数据及其对数据的解释两方面来进行分析。在质疑派看来，根据“自由之家”从1972年到2016年底对各个国家的评分来看，欧美民主国家的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利近年来一直保持在稳定的高位，民主制度在运行方面并不存在解固的迹象。而且，其他重要的相关数据也支持类似的判断，例如民主多样性项目(V-Dem)、CIRI以及政体IV(Polity IV)等数据都表明存在同样的趋势。(16)而在解固派看来，建立在众多数据库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 for 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更好的数据来源。(17)该数据显示，自1996年以来，西方国家的民主质量的确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例如，在控制腐败方面，从2000年至2016年，西班牙、法国和美国三个国家就出现了从基本良好到不尽如人意的明显下降。(18)
四、“民主解固”争论的启示
总而言之，尽管福阿和芒克提出了民主解固的新命题，但是由于相关的学术研究和讨论还处在起步阶段，因而“民主解固”的概念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定义。不过，他们一再明确指出，民主解固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出现民主倒退甚至民主崩溃，但是由于多项调查数据表明民众对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的支持度逐年下降，以及欧美各国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危机，因此基于“民主巩固”范式所作出的欧美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高枕无忧的预测是错误的。上述现象表明，一个民主国家即便完成了民主巩固，在其后续的发展中依然可能会遭遇到相当严重的冲击，人们应当对此保持警惕并及时应对，如果对这些问题等闲视之，反倒真有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其实，即便是诺里斯等质疑派学者也同意，现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正在经历一些严峻的挑战。
自第三波民主化以来，自由民主制度的影响力曾经处在前所未有的高峰。在西方老牌民主国家中，它更是成为了主流公众所认可的唯一的政治制度。在冷战结束后的乐观主义氛围下，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在知识界更是风行一时。(19)然而，时至今日，在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民主危机层出不穷，这使得此种乐观主义的情绪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即便是福山本人也在其新著中提出了有别于“历史终结论”的新论述。福阿和芒克所提出的民主解固的新命题可以被称为这一反思浪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上来看，聚焦于现实的学术争论最终要依据现实发展来加以评判，因此在西方老牌民主国家的政治危机还处在开端阶段的今天，人们难以判定在围绕“民主解固”展开争论的双方中，哪一方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从上述争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解固派所描述的民主巩固国家在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和制度运行方面出现的种种危机表明，民主化的各个阶段都应该被视为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静态的阶段，民主巩固阶段也不例外；第二，即便现阶段的民主解固现象最终被证明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危机，但它仍然说明西方现行的自由民主制度并非历史发展的终点，它依旧会面临自身的特定缺陷所导致的政治危机。
注释：
①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eds.),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②Guillermo O'Donnell,“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7,No.2,1996,pp.34-51.
③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Cultural Backlash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Harvard Kennedy School Faculty Research Paper,2016.
④周穗明：《21世纪民粹主义的崛起和威胁》，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
⑤Roberto Stefan Foa and Yascha Mounk,“The Danger of Deconsolid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27,No.3,2016,pp.5-17.
⑥Roberto Stefan Foa and Yascha Mounk,“The End of the Consolidation Paradigm:A Response to Our Critics”,Journal of Democracy(Web Exchange),2017.
⑦Ronald Inglehart,“How Much Should We Worry”,Journal of Democracy,Vol.27,No.3,2016,pp.18-23.
⑧Roberto Stefan Foa and Yascha Mounk,“The Danger of Deconsolid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27,No.3,2016,pp.5-17;“The Signs of Deconsolid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28,No.1,2017,pp.5-15;“The End of the Consolidation Paradigm:A Response to Our Critics”,Journal of Democracy(Web Exchange),2017.
⑨Erik Voeten,“Are People Really Turning Away from Dem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Web Exchange),2017.
⑩Pippa Norris,Critical Citize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Democratic Defici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11)Roberto Stefan Foa and Yascha Mounk,“The End of the Consolidation Paradigm:A Response to Our Critics”,Journal of Democracy(Web Exchange),2017.
(12)Ibid.
(13)Ronald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Trump and the Populist Authoritarian Parties: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Reverse”,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15,No.2,2017,pp.443-454.
(14)Roberto Stefan Foa and Yascha Mounk,“The End of the Consolidation Paradigm:A Response to Our Critics”,Journal of Democracy(Web Exchange),2017.
(15)Ibid.
(16)Erik Voeten,“Are People Really Turning Away from Dem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Web Exchange),2017.
(17)全球治理指数的数据来源包括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贝塔斯曼基金会(the Bertelsmann Foundation)、国际国家风险指数(the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人权数据库(the Cingranelli-Richards dataset)以及记者无国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18)Roberto Stefan Foa and Yascha Mounk,“The End of the Consolidation Paradigm:A Response to Our Critics”,Journal of Democracy(Web Exchange),2017.
(19)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Free Press.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