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的效果之一就是在大众传播媒体中引发了产业化数量的而且更高级一些的陈词滥调。（疫情带来的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好处是，当你给人打电话时，多多少少更加肯定他们应该是在家的。）毫无疑问，因为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因为缺乏可写的东西，任何喜欢写东西的人可能都变成了哲学家，因为哲学往往是你既想跻身报刊头条却又无话可说时的救命稻草。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时，各种抽象概括和论述就会应运而生。

抽象概括和未来：新冠病毒疫情将给世界经济和人类历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能够永久性地改变我们的心理？是变好还是变坏？它会增加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吗？会成为无神论蛋糕上那锦上添花的糖霜吗？作家怎么能抗拒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的诱惑呢？这可是写应景文字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疫情过后谁也不会记得或者在乎你说了什么不靠谱的鬼话。

虽然人们仍然相信预言的艺术和科学（或者什么别的说法）这个事实，但没有人能预测这场疫情及其效果。当然，有相当程度的科学幻想小说预测到了一种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致命病菌或病毒，但是新冠病毒 Covid-19远远没有到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无论如何，一种模糊的想象出的未来常常同样有很大用途，就像未来某个时候股票市场会上涨或下跌等具体预测那样。预测要想有什么用途，就必须与时机有更密切的关系，否则只能增加人们的焦虑。从功利性角度看，人们也不妨去考察鸡内脏意味着什么。

但是，有关未来的预测就像先验论，我们作为有意识的存在，只要活着就不可能离开预测。或许我们应该将预言区分成为教训和效果，两个相关但并不相同的类别。有些教训没有效果，有些效果没有教训。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任何历史体验都有可能让人得出错误的结论。

疫情暴露出我们生活状态的某些情况吗？或者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情况或者如果我们没有思考过就根本不知道的情况？非常明显的是，这等于陈词滥调，不仅生活本身而且我们构建的经济也命悬一线，它分崩离析的速度迅雷不及掩耳。莎士比亚在另外一个场合说过，“没有了纪律，就像琴弦绷断，听吧!刺耳的噪音随之而来!”《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译注）（他在说的是社会等级差别，而我们在讨论的供应链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如果我们停止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意识到，从战略上说，将所有商品的生产都外包出去是多么不明智，尤其是外包给遥远的未必仁慈的友好国家。

但是，我们自己的习惯---也就是说，多年来甚至可以说几十年来，花费的钱比我们赚的钱要多恰恰就是要求这个样子。为了维持拥有偿付能力的幻觉，我们不得不制造更多金钱，并且保持利率很低的状态；但为了避免显出通货膨胀的样子（虽然不是现实），不得不保持物价（除了不动产和金融资产外）的低位。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商品生产外包给成本低的经济体，啊，就在如此（voilà! ）。多亏了新冠病毒的帮助，我们现在终于认清了自己的经济处境。

当然，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我们永远从实际处境开始而不是从应该所处的处境开始，如果我们比实际情况更聪明一些的话。我们一直不得不做在特定处境下最好的选择，虽然我们往往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因此，整个恶性的却有意思的循环就一次次重新开始。

至于说到教训，他们学到的教训很快就忘记了（总是如此）---除非是错误的教训，它反而通常最持久。教训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没有人同意正确的教训到底是什么样子。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多民族组成的帝国腐朽崩溃了，民族国家毫无例外都是扩张主义者，渴望和平的国家都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只有彻底的和平主义才能确保世界免予大动乱的侵袭？历史给民众讲授的教训并不是像小学女老师那种传统，从来不允许任何学生顶撞。

而且，讲授的教训可以在个人的、集体的或者政治等不同层次上进行。在个人层次上，人们往往了解到，出现物资短缺时，人们缺乏的东西有很多对幸福来说并非必不可少；这反过来暗示物质主义是错误的，在这个意义上幸福生活是和应该是消费更多物质商品，无论它们被定义为精致的食品还是复杂的电器，结果，我们都有长期追逐假神的历史。

毕竟，只要正常的服务得以恢复，又有无尽头的供应和大量物质商品的选择，我们将重新回到从前的物质主义中，这个教训就忘了。我们从前的信仰即物质商品的消费并不是那么重要，对人类的幸福并非必不可少，并不是不真诚的，就像节食者的减肥欲望并非不真诚一样，但是，只要停止节食，体重很快就会重新恢复。简单地说，心有余而力不足。疫情或许教导了我们什么东西，我猜想，但是仅仅因为教导了某些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教训学到心里去了。

至于疫情在集体的或者政治的教训，我的反应更多是担忧而不是高兴。在我看来，它们似乎进一步强化了威权主义的趋势，使得政府官僚在威权主义倾向方面变得更加大胆和肆无忌惮。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或许我应该说令我感到吃惊的事情之一）是民众都温顺驯服地接受严厉的隔离措施，这可能让斯大林都羡慕嫉妒恨，形形色色的技术专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建议，但他们的观点有时候还相互打架。据我所知，民众似乎没有向当局提出要求，要他们拿出强加在民众身上的严厉限制自由的所谓合理措施的证据。我猜想民众心甘情愿接受这些规定的鼓舞人心的解释是，这已经表明虽然反对党领袖在提出反对意见的种种泡沫，民众还是相信当局在根本上是在做正确的事。因此，虽然当权阶级的思想和道德水平实在太差，另我们感到悲哀，但是我们的蔑视仍然有一些边界。换句话说，我们相信政府机构虽然被笨蛋们指导和控制，毕竟仍然在运行之中。

通常，并不如此乐观的解释也有可能。我们现在的民众已经习惯于受到管理，相信这是为了我们好。在面包和看马戏政权（a regime of bread and circuses指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所施展的一种小恩小惠的手段----译注）管理下，我们已经不再有独立的思想和行动，已经变成了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说的美国人在民主政权下变成的那个样子，一群温顺的绵羊。只有在边缘性地方---如巴黎郊区（banlieues ）的贩毒者才会实际上反抗这些管理规定，不是出于思想理由或者追求自由的名义，而是因为他们渴望像从前一样做生意。（在此，我或许应该提及，自己也是这群绵羊中的一只）。

在英国，无论如何，疫情已经暴露出警察能够多么迅速地从保护民众的民间力量迅速转变为似乎在准占领区内的准军事部队在开展工作。这种转型并不完全是新鲜玩意儿，毕竟，警察作为体面公民的朋友的时期早已经过去。在各种压力之下（来自知识分子的压力不是最小的），他们已经变成往往欺负老实人的效率低下的秩序维持者，只有遵纪守法的公民才真正害怕他们。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变化是在多年之前，一位交通警察要求我出示驾照。“啊，西奥多。。”他开始称我的名字，而在几年之前，他本来是要称我“先生”的。这个转变说明了很多问题。我已经从他的上级，可以对他下达权威指令的公共机构的成员，转变成了他的下属，他可以居高临下地随意要求我保持秩序。他现在是老板，我则变成了他的小喽啰。

制服的改变也朝着这个方向走。传统上，自从英国最杰出的首相之一罗伯特·皮尔（Sir Robert Peel）爵士以来，英国警察的制服都没有威胁性，而且是故意这样的，它的权威更多是道德上的而不是依靠武力。但是现在，它被彩带装饰成为镇压机器，即便不是镇压，在实际上也压迫了很少应该被压迫的人，原因不过是防止有人反抗。现代警察震慑的只是那些根本无需恐吓的人，而那些真正需要警察制伏的家伙都很清楚，警察根本就是被粉饰的坟墓，是一群饭桶。偶尔，法国警察进行了类似的外表改变，不过变得更糟糕：给人安慰的军帽（képi）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蠢货棒球帽，有些警察下身穿牛仔裤，上身穿黑衬衣，背上有警察字样，这根本就不难摹仿，让人根本不可能知道遇到的警察到底是真的警察还是个冒牌货。

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已经成为提升英国警察形象的契机。因为注意力集中在虚假犯罪诸如仇恨言论而牺牲掉关注真正的犯罪如袭击和入室抢劫， 更不要说巴基斯坦裔黑帮欺负女孩子的有组织犯罪了，英国警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现在，他们想象自己是在履行宝贵的公共服务，在维持法律的同时保护公众的健康，能够随心所欲地欺负民众了。因此，他们已经从原来的道德和身体懦夫一跃成为拥有美德的英雄。

当然，欺负普通公民的话，他们不大可能会报复，即便报复也肯定有风险；不像真正的作恶者或者违法乱纪者，他们往往是穷凶极恶的家伙。事实仍然是，虽然很多警察个人都是出于某种理想主义而加入警界，渴望为社会做贡献，但他们的天真幻想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撞得稀巴烂，道德腐败、领导力破产的上司为了爬上高位不惜对政治正确的要求亦步亦趋。现在因为有机会防止病毒扩散，人们期待警察做事，警察最初的理想主义的微弱余烬毫无疑问被重新点燃了。不过，至少有些警察的作为远远超过了灵活的和模糊定义的权威，开始搜查公民的购物袋以便决定他们是否囤积紧俏物资。这就太过分了，最终引起人们的抗议，警察平息了抗议。

不管怎么说，疫情显示，无论我们的传统是什么，我们并没有所希望的那样能抗拒威权主义的诱惑，权威很少满足于维持在设定的边界之内，就像帝国主义强国总要寻求扩张的手段一样。而且，公共健康虽然足够真实，仍然能变成能够让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的闪米族神莫洛克（Moloch）。毕竟，任何人类活动都不可能不造成健康方面的后果，要么是个人的要么是集体的，毕竟，个人的事情积累起来就变成公共事务了。我们已经了解到，公共健康是最高程度的人类利益，是所有其他好处的前提条件。因此，关心民众的政府因此有权利，不，有义务干涉我们的生活以便确保我们健康。已经拿到的权威很少会主动再奉还的。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城市杂志》编辑，曼哈顿研究院研究员，著有《不是砰的一声垮掉，而是轻轻地啜泣着消亡：衰落的政治和文化》包括《走进美丽的世界》和短篇小说集《适当程序和其他故事》、《存在的恐惧：从传道书到荒谬剧场》、《悲伤及其他故事》等。

译自：The Pandemic of Authoritarianism by Theodore Dalry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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