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一词频频出现在中国各级政府的近几年的文件之中，俨然成为核心国策之一，大约是因为政府意识到“创新”可能为社会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但一个古老的国家如何创新？难！因为充满悖论。

金秋之际访游合肥，与中国科技大学的同事和同学们一起回顾人类科技创新的历程、讨论中国历史上科技创新不足的原因。在此偶遇先秦史学家赵世超教授，赵老先生侃侃而谈秦国的兴衰，谈“商鞅变法”的辉煌功绩和惨烈结局，也谈孔子创立的儒家以及后来发展的孟子和荀子两个流派与中华文化的千古渊源。他的一席谈话，让人们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古国对创新的态度。

孟子重点主“仁”，倡导“法先王”，以古代圣贤为楷模而因循守旧；而荀子着重孔子的“礼”，倡导“法后王”，认为社会治理应该与时俱进。因此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庙堂两千年来呈现这样的境况：“孔孟之道”虽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地位，但如谭嗣同所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新”、“旧”表里不一是中国社会价值观持续数几千年的一个大悖论，由此，种种小悖论也与古国如影随形。特别是在古国上下重新举儒学为国学的时刻，“创新”愈显得像困境中的囚徒。

悖论之一：创新需求真，但古国喜伪善

古国求真是选择性的，喜欢的就传播，不喜欢的就视而不见甚至屏蔽。对待谎言也是如此，对己有利就容忍甚至推波助澜，不利的才打压，于是阿谀伪善横行。古国最近在网上扫荡谣言，一些造谣者如”秦火火”等因此身陷囹圄，可出现了一位网上作家周小平，以“爱国”之名，编造贬低他国的数据和事件，此人受到官方热捧，但民间批评很多。另一位网上作家方舟子一一戳破周小平文章的不实，却被官方在网上全面禁言。

还有，认识到自然科技对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最近几十年古国让政治逐渐减少对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干预。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政治仍然是主角，学问往往只是附庸而已。殊不知对人和社会的真切了解也是推动创新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功利性太强的求真收获的大多是泡沫，选择性求真得到的只能是更为有害的一半谎言、一半真相的混合毒药，最大的受害者是社会信誉。《大秦帝国》电视剧中，商鞅有一句台词令人深思：“国有二法，国之悲哀”。

悖论之二：创新需求甚解，但古国信经验

古国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和常识，这些经验性结论甚至化作了不容人们质疑的公理。每每有人挑战这些常识，收获的可能是嘲笑。

让我们先读一个最近在微信群中流行的段子：“昨晚上我为了增加学识，误加入一个博士群。见到有一个人提问：一滴水从很高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下来，砸到人会不会砸伤?或砸死？ 群里一下就热闹起来，各种公式，各种假设，各种阻力、重力、加速度的讨论，足足讨论了近一个小时。 这时，我默默的问了一句：你们没有淋过雨吗？ 群里，突然死一般的寂静...... 然后，我就被踢出群了。”

这个段子欲显深谙常识者对“傻博士们”嘲笑，却不知正好反映了那些止于常识者对现代科技的无知。讨论自由落体是几百年前欧洲科学革命初期科学家们的一个热门话题，由此产生了经典力学。那个时代的牛顿也曾因树上的“苹果掉下来砸头”而苦思原因最后推导出万有引力定律，从此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有了崭新的视角。可惜，到如今古国仍然有太多人止于“下雨不会砸伤人”这种经验常识，而不去探索这些常识背后之所以然，不去深究常识中可能暗藏的谬误，失去了探索科学真理的机会。

近几百年来，有识之士一直努力把科学引入古国，虽然“赛先生”已经在古国盘桓多年，但仍然是客，能否在信奉经验的古国扎根，内化为古国文化的一部分，仍是未知数。

悖论之三：创新需要年轻能量，但古国老人主道

漫长的农业社会，平均人口寿命一直很短，因此能够长寿的老人是个宝，他们有机会积累丰富的经验，于是承担了知识传承和管理社会的重任，也造成了古国论资排辈的传统。

积累经验老人有优势，但创新却需要依靠年轻人，他们有热情、有精力，也有无知无畏的态度。最近我分析了自从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奖至今的一百多年间，诺贝尔获奖者首次发表获奖关键论文的年纪，发现他们最具创造性的平均年纪一直在35到40岁之间没有明显增加，尽管这一百多年来人类的平均年龄从1900年的30多岁已经增加到今天的70多岁，而科研资源也有向年长者倾斜的趋势。我相信这反映了人类生理的一些自然规律。

因此，如果一个社会重要机构和决策都由老人把持，创新资源也向老人倾斜，那么这个社会的创新动力、能力和效率都会很成问题。如何从以老人为核心的农业社会转型到由青年人唱主角的现代创新社会，考验古国人。

悖论之四：创新需要去权威，但古国权威不容挑战

先秦时代有多位思想家都很是向往古代先民的自由自在。老子倡导“无为而治”，有“小国寡民”之叹咏，庄子更是藐视庙堂和权威的世外自由人。然而农业社会并没有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回归古代的简朴和自由，而是社会规模越来越大，层次也日益增多，每个层次之上都有权威。最为束缚新思维的莫过于权威强加给人们的一元化意识形态。

世界其他地方农业社会的发展也大致走过了这么一个逐步集权的过程。但最近几百年去威权化成就很大，很多国家在探索如何尽量扩大个人自由的同时保证社会秩序，形成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化、既稳定又有创新活力的良性互动环境和社会治理体系。中国最近这一百多年也在进行着去权威化过程，但这个进程远远没有完成，在反反复复中国家机器和其威权却变得日益强大了。

创新意味着挑战权威，伟大的创新甚至是一个颠覆权威的过程。而对于古国来说，家长、老师、学术殿堂以及各级领导，大大小小的权威不可挑战。在创新和维护权威之间取舍，创新岂不落荒而逃？古国走出农业社会的威权时代还有很长的路。

悖论之五：创新需要走向未来，但古国频频回望过去

中国虽不是人类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但无论是国家还是城市规模，或是精益求精的农耕技术，中华文明都可以说曾经达到了世界农耕文明的巅峰。因此，古国的梦想往往与过去相连，孔子老先生梦想着“克己复礼”，而今朝的梦被称之为“民族复兴”。

于是，频喊创新口号的古国今天又重新从儒学中寻找营养。可是儒学一统中华官方思想数千年，使得历朝历代在“暴力推翻和高压维稳”中循环往复，始终没有走出农业社会辉煌，数千年科技成就虽有“四大发明”和不少农耕技术，但数量其实与古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相匹配，儒学又怎能在新时代指导古国走向创新社会？

创新意味着修正过去甚至否定过去。对于一个因五千年文明而充满自豪感的古国，在她对历史的频频回望中、在众多似是而非的常识包围下、在重重悖论的围困中，以及在层层权威的压迫之下，如何走出一条创新之路呢？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