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初春，我由中央团校调到团中央任胡耀邦的秘书，任职三年半，和他朝夕相处。
热爱青年创造性地开展青年团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究竟如何开展工作，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同志都做过多次指示。作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耀邦同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青年团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耀邦工作有个特点，每次报告都要由他亲自主持起草，广泛听取意见，一定要把报告写得非常好。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会议，耀邦同志要在会议上发言，汇报青年团的工作，他非常重视，他和书记处起草小组成员多次议论研究，集思广益，最后形成初稿。他还不放心，两次亲自带了初稿向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绳征求意见，又让我去请《人民日报》邓拓、新华社吴冷西帮助审改，还请了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作了文字上的润色，最后送陆定一审定，这才放心了。耀邦同志那种对工作“极端负责、聚精会神、深思熟虑、一丝不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严谨工作作风贯穿了他的一生。
耀邦同志喜欢接近群众。1955年冬，他出差华东，此行最重要的日程，就是到江西看望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这年十月，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了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鄱阳湖畔开荒生产。耀邦同志下车后直奔“共青社”，鼓励队员们说：“现在，我们前进的路上还横着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穷。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下决心闯过这两条‘大河’，也一定能闯过这两条‘大河’。”应垦荒队员们的要求，耀邦同志用山竹夹着棉花当毛笔，蘸着墨汁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直到皓月当空才依依不舍地向队员们道别。1956年夏季，耀邦同志又到黑龙江省萝北县看望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先乘火车，中途换乘铁路上自用的平板车，再改乘大卡车才到达。三天中，耀邦同志跟垦荒队员们座谈，参观了他们耕地、播种，亲自为他们拍照。队员们纷纷表示要将北大荒建成“北大仓”（粮仓）。
博览群书 好求甚解
耀邦同志学历不高，只在少年时代上过两年初中，不满15岁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他毕生喜欢读书，且“好求甚解”。
1952年秋，我在中央团校工作时，校部请了中宣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同志给学员上大课。顺便写一笔，那时请中央高级领导同志给学员上课并不难，团校先后请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讲法制建设问题，邓颖超同志讲《婚姻法》（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叶圣陶先生讲语法修辞，等等。当周扬同志讲到团员青年应当多多读书时，他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像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他就很熟悉。”
耀邦同志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总是反复学习的。他的书架上放有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55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新翻译出版的《列宁全集》开始面世，他就叮嘱我务必及时买全。他拿到手就立即学习，买一卷就读一卷，决不拖延耽搁。第二年，新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出版，也是出一卷就买一卷，买一卷他就读一卷，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读。
他爱读文史书籍，买不到二十四史，就托人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借来一套开明书店影印出版的《二十五史》，放在手头抽空就读。
1955年国庆前后，香港出版了唐人的著作《金陵春梦》。此书当时在内地的一般书店里买不到，只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流传。耀邦同志借了一套来，这套总计160多万字的大部头，他也就是用了个把星期晚上时间看完了。
耀邦看书，喜欢琢磨研究，他说，《列宁全集》中既有大部头著作，也有中短篇文章。而数量占相当多的是那些书信、电报、摘记、批示、命令等等。这些文献内容简短，语言犀利，往往涉及革命斗争中的重大问题，行文是“急就章”风格，本人未作多的修改，也没有经过别人加工，保留了“原始”风貌。这部分不能小看，它反映了十月革命期间，在那样紧张激烈、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列宁是如何领导党和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而《斯大林全集》里的文章，一般都写得很漂亮，文字有华彩，逻辑也严密，看得出来是经过“秀才”加工的。
耀邦同志读书还有个习惯，“好求甚解”，绝不强不知以为知。
1954年，团中央召开一个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请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讲话。邓老在讲话中说到治理黄河、淮河等水利建设问题，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们这一代手中，把黄、淮治理好。否则，他引用一句古语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耀邦同志问我：“邓老刚才讲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我回答“意思懂得，是谁说的，出自何书，都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他叮咛道。我到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来，答案见《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我立即向他汇报，他有点惊诧地说：“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的年代当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年了！”他说：一定要照邓老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把淮河和其他“害河”治好！也一定能治好！他还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这年，印度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访问结束前夕，毛主席在新侨饭店为他举行送别宴会、耀邦同志出席了这次宴会。宴罢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小条，上面记着“暗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他告诉我：“毛主席在致词中讲，‘中国有位古人说过’，往下就是这句话，谁讲的他没指明，你晓得不？”我答：“是南朝梁·江淹《别赋》中的文句。不过，这里的‘暗’应为‘黯’，‘消魂’应写作‘销魂”。”“啊，对了，就是‘江郎才尽’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此时，耀邦同志简直就像中学生解答了一道难题那样，得到了莫大的乐趣。
生活简朴 不求闻达
耀邦同志生活简朴，日常生活他从无所求。1955年，团中央决定耀邦和胡克实两位书记及佘世光同志迁往关东店胡同（“文革”中改为富强胡同，沿用到今）20号。按规定给他配了厨师。耀邦同志有时陪母亲、岳母两位老太太吃饭，有时单独用餐，用托盘搁在办公桌或茶几上，边看书报边吃饭。零食呢？我见到的他只喜欢吃点葵花籽儿。至于穿着，我未曾见他买过或做过新衣服。
耀邦同志和其他许多老革命一样，从来是手不沾钱。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财务处的同志送到关东店来，由我代为签收，李昭同志也将她工资的三分之二交我，一并入账保管。一应家用开支，都从我这里取钱。他的衣袋里从来不装钞票，只带香烟。
至于“行”，耀邦同志来团中央的第一辆专车，是从前任冯文彬同志那里移交过来的一辆美造“别克”，而冯也是接用的旧车，这辆专车之旧，可想而知了。1954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赠送了一辆吉姆牌小车，他这才换了车。
耀邦同志极少有放松的时候。他会下象棋，如有适当对手，偶尔对弈一盘。他也会玩麻将，只在两种情况之下才可能来几圈。一是节假日老朋友相聚，二是中央开会期间，老战友如陶铸、曾希圣、张平化等约齐到关东店看望他，往往就摆摆“方阵”，尽兴而返。
1956年9月下旬，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耀邦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开始时，每次散会回家，都是喜形于色。可是到会议后期，进门后什么也不说，表情严肃。进办公室后，就伏在案上写，写完后亲自抄好，装进公文包，第二天去开会时一起带走。大会闭幕后公布了新选举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耀邦同志当选中央委员，我们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依然表情严肃，心事重重地说：“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的将军，他们的水平比我高，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只是候补中委。我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几次信，请求无论如何不能安排我为中委；如果工作需要，安排个候补中委就足够了。但没有被采纳，我心情很难平静啊！”后来还听说，当选候补中委的邓拓同志，事先也向中央、毛主席写了“请辞报告”，但中央也没有同意。耀邦同志对邓拓很是尊敬和佩服，他给邓拓写信时，总称之为“邓大师”。
尊重人 团结人 爱护人 关心人
给耀邦同志当秘书三年多，我突出的感觉是，他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胸无城府，谦逊宽和。
1955年，我母亲从长沙来到北京，被安排住在关东店1号院内。我告诉母亲：那头住了两位湖南老太太（指耀邦同志的母亲和岳母）。两位老太太也欢迎我母亲去坐坐。这样，三位湖南老乡相聚了，叙乡情、拉家常，很快就变得熟悉了，有时，周末晚上还一同到团中央礼堂去看电影。耀邦、李昭同志对我母亲关心和照顾，我下放劳动期间，逢年过节，李昭同志还派人给我母亲送来肉菜食物等。其时我母亲已迁离关东店。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团中央被定性“修透了”，第一书记胡耀邦被诬为“三反分子”。1969年开办“五七干校”，把以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的十来位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及各直属单位共一千多人，“一锅端”到了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我听说他秋收打场时，同其他人一样，扛着装满稻谷的麻袋包入库，我想他那瘦小的个儿，又是五十多岁的人，能扛得动吗？但是有人说，“他干得挺像样儿、干得挺欢哩。”
一日，耀邦同志来到七连，偶然间我们在路边相遇，他问我母亲来干校没有，我答来了，他又问住在哪里。后来母亲告诉我，耀邦同志特意去看过她，还问了她和周师母好，也问了“周同志好”！周师母是出版社资深老编辑周振甫的夫人，大家习惯称她周师母。“周同志”当然是指周振甫了。对周振甫，耀邦同志是知道的。1953年，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合并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胡耀邦被推举为董事会首席常务董事，所以他知道周振甫其人。有时提到，尊称为周先生，在“五七干校”自然不便这样称呼了。
耀邦同志逝世已15年了。这位一心一意为民、为党、为国奋斗不息、鞠躬尽瘁，将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集合于一身的当代中国伟人，借用太史公一句赞语：“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来源: 《炎黄春秋》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