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战略之谋划，应从基本国情和国家战略资源出发，结合其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明确本国的基本世界定位及其基本战略选择；在此基础上，确立大战略的基本趋向，并以此为核心确定大战略的基本内容及其实施原则，构建大战略的基本框架。

中国的世界定位

一个国家的世界定位往往源自其国家总体实力，同时与其所追求的国际目标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也有直接的关系。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及其国际影响力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尽管不时出现“中国风险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的悲观论调和“中国威胁论”的耸听“危言”，但大多数战略分析家所持的预测是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只是时间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领导人在诸多场合宣布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并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2006年以来，自美国开始，世界热炒“中美两国论”（G-2），中国开始被视为世界大国，尤其是2010年中国GDP规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使得这一话题持续升温。关于中国世界定位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中国属于何种程度的大国上，目前主要有地区大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亚太地区大国、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大国、世界性大国、准超级大国等几种判断。

关于大国的基本标准，中国古人曾有探讨和判定。例如，战国纵横家张仪指出：“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山积。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1]以上剖析实际上指出了作为大国的基本标准：幅员辽阔（地半天下）、具有抗衡其它国家联合起来的实力（兵敌四国）、地势稳固（四塞以为固）、军事力量强大、经济实力雄厚、国内政治清明、制度先进（法令既明，主严以明，将知以武）、具有巨大的威慑力（天下后服者先亡）等。关于世界大国的衡量标准，国际关系学者、历史学家多有涉及。例如，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指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能够抗击所有其他大国而不败亡，即使在后者联合起来的情况下”。[2]时殷弘认为，大国在某区域内或世界范围内有较广泛的国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拥有足够的综合国力，平时能够有效地维护这些利益，战时则能够或通常能够抵御至少其他两个区域性或世界性大国的联合力量，一般来说被别国认为有权利处理本区域或世界范围内所有重大国际问题和足以影响其他多国安全的国内问题，通常与本区域内和世界上其他大国有起码的共同利益、共同国际价值观念、共同规范和共同国际运作机制，从而被视为大国共同体的一员。大国具有参与处理本区域内所有重大国际问题的公认权利，拥有实力、广泛参与区域或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事务并在这些事务上同其他大国有足够的协调与协作。[3]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指出，世界强国应具备以下特征：（1）国家实力强，与同一历史阶段的其它国家相比，经济更为发达、军事力量更为强大、文化更为昌明、疆域更为广阔；（2）对外辐射广，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对外扩张和辐射，能够深刻改变时代面貌，强有力地影响乃至左右世界文明的进程；（3）历史影响远，其影响并不局限于某时某地，而是跨越时空、源远流长。[4]

对照这些参照条件，我们认为，有史以来，中国就是东亚地区乃至亚洲的大国。当然，中国从来未成为世界大国，因为19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世界大国，只有区域性大国，真正的世界大国是在19世纪后的群雄逐鹿中造就的，而欧洲大国的崛起与中国的衰落恰成鲜明的对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中国才再度以大国的面目在国际体系中现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止了中国国际地位下降的百余年趋势，迅速确立了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地位迅速攀升，国家总体实力不断增强。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大国之一，亚太地区的所有重大事务，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则难以获得满意的结果；中国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国家战略资源占世界的比重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等，但尚缺乏足够的海外利益和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世界性特权，因此我将中国定位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亚太大国。[5]中国的世界定位以地区性为基点，兼具世界性的特征。

对于中国的大国地位，目前有异议者甚少，但关于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前景，却历来争论不休。迈克尔•奥克森博格（Michael Oksenberg）等指出，世界大国的基本条件是：经济发展处于世界前列，军事实力处于领先地位，文化宣传影响全球，具有世界性的政治影响力；从以上标准条件看，中国具有成为全面强国的潜力。[6]布热津斯基指出：“全球性强国意味着真正在全球军事能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重大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影响力、明显的技术领先地位和有吸引力的社会生活方式——所有这些必须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形成世界范围的政治影响力。”[7]对照这些条件，中国目前不是世界大国，但具备了成为世界大国的基础条件，中国的经济实力、文化影响力、军事实力、科技能力、国际影响力均处于稳步上升态势，对照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最为巨大、前景亦最为明朗。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所谓战略机遇期，即在国内外环境得到正确把握的情况下，能够为一个国家的长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的特定历史时期。从全球角度看，战略机遇期是世界范围内各种矛盾运动变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当代的体现，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机遇；从一国角度看，战略机遇期则是该国在具备迅速发展条件基础上迈向腾飞的中间阶段，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关口。概言之，战略机遇期对一国国家实力及其世界地位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国内外局势同时出现重大转折，这是中国战略机遇期到来的重要标志。从国际环境角度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信息革命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主要表现在：国际关系日益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塑造着国际权力和影响力的分散化和均等化；国际关系的整体性加强，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分工的深度、广度和水平不断加强，世界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速度加快，总体上把各国联成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世界越来越进入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关系日趋制度化和有序化，国际制度开始并将继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关系民主化动因增多，国际组织特别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得到空前发展，全球市民社会亦在兴起。以上特征表明，世界处于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世界总体上和平、稳定，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中国的总体安全基本可以得到保证；同时，世界主要国家间关系呈现良性互动，主要采取经济、外交、政治、文化等手段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大国之间的协调和对话有所增强，这使得中国有可能争取到相对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国际秩序处于转型时期，各国着眼于未来的国家实力之争更加激烈，但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科技方面，双赢特征进一步突出。

从中国角度看，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冲破自我封闭走向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反映出邓小平对时代的一种深刻把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其实已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8]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实现了分三步走实现国家现代化战略的第二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中国现有的小康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第二大贸易国，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总体而言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在21世纪头20年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集中精力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是中国的总体战略目标，这将是促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全面跨越的重大战略谋划。同时，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高和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空前强化，中国以积极、建设性的姿态，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塑造者。

正是基于以上国内外情势的变革，中国领导人得出了具有指导性战略意义的结论：“21世纪头一、二十年，对于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大战略谋划是连接世界和中国局势重大转折的关键桥梁，中国对战略机遇期来临的主观认识和战略把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一个国家的战略机遇期历来由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共同促成的，战略机遇期要求在客观上等待时机，而主观上要争取创造条件。中国曾经与两次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失之交臂。1820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启动工业化进程，经济迅速增长，中国则困于内忧外患，与工业化浪潮错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进入黄金时期中国再次与之错失，总体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大国。[9]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1978年，邓小平以其敏锐意识，引领中国抓住了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使改革开放政策制定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相唱和，开拓进取，为21世纪初中国新战略机遇期的来临创造了基础条件。历史一再表明，机遇极为宝贵，稍纵即逝。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弄潮儿；而丧失了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过去30多年，中国把握住了机遇，奠定了中国崛起的物质和观念基础。未来10年将是决定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全面崛起的关键时期。

战略机遇期的认识、把握和运用，是一个创造性的实践过程，其间挑战与机遇并存且相互转化。从中国的基本情况看，机遇总体而言大于挑战，但在一定条件下则挑战大于机遇，中国需要更加积极进取的精神，革故鼎新、有所作为。

中国大战略的基本选择

中国崛起是改变世界形态或格局的重大事件。新兴大国崛起必然带来世界的震撼。鉴于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的深化，新兴大国必然与原有大国展开竞争与冲突，也必然进行合作与协调，如何寻求共赢是大国崛起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

1978年迄今，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幅度为诸大国之最，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充分体现出来，且表现出成为世界大国的积极意愿。鉴于此，中国如何成功崛起，成为世界性、世纪性的重大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的战略选择就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进入90年代，“中国威胁论”不胫而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未来走向争论不休。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许多国家看来，中国强大起来后必然挑战现行国际秩序。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筹资援助受损国家，成为抗击金融风暴的中流砥柱，在国际社会中的份量剧增。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的作为，认为中国表现出了负责任大国的应有姿态。此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等多次在国际场合宣讲中国要“做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表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方向。学术界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确立了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战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强调坚持韬光养晦、争取有所作为的战略思路，确立了和平发展的战略道路，以积极的、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根据历史经验，大国崛起往往采取军事战略、搭便车战略、积极参与战略等几种模式。其中，15-19世纪的列强争霸基本上采取了军事对抗的铁血战略，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德国、日本力图通过军事战略获得霸权地位的实例，该战略的代价和破坏性有目共睹；二战结束后日本、德国采取搭便车战略得以在经济上重新崛起，但其负面影响迄今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采取了以经济利益优先的积极参与战略得以崛起，并获得世界霸权。当前，通过军事扩张战略崛起的手段早已被唾弃，国际结构的现实、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外交战略目标都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成为挑战国。同样，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搭便车战略也是不可行的：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目标都决定了中国绝对不会选择单方面让渡国家主权的战略；也没有国家能够为中国这样的大国提供“便车”。对中国来说，选择消极参与的方式也是困难的。首先，现有国际规范和原则多反映了西方主导国家的利益需求，其本身就存在种种局限和缺陷，对中国这样的后来者（Newcomer）的利益存在严重制约，中国可以正视这些制度性安排仍将长期存在的事实，但必然有意愿和实力要求这些安排趋向合理性和民主化；其次，国际制度的制定者多是既得利益者，不会让中国自动享有制度权益，必然力图将中国排除在利益安排之外，以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为复关、入世所做出的10多年努力均可佐证之；再次，冷战结束后，重新进行国际制度安排已是大势所趋，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之一，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决策的可能，选择消极参与的战略岂非错失良机？最后，中国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经历证明，消极参与并不真正符合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实践证明，中国只能采取积极参与的综合战略，即：经济方面，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并参与竞争；政治方面，坚守立场而策略不失灵活；军事方面，不挑战但必须稳步加强军事实力，加速军事现代化的步伐；文化方面，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强对其他文明精髓的吸收。中国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增长，承担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实力的局限，避免国际孤立和被包围局面的出现，以建设性的心态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有所作为。[10]

随着中国重返国际社会，中国逐渐开始了“社会化”的过程，即新加入者将国际社会的规则和价值观念内在化的过程。[11]这意味着中国关于国际社会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中国开始遵循国际社会的规则，参与主要的全球性国际制度，不再把革命当作变革国际社会的途径，中国开始把广泛参与国际社会作为现代化的前提和重要途径，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改革开放才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阶级划线，而是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并从国家利益角度理解和认识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国作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判断，开始了逐步但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为参照，其参与国际社会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无可比拟。

进入21世纪，中国总体外交战略开始由主要为自己的发展利益服务的和平环境战略转向与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战略，这一战略转变以经济主义和区域主义为基点，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国际合作为途径，以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目标。中国国际战略的中短期目标主要是：

第一，维护和营造有利于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避免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陷入对抗、遏制和冷战的循环圈；避免周边结成旨在对付中国的同盟；避免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核问题等失控。为此，中国应进一步发展与俄罗斯、欧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避免国际孤立或陷入美国包围圈；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深化经济战略空间；确保正常的中美关系，巩固和拓展双边共同利益的范围与空间，理智应对美国的经济接触与战略遏制并行的战略。

第二，维护和扩展国家战略利益的范围和空间。维护和扩展国家的经济利益，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国际份额，获得技术、管理经验、资本和资源，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维护和促进国家安全利益；维护国家政治利益；拓展国家文化利益。

第三，扩大国际影响力。树立和平、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全球性国际制度并适时促进其完善；积极参与主导或（和）主导创建区域性国际制度，通过亚太地区的主导大国地位影响全球并获得全球影响力。

中国大战略谋划应过分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承担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认识到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属于外来压力，在一定程度属于自然现象。同时，中国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实力的局限性，避免打碎现有国际秩序的理想冲动，谨记“韬光养晦、决不当头”；避免国际孤立和被包围局面的出现，以建设性的心态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有所作为。

中国大战略的主导理念

中国大战略的主导理念，以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为核心。对任何国家而言，现实主义均是构建大战略的基本思考点，尽管自由主义的理念不时成为重要的插入性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防御性现实主义强调安全合作和自我约束，且不排除新自由制度主义所极力倡导的国际制度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强调了国家自卫的基本原则。鉴于此，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大战略，强调了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意义，同时强调了自我约束的基本趋向，为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并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提供了理性指导。

中国大战略的主导理念，当以经济主义（Economism）为首务。所谓经济主义，既包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战略安排，亦表明以经济为主要对外手段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国际战略设计。进一步说，中国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争取成为东亚经济的主导性力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确保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崛起的核心。经济手段可能是通过与国际社会交往获得双赢局面最重要的手段，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受益。

中国大战略的主导理念，当以区域优先（Regional Primacy）为重点。作为兼具区域性和世界性特征的大国，中国应以东亚作为其崛起基准地带。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转变，一个紧密型的环中国经济带正在形成。与之并行的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区域震动——即以“中国威胁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国困境”（Chinese Dilemma）——表明，中国有必要以东亚地区发展为核心，大力促进东亚一体化，创立有助于区域经济和进一步经济开放的地区性国际制度，为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之便车提供机会。[12]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中国大战略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13]

中国大战略的主导理念，当以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为主要手段。将国际制度视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手段，通过国际制度的参与、创设乃至主导实现融入国际社会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是中国既定的战略选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世界逐步建立起接纳新崛起大国的国际制度框架，这是中国得以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基础条件之一。国际关系的多元化并非没有秩序或杂乱无章，与向纵深发展的多元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制度一体化进程，[14]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经历了从身处边缘、被动、消极参与到积极参与、主动建构，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构成了一幅纵横交织、由淡至浓的画卷，而中国积极参与者、主动建构者的角色日渐突出，这既是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崛起被国际社会接受的重要标志。

中国大战略的主导理念，当以政策协调（Policy Coordination）为主要途径。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进入转型时期，各大国均抓住有利机遇为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而竞争，其突出特点是大国之间的合作与政策协调不断加强。[15]中国大战略的谋划，应强调大国政策协调的重要意义，避免非核心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以合作的、建设性的姿态追求战略目标的实现。

中国大战略的主导理念，当以国际形象建构（Image Buildup）为主要目标。塑造一个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对中国大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将“负责任大国”作为其国际地位的标示，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区域性公共物品，逐步竖立起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加强国家间合作与协调，维护国际道义，维护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树立大国道义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国家利益扩展到全球的前提条件。

以上中国大战略的主导理念，既代表着对中国传统战略观念的继承，也体现了21世纪的战略观念创新，是中国大战略得以实现的精神武器。

中国大战略的核心内容

中国积极参与的大战略应由如下几个重要方面组成：

经济战略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争取成为东亚经济的主导性力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确保经济发展作为中国顺利崛起的核心。中国的经济战略目标不仅局限于为经济建设创造国际环境，拓展经济利益，还需要加强塑造能力，锤炼议程创设和实施能力，以经济战略的成就促进国际战略的整体成熟。为此，首先要牢牢树立经济安全的思想。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使国家经济发展越来越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冲击，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建立实力雄厚的国内经济是保障经济安全的基本条件，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是保证经济安全的外在途径。[16]其次，改革外贸体制，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转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轨道上。扩大海外市场，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是增强中国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其三，确保并拓展中国获得国外技术和资金的渠道。其四，确保并拓宽从国际市场获得能源和战略资源的途径和能力。能否从国际市场顺利获得能源和战略资源，不仅关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利益。其五，加强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立经济纵深地带。应进一步加强周边地区的经贸交流和资源开发合作，形成自己的经济战略带，为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战略环境。

安全战略上，以新安全观为战略基础，稳步推进国家安全，积极参与国际安全的维护，以维护并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首先，以陆地边界的和平与稳定（包括与俄罗斯、中亚诸国、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为战略依托，在海域疆界上与主要大国合作，确保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加强与东南亚的战略性合作，以经济合作入手，积极促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改善中国的战略环境。其次，军事手段仍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后堡垒，为国家安全计，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到军事革命的行列之中，推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坚持质量建军，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此，必须逐步稳定地增加军费开支，将经济实力有效地转化为军事能力，建立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加速常规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化。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外军事合作与交流，既强调中国军队的和平使命，也要适当展示中国的军威。其三，反独促统，维护国土完整。中国应坚持以政治经济、文化手段促共识，以军事手段反台独，促进两岸认同交流、维护和促进一个中国的共识，，为统一创造条件；同时整军经武，不放弃军事手段。提高警惕，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击“疆独”、“藏独”，特别是对其暴乱行为应坚决镇压，防止新疆、西藏等地区任何形式的分裂。其四，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取决于该国的实力及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密度，而国家安全利益的扩展必然是经济利益扩张的逻辑延伸。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中国的安全利益必然扩展。为建立更加稳定的亚太安全制度，中国应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参与并在一定情势下主导构建周边安全制度，参与营造国际安全体系。

文化战略上，在坚持文明多样性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促进普世性文化的认同，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并将文化作为中国崛起的坚实基础。文化是行动者对自己、行动者之间以及所处环境或世界所持有的共同知识，即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形成之后，将反过来塑造行动者的身份，并通过身份政治影响其利益和行为。[17]在一定程度上，文化等同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大国崛起，经济、军事实力是重要指标，但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同样不可或缺。在文化战略层面，第一，要以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根本，同时加强对其他先进文化成果的吸收，全球化正在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应在文化战略上积极迎接全球化的潮流，发展和塑造21世纪的中国文化；第二，加强对外文化传播，建构国家形象。一个国家的文化被接受的程度，是表示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18]文化力是综合国力中最具能动性的力量，具体表现在它的凝聚力量、动员力量、鼓舞力量和推动力量。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文化力的能动力量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文化交流，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是建构和树立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此外，大众传媒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必须坚守并开拓大众传媒的阵地，加强对外宣传的力度；第三，加强战略文化的重塑，促进国际认同。战略文化指的是被国家决策者所认同一套宏观战略观念及据此确立的国家长期战略趋向。[19]中国将重塑其战略文化，并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交流，使之为国际社会所理解、接受，以巩固并提高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

中国大战略的实施原则

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中国大战略目标是既定的，其具体实施则需要与时俱进。中国将重点关注如下方面：

第一，加强对战略态势的跟踪评估，构建国家大战略目标的评估和调节体系。评估战略态势的指标，包括战略能力、战略意愿、战略目标等几个主要部分，其中战略能力是由国家实力、国家战略观念和国际制度的参与等因素整合而成的，而战略意愿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战略谋划水平，也代表着该国所持有的战略姿态。战略态势反映了一个国家大战略的基本表现及其引致的战略效应，是衡量战略谋划精当与否的基本条件，国家应根据战略态势变化调整其战略布局及战略实施。构筑良好的战略态势，要强调在既有国家战略资源的基础之上，加强国家的基本战略能力；要加强国家的战略意愿，体现更加积极、稳健和建设性的战略姿态；鉴于国家战略目标是多元的，应集中于核心目标的实现，同时强调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的必要性。

其次，强调以发展实力为核心。中国崛起的基础是实力崛起，即必须首先增强国家实力，成为更强盛的大国。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指出，世界大国首先是世界经济主导国，即经济规模大、富裕程度高，而且在技术革新条件下主导性产业部门旺盛，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20]当前，中国是最具有潜力的世界市场，但人均GDP低、国内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等事实表明，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尚需时日。由于经济全球化自身的内在逻辑缺陷，中国正生活在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发展与不稳定并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类发展逻辑的优先点应该是自我实力的增强。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培育，还源于全球化条件下战略资源的获得。中国不可能完全依赖国内资源支撑巨大经济规模并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满足10多亿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就决定中国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21]同样重要的是，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以硬实力的稳步上升为标示，也必须以软实力的增强为基础，中国需将提高软实力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作为增强国力的核心之一。

其三，根据大战略目标调整国家间关系。第一，强调大国关系的关键性，中国崛起首先冲击的必将是现有世界大国的权力和利益分配，而这些大国也会见微知著，对此更为敏感。因此，中国必须与世界主要大国特别是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建立战略关系，促使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的常规化、制度化，积极参与既有的大国战略协调机制（包括G-20），确立中国与这些大国的战略利益之间的建设性关联。在大国关系中间，中国应加强纵横捭阖的外交能力，不仅要加强中美战略合作关系、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日和解的实现，也要进一步加强与欧盟（以及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时要在大国之间确立战略平衡态势，以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战略利益。[22]第二，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协调关系为中国地缘战略之首要目标，中国应确立在周边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定位，以经济合作带动东亚一体化，进一步强调与周边合作之战略利益的长期性、长远性，将周边塑造为中国的经济战略带和战略纵深区域。第三，调整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作关系曾经也将继续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保证。中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同时，应进一步通过经济合作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分享中国经济繁荣和改革开放的成果、经验，将共荣、共赢作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其战略重要性，但是其重要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历史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多地集中在获得政治支持方面，那么今天则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且经济合作的价值更加突出。鉴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分化，不再是一个整体，今后应以具体性代替整体性。第四，对世界上最为贫穷、濒于失败或处于失败境地的国家（Failing or Failed States）等提供更多的经济、外交或其他形式的援助，以此负担大国责任，并逐步实现国家战略利益拓展的目标，将利益触角延至全球。[23]

其四，更好地利用国际制度，使之成为拓展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渠道。中国崛起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了解、遵守、利用、修改、完善和参与制定相关国际制度。中国崛起与融入、改造、完善国际制度的过程相辅相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有了更为圆熟的认识，[24]中国已经近乎是国际制度的全面参与者，主动促成地区性国际制度的建设，在亚洲区域国际制度的建设中承担了主导者的角色。中国应进一步学会更好地利用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修改、完善、创新，且利用实力资源阻止不利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国际制度生成。首先，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意识到全球化不是中国主导的，其规则不是中国制定的。中国必须理解与国际接轨的完整含义，了解在什么程度上与国际接轨最符合国家利益、接轨过程中如何平衡发展与安全、主权的关系等，深化对国际制度的认识；其次，要充分利用国际制度中有利于中国的部分，以国际通行规范开展活动；第三，随着国家实力的提高和更大范围国际利益的需要，中国应根据客观需要，积极主动地倡议或主导国际制度的修改、完善和新国际制度的制定——即提高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确保中国国家利益更具有国际合法性。

其五，强调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的相互协调。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相辅相成，而国际战略以国内战略的目标实现为依归。确保二者的相互协调，首先强调国家独立自主性的重要。经济和技术力量正在深刻地重构国际事务并影响国家行为，然而，即使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国家仍然在运用其自身权力，推行将经济力量纳入到对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有利的轨道中去的政策。国家的经济利益，包括了从国际经济活动的所得中收获一份公平的甚至是略多的份额，也包括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性。第二，要强调将办好国内事情作为第一要务，中国的发展本质上是依靠本国力量，依靠自身改革来寻求和开发发展的动力，正确选择政治战略和发展战略，建立实力雄厚的经济，与以增强实力为核心的战略一脉相承。第三，强调国内政治昌明、社会进步对实现国际战略目标的重要性。鉴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历和全国性思想观念进步和制度机能改善，中国走向强大的历程也伴随着走向法治、民主和国际主流。中国的国内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在逐步增长和优化。进一步促进国内发展的良好态势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第四，避免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战略割裂开来的传统做法，以国际社会的积极动力特别是国际资源、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等促进中国的全面协调发展。

（门洪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注释：

[1] 《战国策•楚策一》。

[2]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3,

p.86.

[3] 时殷弘：“关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其形象的思考”，载《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第9-10期，第43-44页。

[4] 王军：“江山代有强国出——世界强国兴盛之路探析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启示”，载《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49期，第2-16页。

[5] 门洪华、钟飞腾：“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56-71页。

[6] Yoichi Funabashi, Michael Oksenberg, Heinrich Weiss, 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1994, p.2.

[7] 布热津斯基：“如何与中国共处”，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第12-13页。

[8] 俞可平：《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9]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0] 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78-187页；门洪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第83-89页。

[11]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4；时殷弘、吕磊：“美国对华态度与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概观”，载《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3期，第34-45页。

[12] David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Spring 2003, pp.57-85.

[13] Men Honghua, “East Asian Order Formation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Vol.17, No.1, Winter

2010, pp.47-82.

[14] 喻希来：“世界文明中的中国文化”，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第61-76页。

[15]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5-411页。

[16] 裘元伦：“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载《世界经济》1999年第12期，第3-13页。

[17]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四章；秦亚青：“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文化结构、文化单位与文化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4-9页。

[18] 黄朔风：《综合国力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9]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4, Spring 1995, pp.32-64.

[20] 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98, pp.214-235.

[21] 胡鞍钢主编：《全球和挑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3页。

[22] 门洪华：“中国大国关系的历史演进（1949-2009）”，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1-17页。

[23] 门洪华：“应对国家失败的补救措施——兼论中美安全合作的战略性”，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1期，第7-32页。

[24] 门洪华：“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建构”，载《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第13-20页。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3/4期合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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