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中共“十八大”报告为蓝本，辅以中国新领导集体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同时结合近年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及外交实践，从战略目标、战略环境、战略条件、战略理念、战略布局五个方面对新时期中国大战略做全景式描述和分析，提出了中国大战略所追求的近、中、远期目标，以“三个自信”为核心的战略条件，以八个“必须坚持”为支撑的战略理念，并将中国大战略概括为内政、外交、国防、对台、党建等五个“五位一体”。本文的结论是：以中共“十八大”报告为标志，新时期中国大战略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文本，对于指导中国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战略意义。
［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大战略 中共“十八大”报告
中国有大战略吗？这个问题见仁见智。支持者称，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三步走”战略，中国政府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等，都堪称中国特色的大战略。否认者则认为，中国外交疲于应对、缺乏统筹、有欠系统，证明中国缺乏大战略。更有不少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有较成体系的经济战略或发展战略，却很难说有什么国际战略或大战略。事实上，上述争论在学理上有一定价值，在实践上则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大战略的国家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国际知名人士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傅高义、李光耀等，都曾对中国的大战略赞赏有加。之所以引起争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缺乏类似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样的“大战略文本”。同时，由于中国崛起特殊阶段面临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中国的战略应对有时显得乏力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过，这一局面正在得到改观。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及随后习近平等多位党政领导人围绕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所发表的讲话，堪称理解新时期中国大战略的绝佳文本。
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大战略的基本轮廓，而且能够准确地把握中国未来10－30年的大战略方向。本文试图结合“十八大”报告及当前内政外交形势，就新时期中国的大战略做一解读。
一、战略目标与战略环境
所谓大战略，从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到美国战略思想界人士如乔治•凯南、约翰•柯林斯、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等，都有各式各样的经典解读。但总体看，西方学者所指的大战略，多与战争、军事相关，或与国家安全战略等同。发展到今日，美国战略界关于大战略的设计，往往是以捍卫美国霸权地位为出发点，进而确立所谓国家利益分层、面临的威胁分类、战略策略手法运用等基本架构，带有强烈的“美国中心主义”色彩。这些有关大战略的理论、方法、架构对于理解和制定中国的大战略虽有裨益，但简单的复制或嫁接难免“南橘北枳”。毕竟，中国拥有非常独特的战略文化，中国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极其特殊。事实上，跳出西方人的思维，按照事物本身的逻辑和内涵去看，大战略可以简单理解为：超越部门利益和党派利益，打破内政外交界线，对一国未来发展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理念、方针、政策的聚合体，它应该具备战略目标、战略环境、战略条件、战略理念、战略布局等基本要素。以此为标准重新审读中共“十八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现上述要素在报告中不仅十分齐备，而且其各自的内涵也阐释得非常具体。也正因此，新时期中国的大战略可谓跃然纸上。
从战略目标看，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构想，即建党一百周年和建国一百周年两个时间段各应实现的目标。随后，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思想。综而言之，新时期中国大战略所确定的目标分近、中、远三个阶段。近期目标，即到2015年，大体实现“十二五规划”所确立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意味着，要将改革开放30年业已形成的经济发展方式或经济模式来个“重大转变”，由过去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两条腿转向投资、出口、消费三根支柱，由过去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能源消耗等粗放式增长转向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创新驱动、节约资源、区域协调等“科学发展”，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是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由于经济发展方式涉及经济结构、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等内容，因此这一转变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不啻为又一次的改革开放，其任务之巨、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中期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周年的2020年(也可理解为2021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括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及人民民主、文化软实力、人民生活水平、资源环境等一系列其他综合性指标均有显著提升。对这一目标，报告特别强调要“如期”完成。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七八年中国大战略的中心任务将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展开，所谓“咬定发展不放松”。远期目标，则是到建国一百周年的2049年(也可理解为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既是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设计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即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是中国大体实现和平崛起，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也就意味着“中国梦”的最终实现。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梦”概念的提出，使得中国的大战略目标超越了单纯的量化指标和国家综合实力提升这样的宏大内容，开始同每个中国人的个人奋斗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中国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强调每个中国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样一种更具人情味的表达，有助于凝聚人心、汇集力量，使中国大战略目标的实现更加可期。
从战略环境看，要实现上述三大目标，中国面临两类环境。一类是静态的环境，即在实现战略目标过程中不会改变的环境。中共“十八大”报告将之概括为“三个没有变”，即：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重新强调这三个没有变，其现实意义在于，在中国发展取得辉煌成就，尤其是GDP总量提前5－10年超过日本一跃而位居世界第二(2025年前后还有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世界第一)之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应该戒骄戒躁，以冷静的头脑和平常的心态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既不要妄自菲薄，更不能妄自尊大，诚如邓小平曾经指出的那样，“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其意义还在于，尽管中国正在面对且还将面对一系列外部冲击(如钓鱼岛、黄岩岛争端)或诱惑(如西方不断呼吁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以及内部压力(如批评中国外交“太软”)或推力(如主张中国更加“有所作为”)，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兴国之要”和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这对排除一度甚嚣尘上的左右两种思潮干扰、聚精会神实现大战略目标无疑具有“定海神针”之效。
另一类是动态的环境，即中共“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强调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条件下中国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均“前所未有”。这是以辩证的思维揭示出中国所处战略环境的“一体两面”。第二个层次，强调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从认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角度得出的重要结论，即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前提下机遇仍然大于挑战。第三个层次，则强调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这是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这三个层次的判断环环相扣，核心是如何理解新时期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
围绕战略机遇期及其相关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解读或论证。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必须牢牢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以来，人们普遍认为20年战略机遇期的第一个10年中国不仅抓住了，而且用得很好。但进入第二个10年以后，尤其面临美国重返亚太、周边乱局不断、西亚北非变局、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引发的重大国内政治事件及左、右思潮泛滥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不再”，“挑战大于机遇”，主张不要再提战略机遇期，否则容易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以致误国误民。这其实是对“战略机遇期”概念非常狭隘的理解。笔者认为，“战略机遇期”概念的精髓，不在于具体量化(也无法量化)机遇与挑战的比例，而在于看这些挑战是否实质性阻滞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与和平发展战略。事实证明，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战略主动性仍操之在我，并未动摇，所不同者，只是运筹战略的方式方法发生变化。10年前，中国强调如何“抓住”机遇。在2001年“9•11事件”突发和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国内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曾有过热烈的争论，焦点是美国是真反恐还是假反恐？美国出兵阿富汗是否意在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最终，中国坚定不移地站在了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反恐联盟这一边。这一决策的依据是，在反恐与反霸两对矛盾中，反恐是主要矛盾；中国固然应该谨防美国借反恐谋霸，但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更应该是参与国际合作反恐。可见，“抓住”机遇也着实不易，它取决于正确的战略判断和果断的战略决策。5年前，中国强调“创造”机遇。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突发并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关键时刻，中国及时启动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结果不仅成功避免了中国金融、经济危机，而且使中国成为世界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和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这一“创造”出的机遇，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升。
从今往后的若干年，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恐怕主要依赖“转化”二字，即要善于从各种危机和挑战中“转化”出对中国有利的战略机遇。实践证明，在当前东海、南海的乱局危局中，中国已经“转化”出若干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比如，全中国人民的海洋意识空前增强，中国政府的海洋维权意志和决心空前提高，中国各层级的海洋维权能力实质性提升，中国海洋维权协调机制明显得到改善。凡此虽未必会立即转化为推动主权、海权矛盾的解决，但却为最终解决或控制这些矛盾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这正是我们理解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的要旨所在。
二、战略条件与战略理念
面临上述战略环境，中国究竟靠什么去实现业已确立的战略目标呢？中共“十八大”报告将中国拥有的战略条件浓缩为“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随后，习近平主席在系统阐述“中国梦”思想时，将实现“中国梦”的条件具体化为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这其中体现的还是一种自信。为什么国内媒体、民间或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未来忧心忡忡，而中国政府的权威报告却如此充满自信？为什么国际社会开始兴起新一轮“中国崩溃论”或“唱衰中国论”，而中国政府却比以往更加自信？中国的自信究竟从何而来？笔者认为，这种自信来自历史地看问题(自己跟自己比)、全面地看问题(自己跟别人比)、辩证地看问题和发展地看问题。
历史地看(自己跟自己比)，中国当前所处战略环境不仅不是最严峻的时期，而且应该是“比较好的时期”。且跳过百年屈辱、十年文革这几段非常时期不说，仅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历史来看，大体每隔十年中国都面临一道大坎儿，每道坎儿都比今天的形势要险峻，但中国最终均涉险过关，并因此成为过去30多年世界大国中唯一未犯重大战略错误的国家。
跟自己的过去比，今天的中国没有理由不自信。30多年前，大体是1976－1979年这段时期，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百废待兴，国际上则北有苏联威胁，南有越南挑衅，与美、日也尚未建交。对此，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做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美日建交、(对越)自卫反击等一系列战略决策，极大改善了中国国际环境，并成功启动改革开放，使国家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20多年前，大体是1989－1992年这段时期，中国国内遭遇“六四风波”和西方全面制裁，国际上则是苏东解体，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前途、命运面临空前挑战，左、右两股思潮激荡，悲观与激愤两种情绪交织。对此，小平同志提出“大气候与小气候说”，做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战略判断，并于1992年初展开南巡，以所见所闻发表所思所想，厘清国内国际形势，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1992年中共“十四大”成功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理论体系，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翻开新的篇章。10多年前，大体是1999－2002年这段时期，中国连续遭遇法轮功作乱、美国“炸馆”、李登辉搞“两国论”、海南“撞机”等恶性事件，国内反美情绪高涨、对台喊打声音激昂。在这一背景下突发的“9•11事件”及随后美国出兵阿富汗，引发国内战略界的大辩论。是袖手旁观还是积极介入？是防范为主还是合作为主？最终，中国做出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的战略选择，由此稳定并推进了中美关系、极大改善了中国国际战略环境，为中国崛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2002年中共“十六大”成功实现新老领导集体的权力交接，“战略机遇期”的大判断应运而生，中国和平崛起迎来了“黄金十年”。5年前，也即在2008－2009年间，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也远大于今天。特大天灾(“5•12”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特大人祸(“3•14”西藏骚乱、“7•5”新疆骚乱)、特大群体性活动(奥运、世博)、特大外部环境变异(美国“金融海啸”)，全面考验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中国人民的承受能力。实践证明，中国经受住了考验。改革开放30年累积的巨大经济实力、中国政治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殊政治效率、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迸发出的伟大凝聚力，汇聚成一股有形无形的超级能量，使中国挺过了难关、站稳了脚跟、保持了稳定，中国经济总量比国际普遍预期提前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可以说，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经过历史比较得来的自信，正是“中国梦”可以梦想成真的动力。
全面地看(自己跟别人比)，中国当前的战略处境在全世界主要力量和战略板块中不仅不是较差的，而且应该是较好的。且不跟遭遇强震、海啸、核泄漏的日本比，也不跟面临严重债务危机、一体化进程和欧元命运同时面临挑战的欧洲比，更不用跟深陷乱局的西亚、北非比，即使跟美国比，中国的处境也并不差。
客观地讲，中国有中国的难处，美国也有美国的难处。事实上，今日美国同时面临三大难题：一是经济难题。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点尚不明朗。奥巴马呼唤的“制造业回归”、“新能源经济”虽露曙光，但持久性如何尚待检验，能在多大程度上拉动就业仍需观望。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7．5%，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低，但美国当前劳动参与率为1979年以来的最低。如果考虑到1948－2013年美国平均失业率为5．81%这一数据，美国要真正解决就业问题依然任重道远。此外，国债与财政赤字接连攀高也极大限制美国经济的复苏，甚至影响美国霸权的重要根基———国防建设。拼经济、增就业、削赤字、减债务成为奥巴马政府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二是政治难题。集中表现在：政治“极化”加剧，两党尖锐对立，府会难得一致，执政效率低下。奥巴马任何重大立法包括就业法、移民法、新能源法等，均难在国会通过。除显而易见的府会冲突外，美国的地域矛盾也日益深化。除10个左右“摇摆州”外，全美政治版图被分割成“红”、“蓝”两个板块，二者在经济、就业、产业结构、政策取向上立场不一，被称为正在制造“一个分裂的美国”。凡此成为美国政治“50年来之怪象”，成为制约美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三是社会难题。突出表现为贫富矛盾、族裔矛盾和代际矛盾。“占领华尔街”运动以“99%对1%”为口号而一呼百应，是当前美国贫富矛盾加剧的集中反映。美联储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中产阶级的中位数净资产从2007年的126400美元降至2010年的77300美元，缩水39%，美国人的生活回到了1992年的水平。族裔矛盾方面，拉美裔超非洲裔成美最大少数族群，亚裔移民增量赶超，使传统的黑白矛盾格局分化为黑白、棕白、黑棕、黄棕、黑黄、黄白等多元矛盾，1200万非法移民则已然成为美国尾大不掉的综合难题，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引发美国战略界“我们是谁”的深层忧虑；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美国代际矛盾凸显。开始享受养老保险的65岁以上老人占全美人数的1/6和选民人数的1/4，成为美国保守力量的大本营，他们与缺钱、缺房、缺工作的年轻人之间形成观念、政策上的冲突。一项统计显示，2011年，25岁年轻人中，150万没有工作或未充分就业，占大学毕业生的53．6%。2010年，美国大学生人均负债达到25250美元。学生贷款总额已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信用卡债务，成为美第一大债务负担。在这一背景下，美国青年中也涌现出大量“啃老族”，25－34岁年轻人中的30%选择与父母同住，是1950年代以来最高。总之，美国社会正经历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最深刻的变化，蕴藏诸多不稳定因子。
这些难题加在一起，构成奥巴马“新政”急需解决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尽管其性质和内涵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尽一致，但其难度应不亚于中国。唯其如此，奥巴马才不得不采取全球战略收缩、削减国防开支、力推出口“倍增”、呼唤制造业“回归”等政策。其中每一项都不啻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内外政策最大的变革。
因此，辩证地看，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奥巴马、多尼隆、克里等美国政要近来积极呼应中方领导人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表明防止冲突、寻求合作、打破历史宿命、发展良性互动已经成为美方不得不思考的重大命题。这是基于中美力量对比、国际政治、经济大势做出的重要战略选择，是历史的进步而非退步。对此，中国方面理应做出积极的判断而非得出悲观的结论。
同样辩证地看，中国周边形势既有异常严峻的一面，也有非常积极的一面，比如北边的中俄关系与东南的两岸关系都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只要这两对关系保持稳定，则周边环境难以发生根本性逆转。此外，西北部的“上合”组织外延扩大(阿富汗、土耳其等亦成为观察员国)、内涵深化(开始寻求经济金融合作)，东南部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全面铺开，均有助破解周边难题，维持中国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还是辩证地看，当前海上争端升温，除越、菲、日等国一再越线挑衅及美国同各“声索国”互为支撑这些客观因素外，中国战略主动性大幅增强也是重要背景，包括：中国陆地边界纠纷基本得到解决，台海形势总体稳定，中国海上能力逐步提升等，凡此使得中国可以“行有余力”关注海上。换言之，海上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起即已凸显并在90年代逐步发酵，但当时中国尚无暇也无力去解决。今天，中国已经具备了直面海上问题的国家能力和民族意志。因此，海上问题凸显是中国实力、利益、战略发展的必然，是发展中的问题，将伴随中国崛起下一阶段的全程。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或很快解决问题并不现实，需要信心、决心和耐心。
发展地看，中国今日之自信是否意味着明日依然自信？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担心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认为资源枯竭和人口红利丧失将使中国高速发展难以为继，股市、房市泡沫则可能使中国成为下一个金融经济危机的中心。这种担心既非空穴来风，也不是简单的恶意抹黑，它们也正是中国政府和学者们集中思考的大战略问题。对此，政治家和主流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中国的“改革红利”，并表达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再深的水也得蹚”的精神去推进改革的政治意愿，19位顶级中国战略界人士从不同角度对“改革红利”做了深入分析和阐释。除“新改革红利”外，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还提出“新资源红利”和“新人口红利”。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虽在逐渐丧失，但中国正从廉价劳动力时代进入技工时代，可以以拥有较高技能、但低于发达国家技工价格的人力来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另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新一轮开放也将释放新的“开放红利”。林毅夫教授则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发展基本规律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20年没有问题。
总之，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积累了较大产能，基础设施大为改善，支撑能力明显增强；而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储蓄率较高，劳动力总量仍然很大，后发优势依然明显。中国同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区域化、全球化的“中程”，又站在信息化的前沿，凡此使得中国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依然巨大。关键在于能否始终把持发展这个“硬道理”，坚持改革的精神和开放的态度，脚踏实地去挖掘这些空间，释放这些潜力。
在追求战略目标过程中，如何始终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不动摇？这也就是新时期中国大战略所应秉持的战略理念。报告将其概括为“八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之所以将其称为中国的战略理念，是因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以上八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放弃，是因为它们共同支撑着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三、五个“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
人们在提到中国新时期的战略布局时，往往谈到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之鸿进一步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也概括为“五位一体”，分别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于是就有了两个“五位一体”。但从大战略的视角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主要涉及中国的内政，党建“五位一体”主要涉及党的自身建设，也属内政范畴。实际上，细加审读，报告中有关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国防战略和对台战略的论述，也都分别可用“五位一体”加以概括。由此，内政、外交、国防、对台、党建等五大方面内容所构成的五个“五位一体”，便支撑起新时期中国大战略的总布局。以下重点就外交、国防、对台三方面的“五位一体”做一解读和分析。
外交方面的“五位一体”，指的是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公共外交“五位一体”，其中前四个方面延续的是中共“十六大”报告的用法，公共外交则是新增加的。与此前略有不同的是，报告不再简单使用“大国”的提法，而改以“发达国家”。简言之，中国对外战略“五位一体”的布局似可概括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公共外交是补充”。在这一总布局之外，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体现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新思想：一是“命运共同体”意识。报告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意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命运共同体”思想自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正式提出，并最终以中共“十八大”报告的形式加以强调，凸显了新时期中国领导集体新的全球价值观。
二是“共赢”思想。共赢既是“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新时期外交实践的重要指导，这一思想近年来逐渐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在2012年7月7日召开的“世界和平论坛”开幕致辞中，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
这是共赢思想最形象的概括，转换成中共“十八大”报告的语言，即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原则或旗帜由过去的“和平、发展、合作”六个字扩展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八个字。三是重申“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这是中国政府摒弃冷战思维、超越意识形态外交的重要体现。在近期应对朝鲜第三次核试的外交实践中，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新时期中国外交的这一特色———中国政府既对朝鲜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9•19”共同声明的相关言行进行批评，参与联合国授权的相应制裁，又珍视中朝友谊，不因“核”问题而偏废中朝政治、经济、人文整体关系；既希望与美韩等国共同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大局，又反对美韩借机谋求对朝政权更迭、加强在东北亚军事部署、人为拉抬紧张局势的错误做法。尽管国内学界、媒体围绕本轮朝核危机展开大辩论，出现包括“弃朝论”在内的各种不同声音，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偏离上述政策主轴。这正是以“是非曲直”为准绳决定立场和政策的应有之义。四是正式提出愿与发达国家一起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自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提出愿同美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倡议以来，新型大国关系多被理解为新时期中国对美外交的指导思想及中美关系新框架。中共“十八大”报告则将新型大国关系的外延从中美关系扩大为同所有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对新型大国关系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其所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国际环境，中国愿本着平等互信、合作共赢、包容互鉴的新精神处理同所有大国间的关系。换言之，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普遍性，而落实到具体外交实践中，中美、中俄、中印、中欧、中日等双边关系又各具特色，需探索不同类型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样，就把新型大国关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了有机结合，可谓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一大创新。五是在论及多边外交时，专门提及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四个机制，表明了中国新时期多边外交的着力点和工作重点。六是首次将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提升到外交总布局的重要一环，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与时俱进。
国防方面的“五位一体”，笔者将其概括为“思想建设、能力建设、制度建设、军民关系、军事外交”。其中“思想建设”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之“魂”。军队既要坚持几代领导集体军事思想为指导，又要适应新要求、履行新使命，强调“听党指挥”、“军人核心价值观”、“军事文化”建设等。“能力建设”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之“魄”。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由于中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因此要求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是从速度和规模的角度谈能力建设；报告同时指出，要“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以及应对海洋、太空、网络安全的能力，并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这是从功能和领域的角度谈能力建设；更重要的是，报告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部分开宗明义指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这是从目标和任务角度谈能力建设。能力建设的核心，在于“能打仗，打胜仗”。凡此不仅给未来中国国防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也首次权威、正面回应了国际社会有关“两岸和平稳定条件下中国国防现代化为何还要保持高速增长”的质疑。“制度建设”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之“神”。既要着眼紧跟世界潮流的新军事变革，更要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还要根除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下形成的军队懈怠、纪律松散等所谓“和平积习”。对于上述三个方面，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12月8日和10日在广州战区考察时，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三个牢记”，即“牢记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其后，在2013年3月11日出席中国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时，习近平进一步将上述思想浓缩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12个字，其中听党指挥是灵魂，能打胜仗是核心，作风优良是保障。国防和军事战略布局的另两个方面分别是军民关系和军事外交，其中“军民关系”可以比作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之“血”。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不仅是中国军队作为“人民子弟兵”的血脉所系，也是新世纪新阶段推进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旨在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防建设“军民分离”的二元结构状态，扬弃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零和博弈的观念和理论，树立两者兼顾、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新观念和新理论。其路径，是“需求牵引，国家主导”；其目的，则是“努力形成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深入融合的发展格局”。“军事外交”则好比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形”。长期以来，对外军事交流或者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或者进一步退两步，处于亚健康状态。以中美军事交流为例，往往时断时续，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在两国战略博弈日益深刻、战略互信十分欠缺背景下，中美两军关系如不尽快走上正常化，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掣肘就显而易见。报告强调将“一如既往同各国加强军事合作、增进军事互信”，显示出新时期中国对外军事交流更具自信心和主动性，不仅有助于破解中国面临的诸多安全困境，而且对于增加透明度、树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际新形象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台方面的“五位一体”，是指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总体战略下，持续推动两岸政治互信、军事缓和、经济合作、人文交流和制度建设。报告首次将“九二共识”纳入党代会重要文件，提出“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是着眼于为全面发展两岸关系打好基础，以利于两岸平等协商和各方面交往，并找到破解政治难题瓶颈的办法；报告提议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是着眼于降低军事安全顾虑，带给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一个和平的台湾海峡，而和平协议则着眼于两岸一起承担避免国家分裂的义务和责任，一起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规划两岸关系发展进程；随着服务贸易协议谈判圆满结束、货物贸易谈判顺序跟进，ECFA后续协议渐次做实，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不再局限于“框架”，而是在主要领域都有了细化安排，未来双方要深化合作，探讨更高层次和更多形式的经济整合，“厚植共同利益”；两岸中华儿女间的大交流、大融合格局已经形成，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文化交流，增强民族认同”；报告特别强调和平发展的制度化建设，表明大陆愿意通过平等协商，强化各领域交流合作的机制化，以利于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并使之形成不可逆转的趋势。
结语
综上所述，中共“十八大”报告既是有关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宣言，更是全面规划未来10－30年中国发展的大战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国家利益的拓展，中国对国家大战略进行系统谋划不仅有必然性，而且也是必须的。现在，中国已经明确了未来的战略目标，也设计出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布局，但是能否将大战略转化为实际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还取决于战略统筹与协调能力、战略运筹与执行能力、战略包装与宣传能力等一系列其他因素，取决于国家综合实力与战略意志力，取决于对内外局势的准确判断和正确决策。很显然，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正是中国大战略未来努力的方向。过去30年，中国是唯一没有犯重大战略失误的大国；未来3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仍然取决于中国大战略的坚守与成功。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