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略思维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呈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反映了深刻的时代内涵。其中，战略到大战略的视野变换，是一种重要的关节点。

战略概念是在古代战争的背景下出现的，就其起源来说，一般认为是军事领域的范畴。在中国，“战略”一词最早见于公元 3世纪末西晋历史学家司马彪所写的《战略》，其原本已经失传。从保存下来的内容来看，战略一词的含义主要指军事和政治斗争中的谋略和方法，其内容比较宽泛，既包含后来所说的战略，也包含战术；既有军事对策也有政治方略，但重点是军事对策，类似于兵法战策之类。这种情形在中国古代的战略代表作——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子兵法》中即有表现。《孙子兵法》13篇中，战略战术兼而有之。一般认为，前4篇主要讲战略，后9篇主要讲战术，《孙子兵法》提出的“五事”——“道、天、地、将、法”，可以认为主要是一个战略分析框架，其中包含了政治军事等维度，具有大战略的某种思想要素，为后来的大战略研究者所重视，但其基本维度无疑是军事。

中国在近代的意义上使用战略概念，即把战略与战术区分开来，作为一个专门的军事术语，是在把英文词“strategy”翻译为中文词“战略”以后。一般认为，“strategy”源于希腊词“strategicon”。公元580年东罗马帝国皇帝莫里斯署名的一本军事教科书即《strategicon》，意思是“将道”或“为将之道”，是对将军的特定要求。所以，在其针对军事指挥官的特定意义上，可以认为“Strategicon”是战略概念的主体性界定。之后，瑞士人若米尼在其代表作《战争艺术概论》一书中把战略视为有关战略全局的艺术，认为战略“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术”。这个定义可以看作是对战略概念的某种全局性界定。德国近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他在与战术的对比中规定自己的内涵，并把战略与战争目的联系起来，从更高的层面揭示了战略的本质特征。在克劳塞维茨战略概念的基础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把战略理解为武装力量与国家政策目标的关系：“军事战略是运用一国武装力量，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国家政策的各项目标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中国辞典对于战略的传统定义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

上述关于战略的理解所体现的战略思维重心都是战争的筹划或军事问题的解决，基本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战略视野。

对这一视野的超越可以从大战略概念的提出为始点。一般认为，大战略（GrandStrategy）概念发生影响是 1929年利德?哈特写的《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在此书中他提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他认为，大战略与战略有高低之分，“如同战术是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战略也是大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这一概念后来体现在 1935年英军颁布的野战条令中，其中有这样的说明：大战略是“为了实现全国性目的而最有效地发挥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二次大战以后，大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逐步形成了从战略到大战略的视野变换。在大战略的视野中，“不仅把国家的军事战略、经济战略和政治战略囊括于一体，而且还给军事、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战略以实际指导。”“美国把大战略称为国家战略，并解释为‘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大战略的视野，主要“大”在以下三个方面。

大战略首先包含“大手段”。即“大”在手段范围的选择上，它不仅考虑军事手段，而且考虑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手段；不仅考虑实施战略的直接路线，而且更重视间接路线。

战略手段的扩展还体现在实施战略的路径方面。按照哈特的看法，间接路线战略揭露了战略的本质。“在战略中，最长的迂回常常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间接战略是不以直接的武力对抗为主要路径，而以武力威慑的心理战路径，或者以军事手段以外的外交、经济、政治等间接手段，取得对己有利和代价小的战略效果。这一战略思想用孙子的话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大战略其次包含“大目标”。即“大”在对目标范围的选择上，不仅考虑战时目标，而且考虑战后的目标；不仅考虑军事目标，而且考虑经济、政治等目标；不仅考虑某个领域的目标，而且考虑国家的整体目标。

大战略的提倡者曾从目标的角度阐述“战略与大战略的基本差别”是：“战略仅仅关注如何赢得军事胜利的问题，而大战略必须具有更长的视野，因为它的问题是如何赢得和平。”大战略也必须考虑战后所要追求的政治目标，必须考虑人民的生活状况，因为“胜利的真正含义意味着，在战争结束后和平的状况和人民的生活状况比战前要更好一些”。在这一意义上，战略不仅仅是战时的概念，也是在所有时期治国的固有要素。美国官方用语后来把大战略称为国家战略，它要求对军事战略的运用特别是对战争的运用，必须统摄于国家目标之下。其定义为：“在平时和战时，在组织和使用一国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使用该国政治、经济、心理上的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大战略不仅包括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包括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也有的学者明确地说：“大战略不外乎是国家的最高政治战略，它决定着国家的百年大计。它还必须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使命”。

大战略第三是包含“大协调”。即“大”在对大目标体系、大手段体系以及大目标与大手段之间的协调上。

大协调是大战略的大系统视野。根据哈特的看法，“纯粹的军事战略必须接受‘大战略’更为长久和更为宽广的视野的指导”。在社会整体视野中，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因素必须在大战略体系中进行整体性评估和协调，使军事目标服从国家大目标。换言之，军事战略只是这种大战略的一个子系统，负责军事战略的元帅将军们必须服从制定大战略的文官政府。在大战略手段体系的大协调方面，大战略首先考虑使用间接路线的战略手段，即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手段。在大目标与大手段的协调方面，必须考虑手段集合与目标集合的整体平衡。如果目标超出手段能力范围或者目标低于手段能力，不是失败就是造成巨大的资源损失。大协调还涉及大战略结构中各个部分的协调，如国家的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如何结合起来。大协调也涉及对大战略各阶段之间，特别是战争阶段与和平阶段之间的协调，以避免损害未来的和平、安全和繁荣。

从战略到大战略的视野变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战略学的角度看。它表明战略从战争和军事的视野扩展到人类实践活动的整体视野，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科技、外交等各个领域，也反映了战略的视野从局部扩展到全球。这种战略活动空间的全方位扩展标志着战略思维形态转变的开始。笔者把这种转变看作全域战略学或一般战略学出现的一个标志。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大战略标志着战略复杂系统的出现，反映了对当代系统论的新要求。大战略的大系统视野，大全局原则，要求全面把握大战略中各种手段之间、各种路径之间、各种资源之间的关系，全面把握大战略中各种目标之间的关系，全面把握各种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全面把握效果与代价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涉及当代系统科学的复杂性概念，引发了对战略系统和战略本质的新思考。

从价值论和历史实践的角度看。大战略的系统视野涉及一种文明的转变。这种转变的直接体现是对军事战略实施大战略的理性制约，对军事机构实施政府大系统的理性管辖。这实际涉及一种深刻的“善”，一种价值评估，一种实践理性。它涉及大战略各种手段的价值评估，大战略各种目标之间的价值评估，大战略目标与手段关系的价值评估，大战略效果和代价的价值评估。大战略从最高的国家利益乃至人类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点，由此评估什么是最好的战略手段，什么是根本的战略目标，什么是最佳的目标与手段之间的效用关系，什么是最好的战略效果。这是大战略最高的价值定位。大战略的价值评估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人类生活的根本价值层面，是人类在二次大战后以大战略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对价值的一次重估。笔者认为，这需要从战略哲学特别是实践理性的角度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大战略思想在当代已经有许多运用。国际上对全球化问题的对策研究，中国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家战略的研究和结构性大战略的提出，美国学者托尼尼赛奇对中国转型战略提出的大治理概念以及约瑟夫?奈在分析美国战略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概念，都反映了这种运用。这些运用都表明了当代战略思维形态还处于深刻的建构和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