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梳理王逸舟教授对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剖析《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多维向度：科学、人文与艺术》一文的学术价值，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之道。本文认为，王逸舟教授是较早且最持之以恒探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向的学者，他以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与视野为学术使命，将更多元素纳入关注范畴，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篇论文用诗化的语言展望国际关系研究的未来、规划国际关系研究的路径，再次扣动了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扳机，深刻体现出作者的人文关怀、家国情怀与学术创新。本文认为，面向未来，应进一步夯实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深刻把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方向，立足百年变局，应对现实需求，夯实学科基石，聚焦理论创新。
关键词：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科学；人文；艺术
作者简介：门洪华，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研究同济大学基地主任。
冷战结束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分水岭，以此为开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把发展国际关系研究视为一种使命，为推动中国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大国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进入21世纪，国际关系学已成中国显学之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蔚然大观，渐呈百舸争流的气象。伴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演变和百年变局的加速到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迎来黄金时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与时代潮流、民族复兴的使命相唱和，其演进历程与发展规律值得深入研究。回溯和梳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程，我们发现，代表性学者的引领性作用颇为突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推动国际关系研究进步和学科发展，其引领作用和创新观点受到学界同行的高度关注。其中，王逸舟教授堪称最受学界同仁关注和评述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
王逸舟教授是一个始终保持着敏锐思考与开放眼光的学者，他把国际关系研究视为“让人兴致盎然、希望无限的领域”，把国际关系学视为“生机勃勃的社会现实的反映，需要与时俱进和多领域相结合的创造性劳动”，强调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要成为有思想性、有问题意识、有批判精神、有各种情趣的探索”。他在进行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创新性研究的同时，较早且最为持续地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和未来走向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评述，既充分肯定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成就，又坦率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而且热诚提出改进和发展的若干方策，长期引领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潮流与方向。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充满建设性批评精神的学者，公开提及国际关系研究“学术批评遮遮掩掩、聊胜于无的问题”，认为“学者要有一个使命，即展开批评，身体力行”，呼吁并组织展开热烈的学术讨论和批评，积极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形成良好学术风气。
《国际观察》主编郭树勇教授邀请我对王逸舟教授和严展宇同学的论文《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多维向度：科学、人文与艺术》进行评论、展开对话。早在2006年，王逸舟教授就提出了“国际关系中的真、善、美”问题，认为国际关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比较粗糙的阶段发展到比较精致的阶段，即逐渐向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这篇文章堪称他十余年持续深入思考的结晶。对树勇的邀请，我既颇感荣幸，又深知任务之巨。因为这不仅是评述一篇文章、评价一位学者，更是要探讨一个新兴学科如何走向未来。我理解，这篇对话性的文章要通过对王逸舟教授学术贡献这一个案的探寻，通过对王逸舟教授和严展宇同学文章的建设性批评，在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并行的历史大背景下剖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脉络与逻辑，从而深入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为写好这篇文章，我翻阅了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绝大多数评述性文章，认真阅读了王逸舟教授迄今发表的所有文章，尤其是感佩他近30年持之以恒地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道与术，受教于他的理性、热切与智慧，与此同时，我求教于国内学界几代国际关系学人，对这篇文章共同参详，倾听他们对王逸舟教授的个人学术研究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见解，并对他们的观点和贡献一一做了标注。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谭秀英编审（及她的助手谢磊博士）、李滨教授、李巍教授和曾向红教授还拨冗撰写了书面评论供我参考。实际上，我在用一种特殊方式推动老中青几代学者与王逸舟教授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方向的学术对话，以期形成联袂推进学术研究的新风尚。本文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评述王逸舟教授对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探寻，旨在探讨他为什么会写出《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多维向度：科学、人文与艺术》一文；第二部分从科学、人文、艺术三个维度评述这篇文章，提出建设性意见与建议；第三，从立足百年变局、应对现实需求、夯实学科基石、聚焦理论建设等角度就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方向提出补充。
一、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探寻
王逸舟教授是较早探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向的学者，也是最持之以恒探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向与路径的学者。1993年迄今，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欧洲研究》）、《教学与研究》等发表相关文章近30篇，积极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堪称拓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视野与空间的领军人物。王逸舟教授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30余年的学术使命、旨趣与世界风潮、中国变革紧密相联。早在1987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匈牙利道路》，并因此受邀考察匈牙利近100天，借机游历苏东、感受思潮涌动，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完成《波兰危机》和《南斯拉夫实验》两本专著。进入90年代，在聚焦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同时，开始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方向进行深入思考和阐发，从而形成了颇具个人特色的学术道路。
王逸舟教授1995年出版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堪称一部颇具标志意义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开山之作，其新鲜明锐的问题意识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重新融入国际社会进程中的敏锐与抱负。在冷战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初步探索的时代，他积极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并做出了拓展，通过自己的学术创新丰富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他不仅关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也积极引进非主流的新理论范式、新理论流派，将多元化、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研究呈现在大家面前。他1998年出版《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一书是在与众多理论巨人对话之后的产物，被公认为是迄今华语国际关系学界有关西方国际关系学最系统的著作。该书在评述西方主流理论流派的同时，又引入了主流的反面，体现了作者极为宽广的理论视野，自此鼓励学界非主流理论的研究，甚至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了一套新理论丛书。90年代中期以来，他聚焦“探索全球主义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对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和全球政治进行全面追踪分析，从而拉开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局面，让大家感受到了国际关系学的宏伟景象与美好前景。2000年，他被《中国青年》杂志评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之一，可谓实至名归。进入21世纪，王逸舟教授聚焦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追求“进步的国际关系”，在强调中国主权和发展利益的同时注重其国际责任的探索。尤其是2008年以后，他和同时代的学者联袂推动国际关系研究转向中国外交探索，在提出创造性介入理论和中国外交改进战略的同时，把人文、艺术等视角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外延拓展之中，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中国外交新高地》（2008年）、《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2011年）、《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2013年）、《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转型》（2015年）、《仁智大国：“创造性介入”概说》（2018年）等著作体现了王逸舟教授以中国外交创新为基准推动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展开的情怀与愿望。
在从事国际关系专题研究的同时，王逸舟教授致力于探寻国际关系研究发展之路。早在1993年，他就在《欧洲》发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的长文，坦率指出学术探索与政策需求之间的张力、对国际关系研究实用主义导向的忧虑，探究建立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强调国际关系研究本质上是跨学科的研究，呼吁借助其他专门学科的“工具箱”，借鉴、利用、吸收别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并在新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综合和归纳。王逸舟教授学术经历丰富，视野尤为开阔，既强调国际关系研究发展之道，亦聚焦国际关系研究之术的探索。他注重总结国际关系研究的趋势与规律，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相关研究的展开。例如，他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增订版）》中详细剖析了国际关系领域的扩展：从数量上测量，国际问题研究从过去的单一且静止的目标，逐渐转向日益丰富、多样层化、变幻生成的目标群；从形态上看，各类安全从以往那种比较封闭的、过于自我的形式，逐渐转变为更加开放和互信互鉴的形式；从内涵上分析，国际战略研究从旧式的高政治议题为中心，逐渐转向包含大量低政治议题的全方位、综合性的方向；从空间范围透视，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研究正在从狭隘的战与非战、你死我活的存与废博弈，逐渐扩展到人类、外空、宇宙、其他族类如何优态共存的复合性关切；从研究议程上，国际关系研究从国家中心主义驱动和不容置疑的优先性，逐渐转向容纳日益增多的个体、小单元、多层次非国家行为体的复合社会本位；从威慑战略上，主要国家的核能力及核学说的研发方向，正在从毁灭式转向共存式，再到更多层次、更加复杂设计的战略方向演进。在推进国际关系研究中，他特别强调跨学科路径和创新发展之道。认为“一个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需要有意识地借用政治学的、军事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地理学的、民族学的、民俗学的、哲学等等学科的分析工具，对研究对象作立体的、有色彩分辫力的和有动态感的描述、解释和分析。”他高度关注多元化的国际关系，在推进多元化的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着力甚多。他指出，“在哈佛大学进修期，我从理论上研究了多元化的途径与价值。它教会我，国际关系学科的成长不是单靠几个主流学派的声势，而是要依赖不同流派的共生与依存；这不是线性的增长，而像树状的伸展。只有多元多样，才能丰富多彩。”他强调，国际关系是一种包含了多种行为体和大相径庭取向的世界政治，一个在不断地“层化”和“多元化”、包含有越来越多因素的复杂过程。因此，他秉持的学术态度是：少一点低水平的重复，多一点认真独立的思索；少一点大而不当的空泛之议，多一点专题性的深入研究；少一点功用性的追求，多一点“纯理论”的探讨；少一点撞击反射式的应对，多一点方法论的剖析；少一点根据不足的“创造”，多一点对他人经验的认真汲取。
王逸舟教授不仅呼吁多元创新，而且身体力行。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学术繁荣局面在21世纪初遇到了发展瓶颈，即规范化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多，但多数是介绍、综述和评论，而原创性的成果较少。2002年，王逸舟教授担任主编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办“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研讨会，约50名学者齐聚一堂，热烈研讨。2003年，《世界经济与政治》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联合召开“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会，推动学界强调方法意识、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以这两次学术会议为基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呼唤原创性学术成果蔚然成风。王逸舟教授担任《世界经济与政治》主编期间，将其从一个比较有深度的新闻分析期刊改造成一流的专业学术期刊，堪称一大贡献。他的眼界与胸怀与担任杂志主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杂志要求开放式的知识体系和开阔的心胸与视野。过去30余年间，《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外交评论》、《国际观察》、《国际政治研究》等杂志成为引介西方国际关系领域最新理论进展、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展开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的重要学术平台和前沿阵地，而王逸舟教授先后担任《世界经济与政治》和《国际政治研究》的主编，其个人推动作用颇为凸显。
与此同时，王逸舟教授还体现出浓厚的学术情怀。他认为，好的学者不应该只是单纯的“专家”，学者要有责任感和尊严，而不是被一时的政治赏识或经济利益所左右，“责任”是指你作为学者，一定要有自己的学术坚持，对你心仪的事情有“弘道”精神。他有一种宽厚的情怀，既把冷冰冰的问题变成饱含热度的议题，也让那些热烈而急迫的问题降温，佐之以冷静思考。他的贡献体现在，当中国从贫弱走向开放时，他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当中国从开放走向强盛时，他帮助国际关系研究避免了盲目自大。他追求进步的国际关系，认为“进步的国际关系一定会成为社会需要的东西，公众需要更多符合人性的追求”。他以学术为导向不停地在思考、不停地在写作，让自己的研究事业充满乐趣和想象空间。他身上的书卷气十足，总让人想起于谦的《观书》一诗：“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与此同时，他还以奖掖后进而著称，“看重对年轻研究人员和教师的培养，真心希望他们有更好的业绩”。正因为如此，王逸舟教授的学术品格受到学界的感佩和赞赏。
二、拓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力作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在新的起跑线上。在一个思路决定出路的时代，推进学科建设，必然是情怀决定高度、思想决定深度、眼界决定广度、创新决定速度。有鉴于此，此时此刻，这篇宏文颇为契合时代需求。该论文延续王逸舟教授关于真善美的思考，提出科学人文艺术三个向度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全新命题，“体现了王逸舟教授持之以恒的人文关怀、家国情怀与学术创新，具有十分强烈的‘王氏风格’和全球主义学者的责任担当”。这篇文章从真善美的角度，关联国际关系研究科学、人文与艺术的向度，对于人们了解和把握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不可或缺，对于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走出理论发展的瓶颈期提供丰富的洞见，对于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的纠偏、拓展国际关系的研究视野和方向大有裨益。这是一篇跨学科研究的范文，它用诗化的语言展望国际关系研究的未来、规划国际关系研究的路径，“再次扣动了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扳机”。
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自由、平等、富裕和强大的渴望，是一条贯穿历史的主线。强调科学与人文的交融是哲学界一以贯之、常论常新的经典命题，其中也不乏对美的关照。正如李醒民教授指出的，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的科学主义是盲目的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精神融入的人文主义是蹩足的和虚浮的，爱因斯坦是把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有机结合的范例，“他的科学求真以至善为目的，以完美为标准；他在为善的同时，也激励了探索的热情，焕发出审美的情趣；他从臻美中洞见到实在的结构，彻悟出道德的目标。”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看，科学主义是贯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一条主线，其研究倾向深刻影响着当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但这种研究路径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冰冷的”。有鉴于此，王逸舟教授和严展宇同学在强调人文向度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这一新命题，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内涵。科学、人文和艺术三者的动态均衡，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国际关系研究应走科学之路，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饱含历史瑰宝，更应该走一条人文之路，其根基在于人文关怀和艺术品味。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程表明，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强一些，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相对弱一些，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则起步不久，既有研究积累并没有为“三位一体”的整合提供坚实基础。有鉴于此，朝向“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学这一命题的提出，确实体现了言人所未能言的思想创新。
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而求真正是科学的旨意和强项，求真比行善和爱美更需要勇气和毅力。作为研究活动的科学在探索的动机、活动的目的、方法的认定、事实的选择、体系的建构、理论的评价上均渗透价值判断，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更是充满价值。王逸舟教授早就强调哲学辩证思维和方法论锤炼的重要性，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必须补上缺失的一课，即用更加细致的、推理的、逻辑的、精确的、实证的方法，改进和完善外交、安全、战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分析框架，呼吁重视“理论的理论”即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探索。推崇科学主义的阎学通教授2003年创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推动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变量控制概念的普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地位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许多学者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严格遵守科学方法论不一定能做出高质量的研究，但不遵守科学方法论很难做出高质量的研究。这篇论文从求真的向度拓展了对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作者显然对科学主义的负面效应颇为警惕，致力于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突出平衡“现代”与“古典”的重要价值，体现了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开放包容精神。
显然，这篇论文更重视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文向度。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永远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主张个性解放，张扬人的善性和理智，追求真善美，尊重人的人格，重视人的价值，关心人的福祉，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终极关怀的情愫。值得强调的是，历史上以人文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思潮大大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可以说，科学与人文的契合是人类生活的核心命题。尤其是，针对科学主义日盛、人文主义式微的局面，更应积极促成科学与人文的对话与交流。科学主义乃是科学技术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泛化，人们必须自觉地反思并批评这种泛化，自觉地限定自然科学思维方法所使用的范围，才能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留下地盘。国际关系研究是兼具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的学科，决定了其发展路径要寻求二者的结合。王逸舟教授敏锐地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张力，及早撰文予以纠偏，既强调缺乏科学定向坐标和共同知识平台的局限性，又呼吁加强人文关怀的价值。他指出，跟某些学科对照，中国国际关系学比较缺少人文关怀。相形之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讨太注重政策面的东西和上面的“精神”，太少追问平民百姓真实的想法和需要；我们需要人文主义的批评，需要平心静气的思想交锋；人文精神只有在争论中才能弘扬，思想的独立必须在批评中得到检验。秦亚青教授反对“科学神话”，强调成熟的社会学科所具有的方法论体系是开放的体系，方法论原则是多元主义。人文精神要融入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方法要以人文精神为基础，体现了推动科学与人文相契合的学术立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当前已经出现了某些科学神话的苗头，实现人文与科学的契合更有其迫切意义。这篇文章提出微观研究、小国研究和日常生活研究的切入点，凸显了作者以“善”的向度界定人文国际关系研究的特质。
当然，最能体现本文创新性的，是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这一“美”的向度。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学术本有一种启人心智的境界，以求“静中识变”和“变中识静”，艺术与美感当与学术相关联，我们也常常将学科界定为某一领域的“科学与艺术”。国际关系研究的跨学科属性造就了学科交叉的必然趋向，而自2001年提出国际关系的“美学转向”以来，国际关系美学研究的议程不断拓宽，思路日渐扩展，内容集中体现在从大众文化中的美学维度考察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视觉艺术、文学、音乐和流行文化等美学形式。加强美学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不仅能重拾美学的政治价值，而且能突出研究者个人在理论建构以及普通大众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代表理论研究的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性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主流理论重理性、物质和军事安全等认识上的垄断局面，促进了理论的多元发展。王逸舟教授指出，从研究美学的角度说，由政治经济社会不同元素组成的三维世界，比起旧式的权力政治学平面图或政治经济学互动过程，更加平衡，更具立体感，也因而更引人入胜。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显然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跨学科景象，使更多低度政治领域（low politics issue-areas）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时空。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激发学者转换研究视角、推动知识创新的新思路，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上述科学、人文、艺术三个维度的梳理表明，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精神不断得到强化、科学实证主义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情势下，王逸舟教授呼吁在科学维度之外找回人文和艺术的维度，用“三位一体”的思路推动学科发展，对于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多元视角和多元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如何形成朝向“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研究，本文并未提出系统化的思路。实际上，这一思路的困难不在于如何在研究实践中把握三者的平衡，而在于如何相结合而一体化。在百年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以科学向度的国际关系研究为基准，同时强调人文关怀和艺术向度，不难得到学界的肯定性回应。当然，我们也需要承认现实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向度仍有缺陷，鼓励和加大从科学向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仍然非常必要，这仍是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实现知识进步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我们要警惕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理解，就像李剑鸣教授指出的，中文语境中的“科学”一词，早已沾染了浓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凡是科学的就意味着政治上合法和思想上正确。我们需要认识到，人文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仍有所欠缺，尤其是人文历史情怀的匮乏应引起高度关注，现实的利益考虑和智库建设的热潮导致了政策导向的偏重，对基础理论、历史积淀的相对忽视不可不谓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大弊端。我们还要警惕的是，跨学科、学科交叉的目的是发展学科而不丧失学科的主导性，如何在“三位一体”的追求中保持国际关系学科的主体性，保证在学术研究中存在一个可识别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共同体”，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议题。
发展朝向“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学需要解决的难题在于，本文所论及的科学、人文与艺术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就国际关系学科而言，同一层次意味着，科学是规律的体现，人文是主体性的表达，艺术是解决问题的技巧，其功能在于把刚性的利益表达转变为艺术性的美好追求，这是一种学术智慧，而不是学科表达方式。换言之，艺术的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艺术性并不等同。有鉴于此，笔者倾向于认为，朝向“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学追求集中体现了王逸舟教授持之以恒的学术使命担当，这就是进一步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与视野，将更多元素纳入关注范畴，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夯实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
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与时代潮流、国家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英国的衰落催生了国际关系学科，成就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一波浪潮；美国全球霸权的崛起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并结出丰硕的果实，造就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重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当前，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刻，世界充满不确定性。面对百年变局，各主要力量加紧内外战略调整，抢占战略制高点，国际形势加速深刻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上升，国际多边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遭到挑战。世界面临单边与多边、对抗与对话、封闭与开放的重大选择，处于何去何从的关键十字路口，推动思想观念变革成为最重要的能动力。百年变局最耀眼的表现，莫过于中国从过去在世界舞台的边缘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成为最具影响的因素之一。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百年未有，处于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关节点上，中国战略构想与动向举世瞩目。在世界各国普遍陷入迷茫之际，中国紧紧抓住时代发展的脉搏，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世界乱象中的中流砥柱。随着中国新时代的到来，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成为一种现实的诉求，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入创新发展时期。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我们需要回溯国际关系研究在英美的发展脉络，寻求必要的启示。王逸舟教授曾撰文评述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重心”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美国化”问题，他指出，在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中，至少有30种学说、学派或思潮是由美国学者开创的（或至少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流派之一），包括了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那些基本上由非美国学者创立的学说、学派或思潮，在整个研究内容中所占的比例很有限。美国学者秉持实用主义传统，更热衷于科学方法的运用而非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关系学科逐渐疏远了欧洲学者对历史与国际法的重视，而偏向于注重地区研究的专业化和理论化。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上述特征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力图打破美国研究模式的樊篱，在积极引介欧亚国际关系研究成果的同时，致力于自身理论研究的创新，推动着国际关系研究多元化的进程。以王逸舟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致力于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和视野，以阎学通教授、秦亚青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致力于深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二者纵横交错、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国际关系研究黄金时代的到来。在此意义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不再像王逸舟教授和严展宇同学所写的是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的“小兄弟”，而成为政治学研究最活跃的增长点，其发展使得其他政治学领域相比黯然失色；随着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并行发展的加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有着更为强劲的理论创新动力，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差距在缩小，以中国为本的理论趋向逐步确立起来，中国视角、中国思想、中国贡献、中国传统智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促使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时代正在到来。
有鉴于此，确定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位就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政治学研究异军突起的新兴学科领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努力推动了政治学的整体发展，并且形成了积极开放的新学科气象。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诸多大学建立了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如同济大学、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强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相辅相成，许多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如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将政治学系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尽管在学科设置上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作为政治学的二级学科，但在学科布局上不同机构却各有侧重，且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当前，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愈加密切，实践需求、战略选择、外交作为都给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取用不竭的素材和营养，为其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路将国际关系研究与政治学发展密切关联，进一步推动了跨学科交融发展，使得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现出越来越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国际战略等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越国际同行，在其他领域也具备了与国际同行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实力和底气。我们的研究人员不再盲目追捧欧美经典著作，而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和政策分析，在理论上则开始强调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挖掘，世界政治研究、国际战略研究等新领域得以深入发展。以此为基础，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正在得到更大的重视。
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重要标示就是本土的理论创新。20世纪80年代，学界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命题；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关系学界关于构建中国学派的探讨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高而日渐热络，且逐渐聚焦于借鉴中国传统资源发展中国理论，但真正把愿望付诸实践却是凤毛麟角。相比而言，王逸舟教授更强调国际经验的借鉴，呼吁在摆脱英美等理论和方法之霸权束缚的同时，密切关注在借鉴外部经验的基础上提高中国学术水平、提出受到国际社会重视的独特理论，认为“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从发达国家同行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引进和借鉴的工作远未结束。”秦亚青则持有中庸的立场，强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汲取中华文化背景知识中的精华的基础上，努力在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和思想的对话中不断发展和丰富自己；强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应积极寻求超越性意义，通过超越知识生产的本土空间，以获得比较广泛的普适性。更多的中国学者认为，西方三大理论的融合、接续西方理论主线的努力都产生不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只能来自于本土资源的挖掘和本土经验的总结，然而无论是传统资源的现代化还是当代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创新的探索都颇为艰难。在此意义上，赵汀阳教授的天下体系理论、阎学通教授的道义现实主义都因聚焦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而体现出里程碑意义，而上海学者集体打造的“共生学派”有着更为明晰的当代政治色彩，皆可视为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努力。当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最终必然来自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系统挖掘和对中国当代外交实践的经验总结，佐之以国际比较和马克思主义指导，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系统挖掘具有决定性意义。
夯实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应在持续聚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本质上，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国际关系研究一直走的是跨学科发展之路，其基本路径是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相关知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我们应对其他学科持有开放的、批判吸收的态度，通过跨学科对话获取理论、方法、案例与智慧，在交流合作中推动兼容互鉴，在论争交锋中实现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更要在跨学科交融中确立国际关系学科特质，形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与相对清晰边界的范畴体系”，实现从多学科到跨学科、单一学科的历史性飞跃。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已经进入单一学科的关键节点，但仍应注重跨学科交融和学科交叉，以赋予更强大的基因，以寻求更深刻的理论突破。
展望未来，随着世界转型的加速和中国全球影响的推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必将迎来辉煌时代。对照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我们深刻认识到，惟有坚持科学、人文与艺术的交融，惟有强调真善美的追求，惟有把学术旨趣与理论诉求结合起来，才能抓住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标志性的理论创新。有鉴于此，进一步夯实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深刻把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方向，才能如王逸舟教授所愿，“更加全面、审慎、平衡地理解我们的世界”，“让国际关系学兼具严谨与秩序、趣味与洞见、温度与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