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发展历程颇不平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1996年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升级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中印关系站立在新起点。中印都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均高度关注自身在亚太地缘政治和全球中的影响，发展的一致性与竞争性并存。中印关系的复杂性源于安全问题，外溢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近年来，印度在认知层面对华对冲明显，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安全摩擦长期影响双边关系。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和班公湖对峙将两国关系推到谷底，印度对华对抗心态的升级和对抗手段强化，中印合作的基础不断遭到削弱。同时，两国政治决策深受美国的影响，近几年美国不断拉拢印度，进一步加剧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可以说，中印关系正在迎来战略折冲期。
复杂性是中印关系出现阶段性优劣的直接影响因素，研究复杂性是应对双边危机、加强分歧管控的有效途径。面对中印关系的复杂性，中国始终致力于解决复杂性，促进双边关系和平稳定。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就对中印关系的总体方向综合把握，即使面对印度的挑衅，中国也没有放弃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问题。毛泽东认为，“总的来说，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相信也将如此。”邓小平曾战略性地评价中印关系的重要性，“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者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江泽民访印期间指出，中印发展长期稳定和健康的国家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胡锦涛认为，中印两国作为近邻，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实现共同繁荣，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大势所趋。习近平用“三个伙伴”定位中印关系，即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做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做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习近平提出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和百年变局的战略思路：“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这一思路为我们应对中印关系复杂性提供了战略指引。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从结构、进程、认知和战略惯性等角度阐述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探究伙伴关系复杂性的表现和影响因素，搭建剖析伙伴关系复杂性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印度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对当前中印关系的复杂性进行深入剖析和战略评估，并从政治、经济、安全和危机管控等多角度提出应对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建议。
伙伴关系复杂性的分析框架
伙伴关系作为服务于国家目标的一项重要战略，是国家间关系表现形式的重要创新。它是根据正式或非正式的约定形成共识，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互惠互利、信息共享，谋求国家间在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复杂性内含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之中，并形成其独特表达。
复杂性作为客观世界的一种内在属性，始终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类组织与结构当中。梅拉妮·米歇尔（Melanie Mitchell）认为，复杂的系统是由大量不同组别组成的网络，不存在中央控制，通过简单运作规则产生出复杂的集体行为信息处理，并通过学习和进化产生适应性。学界尚未对复杂性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本文认为：
第一，复杂的国际关系来源于结构关系的多元性。肯尼兹·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因素，结构是由大国的物质权力分配定义的，权力直接影响国家间利益联系的方式和结果。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结构强有力地影响着国家的需求和替代选择，而这些需求和替代选择反过来则确立了国家权力。因此，结构带来的影响通常是全局性的，国家多元利益的博弈直接影响体系的稳定。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多个要素组成系统后，就会出现系统组成前单个要素不具备的性质。系统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多元利益的涌现，还在多种类、多领域等综合要素中被持续影响。多元利益要素交互本身形成的复杂结构致使国家间关系呈现出复杂状态。
第二，进程展现了国际关系复杂性的不同侧面。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能够和其他行为体交流，是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学习”或“积累经验”，国家在进程中表现出的协调意愿以及“经验积累”能力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多元要素对进程阶段的作用催化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基欧汉指出，在权力结构条件相同的系统中，受到国际进程即秩序、规则和机制的综合影响，国家之间的行为具有差异性。当国际机制不完善时，协调和沟通过程增多，国家间关系会变得复杂。
第三，文化、观念等认知差异导致国际关系的矛盾性，并进一步增加复杂程度。基于国家身份差异，国家对国际社会秉持差异化认知并因此进行不同的实践互动，国家多重性身份导致差异化的观念认知以及由此制定的相关政策。亚历山大·温特指出，观念往往比物质力量重要，观念和观念建构的利益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这些观念构成了个体性角色和条件，国家通过这些条件进行互动。国家间交往中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观念层面相同或相近的国家之间更容易互相理解彼此之间的政策，国家间合作更容易达成；反之，历史上存在冲突、宗教信仰有差异或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更容易产生矛盾，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程度更高。
第四，复杂性内含于国家间长期以来合作与竞争交织的战略惯性中。大国之间的交往通常表现为竞合（coopetition）关系，竞合关系与战略惯性长期交织并相互塑造。战略惯性对国家的预设战略形成依赖效用，不仅影响国内政治和决策层，还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国际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世界中，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深化，摩擦和冲突同相互依存相伴相随，竞合互动形成的战略惯性将对国家间关系复杂性产生深刻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复杂性源于矛盾性，是不同主体之间受到结构、进程和观念要素的影响，在国家间交往的领域、过程和认知层面呈现出的一种状态。国家间关系复杂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并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内含于伙伴关系复杂性中，受结构、进程和观念等要素的影响，并以更具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
其一，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观念认知的契合难以一致。伙伴关系的观念基础在于消除相互之间的误解，促成善意认知，伙伴国家之间的认知契合度越高，越容易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建立势必受到不同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化观念的差异造成国家在身份认知产生偏差，进而阻碍伙伴关系的有效建构。观念认知形成的行为偏好影响国家行为各个方面，导致外交实践出现多种复杂状态。
其二，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利益和领域的多元结构。结构的复杂性体现在伙伴关系涉及的多元利益上。国家利益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伙伴国家不得不考虑多元利益之间的牵扯对共同利益造成的消极影响。国家不仅要稳定安全并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还要建立并维护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另外，结构的复杂性还体现为伙伴关系多样化的合作形式。迄今中国与1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20多种伙伴关系，多样化的伙伴关系类型展现了中国外交的灵活推进，但不同伙伴关系在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合作广度深度和追求的目标上有所差异，也加剧了中国伙伴关系建构的复杂性。
其三，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博弈进程的程度不一致。伙伴关系本质上是国际合作关系，达成合作的逻辑是参与者都从合作中获益，而在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协调成本。在伙伴关系构建的过程中，国家需要考虑协调过程的复杂性能否被预期收益覆盖，并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做出行动。协调过程充满复杂性，双方对合作的期待和欲望有所差异，复杂的环境让各方获得信息的时间和渠道不同，伙伴双方的信息非对称性可能造成误解，而且合作最终模式的确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实践中被反复试炼。
我们认为，影响伙伴关系复杂性的因素包括：
在国家层次上，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博弈，理性国家与非理性行为的相互作用使伙伴关系的复杂性显现。经济和安全的博弈长期存在。安全是国家生存的保证，即使是经济发展形成的复合相互依赖对安全的影响也比较有限，二者之间的利益博弈阻碍了共同利益的拓展。另一方面，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个体，国家既要追逐自我利益，也要促进国际社会集体利益的实现。但在集体行动困境下，国家更倾向于自我利益的实现。正如奥尔森指出的，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国家为实现共同体利益使用理性的强制手段，与行为体的非理性行为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
在双边层次上，国家间的历史充满了相互联系的复杂互动。伙伴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双边关系，国家间历史交往的影响甚深，历史上交往关系密切的国家更容易形成亲密关系，对历史上交恶的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而言，即使存在共同利益也难以建立战略互信。双边核心议题的冲突影响伙伴关系的稳定性。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共同利益的稳定和拓展极为不利，致使不确定性长期存在。
在地区层面上，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地区多样的合作形式使伙伴关系的构建更加复杂。地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致使共同利益和冲突性利益广泛存在。若地区拥有较多数量的主体，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牵扯复杂且存在竞争关系，协调所需成本会变得高昂，加之域外力量的影响和掣肘，合作的复杂度趋强。
在全球层面上，伙伴关系构建的外部环境因素复杂多变。世界恰逢百年变局，加之新冠疫情肆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大幅削减。疫情扩大了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安全是不稳定，放大了全球公共产品在危机时刻的供给缺陷。全球治理危机凸显，尤其是全球共同价值体系的缺失，极大制约了伙伴关系效用的发挥。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伙伴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结构、进程、认知等诸方面，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等不同地域范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均有所展现。在百年变局和大国竞争愈发突出的当前背景下，深入剖析伙伴关系的复杂性有其必要性。鉴于中印关系重要和当前双边矛盾冲突的突显，通过伙伴关系复杂性视角重新认识中印关系并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其未来，亦有其迫切性。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曲折演进
中印关系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后，中印逐渐形成了稳定的互动模式，即强调发展中国家共同属性，将对方视为本国发展机遇而非威胁；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脱钩，并建立相关机制管控边界争端，确保边界的和平安宁；加强全球性议题和双边关系的功能性领域合作，特别是将经贸领域合作作为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这是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关键基础。双边合作不仅对维系亚太地区稳定至关重要，也对发展中大国联合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建设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两国实力的增强、百年变局的深化和大国博弈的演进，中印关系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日趋突出，中印关系到了需要重新定位的关键时刻。
1. 印度的战略地位和价值
印度是南亚地区的重要大国、印度洋战略支点国家，对亚洲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强调，“我们不能忽视印度地处印度洋的地缘中心以及在亚洲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这一事实。”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和南亚次大陆最大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印度在亚洲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印度致力于主导南亚，不仅利用与中国、巴基斯坦的三角互动维持和其他南亚国家之间微妙平衡，还高调加大在阿富汗的影响。印度一直将印度洋视为其势力范围，印度海军的大力发展源于对海洋的依赖，也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东亚是印度海外利益拓展的重镇，印度与日本有着相通的地缘利益需求，无论是制衡中国在南海崛起的海军力量，还是担忧“一带一路”的全球影响力对地区的秩序建构产生的影响，印日互动不断加强。自万隆会议以来，印度一直通过“不结盟”旗帜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是“七十七国集团”的领导力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印度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大国。
印度是美、俄、日、澳等国竞相拉拢的对象，制衡中国的潜在作用受到重视。伴随经济增长，印度的国力和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印太战略”凸显了印度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价值，印度成为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性变量。俄罗斯是印度传统而特殊的合作伙伴，有意将俄印关系提升至与中俄关系同等水平高度。俄罗斯既希望深化与中国的关系，又要防范中俄印三边合作在俄罗斯和印度之间制造裂痕。日本和澳大利亚警惕中国在地区展现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在东海、南海维权展现出的安全影响力，极力拉拢印度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成为印度发挥更大作用的新机遇，极大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有鉴于此，印度逐步推行所谓的多向结盟战略，其要点是交好美国、应对中国、深耕欧洲、安抚俄罗斯、调动日本、整合邻国、影响更广泛的周边、扩大传统的支持者。
2.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中印自1950年建交以来，受国际形势变化与边界冲突等因素影响，双边关系发展曲折复杂，经历了友好、敌对、缓和与改善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建交之初，两国搁置边界领土争议，在反对霸权统治、维护独立自主问题上密切合作。1954年4月19日，中印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对处理边境领土安全问题进行新探索。万隆会议期间，尼赫鲁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显露头角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印度连续三年在联合国提出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为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提供了巨大帮助。
20世纪60年代初，中印边界冲突升级甚至爆发战争，双边关系降为临时代办级别，两国政治、经贸、边境贸易和文化交流往来几乎全部中断。中印关系的缓和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美、中日的和解，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结束长达15年仅维持代办级关系的局面。1979印度外长瓦杰帕伊访华，标志着两国高层往来开始恢复。但是，双边关系依旧是脆弱且复杂的，中国宣布对越南开展自卫反击战，瓦杰帕伊以此为由，提前结束访华行程。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及共同感兴趣的国际、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使中印关系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堪称“破冰之旅”。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体系由两极对抗转向多极发展，中印两国都希望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两国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进程中推动了双边关系的改善。1992年，江泽民正式访印。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访华，中印签署《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规定中印领土争端通过和平友好协商方式解决，任何一方不得使用武力威胁对方，这为确立双边伙伴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1996年，江泽民访印，两国确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
安全问题是双边关系发展中的最主要关切。1998年印度的核试验引发中印友好关系动荡，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尽管两国搭建了对话协商机制，但协调的过程多变而漫长，因双方利益诉求差异、信息不对称和域外因素影响而产生诸多变数。历史遗留问题未妥善解决，双边矛盾存在激化可能。有鉴于此，中印高层互访为上述复杂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2000年，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华，与江泽民达成加快核实边境实际控制线的共识，中印边界问题重新放到谈判桌前。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华，首次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采取行动制止“藏独势力”在印度进行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为搁置争议、重开对话开创了新起点。2005年，温家宝访问印度，双方宣布建立“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署了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指导协定,并且通过了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
3.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演进中迎来曲折
受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印战略合作中有矛盾，又在矛盾中求合作。矛盾引起的复杂性影响双边合作成效，阻碍两国伙伴关系深化。
2006年11月，胡锦涛访问印度，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强调两国面临着共同发展的光明前景，两国不是对手或竞争者，而是互利合作的伙伴，提出了进一步充实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系列举措，制定了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2008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两国签署《中印关于21世纪的共同展望》，达成多项合作共识。2010年是中国印度建交 60周年，印度总统帕蒂尔访华，温家宝总理访印。2011年为“中印交流年”，2012年为“中印友好合作年”，双边互动进一步加强。2013年，李克强总理与印度总理辛格实现年内互访，两国领导人达成推动两国合作持续取得新成果、深化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共识。莫迪2014年当选印度总理后，中印领导人互访更加频繁。2014年习近平正式访问印度，2015年莫迪正式访华，2016年印度总统慕克吉访华，莫迪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习近平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2017年，习近平与莫迪在多边国际会议场合举行两次正式会见。2018年习近平与莫迪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2019年两位领导人在印度金奈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习近平和莫迪频繁在中国和多边场合会面，高层会晤为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注入了强劲动力。
另一方面，莫迪2014年执政以来，强调印度外交“周边第一”，而中国同时也更加注重经略周边，双方的地区竞争趋于激烈。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影响力的增强，两国的实力差距引发印度的担忧，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华遏华的倾向日趋明显，倚重印度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印度的地缘价值由此陡升。受边界冲突、美国“印太战略”拉拢蛊惑、新冠疫情蔓延等因素的影响，印度越来越将中国界定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战略威胁，而不是战略合作伙伴。有鉴于此，中印关系发展中不乏曲折，尤其是边界矛盾冲突凸显，集中展现了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017年的洞朗对峙、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和班公湖对峙渐次将两国关系推至谷底。两国就边界冲突举行多次军长级会谈和外长会晤，但因立场相去甚远而难以调和。两国关系现有运行机制与架构效能衰减，难以平稳运转两国之间的复杂互动，中印关系到了难以重启的关口。进入2021年，印度对华对抗心态进一步升级，对抗手段进一步强化，双方在经济安全、网络空间、科技出口等领域的争端进一步加剧。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复杂性表现和原因
复杂性是长期存在于中印双边关系。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两国合作领域，多层次跨领域的合作更加频繁，在结构上增加了博弈的来源。多层次合作伴随着两国在各议题中的争议和矛盾上升，中印之间尚乏成熟的对话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小摩擦逐渐累积为矛盾，甚至上升为冲突。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呈现复杂性特征，使得双边关系发展始终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
第一，边界局势日趋紧张，安全协调机制作用有限。受地缘政治思维逻辑的影响，印度对华战略选择始终无法超越安全困境，担心开放与合作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会提高本国军事防御的安全成本。2003年，中印协商建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并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战略，即先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再确立落实指导原则的框架协定，最后在地面上划界立桩，该机制成为中印双方协商解决边界冲突、进行定期战略对话和战略沟通的平台。但是，该对话机制并没有形成固定模式，只对中印既有的边界矛盾与冲突进行协商调解，但预防冲突的发生有效性有限。2020 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和班公湖南岸对峙背弃了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合作共识，深刻表明了两国边界问题冲突性和解决机制的局限性。与之相对照的是，印度在边界问题上采取更具冒险主义的政策，重新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挂钩”，甚至将边界问题作为发展中印关系的前提条件。
巴基斯坦作为中印邻国战略地位特殊而敏感。国家安全始终是横亘在印巴缓和之间最大的障碍，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在南亚的肆虐打断了印巴全面对话机制的运行，严重影响了印巴就双边问题进行谈判、协调的进程。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为信赖和倚重的伙伴，印度忌惮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进展，三边关系的交互作用使国家安全因素在双边伙伴关系建构上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印度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现实主义政策，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所推行的发展战略对接与此短兵相接，形成了在地缘政治经济上的竞争态势，引发了印度更深刻的安全考量。
第二，政治交往频繁，但战略竞争性日趋显现。2005年双方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中印高层互访不断。截至新冠疫情爆发，两国领导人保持了频繁的往来，在发展中大国协调、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等方面深入合作，高层互访为两国政治、经贸和人文交流提供了有效平台。另一方面，随着事态发展和国际形势演变，双边战略竞争态势的态势却愈加明显。中印同时迎来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剧增的时期。随着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印度的战略心态变化巨大，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美日印澳四边合作不断深入的地缘政治变局赋予印度更大的战略空间，印度逐渐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中印既有的战略共识被严重削弱。表现在“一带一路”上，印度成为全球最激烈的反对者。印度认为中国崛起给印度带来巨大挑战，把“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对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主导地位的严重挑战，与其他国家携手制衡中国崛起日益成为其重要战略选项。
第三，经贸领域合作深度有限，对华经济限制上升。地区间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天然的地缘基础，经济合作是维系战略伙伴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经济领域寻求合作是中印伙伴关系主流诉求，但其中不乏竞争与障碍。近20年来，中印贸易额从2001年的35.96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875.91亿美元，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宽。另一方面，频繁的经济交往带来贸易不平衡、贸易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中国长期处于双边贸易的优势地位，巨大的贸易差额逐渐成为中印经济竞争的主要原因。印度对此多次采取制衡措施。有专家指出，印度选择不加入RCEP，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担心中国利用经济和产业优势占领印度市场，进一步扩大对印贸易顺差。据统计，印度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仅次于美国，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位居第一。
从对外投资角度看，中印都面对外部国家的激烈竞争，在战略信任有限的情况下，有深度、有广度的投资合作不多。中国对印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总投资的比重较小，但增速较快；印度对华投资波动比较大，20世纪90年代到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保持较高增速，其后分别在2013年和2018年急剧下降，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中印双向直接投资的领域目前比较单一，以制造业为主。由于中印互信程度低，双方开展合作受到许多限制，特别是近年来印度对中国以及中国企业投资者缺乏信任和包容性，不尊重法治、市场精神，持续无端限制中国投资，损害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更值得关注的是，印度认定自己越是与中国合作，同中国的差距就越来越大，印度希望在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经济脱钩”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中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角色，双方在全球层面的竞争因素有所凸显。
第四，人文交流实践丰富，但相互认知差异明显。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脉之一堪称明证。途径欧亚、连贯东西的“南丝路”促进了中国与亚欧各古代文明的联系和互动，传播了印度文明、宗教文化，形成了文化之间的交汇融合。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印相继开展“中印交流年”、“中印友好合作年”、“友好交流年”等活动，建立起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两国均重视青年交流，将其作为加强双边人文交流互动的重要路径。例如，2020年，中国驻印大使孙卫东线上分享中国抗疫经验，联合印度青年领袖联合会主席苏万共同主持在线交流，进一步促进了人文交流对话。
另一方面，中印之间存在着自我重视、相互轻视的因素，值得我们深入关注。许多中国人认为印度基础设施较差、产业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总体经济发展环境比中国差，不可能超越中国。对中国而言，印度是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国家，不属于中国对外战略的优先级对象。印度则一直认为自己的发展环境、发展潜力比中国大，应该比中国更有影响力，自己才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认为只要自己与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就可以发展起来，对于是否与中国搞好关系并不重要。与之相关联，印度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及其宗教影响下的政治文化孕育了进取心极强的战略思维，印度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敌手，认为两国之间的互动是两个平等强国进行的零和博弈。上述认知差异反映出两国深层次矛盾，严重影响着双边关系的发展。
上述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究其原因，是由于战略认知差异、利益结构多元和协调机制局限等因素导致的。
首先，战略认知差异导致中印关系复杂程度加剧，战略竞争态势突显。从历史上看，中国和印度的战略逻辑思维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传统反映在战略手段上是“渐进的”、“不具备进攻性”的。印度的政治和
中印战略精英倾向于以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对外战略的逻辑起点，其思维逻辑具有基于历史因素和传统文化的建构性特征，反映在战略手段上是“激进的”、“变动的”。战略认知差异导致两国处理国家事务的行为差异，由此产生矛盾和误解。中印对伙伴关系的理解不同。中国谋求的伙伴关系是在各领域合作中秉持求同存异的理念，以互利共赢为基础，不断拓展共同利益的外交关系。同时作为中美两国战略伙伴的印度，在“战略合作”概念上与中国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印度甚至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伙伴关系网是进行安全战略部署的手段，对印度的国家安全和地区霸主地位带来巨大威胁。对战略伙伴内容认知的差异造成中印在处理伙伴关系的方式以及深化战略合作手段上完全不同的做法，极大地影响了中印伙伴关系的推进。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美日印澳四边合作不断深入、印度国内政治生态急剧演变的背景推动对华强硬成为印度的长期性主基调，印度成为中国在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迫使中国对西南方向战略态势的变化倾注更多注意力。
其次，利益结构多元导致中印伙伴关系构建出现复杂性联结，共同利益遭受侵蚀。伙伴关系得以持续和升级的重要原因是共同利益的维护和拓展。中印核心利益冲突使两国的战略信任不足。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作其崛起道路上的重大阻碍，尤其步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地区秩序的塑造者，印度深感威胁。有限的战略互信使共同利益拓展的难度升级，中印在伙伴关系安全利益的诉求上冲突逐渐不可调和，而非核心的共同利益对中印关系的实质性影响有限。经济利益是最经常的国家利益，但是只有在安全利益有保障之后，经济利益才会上升为国家对外政策追求的最主要内容。受安全利益的影响，中印经济合作始终有限。印度通过总体性战略评估认为，现阶段对华强硬，将使其在国际声望和地区身份、“印度制造”和增加就业、国际产业链转移和吸引外部投资、美印关系发展以及印度对地区中小国家的掌控能力等方面获得收益。为此，印度甚至在悄悄削减对不结盟运动的支持，对美国主推的“印太战略”采取更加积极融入的政策。
再次，协调机制作用不足导致中印伙伴关系复杂程度上升，重回正轨并不容易。对边界问题的认知差异加深了中印双边协调的复杂性。印度将中国视为战略敌手，认为中国伙伴关系构建对印度形成战略包围，边界安全成为中印在印度洋地区博弈的重要原因。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考虑长期性、渐进性的方式，而非急于求成。邓小平指出，“中印之间要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法无非是双方让步，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习近平强调，“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只要我们坚持友好协商，最终能够找到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要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不使边界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整体发展。”相比而言，印度在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上更强硬，希望越过协调而直接解决边界问题。尼赫鲁否认中印存在领土争端，莫迪则明确提出核实双方边界实际控制线的要求，迫切希望重启已经停滞的核实实际控制线进程。两国对待边界问题的态度不同，期望获得的解决方案大相径庭。无论中国是否愿意以及印度是否承认，边界问题已经成为塑造中印关系未来走势的核心问题。中印关系在未来可能很难按照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期间所达成的系列共识推动边界问题的解决和在其他领域中的合作。
应对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复杂性的建议
中印战略伙伴关系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利益联结，也存在着严峻的脆弱性和复杂性。随着战略竞争成为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突出特征，中印面对的国际态势均发生深刻变化。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锁定中国为势均力敌的对手，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代。拜登政府继续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更加强调组建民主国家同盟的方式形成一致对华政策。在此影响下，美国加快在亚太地区构建反华战略网络。中美战略竞争的形成、亚太局势变化为印度实行机会主义政策提供了有利契机。一方面，在“印太”语境下，印度顺势参与美日印澳“四国同盟”，积极打造美印“2+2”对话机制，试图利用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平衡、限制乃至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印度仍与中国保持必要的联系和互动关系，在经济发展上与中国进行务实合作，利用金砖国家峰会机制和上合组织等保持对华联系。总体而言，中印战略竞争突显，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性遭受挑战。但另一方面，中印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两国面向未来的共同目标基础仍然坚实，中印之间的经贸互补性依旧广泛。两国不仅正视和积极推动解决双边发展中的问题，而且避免域外力量介入双边问题的方向没有变，都坚持双边问题双边处理。有鉴于此，两国存在着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的可能和基础条件。当前，如何妥善经略中印关系考验着中国外交，迫使我们深入思考。面向未来，需要双方摒弃零和思维，加强竞争管控，为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提供条件和动力。
其一，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通过多层次交流弱化双边关系复杂性的影响。高层交往尤其是直接会晤能够减少因沟通不畅带来的战略疑虑，是解决中印两国面临问题、稳定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应注重发挥直接对话机制的作用，如提高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调能力，加强中印在低政治领域的对话与互动，从而在认知层面加强对彼此的战略了解，探索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维系已有的双边对话机制，就两国现有问题展开对话，推动达成共识；借助二十国集团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多边合作平台，举行高层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商讨、解决双边问题；利用多边合作机制加强沟通理解，拓展共同利益范围，通过交流减少复杂性的影响。
其次，理性看待对方，推动中印双方形成新的全球战略共识。面对中印共同崛起的事实，理性看待对方至关重要。正如王毅指出的，要把分歧放在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关键是要坚持中印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共识。两国需要客观看待对方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上升的必然性，客观看待对方国家利益拓展的必然性，强调双边关系的战略价值，强调两国在全球发展上的发动机作用，相互支持在完善全球治理、推进新型全球化、推进国际秩序变革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形成在全球身份上的战略共识。
其三，依托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加强合作，稳固共同利益的认知。中印同属新兴大国，经济领域合作潜力广阔。我们要稳固双边经贸合作，择机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借助多边经济平台，深化经济交流层次，有利于缩小中印经济贸易顺差，推动合作，降低复杂性的消极影响。金砖国家机制是中印等新兴国家联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新变革的新路径，为中印合作提供有效平台，为政治、文化、安全、生态领域的合作交流提供机会。我们还可以利用孟中印缅（BCIM）次区域经济合作，有效推动跨境经济和边界贸易的开展，增进多边利益，稳固共同利益的认知。
其四，推动安全对话，加强竞争管控和危机应对，为中印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当前，中印关系的战略竞争性凸显，应客观看待中印竞争面扩大的现实，完善从“争端管控机制”转向“竞争管控机制”建设，防止竞争升级为争端。在此认识基础上，要提升应对边界危机的能力，加强中印军长级以上和相关国防部门危机应对机制建设。密切关注中印在海洋的竞争态势，及时跟进两国海洋发展战略及对海上安全形势的立场变化，积极探索建立中印海空联络机制，管控双边海洋安全竞争，共同努力避免恶性竞争，弱化危机和分歧的外溢性影响。与此同时，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积极讨论打击跨境犯罪和贩毒合作的可能，弱化安全领域的复杂性难题带来的直接利益对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