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外部环境正在加速演变，必须慎重应对。本文提出分析和评估外部环境的基本思路，梳理2008-2017年外部环境变化与中国战略创新发展，探究2018年至今中国外部环境激变的根源与中国战略调整的指向，并呼吁加强战略研究，做好必要的应对准备。本文认为，中国积极应对2008年欧美债务危机以来的外部环境演变，以融入国际体系为主要路径，大力推动国际战略创新，实现了国家战略利益的全球拓展，并基本保证了中美关系的动态稳定和良性发展。2018年至今，百年变局、美国对华新战略、新冠疫情推动着中国外部环境激变，中国应冷静观察，稳健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坚持自力更生与扩大对外开放并行，立足东亚和周边地区，积极推动双边协调和多边合作的创新结合，实现中国外部环境的稳步改善。当前中国外部环境的激变为国际战略学科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正在推动着国际战略研究黄金时代的到来，作者呼吁加强对中国外部环境的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在提出应对之策的同时，积极推动理论创新，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外部环境 中美关系 新冠疫情 国际战略研究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门洪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同济特聘教授。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和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愈加密切，如何维护和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至为关键。2020年4月8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①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②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③上述战略判断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一脉相承，构成了我们进行战略调整和创新的基本逻辑。

1978年至今的中国和平发展，以改革开放为核心抓手，以融入国际社会为主要路径，营造良好而稳定的外部环境具有基础性意义。外部环境与国内建设密切相关，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能够减少其与国际互动的成本，增强从外部获得促进国家实力增长的机会；一个敌对的外部环境则显著消耗本来能用于发展的资源，从而降低发展速度。④有鉴于此，外部环境演变与国家战略调整之间存在着明晰的互动关系，中国领导人历来高度关注外部环境的营造，强调世界和平与中国发展的战略关联。例如，邓小平1984年5月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⑤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巨大变革，随着融入国际社会的加速，中国影响乃至塑造世界的能力和意愿在提升，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相辅相成，推动国际关系新时代的展开。⑥2008年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重要节点，爆发于资本主义中心的欧美债务危机和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既有的国际体系，中国则抓住机会全球拓展，其崛起效应全球瞩目。2018年美国对华贸易战和随后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入展开，严重恶化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席卷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导致对全球主义的强烈质疑和国家主义的强势回归，迫使我们认真思考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可以说，当前的中国外部环境正在加速演变，我们必须慎重应对。

如何冷静认识、客观评估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战略议题。阎学通指出，“外部环境主要是看一个国家的安全受到多大的威胁，政治上受到多大的国际压力，经济上受到外部什么制约。”⑦笔者认为，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视角着眼，认识和评估外部环境，既要强调其消极因素，更要关注其积极方面，以及如何化危为机；既要强调其结构约束，更要关注其过程演进，以及如何运用观念创新；既要强调其外在制约，更要关注其内生动力，以及如何主动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就中国外部环境变化进行分析判断，提出“百年变局”的命题，强调坚持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加强顶层设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我们认识和应对中国外部环境演变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战略指向。鉴于中国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我们有必要秉持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思路，进行深入剖析，把握规律，做好战略部署，提出应对方案。

一、外部环境演变与中国战略创新发展(2008-2017年)

进入21世纪，全球转型加速与中国崛起加速并行。2008年起源于欧美的全球金融危机推动各国共克时艰，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蜜月阶段。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应对的深入，各国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世界进入国际环境变局丛生、大国战略博弈加剧、而国际合作极其需要的时代。中国抓住机遇在全球拓展，2010年GDP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均加速提升。与之相对照的是，美国和少数国家以中国奉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assertive policy)为借口，对中国外部环境急遽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8年肇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既有国际体系中的缺陷和不足，展现了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加速了国际体系的转型和国家兴衰，促使国际格局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演变。其基本体现是，发达国家GDP占世界比重下降，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东升西降的趋势有所呈现，全球化进程有所退潮、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加速、国际战略格局深度调整、各国公共管理遭遇难题、不同社会思潮相互角力。⑧在一定意义上，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堪称上述变动在欧美国家的集中体现，成为西方国家思潮激变的重要征兆。全球主要国家博弈者之间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解决国际问题的不可或缺者，通过全球治理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意识不断增强。⑨与此同时，国际体系转型不仅表现为权力转移的不平衡性，而且表现为一系列新的领域和新的规则创制，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得到更大重视，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并行，国际体系转型中出现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更有效的全球治理，转型后的权力格局呼唤新的全球治理安排。当时的国际转型不是非此即彼的体系更替或你死我活的体系革命，无论是旧体系的霸权维护者还是新兴大国都期望通过更多国际合作来实现自身目标，尽管作为全球治理机制主导者的西方国家缺乏足够的变革意愿和胸怀气度，作为后来者的新兴大国尚需足够的实力和担当。⑩唐永胜等总结指出，“国际政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系统效应日益突出，因果关系错综交织。”(11)

在此大背景之下，中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从国内角度看，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确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并加速迈进。与此同时，多年高速发展积淀了各类艰巨难题，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形势颇为严峻，“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12)亟须启动经济结构再平衡进程。从外部环境看，总体上中国与主要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加深，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迎来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新契机。另一方面，中国发展引起美国的疑虑和欧日诸大国的不适应。美国推行“战略东移”，利用亚洲国家对中国意图与战略走向的忧虑，通过加强军事同盟、深化安全合作、扩大经贸合作的制度化等途径进一步介入亚太事务，与这些国家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打造对华柔性包围圈。美国战略调整的矛头直指中国，在热点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中国邻国的干预立场，对中国进行战略试探，使得中国感受到了军事遏制态势和强大的战略压力。(13)美国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日本的冒险。2010年钓鱼岛争端导致中日“政冷经凉”，两国敌对态势明显，双边关系发展到接近“全面崩溃”“坏到不能再坏”的状态，(14)中日战略对冲激烈，如何塑造双边关系渐次成为两国深入思考的重大议题。进入21世纪，欧洲不少大国对中国迅速崛起不太适应，在人权、西藏等问题上频频对中国发难，导致中欧关系多有起伏。与之相关，“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相互交织，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能力与国际社会的期望存在着落差，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增加。发达国家加紧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围堵中国的意图明显。周边国家对实现与中国的共享发展充满兴趣，但对中国的战略走向多有疑虑。上述疑虑与美日战略调整相互影响，导致中国周边环境趋于复杂化，部分周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恐惧，加紧与美日联合。

中国领导人对外部环境的变革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15)习近平对国际形势的演变有着深刻的思考。他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16)2017年10月18日，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17)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中国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站在人类历史演进的高度，深刻把握时代风云，做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18)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面对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势，中国进行了全新的战略设计和布局。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理想，号召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性地复兴了中国的国家理想和世界理想。面对世情、国情的巨大变化，中国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明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根本路径，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形成全面开放新布局的同时，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是中国战略创新的根基所在。习近平指出，“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不断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和平发展带来的利益，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19)中国直面国际挑战、抓住机遇实现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拓展，构建起以融入—变革—塑造(融入全球、变革自身、塑造世界)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战略框架。(20)习近平呼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21)这一判断成为中国推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标准。尽管不乏“外部环境是未来最大风险”的认识，(22)中国继续秉持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传统目标和深化国际合作的战略路径，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是高度共识。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提升塑造世界的意识和能力，尤其是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积极推动由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向积极引领者的历史性转变。(23)

以此为指引，中国以继续融入国际体系为主要路径，大力推动国际战略的全面创新，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趋势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潮流进行前瞻性思考，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目标。第二，创新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国际战略布局，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进而发展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宏大设计；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战略新理念，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提出正确义利观，创新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夯实应对全球变局的政治基础；确立理念引领者、智慧贡献者、方案提供者和积极行动者的多边舞台新定位，积极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转型发展，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全球拓展。第三，在夯实国家发展基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同时，聚焦地区合作的创新，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使中国—东盟关系成为地区内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范例，稳妥处理地区领土领海争端，致力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与此同时，稳健应对中日关系变局，推动中日关系从谷底起步，逐步从波折不断到重回正常轨道。第四，创造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针对经济增长乏力、合作动力不足双重困境，顺应各国要求加快发展的愿望，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从全球更大范围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为破解发展难题、完善经济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全球化再平衡开辟了新路径。(24)第五，积极落实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国内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试验区试点，为加入更高水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做准备，在加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同时，分类推进RCEP、中日韩、海湾合作组织等多边谈判，为推进“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做好准备。(25)第六，抓住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大力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网络延伸其国际影响力，深化金砖国家合作，主导创建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积极推动国际秩序重塑。以上述战略设计和布局为抓手，中国秉持融入—开放—塑造的战略路径，积极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和中美关系演变，基本保证了中美关系的动态稳定和良性竞争发展。

二、外部环境激变与中国战略调整(2018-2020年)

2017年下半年，中美双方先后宣布进入“新时代”。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强调这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26)2017年12月18日，美国白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布“大国竞争时代业已回归”，把中国定位为排名第一的“战略竞争者”和“经济侵略者”，提出要运用美国力量威慑和制约企图构建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27)进入2018年，美国打响对华贸易战，围绕遏制中国进行全面战略调整，推动国际体系加速进入失序状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集中暴发并蔓延全球，极大地冲击了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严重干扰了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美国变本加厉开展对华恶性竞争，导致国际风云突变，中国面临的风险挑战集中爆发，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激变。

中国外部环境的激变，与2008年以来的世界转型一脉相承，是权力转移和大国兴衰的延伸。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主要大国积极调整对外战略，力争形成有利的战略环境，大国关系的竞争性日益突出。(28)王毅指出，“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正处于发展演变的重要关头，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人类社会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合作还是对抗，是共赢还是零和？对这些问题，各方都在认真思索。”(29)习近平将其概括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30)认为“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31)强调“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32)

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严重误解误判，“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战略另有图谋，甚至要取代其全球领导地位”，蓄意制造经贸摩擦，并扩大化、极限化。(33)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技术战、脱钩战，深化、恶化中美战略竞争，在国家统一、周边安全等核心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成为中国外部环境激变的重要推手。特朗普政府全面开展对华竞争，谋求在高新技术和国防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对中国机构和个人在美国的活动施加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经济、安全、外交等领域对华施压，(34)使得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进程性冲突和观念性对立全面突出。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中国周边频频出手，力图组建施压中国、孤立中国的包围圈，毒化了中国周边环境。美国的基本意图是，祭起意识形态的大旗，全面抹黑、攻击和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中国”，逼迫世界各国选边站队，拉建反华联盟，肆意挑拨各种关系，孤立中国；在中国国家统一和周边安全上制造麻烦、挑起争端，威胁中国；打造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信息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脱钩中国，使得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之中。

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及其应对，成为百年变局最突出的新表现。新冠疫情大流行席卷全球经济，迫使各国封锁边界，关闭企业，暂时性地阻止正常的货物、资本和人员流动，引发“去全球化”进程，(35)全球市场面临萎缩之虞。受疫情影响，百年变局将在多个方面加速演进甚至裂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因此走到新的十字路口。(36)肆虐的疫情加剧了全球或区域政治、经济、安全风险，(37)更让世界连成一体，如何让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可控的大流行病，成为我们面临的最为迫切的议题。应对好这一全球难题，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国际关系，探究人类共存共荣之道。然而，当前“全球性疫情、国家化应对”的局面表明，(38)实现人类共存共荣并不容易，期间强国家主义的回归、对全球主义的质疑和对地区合作的倚重并行不悖，预示着一个弱全球化的时代正在到来。新冠疫情冲击着以现实主义为主线的传统安全观，使得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受到更大关注，表明世界需要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然而，国家的现实选择却并不与之契合。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付出巨大经济和社会代价防止疫情输出，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推动信息共享，大力展开高层外交和公共外交，积极回应国际关切，受到多方肯定。与此相对照，美国不遗余力地败坏中国声誉，加紧推进“脱钩”中国，企图推动世界陷入“十字路口”的选择。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指出，“新冠危机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悲剧并非其唯一遗产。相反，疫情也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机会，来反思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39)

外部环境发生更为复杂的变化，使得中国面临关键性选择。今天的中国适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这是走向世界大国必经的痛苦时期。面对百年变局的全面深化和国际关系的波诡云翳，中国唯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秉持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全面推进战略创新，才能实现战略突破，展现责任与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就一条康健之道。

首先，冷静认识、稳健应对外部环境激变具有根本性意义。我们不需要把世界形势看成一团漆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风云激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借机施加巨大压力，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40)在重大的历史关头，邓小平高瞻远瞩，有针对性地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邓小平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41)他强调，“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42)基于此，中国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冲击，稳住了阵脚，顶住了挑战，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和施压，同时避免了意识形态争论以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抗，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相对而言，当前中国国内外情势要好得多。中国不仅国家实力强大，而且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影响，全面而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开放程度也非当年可比，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和机遇依旧存在。习近平指出，“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统筹研究部署，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43)他提出，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要求我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44)。当前世界尚处于百年变局的前期，面对中国外部环境的历史性巨变，我们在保持信心和发展动力的同时，要保持冷静观察，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

其次，稳健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当前，中美关系跌入特朗普政府所设计的冰点，面临1979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中美战略竞争举世瞩目。对此，我们要前瞻性地认识美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尽管其世界第一的国家实力遥遥领先、世界大国的地位高高在上，但“任何评估都必须承认，美国的地区独霸时代正在接近尾声，这是权力转移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45)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层面上盲目追求“美国优先”，频繁采取废约、退群之举，导致大量国际组织停摆、国际协议废止、国际合作弱化，使得国家间战略矛盾深化，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对美国的联盟体系造成了实质性损害，美国全球领导力遭受普遍质疑。我们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自身实力、国际影响力与美国的差距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中国应秉持韬光养晦的战略姿态，努力维系和斗相兼、斗而不破的基本局面，稳健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挑战；另一方面也要深刻认识到百年变局对美国的冲击，积极处理好与其他既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关系，致力于通过增进互信、聚同化异、避免对抗、互利合作推动实现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建立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平衡和制衡美国的战略对冲。我们要慎重对待美国的战略敌意，深刻认识到中美战略竞争具有长期性、全面性、全局性的特征和影响，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全力避免陷入美国所设定的对华政策议程，管控好显在和潜在的风险，防止出现重大冲突并引发全面对抗。

再次，坚持自力更生，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面对外部环境激变，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46)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提出，既是外部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内发展阶段转换的必经之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我们要立足自身深化改革，以开发国内市场、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积极推动结构改革和转型升级，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47)强调“双循环”的战略布局，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意味着中国继续推进全面开放，建立起新形势下有效应对挑战的国内外市场联动，有效应对“脱钩”中国的图谋，要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建立国际经贸合作统一战线，有重点、有选择地积极应对、主动作为。(48)我们还要以扩大开放塑造外部环境，抓住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带来的机遇，应对外部挑战，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分工地位，为我国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49)

最后，立足东亚和周边地区，积极推动双边协调和多边合作的创新结合，实现中国外部环境的稳步改善。中国外部环境的重心在东亚和周边，其重要性在大变动时刻愈发凸显。当前，新冠疫情仍未结束，但美国在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和统一大业的***、香港、台海问题上肆意挑起争端，在南海问题上蓄意挑起地区国家间冲突，在中国周边寻机挑事的恶意彰显。有鉴于此，中国应明确把东亚和周边视为未来10—15年中国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全面落实亲诚惠容的理念，强调对话、协调、合作的路径选择，结合“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制度性安排，全面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协调合作，致力于促成周边地区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有效阻止美国等在周边捣乱、破坏中国和平发展大局的战略企图。要有效利用和发展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伙伴关系，使之结成战略性伙伴关系网络，实现双边协调与多边合作的创新结合。2020年7月28日，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指出，“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各国应该努力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50)对中国而言，多边主义是融入国际社会之道，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应进一步强调多边主义的战略意义和道义价值，在坚持联合国权威的同时，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变革，创造条件与发达国家共同推动包容、公平、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实现在多边条件下稳定和深化双边关系的战略目标，为实现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战略利益的拓展奠定更好的基础条件。

三、中国外部环境激变与国际战略学科发展

国际战略学是探究国际风云变幻规律的科学与艺术，自然与外部环境研究密切关联。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分支，国际战略学科发展深受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影响。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外部环境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得到全面发展，学科建制走向完善和成熟。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愈加密切，实践需求、战略选择、外交作为都给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取用不竭的素材和营养，为其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路将国际关系研究与政治学发展密切关联，进一步推动了跨学科交融发展，使得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国际战略等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越国际同行，在其他领域也具备了与国际同行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实力和底气。有鉴于对中国崛起过程中重大议题的关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也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密切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注重对全球趋势的研究和把握；随着中国在全球利益的拓展而愈加关注区域国别研究，从而在微观研究层面上有所深入；从强调西方理论的引介和应用转向中国理论的创新，开始注重中国传统思想理论的汲取；随着中国发展前景的勾勒与顶层设计，中国战略传统得到更大重视，战略研究尤其是国际战略研究得以兴起和发展。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尤其是世界转型与中国崛起的相辅相成推动一个新的战略时代的展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根本性变革，众多新的重大问题扎堆出现，引起了决策者的高度关注，也刺激着学术界的兴趣，国家战略需求给中国国际战略学的发展插上了翅膀。在此基础上，有关国际战略学的理论著述日渐丰富和完善，学理探讨更加规范化和系统化，初步形成和建立了独立的国际战略学学科，专门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和学位教育也陆续建立并完善起来。(51)在时代诉求的促动之下，国际战略研究的跨学科、交叉学科属性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国际战略学科建设水平有了稳步的提升，传统战略思想的挖掘、国外战略实践的借鉴、当代中国实践的总结、重大战略问题的对策研究、智库建设等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外部环境激变为国际战略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动力、创造了新机遇，推动着国际战略研究黄金时代的到来。当前，推动中国国际战略调整与创新，我们必须关注如下重要议题：如何评估全球趋势和百年变局的影响；如何吸取中国历史上应对外部环境挑战、塑造外部环境的经验教训；如何客观总结中国共产党近100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70余年的国际经验；如何对既有大国的崛起战略和崛起之后的战略重塑进行比较研究，以寻求中国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如何客观评估中国外部环境现状与走向，提出中国塑造外部环境的应对策略；如何应对中美关系的挑战，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如何塑造中国东亚和周边战略布局，实现中国地区战略的优化；等等。研究上述议题，不仅需要梳理历史、评估当前、谋划未来，还需要推动国际战略学科建设，尤其是深化跨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推动国际战略理论创新和中国战略传统的复兴。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人民日报》2020年4月9日。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人民日报》2020年7月31日。

③《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

④钟飞腾：《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估》，《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页。

⑥门洪华：《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与反思》，《学术月刊》2018年第11期。

⑦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3页。

⑧冯玉军：《国际形势新变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3期。

⑨张宇燕：《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新金融评论》2017年第5期。

⑩黄仁伟：《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和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7期；吴志成、董柞壮：《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1)唐永胜、李冬伟：《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筹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1页。

(13)门洪华：《中国对美国的主流战略认知》，《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

(14)冯昭奎：《中日关系的辩证解析》，《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

(15)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16)《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8)王毅：《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9年第1期。

(19)(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47、248页。

(20)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

(22)刘振冬：《外部环境是未来最大风险——经济形势展望之一》，《经济参考报》2013年4月9日。

(23)门洪华：《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24)王毅：《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开启新航程展现新气象》，《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

(25)陈文玲：《TPP对中国的外部环境造成新的压力》，《中国外资》2016年第3期。

(2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7)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the United States,December 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p.25.

(28)王灵桂：《聚焦当今世界大变局化解外部环境风险》，《旗帜》2019年第4期。

(29)王毅：《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开启新航程展现新气象》，《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

(30)习近平：《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31)《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7月26日。

(3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月29日。

(33)曾培炎：《积极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全球化》2019年第2期。

(34)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

(35)邓世专、林桂军：《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亚洲工厂的影响研究》，《国际贸易》2020年第7期。

(36)袁鹏：《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7期。

(37)肖晞、宋国新：《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与国际合作：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4期。

(38)刘贞晔：《全球化“熔断”及其历史大转折》，《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3期。

(39)《世界迈入“大重启时代”》，《参考消息》2020年6月8日。

(40)刘华秋：《邓小平与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党的文献》2004年第5期。

(41)(4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4、363页。

(43)《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人民日报》2019年5月23日。

(4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月29日。

(45)[美]乔纳森·波拉克：《理解中美关系的裂痕》，《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46)《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人民日报》2020年7月31日。

(47)门洪华：《推动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总结与前瞻》，《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48)王跃生：《如何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形势变化》，《国企管理》2020年第13期。

(49)隆国强等：《中国应对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战略选择》，《中国发展观察》2019年第2期。

(50)《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http://www.gov.cn/xinwen/2020-07/28/content_5530696.htm.

(51)《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进展与创新——唐永胜教授专访》，《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