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20年适逢中意建交50周年，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改变着国际局势。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加强中欧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通过战略伙伴关系理论框架探讨伙伴关系的深化，就是以巩固伙伴关系的长期性、稳定性和战略性为目标，以发掘和拓展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提高合作水平为手段，探讨持续增进共同利益和促进互利共赢。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同时也面临挑战。中意双方应在政治上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提高双边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在经济上拓展合作领域，加强竞争管控，实现互利共赢；在人文领域促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消除误解与偏见；在地区层面注重协调中国、欧盟和意大利三边关系，防止中欧关系波动影响中意双边合作；在全球层面，进一步加强金融体系等改革、环境与经济治理以及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政策协调，深化全球战略关联。
关键词：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带一路;中欧关系
作者简介：门洪华，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上海邮编：200092）；江朋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邮编：20009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安全战略研究”（18JZD058）、同济大学2019年度教改项目“国际战略学导论”和上海市教委2019年度本科重点课程项目“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的阶段性成果。
从1993年至今，中国通过推进伙伴关系战略，有效拓展了外交战略空间。当前，深化伙伴关系承担着进一步拓展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影响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使命。习近平强调，“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要坚持深化伙伴关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相伴而行，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增加，导致大国竞争加剧、周边安全局势复杂化，深化伙伴关系有助于为中国和平崛起塑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与发展，为中国建设性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提供了重要契机，完善伙伴关系网络在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基础作用。共建“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实现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搭建了新平台，深化伙伴关系是中国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
意大利是世界重要国家、欧盟核心成员国之一。自1970年正式建交以来，中意关系虽历经风雨，但实现了深入发展。两国2004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迄今在政治互信、经济相互依赖、文化交流、社会互动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树立了中国同欧盟国家双边友好关系的典范。2019年，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出访意大利，两国签署共同建设“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成为中意合作新的里程碑。中国正以建设性、合作、可预期的姿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发展中意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意大利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加强中意合作能够发挥意大利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节点作用。中意关系是中国连接欧洲资本、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的重要窗口，是深化中欧合作的战略支点和强化中欧联系的坚实纽带，对新时代打造“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中意关系是中国打造与发达国家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试验场，深化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开拓和象征意义。
在学术研究领域，人们尚未对中意伙伴关系给予充分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在构建与深化伙伴关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梳理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演进，评估两国伙伴关系现状，探寻深化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可行路径。当前，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共求发展、共迎危机为动力不断深化，同时面临意大利国内一些人的对华疑虑与偏见、经济结构趋同、欧盟干涉等问题与挑战。双方应抓住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危机治理合作持续深入的机遇，在政治、经济、人文、地区协调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全面提升合作水平，进一步深化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一、分析战略伙伴关系深化的理论框架
自1993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至今，中国逐步构建起层次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其中，大体可以分为友好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不仅表现为与不同国家的推进进程不一，也体现为与同一国家伙伴关系的深化与升级。伙伴关系是“国际行为体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深化伙伴关系意指在现有伙伴关系层次上提升合作水平，巩固其长期性、增强稳定性、提高战略性。本文关注的核心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深化问题，因而重点分析深化伙伴关系的路径、动力与阻碍因素等。
（一）建立伙伴关系的战略考虑
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基于对世界趋势的判断和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做出的重大外交战略选择，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建立伙伴关系具有深远的战略考虑。
第一，推动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制度化合作。国际局势深刻变革，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普遍存在的发展赤字和发展鸿沟成为滋生恶性竞争与地缘冲突的温床，结盟和对抗思维明显强化。同盟关系为应对威胁而建立，侧重安全与军事领域；伙伴关系则以共同发展为导向，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以对话协商的方式管控分歧、协调矛盾，形成长期稳定的制度化合作框架。伙伴关系既赋予合作双方充分的外交灵活性，又保证两国行进在合作共赢的主干道上，这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发展趋势。
第二，在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中拓展国家利益。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利益交融格局，中国与世界各国利益的共享性与共同性在急剧增强。相较于可能会牺牲弱势参与者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结盟关系，新型伙伴关系更具开放性、持续性，是中国在维护核心利益基础上拓展国家利益的战略手段。它要求伙伴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中国充分尊重伙伴国核心利益，支持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自由选择发展道路。双方在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上增进共同利益，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可以实现中国国家利益在不同国家、各个地区和全球范围的拓展。
第三，落实外交理念与理想，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伙伴关系倡导平等、开放、包容的新型合作原则，蕴含着中国追求天下为公、公平正义和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基于良好合作意愿建立伙伴关系是中国落实外交理念和理想的重要实践，构成传播中国理念、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主要途径。第四，在巩固历史、地缘联系纽带的基础上加强民心相通。与西方国家外交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相比，中国外交既讲原则，又重情义。伙伴关系具有强烈的行为属性和过程导向特征，强调两个国家在长期交往中产生的情感认同和身份关联。在建立伙伴关系时，中国会着重选择具有历史、地缘联系纽带的国家，并称之以“好朋友”“好邻居”“好兄弟”，既能促进不同文明与制度观念的国家间相互理解，也能强化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情感和道德约束，体现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二）深化伙伴关系的路径
作为理性的行为体，国家在合作过程中不断衡量成本和收益，深化伙伴关系有赖于双方绝对利益的持续增长。伙伴关系的深化路径为：以巩固伙伴关系的长期性、稳定性和战略性为目标，以发掘和拓展双边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提升合作水平为战略手段，持续增进共同利益、促进互利共赢是根本保障。基于共同利益与合作共识，双方以高层会谈和联合公报的形式正式建立伙伴关系，形成双边合作的战略性指导框架，以经济相互依赖为先导，逐步发掘和拓展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并以双边为主协调多边，贯通官方和民间，着力提升合作水平，打造多维合作格局。作为一种新型合作关系，伙伴关系倡导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具有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特征。在横向上，伙伴关系以经济为主，涵盖政治、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纵向上，以双边为主，协调地区与全球两个层面；在进行政府间对话的同时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和民间团体的对外交往。
建设伙伴关系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手段。深化伙伴关系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指引，着重在五个方面提升合作水平。一是政治合作的核心在于提升政治互信，维护持久和平。通过密切高层交流、建立多元对话磋商机制加强彼此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战略信任，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协调立场、塑造共识。二是经济合作的目的是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共同繁荣，通过深化双边贸易、投资和次级领域的合作实现双方财富增长，推动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强在地区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层面的政策协调。三是人文交流注重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和谐共存。通过在文化、教育和旅游等方面的交流构建能够缩小身份差异、强化相互理解的积极观念，加深双方对不同制度观念的理解。四是在安全上倡导和落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统筹应对日益复杂化、综合化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合作促安全。五是在生态领域以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目标，以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为核心，加强双方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
打造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体现，也是新型国际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载体，深化伙伴关系的目标是推动双边关系超越具体合作领域，超越制度观念差异，超越零和博弈思维，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建立不受一时一事干扰，内含情感、道德和规范认同的战略性合作机制，充分发挥伙伴关系在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作用。
（三）深化伙伴关系的动力
伙伴关系处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进程中，根植于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共同诉求，彰显于全球危机治理的深度实践中。
第一，全球化转型发展是深化伙伴关系的基本保障。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赖、利益交融的深度和广度空前加深和扩大，既表现在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推动各国经济融合，也体现为全球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增长动能不足、经济治理滞后与发展失衡等问题促使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转变。王毅指出，“身处全球化时代，彼此命运相连，休戚与共，需要的是团队精神，而不是各行其是；是同舟共济，而不是独善其身。”国家利益相对性增强，国家间合作得到鼓励，为深化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各国对发展与繁荣的共同追求构成深化伙伴关系最持久、最根本的动力。世界转型促使国家战略进一步调整，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伙伴关系以共同发展为导向，依托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与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致力于为各国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与空间，大多数伙伴国期待搭上中国发展便车，共享发展与繁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自身开放与地区合作、全球发展有机结合，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为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平台。
第三，应对日益增多的地区性风险和全球性挑战为深化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性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单个国家无力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这样的问题。这也使基于共同利益，侧重经济、文化和非传统安全等“低政治”领域伙伴关系的作用得以彰显，其在全球危机治理过程中也发挥着更为基础的作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愿意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也正在成为国际形势的稳定锚，世界增长的发动机，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正被更多伙伴国所认可，为深化伙伴关系凝聚了广泛共识。
（四）阻碍伙伴关系深化的因素
中国外交面临的世界形势日趋复杂，决定了深化伙伴关系在存在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和障碍。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各国战略考虑存在较大差异。世界经济深入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为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与加快经济复苏，各国纷纷采取不同应对之策，提出不同理念主张，利益诉求和政策着眼点也不尽相同。尤其在经济领域，尽管各方都认为多边体系需要改革，但在如何改革、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上，缺乏共识。逆全球化潮流仍在持续，保护主义抬头，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展开长期博弈，宏观政策协调和达成合作性共识的难度增加。
第二，利益冲突导致伙伴关系内部出现离心力，弱约束力和低成本降低了风险管控的能力。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共同利益与利益冲突并存，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国家利益优先性的排序具有很大差异，影响国家政策的选择，导致长期合作缺乏基础，战略互信难度加大。不对称复合相互依赖产生的权力导致经济问题政治化，使许多伙伴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加深。另外，伙伴关系强调通过协商对话使双方采取共同行动，这使建立和放弃伙伴关系的成本较低，但对伙伴国国内环境的适应性较弱，一旦合作收益不足以平衡利益冲突，就无法维持伙伴关系，导致伙伴关系停滞甚至退化。
第三，外部势力介入限制了伙伴国之间的合作水平，甚至诱使伙伴国放弃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建立的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其他超国家体系（包括欧盟、东盟等地区组织）、国际组织网络等相互交融，一旦伙伴关系发展威胁到第三方利益便会受其掣肘。这一影响主要有对伙伴国施加压力和限制其与中国的合作两种途径。相较于伙伴关系的“软约束”，同盟体系、超国家体系和国际组织等可通过强制性规则限制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也可对中国的伙伴国进行诱导和拉拢。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进一步凸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紧迫性的同时，也加速了国际权力转移、加剧了大国竞争，中国深化伙伴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崛起引发的结构性矛盾、经济竞争以及观念制度竞争导致中国与一些伙伴国之间也存在矛盾、冲突，并受到美国等的强势干涉；同时，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的发展为中国深化伙伴关系提供了更强劲的动力。这些都要求中国外交在全面评估伙伴关系发展基础上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进一步深化伙伴关系。
二、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进
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深化，是一项综合考虑双边关系历史渊源、合作现状与未来期望的战略决策，是回应双方共同利益不断拓展、合作意愿日趋强烈的发展进程。
（一）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鉴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较强的经济实力，意大利在国际格局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发展中意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价值。意大利不仅是联通欧亚大陆的重要纽带，而且是稳定巴尔干半岛、中东等动乱地区的重要力量，其长期依托欧盟、北约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广泛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以提升国际地位和威望。在地区层面，意大利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和多边机制（申根区与欧元区）的核心成员国，在推进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制定对外政策中具有重要影响。德国视其为推动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支持者，也是欧盟内部领导地位和有影响力的竞争者。英国将意大利视为在欧洲次区域体系和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中等强国，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全球层面，意大利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七国集团（G7）的重要成员，对全球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意大利着力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并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维和行动。
中意关系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符合双方现实发展需求。中、意是古代丝绸之路两端的两大文明古国，长期的文化交往奠定了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础。在现实层面，对意大利而言，经济因素主导其对华政策，发展中意关系的核心目的在于拓展海外经济利益。意大利认为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开放进程为其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希望与中国建立战略性经济合作关系。中国领导人强调两国不仅经济合作潜力巨大，而且认为中意关系友好发展表明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实现合作共赢。加强中意合作，有助于中国巩固新建立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打开欧洲市场，助力中国现代化建设。同时，意大利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发展中意关系可以发挥某些积极的示范作用。
进入21世纪，中意两国以务实态度审视双方在彼此对外战略中的作用，开展密切的交流对话，推动双边关系进入新的成熟阶段。意大利在2000年第三届中欧峰会上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加入WTO和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并在2003年向中国出售价值1.2亿欧元的武器，这对推动中欧关系发展起到了积极引领作用。2004年，中意双方正式宣布建立“稳定、友好、长期、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致力于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和促进中欧关系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使中意合作开始进入制度化轨道，能够有效缓解意大利国内政治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标志着中意关系迈入面向未来且从战略高度协调与合作的新阶段。
（三）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进
基于中、意两国对彼此利益诉求的演变并结合中国、欧盟和意大利三边互动的整体逻辑，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战略磨合期、战略转折期和战略突破期三个阶段。
第一，战略磨合期（2004—2008年）。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意识形态差异与经济矛盾开始凸显。意大利国内针对是否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再次产生巨大分歧，还认为中国的出口增长挤占了其全球市场，支持欧盟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中国纺织品和皮鞋进口。针对双边矛盾加剧的问题，两国领导人积极开展对话，努力管控分歧。意大利时任总统钱皮与时任总理普罗迪均明确表示支持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并引导意大利企业将中国视为机遇而非威胁。2004年12月，中方在中意两国领导人会谈时也强调愿为意大利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提供支持和帮助。同时，两国建立了中意政府委员会，将其作为协调双边合作的核心机制，推动中意经贸额平稳增长，并通过共同举办“中国意大利年”、开办孔子学院有序开展人文交流。通过有效磨合，两国正式确立了以增强政治互信为基础，加强经贸合作为中心，全面拓展合作领域，以双边合作为核心协调多边尤其是中欧关系发展的战略合作框架，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战略转折期（2009—2012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意大利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欧盟因整体经济衰退也无力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而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并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在此背景下，意大利认为中国不仅能成为其主要投资来源国，而且可为其扩大出口创造空前机遇，因此更加主动谋求对华合作，中意伙伴关系迎来重要转折点。两国共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着力开拓新的合作领域。2009年7月，在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均强调要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随后，双方在贸易、投资、环保、创新、财政、文化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并通过举办中意创新合作周、建立工业设计与创意联合研究中心和技术转移中心来推进双边技术合作。2012年4月，时任意大利总理蒙蒂访华并作为欧洲国家唯一的政府首脑出席当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展现出加强两国经济合作的强烈意愿。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两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强化战略性合作，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第三，战略突破期（2013年至今）。中国相继推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大倡议和举措。与此同时，意大利提出泛欧交通运输网（TEN-T）、北方港口建设和“投资意大利”等发展战略。尽管欧盟对华竞争态势加剧，但通过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纵深发展，形成了深化合作的新格局。立足于国家发展战略，中意合作水平迅速提升，并以战略互信为基础，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发展双边关系。这不仅促进了两国贸易额的快速增长和中国对意大利新增投资的猛增，而且两国建立了中意企业家委员会、经贸合作论坛和创新合作论坛等对话机制分享改革发展经验，还建立了中意文化合作机制促进人文交流。在发展战略层面，2015年，意大利宣布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9年3月，中意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G7成员国，开启了两国战略合作的新征程。
当前，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两国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受阻，但是双方针对疫情防控开展了密切合作。习近平主席致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的慰问电中强调，“值此意方困难时刻，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支持意方抗击疫情的努力，愿开展合作，提供帮助。”中国向意大利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并多次派遣医疗队，展现了两国深厚的政治友谊。
（三）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成就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构成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主线，政治、经济与人文领域的合作水平在共谋发展、共迎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长期性、稳定性和战略性得以巩固和增强。
第一，在政治领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取得一定进展。在双边层面，中意两国政府、政党、议会与地方联系较为密切，外交、财政、反恐等领域逐步建立机制化交流平台。在地区层面，中欧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一直是两国核心共同利益所在。中国尤其注重意大利在深化中欧伙伴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意大利则着力推动中欧合作，反对欧盟在政治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在中欧关系发展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在全球层面，双方一致同意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并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框架内开展合作。
第二，在经济领域，两国依赖加深，互利共赢的合作深化，并形成多元、系统的经济对话机制。在双边贸易方面，总额增长迅速。在投资方面，2000—2018年，意大利600余家企业接受了来自中国137亿欧元的投资，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要受益国。在环境与科技方面，双方2000年启动环境合作项目，这符合双方国情，且合作领域广泛、投资规模大，成为双边环保合作的全球典范。意大利也是最早与中国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的西方国家之一，双方在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和先进材料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合作成效，为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加了创新实践形式。
第三，在社会领域，双方人文交流日益密切，民间往来更加频繁。在文化领域，交流形式日渐多样，制度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在教育领域，中国留学生是意大利大学非欧盟国家留学生的主要群体。中国是意大利学生在欧盟以外国家的第一大留学目的地国。在旅游方面，意大利是中国游客在欧洲最喜欢的目的地之一，意大利来华游客人数也在稳步增长。
三、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深化伙伴关系就要增强其长期性、稳定性与战略性，这不仅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审视伙伴关系的整体发展趋势，而且要客观分析其发展动力与阻碍因素。本文拟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从双边、地区、全球三个层次，系统分析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机遇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两国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造成冲击，但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却存在进一步深化的机遇。
第一，意大利经济增长乏力，对中国的倚重与合作需求上升。2019年，意大利GDP增长率为0.3%，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其正在经历第三轮经济衰退。与此同时，中国有效防控疫情并逐步实现复工复产，将进一步成为全球核心投资来源国和出口市场。在欧元区仍存在经济失序风险的情况下，意大利政府需要中国购买其债券以稳定国内金融秩序。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米凯莱·杰拉奇（Michele Geraci）强调，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目的就在于强化中意贸易纽带，促进中国对意大利的投资，增加意大利的就业岗位。
第二，两国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增强，互补性进一步提升。目前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国，中国需要进一步发挥意大利在中国进入欧洲市场中的桥梁作用。对意大利而言，中国市场仅占其出口总额的2.7%，存在较大开拓空间。2016年，意大利最重要的两大出口部门、通用型和特定型机械设备的主要出口市场已从欧盟转移至金砖国家。意大利制造的中高端仪器设备有助于中国生产和出口能力的升级，双方在化学制药、仪器机械和运输工具等领域的贸易也存在较大增长空间。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对接发展战略和拓展共同利益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意大利国家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复兴，专注于重振工业与服务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着力推动“2040科技创新计划”和“工业4.0”计划。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引进境外先进技术，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实现资金与技术优势互补提供了重要平台。2018年，中意签署《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备忘录》；2019年，召开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探讨共同开发以非洲为代表的第三方市场；这些必将为两国创造新的利益增长点和汇合点。
第四，欧盟和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使中意双边合作意愿提升。多重危机使欧洲的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兴起，民众对欧盟官僚机构的信任下降，欧盟面临严峻的政治挑战。意大利在应对难民危机和欧债危机过程中备受欧盟掣肘，国内反对欧盟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一体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霸权的衰落，特朗普政府推卸大国责任，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美、意合作无法充分保证意大利周边安全与经济利益，因此强化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合作成为意大利外交政策的重心。对中国而言，欧盟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深，深化中意伙伴关系成为中国改善与发达国家关系的重要契机。
第五，国际危机、共同威胁要求两国合作推进全球治理。继国际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难民危机之后，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显示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破坏力，以及世界各国共同合作、风雨同舟的必要性。意大利在数次危机中首当其冲，经济发展受到重创。中国则依靠国家实力和战略定力，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帮助国际社会共渡难关。2020年3月，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G20特别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四点倡议，未来，中、意两国在疫情防控、构建公共卫生防控机制和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合作成效可期。
（二）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中国的崛起，以中美为代表的大国竞争也在加剧，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也将增加。
第一，意大利党派政治影响双边关系的风险增大，意大利国内对与中国加强合作仍存疑虑与担忧。意大利中国问题专家弗朗西斯科·郗士（Francisco Sisci）指出，“意大利对华政策中的偏见至今仍未消除。右派把中国视为意大利中小企业的竞争者，左派则将意大利的失业归咎于中国，并指责中国在国内剥削工人，压制自由和人权。”意大利两大执政党北方联盟和五星运动党都曾在2018年的议会选举中通过反对中国获得蓝领工人的支持，同时由于担心中国的投资威胁国家安全和战略资产，意大利政府强化了国家监察机制，并建立特别委员会监管华为的对意投资。
第二，中意产业结构趋同，意大利企业竞争力不足，导致两国经贸关系失衡，出口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两国经济均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特征，严重依赖制造业，工业部门的优势也有所重叠。另外，意大利工业生产部门以中小企业为主（所占比重为94%左右），竞争力较弱，利用庞大的中国市场获取规模利益的能力有限，而且由于文化差异意大利企业无法理解中国的商业运行规则，这限制了意大利企业对华出口的能力。除此之外，新冠肺炎疫情后两国刺激经济的需求也会带来双方企业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第三，意大利民众坚持西方民主价值观念和制度，对中国普遍存在误解和偏见，文化隔阂导致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调查显示，71%的意大利人认为中国领导全球经济是不可想象的，70%的意大利人认为中国不利于意大利的发展。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9年意大利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民众比例高达57%。在旅游和留学方面，相比中国赴意大利的人数，意大利赴华人数明显较少，意大利人对中国仍很陌生，这一问题将因新冠肺炎疫情对跨国人员流动的打击而更加严重。
第四，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欧盟正竭力限制成员国与中国的双边合作。2017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中欧关系评估报告，指责中国利用经济筹码绕过欧盟的规则和法律发展与成员国的双边关系。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将中国视为欧盟追求科技领导力量的竞争者与推进治理模式的对手。新冠肺炎疫情使中美竞争加剧，强化了欧盟内部对中国地缘政治意图的担忧，认为中国意在填补美国单边主义在欧洲造成的日益扩大的权力真空。对此，欧盟不仅将“一带一路”视为政治挑战，担心对中国投资的需求将进一步分化欧盟成员国，加紧制定针对中国投资的监管措施，同时利用贸易保护措施限制成员国与中国的合作。
四、继续深化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路径
深化伙伴关系要坚持以发展为导向、以合作为主要途径，顺应时代趋势，通过拓展和实现双边共同利益、缓和利益冲突，协调多边利益，缓解外部压力。中意之间不存在根本性冲突与矛盾，这为两国建立与深化伙伴关系提供了政策基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凸显两国共克时艰、共谋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在后疫情时代，伴随着中国崛起加速，两国存在的政治疑虑、经济竞争与欧盟干涉等问题也将加剧。对此，双方应坚持以合作为核心，以双边为主协调多边，从政治对话、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地区协调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全面发力，实现互利共赢，并将两国合作效应扩大到中欧关系，推动亚欧地区联动发展。
第一，加强战略对话和政策沟通，提升合作的规范化水平，为共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走向将更加敏感，中国要具有战略远见，理性看待各国不同的考量以及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习近平主席指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利益差异和观点分歧很正常，各国应坚持伙伴精神，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态度，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管控分歧、扩大共识。”为此，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在既有政府对话平台基础上，强化战略对话机制，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奠定基础。应在政府各级部门、各领域间推动形成制度化合作机制，致力于消除意大利党派政治和政府更替对中意合作的影响。
第二，拓展经济合作领域，提升产业互补性，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面对利益冲突，中国应着眼于双边战略性合作，适当让渡部分非战略性利益。中意关系的核心是经济，面对双边经贸关系不平衡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后双方经济竞争加剧的形势，双方要着力通过对接两国发展战略管控短期利益冲突。首先，通过政策支持和政府牵引增强意大利中小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能力，鼓励两国企业加强在医疗卫生、5G、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领域的合作。其次，进一步推进科技人文交流、联合实验室共建、科技园区合作和技术转移，提升两国产业结构互补性。再次，中国要积极完善双边投融资机制，增加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有效利用对外投资刺激意大利经济。最后，双方应加强在以非洲为主的第三方市场的协调，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和责任共担机制，结合中国资金优势和意大利软实力优势，实现两国优势互补、共同开发。
第三，推进人文交流，加深相互了解和信任，消除误解与偏见，树立不同文明良性互动的典范。中、意两国分别作为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两国文化存在巨大差异，意大利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国文化的陌生。两国人文交流应当依托中意文化合作机制，鼓励双方文化艺术机构开展多渠道交流和全方位合作，注重吸引更多普通民众参与其中，以文化交流深化民心相通；通过扩大友好城市网络、扩建人文交流的设施和机构、提升意大利“欢乐春节”活动吸引力、增加互办文化年的频率等方式加强双方在深度旅游、电影和创意设计、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通过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有效提升了在意大利的国家形象，也将为中意合作带来较大溢出效应。中国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跨国人员流动的负面影响，利用政策优惠吸引更多意大利民众来华旅游和留学，借助公共媒体和在意华人加强国家形象建设，促进意大利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与认可，提升中国在与意大利合作中的软实力。
第四，在地区层面，积极协调中国、欧盟和意大利三边关系，降低中欧关系波动对中意合作的不利影响。尽管“疑欧主义”盛行导致欧洲一体化受阻，但是各国强调对欧盟进行改革而非扭转一体化趋势，同时新冠肺炎疫情让各国深刻认识到加强欧盟多边合作以应对全球危机的价值。中国要继续推进“无敌国外交”，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针对欧盟的干预，中意两国要持续稳步推进双边合作，以切实的发展成果向欧盟释放中国的善意和诚意，缓解欧盟对中国的疑虑。中国要以中意伙伴关系为战略支点，着力发挥意大利在中欧关系中的桥梁和协调作用，通过中意合作进一步强化中欧关系、深化复合相互依赖，推动中欧关系的整体发展。
第五，深入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好“一带一路”框架下双边合作项目，争取更多早期收获。作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G7成员国，中意合作备受瞩目。两国要落实好基础设施、卫生、交通等优先领域的合作项目，夯实共建基础。需深入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沿线国家疫情防控合作、“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框架内的气候治理合作，推动双边合作优化升级。应充分利用意大利的地理优势，以其为支点和纽带，推进欧亚大陆互联互通，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欧洲乃至全球发展的效应。
第六，深化双方在全球层面的战略关联，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性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也为各国深化合作提供了契机。这要求中意两国进一步合作推进全球治理、实现共同安全。在国际金融领域，双方应共同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内协调立场，创造更加公平的合作环境；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打造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市场是双方的共同立场，两国要共同推动全球化转型发展，构建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合作机制，为南北合作树立典范；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需为落实《巴黎协定》进一步共同努力；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应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疫合作，支持国际组织在全球抗疫中发挥更大作用。
结束语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深刻认识到既有国际关系的缺陷，构建以互利共赢为基础、以发展为导向、以加强国际合作为手段的新型国际关系将成为国际共识。作为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重要基础的伙伴关系将在推进全球治理、保障共同安全、实现共同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2020年正值中意建交50周年，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迎来深化的契机，同时也是深化双边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欧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的新起点。发展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欧亚互联互通、实现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发展也是新时代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战略使命。这一使命要求我们要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战略视野，着眼于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布局，彰显中意关系在塑造新型国际关系进程中的示范效应，为中国完善伙伴关系战略提供积极启示、积累有益经验。（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