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可以说，中国在1949年后的第二个30年是邓小平的时代。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驶过了一个个险滩。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宣示再启"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步入深水区，"老虎苍蝇一起打"、"政府自我革命"的历史转折点，重温邓小平的改革理念与智慧是极有裨益的。
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体现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三个讲话：1978年12月在中央全会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为一周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为1981年6月公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了铺垫；1992年的南巡系列讲话，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挽救了彷徨于十字路口的中国改革。
其中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就是1980年的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当时，中共对文革的系统反思尚未开展，而且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仍然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于1980年9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如何修复被文革摧残的国家制度，也成为邓小平复出后面对的核心问题。
80年代政改谈话提及的问题到今日并未过时
在这篇长达13900多字的讲话中，邓小平相当深入、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政治改革观，它成为80年代政治改革的指针。
第一，有关党政不分，邓小平提出，"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他特别强调，"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
三十多年后，中国的党政不分现象依然严重。2011年9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演讲时就再次提出，"坚持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和以党代政的现象，这在当下尤为紧迫。"
第二，关于党企不分，邓小平提出，"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
中国在90年代就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并让大部分国企改制上市，在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明确规定："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但事实上，"党管干部"原则始终未从国企退出。不久前爆发的中石油窝案集中体现了党企不分的弊端。如何彻底解决"党企不分"，仍是国企改革的深水区难题。目前正在推进的混合所有制，实际上也是由此延伸而来，同时也是解决党企不分问题的新契机。
第三，关于"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提出了检验党的领导制度的三个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这样的开放思想，在目前的简政放权的行政改革中，仍然应遵循。
第四，关于官僚主义，邓小平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认为，"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
他还指出，"干部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
时至今日，中国官员队伍中官僚气息依然浓重，依然很多官员的"不作为"就是典型体现。官僚主义也部分缘于干部队伍的臃肿。例如，国家发改委目前有多达11位副主任，其中有5位是正部长级的副主任。须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各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二至四人。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
当下，习李再启改革，同样须直面官僚主义的挑战。今年7月，李克强就严厉指出：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庸政、懒政同样是腐败。
第五，关于简政放权，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三十年后，李克强总理仍然在"取消审批权"上殚精竭虑。2014年以来，他主持召开23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通稿中，18次提到简政放权，可见距离邓小平当年提出的目标尚远。
第六，关于制约权力，邓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十年后，我们在薄熙来主导的重庆"唱红打黑"中再次看到"一把手一手遮天"，再度喊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
邓小平当年反思说，"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开展了反腐整党的"八项规定"运动，狠刹公款吃喝、讲排场、形象工程，可谓是成效显著，但也从侧面说明这是一个"牛皮癣"式的老毛病。
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也不是新问题。当时邓小平的说法是，"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也就是说：不能指望官员的道德水平，也不能沉迷于道德教育，而是要真正允许民众监督。
这种聚焦制度层面的视野，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周永康落马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一致"认为，"周永康严重违纪，根本原因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这样的反思，依旧停留在道德层面。
第七，关于执政党长期使用的"运动式"解决问题的方式，邓小平却清醒地看到，"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
新任领导层就任后，习近平与王岐山反腐"二人组"势如破竹，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30%，不仅扳倒了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这样的"大老虎"，十八大以来近40位省部级高官落马，甚至出现了一天有10厅官被通报查处的情况。尽管大动作的反腐产生了强烈震慑效应、赢得民众广泛支持，但依然带有"运动式执法"的特征。王岐山也说，当前反腐是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接下来的四中全会如何实现反腐治本，值得观察。
第八，关于官场寻租之风，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不少" 。尽管自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在整顿领导干部子女经商，但过去十年这一现象变本加厉，无孔不入，甚至连军队系统也不例外。从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案可以看出，在用人、工程项目、官商勾结方面的腐败和寻租是何等触目惊心。不仅周永康的亲属大肆谋利，周的秘书也都飞黄腾达，各路红顶、灰顶、黑顶商人与周永康的权力编织出一张庞大的腐败网络。
邓小平当时说，"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时至今日，不仅公费出国旅游现象惊人，"裸官现象"更是愈演愈烈。仅广东省2014年的"裸官"摸底排查就查出2190名"裸官"。
邓小平在34年前提出的上述改革议题，有些取得了积极进展，有些只是取得了小的进步，有些问题成为反反复复的痼疾，有些问题则尚未触碰。这也是我们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前要重温这一讲话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与政治改革
邓小平引领的改革，在80年代呈现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齐头并进的局面，政治改革甚至一度领先于经济改革。邓小平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并通过中顾委的形式让老同志退下来。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是中国政治改革最为重要的进展，使得中共权力更替得以进入有序阶段。遗憾的是，政治改革的步伐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中断，未能与经济改革配套前进。在此后很长时期内，政治改革成为讨论的禁区。
在此后的很长时期，中国改革呈现出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改革按兵不动的局面。两者脱节的后果已经日益显现：腐败现象几近失控、政府权力不断膨胀、官民利益冲突加剧、法治不断边缘化。
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其核心就应该是从"权力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转型为"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此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改革方案，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改革逻辑是清晰的。
中国的政治改革之所以陷入僵局，一方面是因为政治改革较为敏感，成为唯恐避之不及的禁区，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把政治改革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直选制，而难以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而实际上，所谓政治改革，真正的衡量标志是能否实现法治。例如，我们看到印度、俄罗斯等很多国家实行了西方的多党制、直选制，但离完善的法治还很遥远，既失去了强势政府的效率优势，也未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可见，多党制也好、直选也好，都只是实现法治的手段，法治才是最终的目的。只要能提升法治水平的制度变革，都属于政治改革。因此，目前中国法治建设的任务是提升法治水平。
四中全会究竟应该如何推进依法治国是目前中国改革的关键。在这个历史的关头，重温邓小平在1980年著名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继承并推进邓小平未竟的改革夙愿，是告慰邓小平的最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