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把解决“不平等”（inequality）的问题作为“行动之年”（the year of action）的重要任务，无独有偶，在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也是“收入不平等”。

金融危机后，不平等的问题一直是发达国家关心的热点，因为由于收入极化，社会流动性停滞都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

是全球化惹的祸吗？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当全球化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的同时，它也恶化了不平等，不仅伤害了穷人也挤压了中产阶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1年12月份发表的有关不平等的报告书，也认为全球化造成了不平等的扩大。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平等问题在发达国家日益突出，而这些富国普遍把矛头指向了全球化。

全球化带来不平等的逻辑大概包括两个核心内容：第一、全球化让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第二、全球化让跨国公司更加便利地进行合理的直接投资。结果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丧失和收入差距扩大。以上观点不仅在逻辑上是误导的，而且在政策上可能是危险的。

首先，要看到全球化首先带来的是财富在全球层面快速增加。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91年的23.3万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63.15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从1991年的4万亿美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15万亿美元。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财富积累最快的时期，因而全球化为人类带来的是更多的人口脱离贫困并且享受繁荣，不能把不平等与贫穷混为一谈

第二，要看到全球化带来的是财富在全球层面的更均衡分配。在过去20年，全球化让大量的穷人脱贫，中产阶层在很多新兴国家不断壮大。以亚洲地区为例，迅速成长的中产阶层是“亚洲内需”的坚强后盾，根据日本综研的推算，年收入在5000到3万5000美元的所谓中产阶层在亚洲的人口已经接近9亿，十年以后这个数字将会增加到14亿3000万。

OECD的数据表明，每天消费支出在10至100美元之间的人口2009年亚太地区占28%（包括日本，不包括美国），2020年增加到54%，2030年为66%。亚洲开发银行统计显示，亚洲新兴国家消费可能在2030年将占世界消费的43%。从整体上来说，国家之间的贫富分配向更加平等方向进了一大步而非相反。

第三，要看到全球化并没有制造什么有利于新兴国家发展和不利于发达国家的竞争机会不平等的环境。以中国为例，尽管很多的产品打印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事实上只不过是中国组装而已，而中国工人获得的利润比例仍然是很小的。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年的报告中指出，iPhone的成本大约为178.96美元，而在中国生产的价值仅为6.5美元，而大部分的生产成本发生在高收入国家，除了美国以外还有日本和韩国。全球化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特别的优待，大部分新兴国家的发展是经过了严酷的全球化经济考验而取得的。

第四，要看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状况恶化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全球化。行业垄断，利益集团，贪污腐化，治理不善，法治不全等原因，是造成发展中国家不平等扩大的主要原因，无论是阿拉伯之春，还是印度的反贪污运动的起因都是因为不平等，但是原因同全球化并没有太大关系。

不作为与不平等

那么因不平等而扩大的账，究竟应当算在谁的头上呢？笔者认为政府和劳动力的不作为（inaction）是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首先，发达国家一部分劳动力在提高自身竞争力以适应全球化经济的努力，可以说是不作为的。现在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失业率高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是就业机会与待业人员不匹配的问题才是症结。根据美国全国制造业者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制造业中有60万个空缺，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十年内，一部分本国劳动力素质提高没有跟上全球化的速度，实质性问题是劳动力失去了全球竞争力。

1997至2007的十年时间，美国制造业产能增长了3.9%，而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8%，这个落差也是导致失业的重要原因。全球化要求发达国家进一步提升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这就要求就业人口拥有更加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然而普通劳动者的素质提高明显滞后。2009年的PISA调查显示在数学方面，美国15岁孩子的能力排在34个国家的第25位。（也就是倒数的第9位）

第二，政府在为那些将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力提供再培训方面的不作为是重要原因。在过去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很大部分由企业承担，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加快，很多公司已经没有资源来支持这些费用。缺乏了内部培训，公司能做的就是寻找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也就是说以前雇主会培训雇员，现在他们则要求已训练好的工人。

政府在这方面的动作明显滞后，冷战后美国更加关心金融产品生产带来的巨大利润以及尖端技术的开发，而对于普通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不足。而欧洲国家更关专注如何完善已经很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按照原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的话说“欧洲人更关心如何把欧洲变成一个舒适的养老场所”。美国和欧洲在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都欠缺了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认为发达国家不平等源于全球化，事实上是在为内部问题找外因，关键在于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不平衡，一部分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端领域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竞争力，而很多在全球化时代已经丧失了竞争力的低端劳动力，却没有得到升级而不断在社会阶层中下滑。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