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需要多少亿万富翁，才能凑足全球最贫穷一半人口的财富净值？
2010年，地球上最富有的388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就与人类较为贫穷的另一半，即接近35亿人拥有的财富一样多。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减少为62个人。而到了今年，这一数字进一步减少为26人。
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古特雷斯在演讲时表示，全球最富有26个人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贫穷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超过7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收入和财富日趋不平等的环境中，不平等已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20世纪末以来，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化和数字化的助推下，收入和财富差距在世界各个地区几乎都呈扩大趋势。以美国为例，1978-2015年近40年间，前10%高收入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了115%，中间40%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了42%，而后50%人群的税前收入反而下降了1%。这种截然相反的增长幅度导致高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日益集中。根据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出版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19》，2017年，欧洲收入前10%的成人（20及20岁以上人群）的收入总和占整个国民收入的37%，该份额在俄罗斯为46%，在北美（美国与加拿大）为47%，在巴西和印度则为 55%。中东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高的地区，收入前10%成人的收入占比高达 61%。
财富甚至比收入还要集中。1980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拥有22%的国民财富，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9%。这一增长主要靠最富有的0.1%的人群财富的迅速攀升所推动，目前美国最富有的0.1%的人群掌握的财富是另外90%的人群财富的总和。从全球范围来看，最富有1%的人群拥有的财富份额从1980年的28%上升至2019年的43%；与此同时，约有28亿成人的身家不到1万美元，而这些人仅拥有全球财富的1.4%。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数字经济发展和政府救市措施的推波助澜下，科技、医疗和工业领域的富豪财富加速积累。根据瑞银集团和普华永道日前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尽管遭遇新冠疫情，但今年全球亿万富豪的财富总和仍创历史新高。截至7月底，全球亿万富豪财富总额约为10.2万亿美元，超过了2017年创下的8.9万亿美元的峰值。疫情正在进一步扩大财富和经济流动性的鸿沟。
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焦虑和不安。为何全球的财富分配会在近年来越来越悬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又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财富分配可以被视为收入分配的自然副产品，如果某些人获得更多收入，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变得更富有。但在现代金融社会中，不同财富水平的家庭在资产组合上存在巨大差异，富裕家庭的资产组合以公司股权为主，但典型中产阶层家庭的资产组合高度集中于住宅和房地产，同时拥有较高的杠杆率。例如，美国前1%富豪家庭拥有53%的股票和共同基金，前10%富人家庭拥有88%的股票和共同基金，而广大的90%的中产和低收入家庭仅拥有12%的股票和共同基金，其中财富金字塔底部50%的家庭只拥有1%的股票和共同基金。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价格动态成为美国财富不平等演变的关键驱动因素。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表明，如果楼市表现好于股市，那么经济中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就会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中产阶层（其投资组合中住房占比过大）的财务表现和财富增长比前10%，甚至前5%的人更好更快。而亿万富豪的财富则主要集中在公司股权上，如果股票市场的表现比楼市好，那么财富不平等程度几乎是直线上升。这就是我们在过去10年中所看到的美国不平等程度飙升的根源。与之不同，由于中产阶层房产升值以及相对较小的股市规模，欧洲的贫富分化要远低于美国。
二、不平等、杠杆与金融危机
在经济学史上，分配和不平等问题曾经主导了整个19世纪欧洲古典时期和20世纪美国进步时代的经济学发展。然而，在20世纪中叶，随着具有实证主义思想的新古典学派的出现，经济学逐渐放弃了对公平和公正问题的兴趣，转而关注经济增长——即使这种增长只使少数人受益，而牺牲了多数人的利益。1954年，西蒙·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致辞中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阐述了不平等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自那以后，不平等研究逐渐消失在经济学家的“雷达”上。
过去的十余年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带来了经济的不稳定，导致社会及族群撕裂，引发逆全球化思潮，因此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把注意力转向了不平等问题。特别是托马斯·皮凯蒂在2013年出版《21世纪资本主义》一书后，关于不平等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涌现。
经济学界对不平等的重新关注当然值得欢呼，不平等也开始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宏观经济风险。人们发现，每一次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在发生前都伴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大幅攀升，90年前的大萧条时代如此，十余年前的大衰退危机也是如此。
事实上，加尔布雷斯1954年在他那本关于大萧条及前因后果的名作《大崩溃》中，就将“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列为当时经济的五大问题之首，这五个问题似乎与“接踵而来的灾难”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虽然大萧条时期的这些教训基本上被遗忘了，但近年来学术界重拾这方面的研究，多项跨国实证结果表明，在14个主要发达国家近150年来的历史上，不平等程度，特别是最富有的1%人群所占的收入和财富比重对金融危机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
从贫富差距到金融危机的传导桥梁是杠杆。当中低收入阶层看到上层人士享受着经济增长带来的益处：更大的房子、更快的跑车、更先进的电子设备时，他们自然也想生活得更好。然而，他们的收入却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因此他们只能通过加大负债来实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当政府无法直接消除中产阶层家庭的深层次焦虑时，也往往会拿宽松信贷作为安慰剂。
在短期内，杠杆支撑的消费刺激了经济，创造了就业。但很明显，这种靠借债创造的短期繁荣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这就像扑克游戏中，筹码越来越集中在越来越少的手上，其他人只能靠借贷维持游戏，当他们的信用额度用完时，游戏就停止了，最终会迎来所谓的“明斯基时刻”。
历史上，在1929年大萧条爆发之前，也发生了贫富差距极速扩大的现象。1929年，美国前0.1%的富人拥有的全国财富之比达到了25%。美联储首任主席马瑞纳·伊寇斯曾协助罗斯福带领美国人民渡过大萧条时期，在卸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伊寇斯开始反思大萧条的成因：
“大萧条的主要起因与20世纪20年代的过度消费没有任何关联，相反，它主要起源于美国富裕阶层手中财富的大量积累，而其他人的财富增长却停滞了。1929年之前，新增长的财富不断流向少数人手中，他们用这些资金扩大投资，却没有发现大众的购买力根本无法支撑越来越庞大的供给。”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美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快速增加，其中，低收入阶层的杠杆率从1980年的约40%提高到了2008年的140%，同一时期高收入阶层的杠杆率基本维持在20%-40%之间窄幅波动。当利率开始向上逆转，信贷和资产泡沫出现收缩，到了某一时刻，危机开始爆发，贫富差距和高杠杆的风险终于浮出水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张“均贫卡”并没能扭转贫富分化的大趋势。在各国央行史无前例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目前，美国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已经接近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水平，尽管历史并不会简单重复自己，但这种状况不由得使人对下一次危机充满了警惕。
三、不平等会带来经济停滞吗
近十多年来，发达经济体似乎正在长期地处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产出缺口为负的状态之中，而新兴经济体也正在经历增长放缓，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阴霾始终难以消散。是什么导致了“长期停滞”？对此问题的回答可谓是见仁见智，但贫富差距加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需求结构来看，总需求是决定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但由于较富裕的家庭比贫穷的家庭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因此，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会增加储蓄，降低有效总需求，导致失业和经济停滞。这种解释固然简明扼要，但却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复杂变化。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体都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良性循环增长模式来描述。在这种模式中，生产力的增长推动了工资的增长，而工资是需求增长的引擎，这促进了充分就业，并为投资提供了动力，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在这个模式中，基于罗斯福新政的监管架构，金融扮演了类似公共事业的角色。它的主要作用有三个：一是为企业和企业家提供投资资金；
二是为商业和家庭提供保险服务；
三是为家庭提供储蓄途径以满足未来所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良性循环的凯恩斯增长模式被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所取代，由此带来经济政策的三个关键变化：
一是放弃对充分就业的政策承诺，取而代之的是稳定低通胀的承诺；
二是切断工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有机联系；
三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狂飙突进，金融市场开始远离实体经济，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
这些变化叠加了大型跨国公司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弱化了工会和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可以说，1980年以前，工资是需求增长的引擎：1980年之后，债务和资产价格通胀成为需求增长的引擎。因此，新模式的特点体现为金融不稳定加剧、工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加剧。
首先，在新模式下，中低收入阶层工资和收入的停滞不前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结构性需求短缺，金融创新和资产价格膨胀的作用就是填补这一空白，可以认为金融泡沫抵消并掩盖了不平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制造一个需求缺口，但他们的自由放任的金融监管政策释放出的“金融魔力”却意外地填补了需求缺口。
其次，债务膨胀和资产泡沫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旦金融泡沫破裂，金融市场不再填补收入不平等造成的结构性需求缺口，不平等的需求效应就会凸显出来，使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停滞是长期信贷泡沫、金融危机和收入不平等的共同产物。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情况来看，尽管各国央行采取了零利率和量化宽松（QE）政策，但由于收入分配一直在持续恶化之中，经济始终受到需求不足和增长放缓的困扰。
自从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如果失业问题和经济衰退得不到控制并且无法扭转的话，那么经济衰退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经济不平等的需求拖累就会更加凸显，让经济实际表现雪上加霜。
四、政策药方何处寻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曾被视为一个运行良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自然结果，然而当不平等加剧和贫富差距扩大至极化状态时，就会成为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滋生的温床。目前并不缺乏关于减少不平等的建议，经济学家们已列出了重新平衡收入和财富分配措施的冗长清单。
从短期而言，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各国居民收入增速出现大幅下滑，低收入人群收入下降幅度尤为巨大。出于预防性储蓄和减少外出消费等原因，居民储蓄率大幅上扬。由于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利率处于零利率水平，经济体系将无法吸收这些储蓄，由此产生的过度储蓄减少了总需求，进而拖累经济复苏步伐。在这种情况下，政策解决方案是双重的。
首先，维持巨额预算赤字，使公共部门赤字能吸收私人部门过剩的储蓄，同时增加财政刺激力度，优先用于帮助失业和低收入家庭。
第二，鼓励通货膨胀预期，即使现实的市场名义利率被困在零水平，预期实际利率也会变为负值，从而刺激进一步的消费和投资。
从长期来看，削减不平等程度需要反思并重构现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具体而言，这需要用有管理的全球化取代不受约束的跨国公司全球化，恢复对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承诺，重启社会民主议程以支持和资助公共投资，提供公共服务和监管（包括金融市场），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抑制管理层注重股价最大化的短期主义行为。在新的模式中，工人将具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并获得更高的收入份额。
毫无疑问，贫富差距加大这个话题，已经站在了学术争鸣和公共辩论的风口浪尖。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争，也是西方政治谱系中左右翼之间的较量。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在竞选纲领中提出的提高最低工资、提高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扩大基建等政策主张，或许预示了未来将何去何从。
(作者施东辉为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