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古希腊文明对西方文明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国来说，唯有先秦与之媲美。讲中国历史，“言必道先秦”；讲西方文明，“言必称希腊”。
在比较文明视野中审视古希腊，可以说基于三重机缘：一重机缘，是为了认识西方文明深厚的历史渊源，古希腊为西方文化填充了无比丰富的内容。另一重机缘，是从比较文明维度，对中国古代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在旨趣上的异同进行知识梳理。再一重机缘，是因为学界某些关于古希腊文明的非主流观点“异军突起”，促人关注古希腊文明。在人们对这些观点心生钦服或报以一笑的同时，确实需要强化国人的西方文化认知。
萨拜因在其名著《政治学说史》里写道：政治思想史的规范研究始自希腊，所有其他民族都没有达到同样的思想状态。广而言之，大凡讲“规范的”思想史如哲学、政治学、史学等等，都自古希腊始。这一断定，就更加显出从比较文明角度审视古希腊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古希腊的重要性对西方当然不用多说，它对后起西方文明是源与流的关系。西方重要的思想与制度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没有古希腊，就没有西方。同时，对全球史而言，古希腊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当下中国和西方都在争议的话题“中西之争”，其实不是限于中国与西方的单纯现象，而是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的“东西之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古希腊正是这一漫长故事的早期出场者。
希波战争，掀开了东西之争的历史帷幕。希波战争对东西方的意义是不同的：对西方而言，由于希腊汲取了东方国家的智慧，并创制了西方的一套观念与制度机制，因此奠定了西方文明走向辉煌的历史基础。对东方而言，则展现了庞大组织的建构能力，以及在文明冲突中的初始进取心。
历史地看，希波战争，并不是西方一直占优。情况恰恰相反。波斯在战争中占尽优势。这与东方国家的一个优秀传统相关——这不是批判言辞、也不是嘲讽说法——就是建构大规模政治社会的能力非常强。波斯跟西方国家如斯巴达、雅典，甚或整个古希腊打仗的时候，后者一直比较被动。古希腊之灭，与希波战争直接相连。后来还是“希腊化”的马其顿反过来替希腊人报了一箭之仇，征服了波斯。但是，一个令人注意的现象是，希腊在跟波斯打仗的过程中，不仅致力改善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且实现了社会政治组织方式的突破。古典民主的降生，就是这一突破的重要标志。同时，接受东方智慧的启迪，加以自己的创发，古希腊人的哲学思考、艺术创作、宗教领悟和政治创制等等，达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高度。现代各个重要学科的的规范思考成果，大都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综合东西方文明精粹的能力，推动他们登上了古代文明的高峰。
站在特殊主义的东方立场所书写的东西方交往史，大多对古代文明初创时期的希腊有些不屑。今日伊朗自认为是古代波斯的继承者。他们书写的古代伊朗史或波斯帝国史，有些不入西方人的法眼，但却写下了东方人曾经创造的辉煌。一位伊朗学者撰写的波斯帝国史，就明确指出了希波冲突时，东方文明对希腊的多方面影响。这是历史事实。但也需要承认西方人撰写的同一时期历史所指出的另一历史事实，就是真正能够融汇东西方文明的是古希腊。我们完全可以把古希腊称为第一次东西方冲突中，融合东西方文明而带来历史性突破的产物。这是文明发生接触与相互碰撞的积极成果。
古希腊文明的突破是全面性的。从思想学术的视角看，亚里士多德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将其老师的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和他老师柏拉图的思想，梳理为人类早期的分科学术，对后世发生了广泛、深刻而持续的影响。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三代师生的思想，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人类富有规范、自成系统的思想学术建构，自此挺立。并就此拉开与其他古代文明的距离。所谓西方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也由此确定。这让西方人生发一种文明发展的优越感。
19世纪时的黑格尔，就在这种眼光下打量东方文明，对中国古代哲学瞧不上眼。他认为中国哲学处在哲学前史阶段，哲学史一开篇，中国哲学就未能置身其中。这让国人有点怒不可遏。其实，有没有古希腊式的哲学，是一个非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质疑。因为，非希腊世界几乎没有建立起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因此，也就没有反映式的认识这个世界的欲求。非西方世界大多将人的主观意念直接代入客观世界，因此无法建立起古希腊式的哲学思维。像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境界很高，但很难对客观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认识，并建构相应的知识体系。
希腊人不仅将自然作为认识对象，也将人作为知识对象。德尔菲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就是人把自己当做认识对象。而不是像非希腊世界，在融合所有社会要素的基础上，进行的统合性思考——在整全把握世界的时候，洞察力极强，知识性很弱。古希腊以后，西方进入一个政教合一的历史阶段，即人们所知的中世纪，神学的建构，也还仰仗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可见古希腊哲学穿透宗教幕墙对神学建构发挥的极大影响力。
从人类思维方式的突破上讲，古希腊人的文明形式创制方面亦有重大贡献：他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区分了宗教、艺术和哲学。直到今天，在非西方世界求解重大问题时，大多还将宗教、艺术和哲学混为一谈。譬如国人理解宇宙万物的生成，以一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囊括了一切。道是什么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让人“不明觉厉”，但无法准确理解宇宙的生成。在古希腊传统中，寻求确定性的知识，确实是一个惊人的进步。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
古希腊在社会政治组织生活方式上的民主创制，也是人类政治上的一大突破。虽然古希腊民主跟现代民主是两种民主，但民主的历史练习是非常重要的。民主习性，就是一种分权与限权的习性。它与专制构成两种对峙的政治类型。这是东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划界的一个重要指标。德裔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写了一本《东方专制主义》，书中强调，在西方也有与东方国家一样的专制主义，但与后者不同，西方国家的专制大多为时不长。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有分权传统、多元治理。这一断言确实有商榷余地，但也多少提示人们注意东西方传统的差异性。
古希腊人之所以能建构一套理性知识、精确知识，与其逻辑学具有密切关系。古代印度人有因明学，古代中国人也有后期墨家的墨辩逻辑，但后两者对人类知识系统建构所做的贡献，还无法与逻辑学媲美。古希腊的辩证法，从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相沿以下，经苏格拉底、柏拉图成为系统，不仅让西方人保有了一种特殊的认知世界的方法，而且也综合了东方人所展现的洞察力优势，对现代情景下的知识体系建构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此，现代人必须感激古希腊人。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国人不仅承受现代西方文化的巨大压力，而且对源自古希腊的西方规范知识也感到压迫。其实，面对古希腊，促人醒觉的是，正是由于他们站到人类文明的综合高点，兼综了东西方文明的优长之处，才实现了文明的突破。
（本文为任剑涛教授在闲谈系列“西方历史源头的古希腊文明”活动上的发言，经嘉宾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