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早期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克里特时期的宫殿国家、迈锡尼时期的“广域王权国家”和古风时代早期的城邦国家。从国家形态的角度来说，这三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三种相对独立的不同国家形态。之所以出现三种时间上前后相继、形态上却差异较大的早期国家，与希腊早期国家的“次生性”有很大的关系。即便是最早的克里特国家，与周边的两河流域和埃及相比，国家的形成也晚得多，因此希腊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受到早已进入文明阶段的近东地区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克里特和迈锡尼在各自传统与环境条件的基础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早期国家。古风时代早期的城邦国家，是在迈锡尼国家衰落后留下来的定居点的基础上，在东方文明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另一种不同形态的国家。
关于克里特国家形成的时间，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有国家的萌芽，不过以剑桥大学考古系教授伦弗鲁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们确信克里特岛上最早的国家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在旧王宫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前1680年），克里特岛各地形成了一批以宫殿为中心的早期国家，如克诺索斯、法埃斯特、马利亚、加图扎克罗。这些宫殿国家在地理规模、定居点分布、公共建筑平面规划及其所反映的官僚组织体系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尽管也有考古学家发现了在此之前出现的一些规模较大的宫殿类建筑，但是大批彼此独立的同质化宫殿国家的“突然出现”，很可能是克里特岛上各地的原始部落受到近东王宫国家的影响而在同一时期快速发展起来的。有两个证据可以佐证这一推测的合理性。第一，目前尚未有考古证据表明克里特在此之前曾经有过世界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酋邦”时期，也就是说，克里特的早期国家是直接从原始部落状态发展到宫殿国家。第二，克里特宫殿国家发展的时期，正是东地中海地区物质和艺术交流的一个高峰时期，比如作为文明发展重要标志的青铜器的原材料铜和锡，出现在这一时期从两河流域到东地中海沿岸各地的贸易网络中。
在新王宫时期（约公元前1680年—前1415年），整个克里特岛上的新宫殿虽然保留着旧王宫时期的建筑遗风，但是在建筑规模和装饰豪华方面要远远胜过前者，各地宫殿建筑样式和布局的同质化更加突出，只不过规模大小有一些差异，其中最大的宫殿出现在克诺索斯。与此同时，整个克里特岛上的文字书写系统也开始标准化，还有大量风格相近的陶器出现在克里特岛各地。综合这些证据，有学者推测，这一时期可能形成了以克诺索斯为中心的统一国家。但是目前的考古材料仍然缺乏形成统一国家的直接或间接证据，包括克诺索斯在内的各个宫殿遗址都没有显示出王宫对周边地区更大范围的控制，所以克里特的早期国家是一种独特的宫殿国家。随着克里特国家的发展和强盛，克里特成为东地中海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核心力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同时，克里特对东地中海其他地区进口而来的物质产品需求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这就阻碍了希腊大陆地区与近东文明的交流。到公元前15世纪后半期，克里特遭到意想不到的灾难，或许是因为地震和火山喷发，或许是因为大陆希腊人的入侵，克里特的宫殿国家及其文明急剧衰落。
希腊大陆地区文明和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不同于克里特地区直接从部落状态迅速发展到旧王宫时期早期国家的模式，希腊大陆地区的发展进程要长得多。公元前3千纪中叶，希腊大陆地区就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复杂化进程。但是，到公元前2千纪初的几个世纪里，希腊大陆的发展有所停滞。直到公元前17世纪，这种停滞的局面才有所改变。这一时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地、中希腊和北希腊，产生了最初的国家形态，希腊的历史进入通常所说的迈锡尼文明时期。迈锡尼文明在发展初期阶段，受到比较先进的克里特文明的影响，包括线形文字、宗教仪式、壁画艺术等。
约公元前1650年—前1200年，迈锡尼早期国家发展进程加快并走向繁荣，可能得益于克里特衰落以后迈锡尼能够直接与近东更发达的文明进行交流。这一时期，在希腊大陆的迈锡尼、梯林斯、派罗斯等地，出现了一批早期国家。传统观点认为，对外交流的勃兴是迈锡尼国家经济和政治集中化发展的结果。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对外贸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一时期希腊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了国家形态的演变。对外贸易关系的发展，对迈锡尼早期国家统治阶层权威的合法化至关重要。因为迈锡尼国家是从原始部落状态缓慢发展而来，所以早期的统治阶层更加关注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比如贵金属、粮食、黑曜石等。有学者推测，迈锡尼人是在通过文明交流接触到近东地区王权统治的模式以后，才意识到政治集中化和权威化的重要性。于是，一种结合本土发展与近东影响的新型早期国家发展起来。这种国家形式以王宫为中心，王宫一方面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进行直接控制，另一方面也注重政治集中化和政治权威的确立。在王宫控制之下，迈锡尼时期的国家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地方管理体系。以派罗斯为例，从现有的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可以看到，派罗斯有两个行省，下辖16个行政管理区域。这种国家形态类似于中国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广域王权国家”。约公元前1200年—前1100年间，整个地中海地区都遭遇“文明的崩溃”，有可能是因为生产青铜器的原料锡矿的衰竭导致生产能力的下降，也有可能是海上民族和北方民族的侵扰。迈锡尼文明的衰落正是这一时期普遍衰落的缩影，迈锡尼、梯林斯、派罗斯等地的宫殿都遭到严重破坏，城市被废弃，人口也急剧减少，人们退回到了乡村生活状态。
尽管迈锡尼时期的城市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在乡村地区仍然遗留下来迈锡尼时期的一些定居点。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开始，这些定居点的农业技术快速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商业活动和移民活动也再度频繁，希腊人与地中海及其周边民族的文明交流也日益丰富。最终，这些定居点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城市，并结合周边的乡村，形成了一种与克里特和迈锡尼的早期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城邦。在希腊城邦发展的初期阶段，也就是古风时代早期（约公元前750年—前650年），希腊社会受到东方文化的深远影响，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字母发展而来的，希腊艺术吸收大量的东方元素，陶器、金属和纺织品等物品交流十分频繁。在与东方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希腊人总是汲取那些适应自己本土土壤的元素，东方的影响恰好强化或加速了固有的趋向。就国家形态方面来说，迈锡尼的中央权力机构瓦解后，乡村的地方贵族逐渐上升成为主要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在与东方先进文明的接触中，大量贵族精英接受来自东方的财富、知识和文化，进一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发展，使得希腊国家短期内未出现能够消灭其他贵族独自称王的君主，遂形成了与东方社会迥异的城邦体制。
希腊三种早期国家形态形成的过程，都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这就是社会发展突然加快，国家形成进程缩短，这也是所有“次生国家”的共性。与更先进文明的接触和交流，不仅促进了希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政治意识的发展，从而加快国家形成的进程。但是每个“次生性”国家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相对独特的社会背景，且学习先进文明的内容和特点又不尽相同，因而国家形态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总之，从克里特时期的宫殿国家，到迈锡尼时期的“广域王权国家”，再到古风时代早期的城邦国家的形成，都是在本土发展的基础上，受到外来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
（作者：李永斌，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早期希腊国家形态演变研究”〔21BSS010〕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