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吕西斯特拉特》（创作于公元前412年）中曾记载了一种“透亮”的服装，称其为“阿摩戈斯服装”。此后的希腊罗马作家和辞书关于阿摩戈斯服装的记载，基本上都援引阿里斯托芬的文字。1929年，美国学者瑞切特撰文认为，古希腊作家所记载的“阿摩戈斯织物”就是丝，并认为这种织物通过进口获得。波斯帝国在公元前5世纪盛行丝质服装，并且已有确切的文献记载证明，所以可以推测这种丝质服装是经过波斯帝国转运进口到希腊的。
瑞切特的结论一度得到考古学的证明。20世纪30年代，雅典的德国考古研究所系统发掘了雅典的克拉米克斯公墓。在阿尔克迈翁家族（古典时代雅典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的墓地中，有一个墓室属于亚西比德的孙女西帕利特。1936年，考古学家在这个编号为35—HTR73墓室的石棺中发现了一个铜质圆底深口碗，碗被禾秆包缠着，碗口封着紫色绶带。碗中有一种被烧过的轻薄的纺织品残迹，这块纺织品四个角处染成紫色。这个石碗现存于希腊文化部，考古学家认为其年代应该在公元前430年—前400年。20世纪60年代，德国科学家亨特及其科研团队采用显微技术和氨基酸测试技术对碗里的纺织品残迹进行了鉴定，认为这块纺织品包含五种织物，其中包括学者们通常所称的“庞比蚕丝”，亨特认为这种“庞比蚕丝”正是原产自中国的家蚕丝。与此次检测大概同一时期，另一些德国科学家检测了德国霍米克勒出土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的时间被断定为公元前6世纪中期，略早于雅典克拉米克斯公墓的出土物。检测结果显示，霍米克勒出土的纺织品也有产自中国的家蚕丝的成分。
诸多学者基于上述检测结果，结合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对古代中国丝绸西传的问题进行了论述。1991年，美国学者巴伯尔在《史前纺织品》一书中认为，古典时代后期希腊人的纺丝技术来自对中国丝绸技术的模仿，克拉米克斯公墓出土的纺织品显然是重新纺织过，以符合希腊人的品位。巴伯尔还认为，希腊语中指称丝的词汇直接来自中国的“丝”，希腊人借用中国的“丝”字的发音，加上希腊语中常用的形容词后缀-，变成了，这一词语后来又用于指称丝的来源地——赛里斯。再后来，许多民族语言都借用了希腊语的来指称丝，比如英语中的silk。1995年，美国学者艾琳·古德在《汉代之前欧亚大陆的丝》一文中概览了从蚕茧中抽取丝的技术，并且力图从现存的纤维测试结果中回溯各种丝的品种及其原产地。她认为，中国的丝最早传入欧洲的时间是公元前6世纪早期。
21世纪初，希腊文化部和德国考古研究所再次对克拉米克斯公墓出土的纺织品样品进行检测。此次采用了更多更先进的技术，包括重叠区扩增基因拼接法、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扫描电子显微镜技术。检测结果出乎意料——这些样品里面并没有丝的成分。科学家检测到了四种纺织品的成分，其中两种是不同品种的亚麻，还有一种可能是棉，最后一种则是亚麻和棉的混制品。因为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科学家们又重新检测了德国霍米克勒出土的纺织品，结果证明这种纺织品也不是丝。当然，尽管此次重新检测使用了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并未形成最终定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古代文献的记载与考古发现和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科学检测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异呢？
有的学者认为，墓葬出土文物只能说明保存手段和保存条件，并不能完全否认古典时代希腊人使用丝的可能性。但是，争议的声音一直存在。有学者坚持认为古典时代及其以前，希腊人是不知道丝的存在的。古典时代希腊文献所记载的阿摩戈斯织物，很可能是一种特殊的亚麻。也有学者认为，古代地中海地区很早就有使用野蚕丝的传统，并且也有考古学的证据。20世纪90年代，英国和希腊的考古学家联合发掘的铁拉岛发掘现场出土了一枚茧，最终被证实为一种野蚕丝的茧，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考古学家据此认为，早在青铜时代，爱琴海地区就已经有野蚕丝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何地的野蚕丝，在质量和产量方面都完全不能与中国的家蚕丝相比，不可能生产出大规模精美的服饰。也有学者认为，用野蚕丝纺线织布的技术实际上是模仿中国家蚕丝的技术，其原因是远距离进口中国的家蚕丝太过昂贵，需要用野蚕丝来做替代品。
综合上述考古学的发现和古代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对中国丝绸传入古代希腊的时间和阶段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复原。笔者认为，中国丝绸传入古代希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可能的零星传入，时间是在希腊的古典时代（公元前5—前4世纪）；第二个阶段是小规模传入，时间是在亚历山大东征及其以后的希腊化时代（公元前4世纪后期到公元前1世纪）；第三个阶段是大规模传入，时间是拜占庭帝国时期（公元4世纪及以后）。
就第一阶段而言，综合古代希腊文献的记载和公元前5—前4世纪欧亚大陆整体的文明交流情况，零星的中国丝绸进入古代希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丝绸的西传，首先是从蒙古高原到阿尔泰山，再经过准噶尔盆地到哈萨克丘陵，或者直接由西伯利亚南部的巴拉巴草原到黑海地区的北方草原。实际上，这是一条从东到西的丝绸传播路线分出来的两个岔道，这两个岔道最终又汇合于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地区。前者从中亚经过波斯帝国传入希腊地区，后者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传入希腊。这条传播路线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已经存在了若干世纪。它是一条由散居在广袤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主导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虽然控制“草原丝绸之路”的民族和国家在不断变迁，这条“丝绸之路”却未曾完全中断过。
就第二阶段而言，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中的记载可以说是所有传世希腊文献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亚里士多德记载了科斯岛的人们养育一种类似蛆虫的小虫子，这种虫子从幼虫变成蚕蛾需六个月，然后妇女们拆开蚕茧、纺丝，再将丝织成布。基本上可以肯定亚里士多德对这种蚕虫的记载是建立在实际观察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并未提及“阿摩戈斯织物”，也未提及这种蚕丝究竟是家蚕还是野蚕。不过，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他所记载的极有可能是中国的养蚕纺丝技术。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最后十几年，正是亚历山大东征的时间。随之而来的“希腊化时代”虽然名为希腊化时代，但是文明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这些交流无疑包括亚历山大东征所到之处，甚至非常接近更为遥远的中国。如果中国与此时的希腊存在直接的交流，丝绸必定是重要的媒介和载体。
张骞凿空西域以后，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已经打通，汉代中国和中亚的巴克特里亚之间的商贸活动越来越频繁。经过欧亚大陆各民族的逐步“接力”，中国丝绸从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南亚的印度到达原来的帕提亚境内，然后到达小亚细亚，最后通过爱琴海或者直接穿过地中海到达希腊地区。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庞大的版图使地中海西海岸到欧洲大陆的交流更加便利，帕提亚帝国则连接了中亚到西亚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通道。罗马帝国治下原希腊地区的一些作家已经对丝和养蚕纺丝的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就说明，中国的丝绸已经传到了希腊地区。不过，此时传入希腊地区的中国丝绸主要还是纺织成品，规模应该不算大，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人对中国的丝及丝的来源还存在着某些因未曾亲眼见到而带来的误解。
就第三阶段而言，拜占庭帝国统治希腊地区的时期，距离李希霍芬所界定的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已经有500多年了，欧亚大陆物质文明交流更加频繁，丝绸作为重要的交流内容，已经大量进入拜占庭帝国，引起帝国内各个阶层的浓厚兴趣，不再是贵族阶级独享特权的象征了。从一些社会的习俗也可以看出丝绸在拜占庭帝国的普及性，比如当时的东正教会就盛行用丝绸来装饰教堂、制作教士法衣，用丝绸包裹尸体下葬。日耳曼诸民族进入罗马境内以后，也开始追求丝绸等东方奢侈品。公元448年，拜占庭帝国与匈奴首领阿提拉谈判时，为羁縻严重威胁帝国边境的匈奴人，向阿提拉赠送了包括丝绸在内的大量东方奢侈品。根据普罗科皮乌斯记载，拜占庭帝国官方不仅通过贸易获得中国的丝绸，而且开始有意识地了解种桑养蚕的知识，并获得了生成蚕丝的技术。
至此，从古典时期可能的零星传入，到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小规模传入，再到拜占庭帝国时期大规模传入，中国丝绸基本完成了从中国到希腊的流传旅程。
（作者：李永斌，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