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出版。与第一部一样，江勇振对史料的爬梳，对于胡适思想来源及脉络的细致辨析，都大大超过了此前的研究者。从已经出版的前两部来看，江勇振确实在致力于构建胡适研究的新范式。他不仅通过胡适文本来理解和分析胡适，而且对于胡适的思想来源下大力气追根溯源。
江勇振明确反对“胡适说过就算主义”。如其所说，胡适念兹在兹的“杜威教我思想，赫胥黎教我怀疑”。然而，“杜威到底怎样教胡适思想，赫胥黎又怎样教胡适怀疑？胡适从来就没有清楚地交代过……当他过世以后，也从来没有人对这句话发出质疑。”有鉴于此，江勇振在第二部中，对于胡适思想的来源，及接受杜威与赫胥黎的思想过程一一梳理，由此清晰地呈现了胡适思想的发展和形成，对杜威思想的滥用和误用，对于易卜生主义的“按需索取”与“合用就好”。
另一方面，作者对于以往胡适研究颇有不满，因此在“纠偏、纠错”上下了很大功夫。这种对胡适本人思想研究，以及对胡适研究的双重解构，使得本书在考据和史料辨析上让读者印象深刻。
在我看来，“日正当中，1917-1927”最具价值的部分，除了对胡适与易卜生、杜威、赫胥黎作品集思想关系理清之外，还包括胡适在1926年对苏联表示好感的部分所做的辨析。而书中对于胡适“争文化霸权”的说法，则大可商榷。
胡适未曾向“左”转
1925年10月，诗人徐志摩出任《晨报副刊》主编。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在《晨报》正刊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徐志摩立即邀请刚从海外归来的张奚若担撰写了一篇《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作为回应。陈文为苏俄辩护，张文在于揭露。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在苏联支持下，在广东发动北伐之时，梁启超、丁文江、陶孟和、张慰慈、钱端升、李璜、常燕生、陈翰笙、江绍原、刘侃元、张荣福、胡石青等人均参加了这场争论。
1925年11月29日，北平发生了《晨报》报馆被焚事件。尽管舆论对此多有批评，但此时身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不以为然，他当面反问正在上海养病的胡适：“你认为《晨报》不该烧吗？”这句话对胡适刺激很大。几天后，胡适在信中对陈独秀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使我深感诧异。在这封信的最后，胡适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残酷)的社会。”
1926年7月中旬，胡适经西伯利亚而抵莫斯科，再去英国出席中英庚款会议。中途在莫斯科逗留三天。学者邵建认为，胡适变成了“半苏俄式的社会主义者”，“人往何处去，思想就跟到哪”，所幸的是，他继续西行，到了美国，让他“从‘半苏俄’重返英美自由主义”。邵建认为，胡适患了“狄克推多”（独裁者）症候群。罗志田把胡适自由主义放在19世纪后半叶英美自由主义蜕变脉络下讨论。“明白了英美自由主义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特别是其在转型期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关系，我们对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向往社会主义，就较易理解了。”两人都认为，这是胡适的激进期，这个激进期只是一个急惊风。
对此，江勇振认为，胡适一生钟情美国，俄国从来就不是胡适的选项。1926年8月3日，胡适在访苏期间所写的日记中称：
今日回想前日与蔡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一、有计划的政治。二、文官考试法的实行。三、用有限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四、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江勇振认为，“胡适反对阶级斗争、反对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哲学的说法，这就彻底地摧毁了邵建和罗志田说胡适烦了左倾急惊风的毛病的说法。”江勇振称，“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中的“为”应当读去声，及胡适是要为无产阶级去争自由，而不是要无产阶级自己起来争自由。在《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中称，要用国家力量“为”无产阶级争自由，不管是由工党执政的方式，还是由列宁式的革命精英领导无产阶级的方式。在用英文写的《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中，胡适说得更清楚。“第一，胡适从理论上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经济史观与阶级斗争。第二，他认为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的浪费。第三，社会立法是用先发制人的方式，把可能会发生阶级斗争的问题都给防微杜渐地解决了。第四，社会立法的目的，就是要‘为’社会上最大多数的人——无产阶级——争自由、谋福利。”
1930年3月5日晚上，胡适在朋友家吃饭，法国人爱尔佛瑞·法波·鲁斯对胡适说，“法国人近日思想似乎不能脱离苏俄与美国两个极端理想，总不能逃脱‘苏俄呢，还是美国呢？’一个问题。中国人恐怕也有点如此吧？”胡适的回答是，“恐怕将来的人会明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江勇振称，罗志田正因胡适日记不全，并且错解为胡适二十多年对新俄的一场梦。而实际上，胡适这里所说的是“机械文明与科学文明”，所谓“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指的仅仅是生产力方面。
在莫斯科的三天时间里，胡适做了一些参观访问，同苏联人士谈话，并与蔡和森长谈和辩论。众多学者认为，胡适在苏联参观的三天里，对苏联颇有好感。主要证据就是胡适与张慰慈和徐志摩的通信。他在8月初写给张慰慈的信中说，“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如我们试做白话诗，或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江勇振说，这其实是胡适从杜威1921年2月9日发表在《新共和》杂志上的《社会的绝对主义》一文中傥来的。在《欧游道中寄书》中，也说到了这一点。他的结论是，邵建和罗志田低估了胡适对美国主义的忠贞，并认为：“总之，1926年欧游途经苏联的胡适既不左倾激进，也没有变成‘半苏俄式的社会主义者’。”
在我看来，江勇振为胡适的辩护确实可以自圆其说。在胡适10月4日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谈论制度的时候的确是以生产力为出发点，胡适明显表示，自己不信狄克推多。江勇振为胡适的辩护，将其言论视作了一个实验主义者的开放心态：即胡适认为，苏俄有权力进行政治思想与制度的试验。母庸讳言，在当时的情况下，以三天的时间来说，胡适对苏联政治内幕和民生的了解显然不可能深入，也不可能了解这种试验的内幕和代价。
除此之外，江勇振为胡适的辩护还缺乏一个环节，如果胡适是从生产力的角度说“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那么，此时的胡适究竟在苏俄看到了什么？回顾一下此时的苏联的情况，显然很有必要。
1917年，以列宁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去了政权，并于1918年到1921年实施军事共产主义。其措施包括实施粮食专政、粮食征收制，城乡间建立直接的产品交换；经济关系实物化等等。但是，军事共产主义引发了苏联各地农民的反抗，起义此起彼伏，连此前支持布尔什维克夺权的咯琅施塔得的水兵也发起暴动。1921年，列宁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从而承认了市场机制。
1924年，苏联被很多国家承认，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中国、日本等先后与苏联建交。此时，列宁虽已去世，但“新经济政策”被斯大林继续执行。德国人帮助苏联建立了很多工厂和企业。到1925年，苏联的经济好转，军工企业已经基本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据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记载，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实际就是从1926年开始的。1926年5月1日，苏联第一家拖拉机厂——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正式投产。12月，当时苏联最大的水电站——沃尔霍尔水电站第一台涡轮发电机发电。同样是在1926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1913年的水平，社会主义成分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它们的产值占大工业总产值的96%，工业储备达到了61亿切尔文卢布。
不难想像，胡适看到的苏联，正是“新经济政策”之下，苏联集中国家力量办大事取得一定成效的时候。因此，胡适才说，在有生产力上，“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其时，布尔什维克高层之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间的内斗，胡适显然无法获悉。
纵观《舍我其谁：胡适》前两部，根据江勇振的描述，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上，胡适一直有功利主义的考量：即注重“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因此，他从生产力角度来观察各国制度其来有自。可以想见，如果胡适知道苏共党内斗争与苏联民众的真实生活，他必然会全盘否定。
“争文化霸权”不能成立
如果说，江勇振为胡适没有“左转”的辩护是成功的。那么，他对胡适争夺“文化霸权”之说就陷入了概念的误区。
本书上卷第三章的题目是“过关斩将，争夺文化霸权”，内容近100页。作者引用了胡适致陈独秀的一封信，称之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篇文化霸权争夺战的自白书”。作者认为，表面看来，胡适仿佛犯了“时时刻刻在敌人的包围之中的”疑惧症。其实，其所反映的是他强烈的自卫心、斗志以及争夺文化霸权的野心。白话文学革命是他的第一场文化霸权争夺战。江勇振更进一步指出，胡适用入学试题宣扬新文化，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导致《新青年》分裂，意味着胡适文化霸权争夺战的战线开始变化。如果他先前文言与白话的争夺战是西方与传统的对峙，现在则转为西方思潮与西方思潮的对峙。中国知识分子各自以西方的思潮作为武器来从事论战，肇始于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敏锐的胡适在1919年就已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将是他的劲敌，无怪乎胡适会在总结性的《四论问题与主义》里，特别以马克思主义为例，来说明学说可以造成可忧的后果。在叙述胡适入选“中国今日的十二大人物”的时候，作者进一步作出诛心之论：“一个要争夺、巩固、扩张文化霸权的人，想不好名都不行，这是因为‘名声’就是他的文化资本。没有这个资本，不要说文化霸权，他连巴结文化霸权的门儿都没有。”
什么是“文化霸权”？和磊在《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中的解释是：“文化霸权”，或称“文化领导权”、“领导权”，其希腊文和拉丁文分别是egemon和egemonia。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Keywords）中，从词源学角度考察了“文化霸权”这一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威廉斯指出，文化霸权这个词最初来自希腊文，指来自于别的国家的统治者，到了十九世纪之后，它才被广泛用来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而到了葛兰西手里，这个词又有了新的含义，被用来描述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但这种支配或统治关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性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由此，领导权不仅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渗透进了大众的意识之中，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和磊的词条解释还称，最早使用“文化霸权”这一概念的是葛兰西《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在后来所写的《狱中札记》和狱中所写的书信中，葛兰西明确把“统治”（压制）和“领导”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霸权的这样一面：通过大众同意进行的方式。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在《西方文论关键词》一书中，周兴杰对“文化霸权”这一词条做出了更详尽的解释。葛兰西沿着区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思路，提出革命的两种战略：运动战与阵地战，运动战就是武装革命，阵地战就是教育战。作者最后的结语是“文化霸权意指代表某一历史集团利益的意识形态力量，为取得政治、知识和道德领域里的领导地位，不断与其他力量冲突、商讨、妥协以及接合的过程”。
不难看出，江勇振所谓的“争夺文化霸权”，与这一词条的本意相去甚远。第一，很明显，“文化霸权”只能被有组织，有纪律，有团体力量，作为政治实体的统治集团或者某一组织所有，决非胡适这样的个人。尽管胡适在学界有一些同人和支持者，但决不能和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相提并论。更不必说，胡适的同人和支持者，在很多问题上与胡适有不同见解时，经常公开争鸣，针锋相对。因此，胡适争夺“文化霸权”之说不能成立。
第二，作为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知识分子，胡适到1927年为止，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清谈者，不具备争夺文化霸权的主体资格。胡适的政治实践，仅限于观念上的提出和政体上的设计，并非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既有意识形态的主张，同时在现实中实践，并且握有武装力量和经济力量。
第三，胡适只是一个文化人和思想者，其影响力仅仅只能通过学术研究、思想观念的传播来获得，而没有任何强制性，算不上真正的宣传。本书中的时间段，胡适采取的是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扮演的是作为“立法者”和“阐释者”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近似于葛兰西所称的“有机知识分子”，而非“文化霸权”的争夺者。众所周知，胡适从来就不是一个军事和政治上的强人，也从没有亲手组建一个政治实体，并强行推销自己的思想观念。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胡适对于组织方式源自苏联的国共两党都有批评。
第四，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观念上的不可调和，而非利益上的冲突。胡适秉持的自由主义乃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显然与其格格不入，更与胡适所提倡的争个人自由，张扬个性相悖。与其说是“文化霸权”的争夺，毋宁说是理念上的分歧和对立更为准确。
第五，即便如江勇振所说，胡适利用北大的入学考试宣扬新文化，其波及范围也很有限：首先，仅限于北大一所大学，而不是全国性的范围；其次，即便考生为了应付入学考试而认真学习了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化，并且运用到了入学考试之中，那也并不代表新文化就影响其思想观念，他完全可以考试一套，实际信奉另一套。更不必说学生思想观念会有游移和变化——比如，入学之后，他们可能受到黄侃和辜鸿铭的学说影响更大。
第六，每个人都有权利实现自我价值，中国人提倡“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胡适即便好名，只要他没有因此逾越法律和道德的底线，没有损害他人利益，也是正当且无可非议的。
那么，应当如何评述胡适作为文化领袖的地位和作用？纵观江勇振在书中所述胡适与其他人的论争，充其量只是观念的辨析或话语权的争夺。如果按照科斯的观念对当时的中国进行描述，那时的中国存在着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各种思想可以相互竞争，大众当然也可以各取所需。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革命兴起之后，激进主义思潮吸引了大批青年，素来主张理性、温和的胡适，影响力反而下降了。
在我看来，对于胡适，用韦伯的“奇理斯玛”的概念来描述或许差强人意。所谓“奇理斯玛”，即英文Charis-matic，意为“个人魅力”。“奇理斯玛”型权威不同于强制性的权威，后者不能象前者那样使人心悦诚服。百岁学者刘绪贻先生，曾在其口述自传中论及，自己上世纪4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曾想仿效胡适，走学术的道路，成为一个大学教授和胡适那样的知识分子。只是因为家庭以及其他原因，才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而他此前与胡适并无交往。
在《文化研究关键词》中，还有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的词条解释：“葛兰西所说的知识分子有机性，并不指的是依附性甚至从属性，更不简单地执行特定集团或借机的政策，甚至成为某一党派的喉舌，而是以反霸权、以大众的解放为根本目标，以创造新文化、创造新文明、创造新人类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以党派利益为中心，这就使得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带有很强的启蒙色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对这一观念的强调，用来描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倒是颇有几分类似。
而更为核心的问题在于，胡适的这种文化影响力，在党治之下，遭到了国民党“文化霸权”的打压。在《新月》时期，拥有文化霸权的国民党，对提倡自由、民主、宪政的胡适和罗隆基等人进行围攻，胡适本人被国民党政府警告，罗隆基被抓（只一天），后来又失去了光华大学教授的饭碗，北平的新月书店被查封，一千多份杂志也被没收。由此可见，胡适的“文化软实力”，在真正握有文化霸权的实体政治组织的“硬实力”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当然，关于“文化霸权”的异议，并非否定本书的价值以及作者所下的功夫，而是“更爱真理”的必须。除此以外，作者引入弗洛伊德的分析模式，对于胡适肛门偏执的研究，似有牵强附会和过度阐释之嫌。
必须指出，江勇振的史料考据和思想追溯自有其价值所在，然而，作者用力过猛且解构太甚，对于胡适思想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中的脉络和地位，反而不及他批评过的著作更为清晰和明显。由于未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以及“放大镜”一般的怀疑和审视，胡适的形象在作者的笔下分崩离析，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更不必说，作为传记的写作者，通过史料进入传主的内心深处探幽，捕捉其最为微妙的情感。
只要读过江勇振胡适传记前两部的读者，大都会对作者研究的下力之深印象深刻。作为研究者的邵建，已经对江勇振的纠错致谢。这也让读者期待，江勇振这部著作后面的内容更为精彩。
来源: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