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俄罗斯对国际战略环境和自身处境的看法发生了重要变化。乌克兰危机爆发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冷战后建立起来的对话关系被军事对峙和外交攻击所替代。普京的外交焦点集中在“反孤立”和“反制裁”，通过加强亚太国家的合作来平衡来自西方的压力。西部安全环境的恶化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俄罗斯外交重心，打断了俄罗斯试图重回国际政治舞台前沿的步伐。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已经走出转型政治经济危机。特别是在普京的第三任期，俄罗斯更加积极广泛参与国际安全、经济和政治事务，并努力恢复原苏联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然而，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困境和经济困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5轮的制裁，“精确打击”的目标锁定在俄罗斯一向引以为傲的能源、军工、金融等领域，虽然不至于给俄罗斯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对其未来发展带来的困难和伤害却不容低估。尽管俄罗斯以强硬的方式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硬实力”并夺取了克里米亚，但其国际形象被西方“妖魔化”。俄罗斯被踢出“八国集团”，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停止运作，俄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谈判无限期冻结，俄多年来融入西方轨道的努力付诸东流。

西方眼中的“他者”

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嫌隙，有历史的前怨，也有冷战时代的后仇，关键是西方精英社会在骨子里从来都把俄罗斯人排除在“西方文明”之外。曾为里根当过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苏联和东欧专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自己的《俄国革命的三个为什么》著作里就表达过：“从欧洲史的视角来看俄国的历史，俄国的国家权威，不是民间自下而上涌现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的。俄国的平民只是国家威权的从属物，从这个角度，俄国这个国家，气质上是东方的。”

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并没有完全消失，大量的足以消灭地球许多次的核武器，复杂的地区和民族矛盾让西方国家一直小心翼翼地防范俄罗斯再次重启帝国梦想。西方一方面积极在政治上推销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力图在政治上防止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复活，在经济上扶植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另一方面，西方试图在军事上小心地推动俄罗斯的核裁军计划，在地缘政治上弱化和瓦解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通过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西方阵营不仅整合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空间，还将战略触手慢慢伸向原苏联空间。可以说，西方世界一直没有放弃改造俄罗斯，试图将俄罗斯约束在一个更狭窄的地缘政治空间内。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仅并未准备接纳俄罗斯，甚至不愿承认俄罗斯的地区大国地位。

在西方精英的眼里，俄罗斯依然是西方文明世界中的“异类”，仍然将其视为政治、文化和安全上的威胁。当西方国家试图通过颜色革命、更迭政权的方式打破俄罗斯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平衡时，普京逐渐失去了耐心，俄罗斯选择用“硬实力”来回击外部挑战。俄罗斯本能的反击和冲动，实际上更强化了西方社会的不安全感和排斥心理。2008年8月8日，格鲁吉亚政府选择以军事方式解决南奥塞梯问题，此举遭到俄罗斯的军事回击。俄格战争直接导致美俄关系重启失败，欧盟启动了整合原苏联国家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排斥俄罗斯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实际上就是瓦解独联体组织的经济一体化计划，旨在强化西方民主价值观和扩大欧洲经济一体化空间。同样是在2014年，当乌克兰国内遭遇欧洲一体化危机，欧盟和美国积极介入调停的后果是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崩溃。自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俄罗斯政治转型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西方社会看来，普京所倡导的“新保守主义”内涵实际上就是，在政治上反对照搬西方，主张政体必须适应本国国情，强调中央垂直管理在转型时期的重要性。普京强调继承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引导全民回归以爱国主义、宗教信仰、家庭观念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反对西方式自由主义观念侵蚀。特别是普京在外交上坚持国家主权至上，反对西方以维护人权的借口于涉别国内政，努力推动独联体一体化进程，试图打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一极。普京对俄罗斯未来的设计显然是与以美国及西方国家主导的西方社会价值观分歧更加明显，于是双方借乌克兰危机而产生的地缘政治博弈在所难免。

俄自我身份认同难抉择

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其客观性，同时还依赖于俄罗斯对自我身份的主观认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超级大国地位突然崩塌，这对于领土横跨欧亚大陆、怀有救世主义思想的俄罗斯民族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俄罗斯社会在短短二十余年间经历了一个从否定自身价值、全盘西方化到肯定自我、重新审视西方、强调俄罗斯特色的复杂进程。俄罗斯社会的自我身份认同的钟摆在西方化与反西方化、欧洲大西洋国家还是欧亚国家之间的不断探索，进行了艰难的抉择。

普京对外政策的调整轨迹反映了俄罗斯重新认识自我的心路历程。在俄罗斯的大国梦中，救世主义的“弥赛亚思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审视俄罗斯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以东正教信仰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是左右俄罗斯民族行为的内在的基本准则，俄罗斯民族的思维方式、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等深受东正教的影响，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东正教文化中的救世主思想成为俄罗斯大国意识的文化基础，一旦有机会就可能迸发出巨大的社会能量。

在经历长达十余年的转型阵痛期之后，俄罗斯经济在21世纪前十年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不断恢复的综合国力增强了国民自信心。在普京执政初期，俄罗斯外交偏向于实用主义的务实外交，承认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先地位。在地区热点事务上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虽有利益分歧，但仍然以合作和对话为主。但是，在2008年俄格战争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对于自身认识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俄罗斯开始重新审视国际环境，凸显外交主动性和务实性，谋求在全新基础上取得世界大国地位。正是在这种全新的自我认识之下，俄罗斯加快了独联体经济一体化，搭建起俄白哈关税联盟。与此同时，俄罗斯在2010年2月还出台了全新的《俄罗斯军事学说》，明确将北约视为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扩大对外军事干预和保护俄族侨民的权力。随后，普京在2011年竞选总统第三任期时，还明确提出了俄罗斯恢复世界强国地位的战略目标。

普京强硬回击西方

2014年乌克兰爆发危机之后，面对西部安全环境的恶化，以及俄罗斯族侨民受到的安全威胁，普京选择采取极端的回击手段。3月18日，普京迅速批准了俄罗斯族占多数的克里米亚地区加入俄罗斯申请，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居民的自治主张。乌克兰东部战争因此成为冷战后在欧洲大陆爆发的最大规模战争。大规模人员伤亡不仅使得乌克兰内部部族矛盾激化，也将俄罗斯与西方阵营的关系拖入敌对状态。

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综合国力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俄罗斯的大国认同意识得到了不断强化，促使在处理地区事务上更加自信，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粗暴干涉乌克兰国内政治危机的行为，严重激怒了普京的外交耐心和民族自尊心。普京在3月18日接受克里米亚“入俄”的讲话中，火山喷发般地道出了俄罗斯人长期积累的愤懑与不满：“1991年，大国已不复存在，当时俄罗斯感到自己不是被偷光了，而是被抢光了。”普京以北约东扩和美国加紧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为例，指出尽管“俄真心希望与西方对话，希望相互关系是平等、开放且诚实的。但没看到西方为此所做的任何努力。相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别人在我们背后替我们做决定，留给我们的都是既成事实”。他指责西方使俄罗斯“生活在层层限制之下”，表示“无法容忍这种令人发指的历史的不公正”，要求西方“必须承认俄是国际事务中自主且积极的参与者”。于是，欧洲大陆重新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军事对峙的前沿。制裁与反制裁，孤立与反孤立成为俄罗斯外交的新变化。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发展变化既有国际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有俄罗斯自身大国意识复苏的主观因素。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为两者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促使俄罗斯从一个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接受者转变成为一个挑战者。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次正面交锋，是俄罗斯文明中弥赛亚情结的一次强烈释放。选择成为西方世界中的“他者”无关是非，而是俄罗斯在新世纪发展的重新定位。选择成为俄罗斯自己，并不是脱离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文明，更不是与世隔绝。俄罗斯对西方主流社会“SAY NO”的行为，更像是其尝试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作出的一个积极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