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之初，俄罗斯在外交上彻底放弃对抗和对立，实现了与西方国家的和解与合作。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早期的一边倒亲西方和中后期的西方为主、东方为辅的平衡外交两个阶段。普京执政的前两个任期基本上延续了这种东西方平衡外交。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俄罗斯试图扩大在欧洲事务上的参与，消除与欧洲在经济、安全方面的障碍，构建更加紧密的关系。但是，俄罗斯的建议未能获得积极回应，西方国家始终不愿意接纳俄罗斯。2012年普京重回克里姆林宫以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渐行渐远，双方在后苏联空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2014年，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爆发激烈的地缘政治斗争，安全互信受到严重破坏，合作关系走向终结，双方互视对方为主要安全威胁，关系变为竞争为主、合作为辅。2021年以来，俄罗斯与西方竞争进一步升级，双方围绕北约与乌克兰关系再次进行激烈博弈。2022年2月，俄乌冲突加剧，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西方国家对俄实施了全面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自此走向对抗。
西方漠视和抵触俄罗斯的诉求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移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消除了自身与西方世界的制度差异。俄罗斯人一度认为，从文化、政治制度和市场模式角度看，自己理应重新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但俄罗斯“拥抱西方世界”的实践结果并不理想。冷战结束以来的30余年，俄罗斯大部分时间将改善与西方关系作为外交的重心之一，始终对西方保持着巨大的战略耐心。西方国家虽然支持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和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但始终未能真正接纳俄罗斯，并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安全威胁之一，不断蚕食和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一、西方拒绝俄罗斯融入西方安全体系
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始于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1991年，俄罗斯加入了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1994年，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并积极参与北约在西巴尔干地区领导的维和行动。1997年，双方签署的《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成为双边关系的基础。1999年，因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分歧，俄罗斯曾短暂地冻结与北约的关系，但在危机结束后又恢复了与北约的合作，并参与了北约在南斯拉夫的活动，包括参加北约领导的科索沃稳定部队。在1997年文件的基础上，俄罗斯与北约的磋商与合作逐渐机制化。1998年，俄罗斯在北约设立了外交使团。北约于2001年在莫斯科设立了信息办公室，并于 2002 年设立了军事联络团。
普京执政以后，也曾希望突破与美国关系的安全信任瓶颈，彻底消除双方关系中的“芥蒂”。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普京第一时间给美国总统小布什打电话，明确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出人意料地向美国开放空中运输走廊，全力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2002年，作为双方就安全问题进行磋商与合作平台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成立，这一阶段双方的对话与合作有所加强。由于2008年的俄格战争，俄罗斯与北约的合作一度停止，2009年之后才实现“重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北约的合作与对话受到较大影响，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2021年，西方宣布驱逐俄罗斯驻北约代表团8名成员，作为回应，俄罗斯决定暂停驻北约外交使团运行，并要求北约关闭其驻莫斯科新闻办公室，暂停驻莫斯科军事联络任务。
纵观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在冷战后的发展历程，西方更多关注的是与俄罗斯安全关系的稳定。虽然北约接纳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成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但并没有真心考虑过让俄罗斯成为正式成员。西方国家不仅将前华约成员国纳入其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还准备将部分后苏联空间国家也纳入己怀。西方国家一方面完全无视俄罗斯融入西方的渴望，另一方面又通过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步步紧逼，这使得俄罗斯与西方的隔阂越来越大，莫斯科成了距离布鲁塞尔越来越远的边缘地区。
二、西方漠视俄罗斯加入西方经济与外交体系的努力
俄罗斯与欧盟在地理上接近，并且保持着较多的经济和人文联系。俄罗斯十分重视与欧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是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俄罗斯从未提出过加入欧盟，这是因为相对于欧盟来说，“俄罗斯太大、太复杂、太落后，不可能成为欧盟的一员”。冷战结束之初，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更多的是援助与合作。1991年，欧洲共同体制定了援助苏联的“塔西斯计划”，援助对象涵盖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此后，欧盟开始向俄罗斯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俄罗斯尽快向市场经济转轨。1994年6月，俄罗斯与欧盟签署了《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确立了双方在贸易、投资和市场等多方面的合作框架。1994年以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发展相对平稳，欧盟支持俄罗斯进行经济改革和参与全球化。从1995—2014年，欧盟与俄罗斯定期举行领导人峰会和双边政治、安全与经济对话。2005年，俄罗斯与欧盟签署了关于建立统一经济、内部安全、外部安全、科教文化空间的一揽子协议，但由于双方在人权、地缘政治安全等方面缺乏共识，同时也缺少监督机制等原因，这些协议并未得到有效落实。
随着欧盟东扩，欧盟与俄罗斯的合作开始受到部分东欧国家的干扰，它们以安全和人权问题为由阻挠欧盟与俄罗斯合作。2006年，波兰一票否决了欧盟与俄罗斯启动新《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的谈判。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涉及金融、军事、石油等领域。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后，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升级，包括冻结欧盟境内的俄罗斯央行和大型商业银行的资产，断开俄罗斯主要银行与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的联系，对俄罗斯各航空公司关闭领空等。
除了与西方国家的双边关系，俄罗斯还重视参与七国集团。从1994年开始，俄罗斯开始列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形成“7+1”机制。1997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身份参加，标志七国集团正式转变为八国集团。这是西方给予俄罗斯的外交“入圈”礼遇。但在乌克兰危机后，原七国集团成员拒绝俄罗斯参加，并重新举办七国集团峰会。自此，俄罗斯逐渐脱离了与西方的集体外交，双方竞争大于合作，关系逐渐冷淡下来。
三、美国阻挠俄罗斯与欧洲的外交对话
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基本上放弃了融入西方的想法，转而寻求与欧洲保持对话与合作。但是，由于美国的阻挠，欧盟与俄罗斯的合作并不顺利。2014年2月，美国支持乌克兰亲西方政党升级政治危机，推翻了亲俄的乌克兰政府。西方国家在克里米亚危机后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政策，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暂停了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的权利。
即便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俄罗斯仍在努力修复与欧盟的关系。俄罗斯将发展与西方关系的重点放在老欧洲国家，通过修复与老欧洲国家关系稳固与欧盟的整体关系。普京利用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政策，通过外交、安全和经济等多重手段，修复与德国和法国的关系，极大地缓解了因乌克兰危机而受损的俄欧关系。俄罗斯与德国合作扩大对欧盟的天然气销售，修建直通德国的“北溪-2”天然气海底管道。德国不仅将获得廉价的清洁能源供应，还将获得俄罗斯输往欧洲天然气中转和销售的主导权。俄罗斯配合法国搭建关于解决乌克兰东部冲突的“诺曼底对话”平台，提升了法国在欧盟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德国和法国等老欧洲国家的支持下，俄罗斯在2019年6月得以重返欧洲委员会。2021年6月，德国和法国曾提议恢复欧盟领导人与普京的会晤，但遭到波兰等东欧国家的阻挠，欧盟未能把握住与普京对话的最后机会。2022年2月25日，欧洲委员会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为借口，再次决定暂停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和议会大会中的代表权。
在美国阻挠下，俄罗斯与欧盟刚刚缓和的外交关系再次遭到破坏。至此，普京对发展与西方关系的幻想破灭，俄罗斯“拥抱西方世界”的努力彻底失败。普京认识到，如果不采取强硬手段，俄罗斯很难改变自身在未来欧洲安全格局和全球地缘政治中被边缘化的趋势，更难以改变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被边缘化的趋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无奈地比喻，俄英外长关于乌克兰的对话是“哑巴和聋人的对话”。
西方低估了俄罗斯战略反击的能力和决心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苏联解体和华约解散，让欧洲重新走向对话与合作。然而，西方将俄罗斯隔绝在安全、外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之外，无视俄罗斯的反对，不断扩充北约成员国，提升与后苏联空间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关系，与这些国家建立实质性的准成员国关系，但是低估了俄罗斯战略反击的能力和决心。
一、漠视俄罗斯构建欧洲安全机制的尝试
在放弃加入北约之后，面对北约不断东扩，俄罗斯转而谋求与北约建立合作关系。俄罗斯与北约国家谈判是其为实现欧洲和平与稳定作出新的尝试。双方对话的主题不再是关于加入或联合，而是寻求一种新的共存方式。2010年，在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外长级会议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向北约国家提交了一份新的欧洲安全条约草案。俄罗斯向西方建议构建统一的欧洲安全机制。梅德韦杰夫称，“为实现面向未来的突破，结束近20年来的不确定和不稳定，需要集体政治意愿”。莫斯科希望在北美、欧洲和中亚地区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政治军事安全空间。俄罗斯试图改变北约主导的欧洲安全框架，这是俄罗斯重塑欧洲战略平衡的一次重要尝试。但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这个安全倡议反应冷淡。
二、无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诉求
事实上，北约一直不顾俄罗斯的反对，不断采取扩张政策，将成员国从16个扩大到30个，势力范围从冷战时期的西欧、南欧和中欧地区逐渐扩大到东欧和东南欧，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黑海地区，对俄罗斯形成了完整的战略包围圈。北约吸收中东欧国家加入的同时，又将目光投向后苏联空间国家，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北约利用某些后苏联空间国家与俄罗斯的历史积怨和领土争端，支持他们向北约积极靠近，其中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最为积极主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在2019年和2020年接连吸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成为“北约能力增强伙伴国”，相当于赋予这些国家北约的准成员国地位，标志着北约已正式进入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后苏联空间。2021年4月，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时公开警告，“任何国家不要越过俄罗斯的战略红线，否则俄罗斯将进行坚决回击。”普京说，“如果有人误以为我们的善意是熟视无睹或软弱可欺……他们应该知道，俄罗斯将迅速作出非对称性的严厉回应。”
三、轻视俄罗斯建立安全保障的最后尝试
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乌克兰在安全、经济和外交上倒向西方，寻求加入北约和欧盟。俄罗斯最为介意北约与乌克兰的关系，认为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严重威胁俄罗斯的安全。2020年6月，乌克兰获得“北约能力增强伙伴国”地位，这意味着乌克兰获得了除集体安全承诺以外的所有军事资源，在训练、指挥、后勤和情报等方面享有北约成员国的同等待遇。俄罗斯认为，北约与乌克兰的实质性合作已经威胁到莫斯科的安全，触碰了俄罗斯的“战略红线”。2021年4月，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指出，俄罗斯已经表现得谨慎低调、温文尔雅，俄方希望与所有国际伙伴保持良好关系；一些国家不要把俄罗斯的谦逊当作软弱，如果谁敢越过俄罗斯的红线，烧毁甚至炸掉“桥梁”，俄方将采取不对等、迅速和强硬的回击。
2021年12月，俄罗斯再次向美国和北约提出举行安全保障谈判，俄罗斯同时提交的《俄美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及《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措施协定》草案中，明确要求北约放弃东扩，不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俄与北约不在可以打击到对方的区域部署中短程导弹；双方军力部署回到1997年《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规定的位置等安全诉求。但是，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的外交沟通并不顺利，西方拒绝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保障诉求，只愿意就欧洲限制中短程导弹和军事透明化议题进行沟通。北约拒绝了俄罗斯的核心诉求，显然低估了俄罗斯战略反击的能力和决心。
在与北约安全保障谈判无果的情况下，普京选择放弃对话，转而采取战争手段解除乌克兰武装，彻底逆转北约在乌克兰对俄的进攻态势。俄乌战争意味着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破裂，俄罗斯选择通过极端对抗手段实现其安全上的诉求。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从合作走向对抗的因素很多，既有双方的主观因素，也有国际体系变迁带来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是俄罗斯与西方的价值观、安全观和国际观的矛盾，客观因素主要是冷战后国际格局变迁带来的冲击。
第一，俄罗斯与西方的安全观矛盾。北约作为冷战遗产，保留了美国主导的集团安全体系，其安全观还停留在排他的集团安全上。北约在东扩过程中，始终将俄罗斯置于安全体系之外，无视俄罗斯融入和参与欧洲安全体系的诉求，北约扩大集团安全边界的同时，无形之中压缩了俄罗斯的安全空间。排他性的集团安全观有悖于欧洲地区的安全现实，造成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安全互信下降。特别是北约与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安全合作，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安全环境。
第二，西方与俄罗斯的经济一体化矛盾。进入21世纪以后，在俄罗斯与欧盟不可能实现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双方都在后苏联空间国家提出了各自的排他性经济一体化方案。欧盟和俄罗斯都积极拉拢乌克兰加入自己主导的经济一体化计划。2009年，欧盟以自贸区协议为诱饵出台了吸引后苏联空间国家加入欧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东方伙伴计划”。为应对西方竞争，俄罗斯在2012年提出建立欧亚经济联盟，以特殊关税和廉价能源为手段吸引后苏联空间国家加入。2013年末，乌克兰国内围绕是否与欧盟签署加入“东方伙伴计划”的《乌克兰与欧盟联系国地位协定》爆发政治危机。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内政的干涉，政治危机升级为国家政权更迭，俄罗斯与西方互相指责对方干涉乌克兰内政，最终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陷入危机。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起因于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一体化竞争，实质上是后苏联空间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主导权竞争，并导致俄罗斯与西方政治关系破裂。
第三，俄罗斯与西方存在严重的价值观分歧。普京执政以后，逐渐形成了俄罗斯特色的政治思想——普京主义，这是以俄罗斯保守主义为基础的主权民主思想，是西方民主制度与俄罗斯国情的结合。普京指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能够也将自主地决定民主道路上的一切时间期限，以及推进民主的条件”，必须使“民主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俄罗斯著名政治理论家苏尔科夫认为，俄罗斯民主是在俄罗斯发展起来的“新型国家”学说，它不仅适用于未来的俄罗斯，也有显著的“出口潜力”。在民主模式上的分歧使俄罗斯与西方在价值观上形成某种竞争关系。西方自视为冷战的胜利者，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政治改革方面都热衷于对其他国家扮演“教师爷”的角色，干涉他国的政治改革。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巴罗佐承认，欧盟希望通过“东方伙伴计划”对后苏联空间国家施加价值观影响。普京认为，“西方必须吸取教训，停止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
第四，国际体系变迁冲击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美国新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认为，战争的爆发与三个层次的因素有关——决策者个人因素、国家内部因素和国际体系因素，其中国际体系的特征对政治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冷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的中心。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发展迅速，以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西方中心论”越来越受到质疑。西方国家的不安全感上升。为了维护自身世界霸权，西方开始围堵和抹黑俄罗斯、中国等新兴力量。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导致大国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俄罗斯与西方从合作到对抗的发展历程是这种国际体系变迁的结果。
张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