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定位研究是通过分析国家与国际体系/秩序的关系，来解释一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和动机。俄罗斯在冷战后调整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主动融入、积极参与、主动塑造和对抗反击几个阶段，对应的俄罗斯国际定位分别为国际体系/秩序的追随者、参与者、塑造者和挑战者。俄罗斯国际定位的变化导致其在乌克兰的政策选择各不相同，大致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到实用主义，再到现实主义，最终与西方激烈对抗的过程。笔者认为，俄罗斯的国际定位变化与其在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存在着一定的直接关联。具体表现为：俄罗斯在“自我认知”中始终强调的大国定位，与其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在国际体系中被边缘化的状况不匹配，导致双方关系日益紧张。俄罗斯不愿意服从美西方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安排，追求重建基于历史记忆的“俄罗斯世界”，无法容忍乌克兰的西方化。在“国际认知”方面，俄罗斯对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进程十分乐观，怀疑美国和西方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能力。

从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到2014年的“广场革命”，再到2022年的俄乌冲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的竞争逐渐成为后苏联地区最为激烈的地缘政治事件。本文选择以国际定位作为研究视角，通过对冷战后俄罗斯不同时期发布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进行分析，梳理俄罗斯的国际定位变化，分析冷战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政策选择，尝试阐释其在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

一、国际定位的内涵及其作用机制

尽管“国际定位”还不是一个在国际政治领域通用的学术概念，但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却能够为中国学术界所理解和接受，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中国学者之所以从国际定位的角度出发分析国家对外政策，主要是因为身份、角色、位置决定着一个国家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关系，进而影响对外政策选择和利益诉求。

（一）国际定位的概念内涵

中国学者蔡拓将国际定位理解为一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认。中国学者秦亚青认为，“国家身份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具体地说，国家身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中国学者卢静理解的国际定位是指，对一国在特定时期所处国际位置的基本认知和评价，具体指该国在国际权力体系、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文化体系的三维格局中所处的位置。

国际定位并不是一国主观单方面决定的，而是与国际体系反复互动、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不断磨合的综合结果。国际定位是对“自我”认知和对“他者”认知的统一。“自我”认知基于对自身综合国力、地缘环境、价值观和文明属性等的认识，来确定国家角色和国家利益诉求。对“他者”的认知包括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认知，据此决定国家对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立场，以及追求国家利益的方式方法。国际定位不是单纯由物质性实力决定的，而是需要对国家实力、社会制度和文明属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并以此为基础确定本国在国际系统中的角色和利益诉求。

西方学者和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国际定位的研究，倾向于使用国家角色和国家身份来讨论一个国家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关系，通过分析国家权力、国家制度、文化属性等来理解和定义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以及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和立场。现实主义根据综合国力将国家划分为大国、地区性大国和一般国家，认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是大国，并按照霸权国家的数量将国际体系划分为单极世界、两极世界和多极世界。自由主义则超越国家中心论，注重国际体系的制度化和民主化，即按照西方价值观和国际观来定义国际秩序，主张由西方国家来主导和领导国际体系。新自由主义派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曾断言，新自由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不可能再有更好的选择”。建构主义认为，国家是具有身份和利益的实体，身份决定国家利益，进而影响对外行为。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家身份一般包括国家的内在身份和社会身份，国家的社会身份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通过与其他成员的互动逐渐形成的一种被其他成员理解和认同的、较为稳固的社会关系模式。通过这种关系模式，国家在自我理解的基础上认识自身的国际地位、国际角色以及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英国学派的学者巴里·布赞指出，国家定位在观念结构中就是一个身份建构的问题。一方面，身份是自我认同的结果，另一方面，身份也是在与他者互动中形成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国际关系进程的一部分。

俄罗斯学者延续了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俄罗斯在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角色和国际地位。俄罗斯继承苏联庞大的核武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从国家权力属性出发，将自身定义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或强国。俄罗斯学者在定义国家身份的制度属性和文明属性问题上主要有三个派别：大西洋主义（西方派）、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大西洋主义（西方派）将俄罗斯定义为欧洲国家；欧亚主义将俄罗斯定义为同时兼有欧洲和亚洲特质的欧亚国家；斯拉夫主义将俄罗斯定义为既非欧洲国家也非亚洲国家的斯拉夫国家。叶利钦时期的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被认为是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概念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应该关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并认为俄罗斯需要加入世界“文明大国俱乐部”。亲西方派的俄罗斯学者雷若夫明确表示，“如果我们不奉行向北约、欧盟和整个西方战略接近的政策，如果我们不以西方和欧洲大西洋的价值观为基准，俄罗斯就会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欧亚主义学派在强调民族主义和强国意识的基础上，提出将西方制度与俄罗斯现实相结合。新欧亚主义在普京时期成为俄罗斯主流的政治和外交思想，普京在纲领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明确提出，“将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制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定位与国家身份、国家角色在概念上存在重叠和相似，甚至在某些语境下可以互换，但这些概念内涵的侧重有所不同。国际定位是在国际体系论的理论框架下设定本国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关系。国家身份和国家角色的概念相对宽泛，不仅包括国际定位，还涵盖了国家的权力属性、制度属性和文明属性。国际地位则侧重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本文在秦亚青教授定义的基础上，对国际定位的概念内涵加以延伸，即国际定位是一国对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角色和利益诉求的设定。这里既包括对国家角色和地位的现实认知，也包括对国家利益诉求的目标认知。根据国家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立场态度，国际定位可以被进一步细化为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跟随者、参与者、塑造者和挑战者。

（二）国际定位对外交政策的作用机制

国际定位决定着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角色以及该国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关系，因此，国际定位在国家对外政策中具有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国际定位决定一国对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基本立场。国际定位决定了国家对国际体系的认同程度，决定了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将自己定位为主导者和参与者的国家，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出于维护现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权威的需要，它们认可和支持现有的国际秩序。追随者国家出于学习或者融入主流体系的需求，采取主动配合的政策，认可现行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甚至不惜为此而放弃某些局部利益。塑造者国家不完全认同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倾向于主动塑造和改革现行秩序，但考虑到违约风险和收益的平衡，立场更具有选择性，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点。挑战者国家，通常也是反对者，不认同或反对现有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

其次，国际定位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国际定位决定一国对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的态度，进而影响处理国际事务的行动原则。主导者、参与者和追随者国际定位的国家倾向于维护现状，一般会在现有的国际制度、秩序之内进行博弈和竞争。塑造者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则会根据利益得失作出政策选择，外交政策具有很大的实用主义特点。挑战者国家不认可现有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处理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不配合和反对。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国际事务上不惜采取反对态度，在不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国际事务上则采取不配合或反对的态度。

再次，国际定位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设定。就主导者、参与者和追随者国家而言，它们有的是现有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者，有的会慑于过高的违约成本，因此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对国家利益的预期目标设定是确定的，并且目标边界也在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规定的范围之内。塑造者国家出于对改革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预期，其对外政策目标的设定也可能游走于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灰色地带”，不断试探主导者国家的底线和反应。然而，挑战者国家对外政策的利益目标设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挑战能力和对违约风险的评估。挑战者/反对者国家可能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事务上设定“战略红线”，甚至不惜为此而挑战和破坏现有国际秩序。

二、俄罗斯国际定位的变迁历程

现行的国际体系是二战后雅尔塔体系演化而来的，基本战略态势是“一超多极”的国际格局，具体来说，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放弃了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下的超级大国定位，主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全面和解，尝试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和角色。

一方面，重新建构俄罗斯的自我认识是俄罗斯国家转型的核心问题之一。俄罗斯的自我认知是基于新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状况逐渐形成的，即重新确定国家的行动能力，并据此选择以何种方式实现国家利益的诉求。苏联解体

以后，俄罗斯面对全新的领土边界和安全形势，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国内政治矛盾，需要解决一系列的政治转型和经济改革问题。虽然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和核大国身份，但是新生的俄罗斯仍然需要重新评估自身的实力，重新确立国家利益的内涵和诉求。从苏联到俄罗斯的变化，不单纯是领土边界的变化，还包括国家利益内涵重新建构的过程。

另一方面，俄罗斯需要重新认识冷战后的国际体系，重新理顺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苏联解体后，摆在俄罗斯面前的是新的领土边界，俄罗斯不仅要理顺与独立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还要调整与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里，俄罗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带来的转型痛苦期，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国力恢复期，从第二个十年开始的大国复兴期，以及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与西方的激烈对抗期。

纵观冷战结束后三十余年的历史，不变的是俄罗斯始终将自己视为国际权力体系中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军事大国、国际文化体系中的东正教文明大国，变化的是俄罗斯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定位。随着对国际制度体系和自身实力认知的变化，俄罗斯在不同时期对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立场大致经历了主动融入、积极参与、主动塑造到激烈对抗的不同阶段，相对应的俄罗斯国际定位分别是现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追随者、参与者、塑造者和挑战者。因此，下文将重点分析、总结不同时期俄罗斯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国际定位变化。

（一）国际体系的追随者（1991—1995年）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都放弃了苏联超级大国的国际定位，转而希望成为西方世界中的“正常国家”，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同质化，成为西方世界的平等成员。俄罗斯不认为自己是冷战的失败者，而是与西方国家一道结束了冷战。

在20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执政初期，俄罗斯全面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国家转型的目标是成为西方世界的“正常国家”，以融入西方世界为方向，将自己定位为国际体系的追随者。1993年4月23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批准了首个《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该构想提出，“鉴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俄罗斯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保持与美国的关系作为对外政策最优先事项之一，发展与美国的全面关系可为俄罗斯国内经济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此时的俄罗斯将与美国关系的目标设定为“俄罗斯将努力成为美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伙伴，以及未来的盟友。”

为了获得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新政权的最大限度的支持，叶利钦执政初期在外交上与美国紧密合作。叶利钦以全面倒向美国作为对外政策的方向，追求一种“融入西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伙伴关系”的构想。叶利钦任命科济列夫为俄罗斯首任外交部长，采取主动配合西方的政策，在军控、人权和欧亚地区热点问题上支持美国的立场。这个时期的俄罗斯对西方“言听计从”，积极主动地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遵守西方构建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俄罗斯外交避免强调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是强调与“世界民主国家共同体”的利益保持一致。1992年，科济列夫在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见面时表达：“苏联的问题之一，是我们过于纠结自己的国家利益，现在的我们更多地考虑人类普遍的价值观。”

西方曾要求俄罗斯从中东欧地区撤军，俄罗斯不仅积极配合了这一建议，还主动缩减了在全球的军事部署，迅速从越南、蒙古和古巴等国撤出军队，并且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和全球核裁军谈判中主动软化自己的立场。1993年1月，美俄两国签署了《美俄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又称第二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20世纪90年代初，莫斯科甚至在美国之前，与欧盟国家几乎同时宣布外交上承认前南斯拉夫的各共和国为新独立国家。在科索沃问题上，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美国为首的北约干涉南斯拉夫的内部事务。俄罗斯还与美国共同处理了原苏联遗留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的核武器。1994年12月5日，美国、英国、俄罗斯与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向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

（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1996—2011年）

从叶利钦第二任期开始，俄罗斯的国际定位转变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基础上与西方进行合作和对话。1996年，叶利钦任命普里马科夫担任外长，放弃了追随西方的对外政策。普里马科夫在《独立报》撰文阐述构建世界新秩序时提出，要从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心态中解放出来，将冷战结束视为一些国家获胜和另一些国家战败的幻想，助长了这种错误心态。俄罗斯不再希望做西方世界的追随者，而要做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虽然俄罗斯宣称奉行东西方平衡的“双头鹰”对外政策，但仍将“融入和合作”作为对西方外交的优先方向之一。1997年5月，俄罗斯与北约签署了《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重申双方不再为敌手，将加强在欧洲安全、维和、军控、反恐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并设立北约-俄罗斯常设理事会。1997年6月，俄罗斯正式被吸收加入“七国集团”，成为西方主导国际体系的八国集团的正式成员。

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延续了叶利钦后期的“西方为主，东方为辅”的外交优先顺序，强调外交的平衡性、全方位性和务实性，将外交重心放在更为实际的为周边安全和经济发展服务，强调内部目标高于外部目标。尽管不满北约的东扩和美国的单边主义，普京仍强调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对发展与西方的关系有所期待。2000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提出，“主张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展密切关系，始终如一地融入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促进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关系新架构的形成”。俄罗斯不将西方视为“威胁”，而是将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2000年版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特别强调，“尽管存在严重的、在某些情况下是根本性的分歧，俄美合作仍是改善国际形势和确保全球战略稳定的必要条件”。“9·11”事件爆发以后，普京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推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改善。俄美在核裁军谈判和北约议题方面都实现了突破，俄罗斯与欧盟的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水平也快速提升。尽管有小布什政府支持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浪潮，试图拉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但并未影响普京与西方合作的外交战略。尽管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严厉批评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但俄罗斯在外交上仍未放弃与西方对话的战略。

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对西方外交的主题仍然是合作，即寻求与欧盟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改善与美国和北约的战略合作。他延续了普京的实用主义对外政策，同样不设“敌人”的概念，而是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列为对外政策最重要的任务。2008年版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明确提出，俄罗斯主张通过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平等互动，确保实现欧洲的真正统一。在2009年俄欧峰会上，梅德韦杰夫提出建立全欧安全构想，提出建立包括欧盟、北约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内的新欧洲安全机制。梅德韦杰夫在对美政策上同样积极，积极回应奥巴马政府关于重启美俄关系的建议，两国在2010年签署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11月，双方恢复了因“俄格战争”而暂停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并确定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框架下“全天候”合作的性质。北约在2010年里斯本峰会上批准的战略概念文件甚至有这样的表述：“希望看到北约与俄罗斯之间有着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则继续支持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在伊朗和朝鲜等问题上也与西方合作。俄罗斯在安理会支持西方国家提出的制裁伊朗的1929号决议，美国也相应地放弃在波兰和捷克设立导弹防御基地的计划，不再急于推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以此缓和双方在后苏联地区的战略关系。

（三）国际体系的塑造者（2012—2014年）

从普京的第三任期开始，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政治民主、地缘安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上的分歧公开化。俄罗斯开始从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变为主动塑造者，积极推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明确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绕开联合国干涉他国内政。俄罗斯认为，西方在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开始衰退，俄方需要积极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主动“塑造”国际新秩序。

俄罗斯公开怀疑西方主导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能力，提出国际体系的重心正在向东方转移。2013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明确指出，“历史上西方主导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能力继续萎缩，世界的力量和发展潜力分散化，开始向东方转移，主要是向亚太地区转移”。该文件还指出，“国际关系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其实质是多中心的国际体系正在形成”。俄罗斯在指出西方影响力下降的同时，也明显加快了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力度。

1. 俄罗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公开与西方竞争。俄罗斯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忍耐度下降，双方在价值观、地缘安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俄罗斯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提出质疑和不同意见。俄罗斯在2013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中添加了一个重要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国际干涉必须基于合法原则，反对美国超过国际法准则的行为。在2013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的“国际关系的法治”小节中明确指出，俄罗斯不能接受以“保护责任”为借口进行军事干预和其他形式的外部干涉。该文件在俄美关系上特别强调，“俄罗斯希望美方在世界舞台上的行动将严格遵循国际法准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可见，俄罗斯开始主动“塑造”国际秩序，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行为“立规矩”，反对西方以人权、民主为理由干涉他国内政。

双方围绕国际事务的准则和秩序问题展开多轮博弈。俄罗斯反对美国以人权和民主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特别是2011年末的俄罗斯杜马选举和叙利亚危机。美国认为俄罗斯选举“既不公平也不自由”，而普京反指美国在煽动动乱。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矛盾同样公开化。俄罗斯反对西方介入叙利亚内战，坚定地支持阿萨德政府，而美国为首的北约则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多次否决了美西方提出的涉及叙利亚的提案，阻止美国要求安理会授权出兵直接干涉叙利亚内政的诉求。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同样影响到双方在八国集团层面的合作。西方希望俄罗斯改变支持阿萨德政权的战略，普京则反对美国试图军事干预叙利亚局势。在2013年的八国集团峰会前，英国官员放出狠话，如果达不成一致，七国将甩开俄罗斯，以G7名义发表联合声明。在2013年八国集团峰会的最终声明中，未能弥合俄罗斯与西方在叙利亚的分歧，而选择了一种模糊处理的表述。

2. 俄罗斯加速塑造国际体系的多元化。除了在现有国际体系下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竞争，俄罗斯还积极推动国际体系的多元化，加速建设非西方的国际合作机制。2013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提出，组建欧亚经济联盟是当务之急，并首次单独提到要促进乌克兰参与欧亚一体化进程。俄罗斯重点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支持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和金砖国家组织机制化建设，支持扩大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俄罗斯积极支持非西方国家——印度和巴西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反对德国和日本。

（四）国际体系的挑战者（2014年以来）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直接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激化，双方互相视对方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俄罗斯从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塑造者变为挑战者，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地缘政治扩张。2014年2月，乌克兰政权发生更迭后，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俄罗斯支持顿巴斯地区自治。美国和西方国家则对俄罗斯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制裁，中止了与俄罗斯的对话机制。双方不仅围绕乌克兰问题，还在美国大选和俄罗斯内政等方面激烈对抗。

1. 俄罗斯被迫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分手”。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转折点，直接导致俄罗斯退出“八国集团”，俄罗斯与北约理事会也暂停运转，欧洲委员会暂停了俄罗斯的代表权。俄罗斯与西方在冷战后搭建起的多重对话机制或者被终止，或者完全瘫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因此感叹道：“欧盟正在摧毁与俄罗斯所有的合作机制。”他强调，欧盟、北约组织与俄罗斯有关合作机制已被“阉割”。双方在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内针锋相对。尽管俄罗斯在2016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中提及，“欧盟仍然是俄罗斯重要的贸易、经济和对外政策伙伴，俄罗斯有兴趣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利益的原则基础上与欧盟国家建立建设性、稳定和可预测的合作”；但是在拜登执政以后，西方在对俄政策方面再次结成统一战线，美国大搞“联盟外交”和“价值观外交”，导致俄罗斯与欧盟对话的希望也破灭了，反俄情绪笼罩了整个欧洲大陆。2021年2月，欧盟因纳瓦利内事件扩大对俄制裁。2021年5月，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欧洲的分界线正再次竖起来。这些分界线不断向东移并不断加深，像前线的战壕一样”。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发起了全面的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涉及金融、能源、交通和科技等领域。相互制裁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经济逐步脱钩。据监测西方对俄制裁的国际机构——卡斯特勒姆人工智能（Castellum.AI）统计，截至2023年6月，西方对俄制裁措施已超过15000项。

2. 俄罗斯反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俄罗斯的国际定位从塑造者到挑战者，最明显地表现在地缘安全领域。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对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安全担忧明显上升。在2021年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俄罗斯对地缘安全风险的认知明显变化，西方从“潜在威胁”上升为“现实挑战”。2023年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则明确指出，“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地区冲突的增长以及国际矛盾的加剧导致俄罗斯受到的武力威胁在增加”。该文件还明确强调，“一些国家的行动旨在解体独联体组织，以破坏俄罗斯与其传统盟友的关系。许多国家称俄罗斯为威胁，甚至是军事对手。武装冲突升级为局部和区域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甚至包括涉及核大国的战争”。虽然该文件没有公开“点名”，很显然指的就是美国为首的北约。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修改国家安全战略学说，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主要威胁”。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自此，俄罗斯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完全破裂，直接以武力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2023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的立场更加清晰公开：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反对北约扩大，反对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俄罗斯将自身的国际定位从西方主导的旧体系中切割开来，将自己定位为西方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反对者”。

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策选择

自苏联解体以来，后苏联地区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最优先方向，始终将维持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经济和社会联系作为外交的重点内容。从1993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开始，独联体国家一直处在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顺序的第一位。俄罗斯一直重视与乌克兰的关系，希望重建与乌克兰的特殊伙伴关系。由于俄罗斯的国际定位变化，其对乌克兰的政策也各不相同，大致经历了自由主义外交，实用主义外交，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重的外交，以及现实主义外交。

（一）自由主义的乌克兰政策（1991—1993年）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成为冷战后国际秩序的追随者，希望成为科济列夫所说的“西方民主大家庭的一员”。俄罗斯外交上奉行大西洋主义，在乌克兰政策上以配合西方为主，具体表现为：经济上甩包袱和安全上无核化。

叶利钦出于国内政治考量，在乌克兰政策上积极迎合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以换取西方对俄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在苏联解体之初的1991年至1993年，在俄罗斯国内形成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总统派和以哈斯布拉托夫为代表的议会派，两派力量在改革模式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为了获得美西方对总统派的支持，叶利钦在外交上积极配合美国，全力支持美国在乌克兰的安全无核化和政治民主化政策。为了换取乌克兰同意放弃核武器成为无核国家，俄美同意向其提供安全保障，承诺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叶利钦在克里米亚半岛问题上全面支持乌克兰中央政府，公开反对克里米亚要求独立以及回归俄罗斯的诉求。1992年，克里米亚地方议会先后通过了《克里米亚共和国国家独立宣言》和《克里米亚共和国宪法》，要求从乌克兰独立出去。俄罗斯国内也有收回克里米亚半岛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声音。为此，以哈斯布拉托夫为代表的“议会派”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系列决议。1992年，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1954年2月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的决议，1993年又通过了收回克里米亚海港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市的法令。叶利钦为了维持与美国和西方的蜜月关系，公开反对克里米亚独立和回归诉求，他表示，“为俄罗斯议会的决定感到羞耻，应当稳妥渐进地解决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基地问题”。1993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强调，“与近邻国家建立稳定的积极关系，以克服苏联解体后领土边界上的不稳定，确保俄罗斯优先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利益”。

这个时期，叶利钦为了换取西方的支持，不支持克里米亚半岛的分离运动，帮助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政府成功地化解了第一次克里米亚半岛分离危机。1994年12月，乌克兰与美、俄、英三国签署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以完全放弃核武器换取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向其提供安全保障，三国则同意“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实用主义的乌克兰政策（1996—2012年）

实用主义是冷战后俄罗斯外交的重要特点之一，俄罗斯官方对实用主义外交的解释是：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国际形势，确定外交目标和评价自身能力，按照实用主义原则将有限的外交资源集中运用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点领域。不同于美国学者对实用主义外交的定义，俄罗斯实用主义外交原则包括：保护俄罗斯及其盟国的国家利益的原则；真实感知国际形势和他国对外政策的原则；所有国家平等和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对外部的军事政治威胁进行充分评估；保持利益平衡和达成合理妥协平衡的原则；拒绝美国和整个北约提出的选择性削减某些类型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同时保留不受国际协议约束的其他武器。简而言之，俄罗斯实用主义外交是基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以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为准则，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政策不再以迎合西方为重心，而是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重点解决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领土、安全、经济、历史和文化问题。

俄罗斯在叶利钦第二任期开始调整自身的国际定位，从国际秩序的“跟随者”转变为“参与者”，但没有来得及修改外交政策文件。这里可能有叶利钦自身的健康原因，也可能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糟糕的国内形势所困。叶利钦曾承认：“我在担任总统期间经历了5次心脏病发作，还做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1996年11月）。”叶利钦对乌克兰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充分反映在1997年版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中，该文件将俄罗斯在国际领域的国家利益定义为：“维护俄罗斯的主权，加强俄罗斯作为多极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地位，发展与所有国家平等互利的关系，尤其与独联体成员国和俄罗斯的传统伙伴”。从操作层面上看，叶利钦第二任期基本上确立了对乌克兰的实用主义外交基本原则。为了打破两国在克里米亚半岛和塞瓦斯托波尔港归属、黑海舰队分割和能源债务等问题上的僵局，叶利钦调整了对乌克兰的政策，以承认克里米亚半岛是乌克兰领土换取长期租用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协议，以处理俄乌能源债务为切入点解决了黑海舰队的分割问题，获得了黑海舰队的大部分主力舰船。1997年，两国正式签署《俄乌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再次明确克里米亚半岛归乌克兰所有，同时明确了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港长期驻军的权利。叶利钦的实用主义对外政策确保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

普京执政以后在2000年、2008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中继续坚持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系统，并将自己定位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普京继续强化了实用主义外交，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推动乌克兰参与独联体经济一体化：以政治和外交上支持库奇马政府换取乌克兰加入独联体一体化，以领土问题和能源价格为手段换取乌克兰在外交和划界问题上做出有利于俄罗斯的让步。从2000年开始，库奇马在国内多次遭遇反对派的腐败指责，反对派多次举行大规模示威要求其下台。普京反对美西方干涉乌克兰内政，支持库奇马维护政治稳定。普京的政策不仅提升了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影响力，还赢得了库奇马在外交上的积极回应。2003年1月，俄乌签署陆地边界条约，就划定两国2063公里的陆地边界达成一致。2003年9月19日，乌克兰宣布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统一经济空间”。2003年9月29日，俄罗斯以避免沿岸土地遭海水侵蚀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由，开始在刻赤海峡朝乌克兰边界方向修建堤坝，迫使乌克兰在刻赤海峡划界问题上让步。2003年12月，俄乌双方签署了《关于亚速海和刻赤海峡合作的协议》。2004年末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之后，亲西方的政治家尤先科赢得总统大选，导致俄乌关系一度恶化。在尤先科执政期间，俄乌双方多次因为能源价格、运输费和债务等问题爆发激烈的“天然气大战”，能源外交成为这个时期俄罗斯对乌克兰政策的主要内容。俄罗斯在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框架内，通过经济手段向乌克兰施压，迫使尤先科政府放弃激进的亲西方对外政策。由于俄罗斯将自身定位为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因此，俄乌博弈一直没有超越过现有国际制度、国际秩序的框架。

梅德韦杰夫时期继续在乌克兰外交上打能源牌，以能源为杠杆来影响乌克兰寡头利益集团，进而影响乌克兰的外交和政治。以能源外交为手段施压亲西方的尤先科总统（2005—2010年）和季莫申科政府（2007—2010年），迫使其放弃激进的亲西方对外政策，重修与莫斯科的关系。2010年2月，亲俄政治家亚努科维奇赢得总统大选后，迅速修复与莫斯科的关系。2010年4月21日，俄乌签署了《俄罗斯黑海舰队驻塞瓦斯托波尔延期协议》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009—2019年购销合同的补充协议》，以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续约25年换取俄罗斯供应乌克兰天然气价格打七折的优惠。2010年7月1日，在亚努科维奇的提议下，乌克兰议会通过了《乌克兰内外政策原则法》，从法律上正式确定了乌克兰的不结盟国家地位，正式取消了有关谋求加入北约的规定。

（三）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重的乌克兰政策（2012—2014年）

与实用主义外交相比，现实主义外交把国际关系看成权力政治，以国家利益为准绳，以国家实力为依据，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可以漠视甚至违反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现实主义外交与实用主义外交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现实主义外交强调基于国家实力，可以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俄罗斯的实用主义外交强调基于现状，在现有国际准则和国际秩序框架内，运用外交、经济和政治资源，争取看得到的国家利益，不追求形式上的和缺乏实质内容的外交影响。

从普京总统的第三个任期开始，俄罗斯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向塑造者转变，对外政策从实用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俄罗斯不再满足于冷战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地区合作机制，主动塑造独立于西方的地区合作体系，并且吸引乌克兰加入。2013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除了提出组建欧亚经济联盟是当务之急，还首次单独提到要促进乌克兰参与欧亚一体化进程。因此，吸引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阻止其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地位协定》，成为普京第三任期里最为紧迫的任务。为此，俄罗斯不惜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来争取乌克兰。普京多次警告，如果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以俄罗斯为首的关税同盟将被迫采取保护性措施。2013年，俄罗斯数次关闭俄乌之间的边界口岸，对乌克兰商品追加特别关税，导致大量乌克兰商品变质。当欧盟拒绝了乌克兰索要金融援助的请求后，普京迅速向乌克兰递出“胡萝卜”，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贷款和优惠价格的能源。2013年12月，俄罗斯以打三折的优惠价格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并且购买了150亿美元的乌克兰国债。

（四）现实主义的乌克兰政策（2014年以来）

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尊重并没有换来美西方的善意回应。2014年2月，亚努科维奇政权被颠覆。此举也意味着美西方率先在乌克兰打破了国际政治秩序，意味着普京在乌克兰的实用主义外交的失败。俄罗斯学者多布连科夫（В. И. Добреньков）认为，“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如果作为国际政治工具得到适当运用，可以成为对现实挑战的最有效回应。如果事实高于理论，那么我们（俄罗斯）有权质疑任何国际规则，包括对现行国际秩序中主流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于是，普京的乌克兰外交政策开始转向现实主义，走上了与西方武力对抗之路。

2014年2月乌克兰政权更迭之后，俄罗斯支持克里米亚半岛举行“公投”，并且迅速批准其入俄申请，以及支持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高度自治”诉求。俄罗斯彻底丢掉政治和外交化解危机的幻想，将政策重心放在了防范地缘安全风险上。2016年版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虽仍有提及乌克兰，但主要内容已不是继续与乌克兰发展友好关系，而是强调“继续政治和外交解决乌克兰国内政治危机的努力”。2016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明确指出，“尽管主要国家之间发动大规模战争（包括核战争）的危险仍然很低，但它们卷入地区冲突和危机升级的风险正在增加”。其中还特意强调，“武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正在增加”，“地区冲突和危机升级的风险正在增加”，俄罗斯“已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简而言之，俄罗斯已经做好使用军事手段捍卫其国家利益，现实主义的对抗外交已经成型，决心反对美西方在乌克兰强加给俄罗斯的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安排。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将美乌安全合作升级为战略伙伴水平，引发俄罗斯的激烈反弹。普京在2021年4月发出警告，如果西方在对俄关系中跨越俄罗斯的“红线”，俄方将采取迅速而坚决的回应措施。普京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惜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使用武力反击西方在乌克兰“踩踏俄罗斯的战略红线”。2023年版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表明，在特别军事行动实施一年后的俄罗斯已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反对者”。该文件特别指出，“俄罗斯将消除来自欧洲和北约组织中不友好国家的安全威胁；俄罗斯的优先任务是消除美国和其他不友好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迫使其放弃新殖民主义和霸权野心”。

四、国际定位变化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政策选择

俄罗斯在不同时期的乌克兰政策与俄罗斯的国际定位存在着一定逻辑关系。当俄罗斯是追随者时，采取的是积极支持西方的配合政策。当俄罗斯是参与者时，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合作政策。当俄罗斯是塑造者时，采取的是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重的竞争政策。当俄罗斯是反对者/挑战者时，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对抗政策。不变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执着的追求，变化的是由于俄罗斯的国际定位不同，其在乌克兰的政策选择也就不同。

首先，不变的大国定位促使俄罗斯重视乌克兰。千年的帝国历史记忆使俄罗斯始终将自己定位为国际体系中的独立大国，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后苏联国家视为自己的战略核心利益之所在。俄罗斯是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大国，从沙皇俄国到苏联，始终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虽然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痛苦的国家转型危机，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辉煌历史使得冷战后的俄罗斯不甘成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国际体系“小兄弟”，不愿意放弃地缘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立性。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俄罗斯主流的意识形态，它反对一边倒的亲西方对外政策，要求复兴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追求独立的大国地位成为俄罗斯外交的核心目标，而建立多极世界体系则成为其对外战略的主要方向。

俄罗斯不仅自视为世界大国，还将自己视为“最大的欧亚大国”，始终将独联体地区列为外交最优先方向，将说俄语的后苏联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将西方与该地区的安全合作视为“跨越俄罗斯的战略红线”。1993年版、2000年版、2008年版、2016年版和2023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一直强调，要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侨民和说俄语居民的文化权利。尽管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并且有些国家（格鲁吉亚、乌克兰）还退出了独联体组织，但俄罗斯仍然将这些国家和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将说俄语的后苏联地区称为“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普京称，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使命是加强和发展俄罗斯世界，增加其对俄罗斯人自己和其他国家公民的吸引力。普京称：“俄罗斯的潜在对手一直试图分裂俄罗斯世界”。不变的帝国历史记忆促使俄罗斯将自己定义为欧亚大国，将乌克兰加入北约视为挑战俄罗斯的战略红线，不惜为之而战。

其次，国际格局变化促使俄罗斯调整国际定位和外交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西方对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影响力下降，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影响着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俄罗斯之所以在2021年末向美国和北约提议举行安全保障谈判，不仅是因为莫斯科的战略耐心已经耗尽，还因为俄罗斯对北约的战略信心上升。俄罗斯著名学者卡拉加诺夫称：“目前的俄罗斯武装部队非常有效，北约在发生冲突时除了快速失败之外不能指望任何其他东西。”俄罗斯的国际定位从追随者变化为参与者和塑造者，逐渐成长为挑战者/反抗者。过去，俄罗斯对西方更多选择的是对话、忍耐和退让，如今俄罗斯倾向于竞争、塑造和反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遭遇诸多难题。美国和欧洲出现的民粹主义浪潮，英国脱欧进程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政策，都显示西方在主动退出全球化。西方国家在全球新冠疫情中的糟糕防疫表现，以及拜登政府的外交战略重心东移，更是加强了俄罗斯对西方衰落的认识。反观普京在第三任期内取得的一系列外交和安全成果，俄罗斯的战略自信达到冷战后的最高点。俄罗斯在叙利亚危机中抵抗住了西方的压力，稳住了阿萨德政权，打击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承受住了西方的经济制裁。

再次，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促使普京选择“摊牌”。国际定位不仅是国家的内部认知，也是在与国际体系互动过程中被外部塑造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俄罗斯融入西方的政策采取的是排斥和敷衍，忽视俄罗斯希望成为国际体系“平等伙伴”的诉求。西方通过排斥俄罗斯的北约和欧盟双东扩，使俄罗斯不断地在国际体系中被“边缘化”。虽然属于地理上的欧洲，但却被排斥在欧盟市场之外。虽然建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但却被排斥在北约扩大范畴之外。虽然名义上组成了“八国集团”，但在全球治理、民主人权和地缘安全议题上依然“貌合神离”。由于西方不能真正接纳俄罗斯，导致俄罗斯对西方秩序的支持逐渐瓦解。俄罗斯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转变为塑造者，试图在西方之外搭建新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由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干涉直接导致乌克兰政权更迭，打破大国竞争“斗而不破”的国际秩序，促使俄罗斯采取极端手段反对现行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系统的“挑战者/反对者”。

国际定位是否能做到客观，不仅取决于国家的自我定位，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能清醒而实事求是地评价国际格局。如果国际定位超出国家实力，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外交目标，还会导致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恶化，使国家陷入更为被动的国际环境。从目前的俄乌冲突僵局可以看出，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认知都存在一定的偏差，导致双方的战略目标短期很难完成，世界因此承受着核安全风险、经济衰退风险和国际秩序瓦解的风险。一方面，西方国家坚持霸权惯性和零和思维，无视冷战后国际格局力量对比的变化，追求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主导者国际定位，不愿意分享国际体系的话语权，导致国际体系内部失衡。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反对者国际定位也可能存在偏差，即低估了现行国际系统/秩序的生命力，低估了国际体系变革的成本和风险。

（作者：张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引自《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