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有较多藏书，或者说他们同时就是藏书家。这说明，读书与藏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藏书与一个人的事业、人生之间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藏书自然地帮助培养学者早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帮助学者打下坚实的学识功底。陈平原的父亲是潮安农校的语文老师，酷爱读书，家里藏书不少。陈平原曾在一篇文章写过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父亲去广州开会，因为钱都被他拿来买了书，不够买票，只好坐汽车到离家近的一个车站，背着书步行回家。家中藏的几柜书对陈平原影响深远。"文革"年代，学校停学，图书馆关门，全靠父亲的藏书，陈平原才没有荒废宝贵的青年时光。陈平原还说：有趣的是，当上世纪80年代陈平原成为北大王瑶的博士生时，才发现王瑶"文革"前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古文学史论》、《中国诗歌发展讲话》、《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等书家里全都有。吴组缃、季镇淮、林庚等几位北大老先生在"文革"前出版的书，他父亲也都有收藏。父亲还藏有冯沅君、陆侃如的《中国诗史》、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等等。这些书他上山下乡在农村教书的时候都"囫囵吞枣"自学过。这种种奇妙的巧合，让陈平原感觉，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他走上这条学术道路。陈平原这里所说的"注定"正有力的说明了，陈平原后来能成为当代著名学者，与父亲的藏书让他从小就受到了人文知识、人文学术的良好熏陶、感染和激励是分不开的。鲁迅曾说天才产生需要土壤，我想藏书应该是学术天才产生的重要土壤之一。

藏书帮助学者更好地完成具体的学术研究课题。胡适从小就喜欢买书，一生以书为友，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藏书家。学界公认胡适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水浒传》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对《水浒传》版本的研究。而胡适之所以能在《水浒传》研究中作出如此杰出的贡献，与他对各种《水浒传》版本的竭力搜罗、收藏是分不开的。鲁迅的情况也类似。许广平在《北行观感》之四《藏书一瞥》里这样描写鲁迅的藏书："国学方面的各种类书、丛书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没有什么难得的海内孤本，不知是原来没有呢，还是偶有一二亦不能保？或则因为鲁迅先生平时对善本、珍本的购买力未必很多，而他的记忆力强和图书馆的徘徊恐怕对他更易借助。"从许广平的叙述可以见出，鲁迅藏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阅读，并非某些单纯藏书家的"为收藏而收藏"。鲁迅每次要研究某个古典专题，总是将该专题相关的著作版本尽可能搜罗详尽。比如研究阮籍，鲁迅便有明刻本《阮嗣宗集》三种，另有张傅评本《阮步兵集》等；鲁迅校点《嵇康集》，收有明人汪士贤校刊本《嵇中散集》两部，还有一部《四部丛刊》初编本《嵇中散集》等等。

藏书帮助学者更好地怡情养性，享受生活的快乐，领略人生的美好，感受生命的魅力。胡乔木的秘书黎虹介绍说，胡乔木家里有4万多册的藏书。其中，有的是别人送的，有的是他在旧书摊上找到的。他自己藏了不少书，古今中外，涉及各个领域。有理论、经济、政治、文学等方方面面的，甚至包括儿童的书。胡乔木没有别的嗜好，唯一的嗜好就是看书，只要不写东西就看书。看书成为了胡乔木的"嗜好"，也即是成为了他的人生享受。李元洛在散文《上有天堂，下有书房》中写道："一介书生的我，不惜冒犯民谣，斗胆唐突胜地，迳自改俗谚口碑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因为上个世纪后期我有幸拥有一间书房以来，我天天文学于其中，文化于其中，精神食粮于其中，其喜洋洋者矣，乐不思蜀也乐不思那虚无缥缈的天堂。"把书房与"天堂"相比，可谓道尽了书房的无穷魅力。胡适在家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书房，遇着疲倦时，读些诗词，看些小说，很少到庭院中散步。他晚上出去有事，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总要在书房中看一阵书再行睡眠，这是他的习惯。胡适和李元洛一样是把书房当成了"天堂"。

学者藏书既有助于学者的学术事业和人生，同时也是在为整个社会的藏书和文化传承做贡献。上世纪80年代，任继愈逛旧货市场，看到清末大藏书家澄庵的书柜堆积在古旧家具中，无人问津。任继愈仰慕澄庵的藏书，便花钱把25个残破的柜子买下，修理完好，摆在自家的书房、花厅中。从1996年开始，任继愈将自己收藏的《十三经注疏》、 《西学基本经典》、 《中国佛教经典》、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重要典籍捐赠给了自己的家乡平原县图书馆。胡绳在1995年春，将自己的14478册藏书赠送给襄樊图书馆（抗日战争时期，胡绳在襄樊主编过《鄂北日报》），他幽默地说："这好比是为我的女儿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婆家。"襄樊图书馆专门设立了"胡绳藏书室"。据《人民日报o海外版》报道：1997年4月，胡绳来到"胡绳藏书室"，慈爱的目光停留在"女儿"身上。这里的许多书已跟了他大半个世纪，战乱中，许多东西都丢了，而这些图书却像命根子一样，跟着他颠沛辗转，须臾不可分离。任继愈、胡绳等传承下来的是书柜和书籍，更是精神和文化精髓。

（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