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商隐有名句云：“平生风义兼师友。”李元洛先生是我1978年在岳阳师专今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就读时的老师，自那以后至今的数十年岁月中，元洛师对我一直十分关照，一直真诚地帮助并指导我，即使人分两地，但也仍然声息相通，时相过从。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我的师长，但也是心灵相通甚至有时也可以忘形尔汝的朋友。我拜读过他的每部著作（除特别早期的外，他的著作都题签赠我）和很多未曾成集的文章，但因为他的学术研究历程、研究方法和成就以及“诗文化散文”已有多人写过研究、评论文章，我自己也写过若干篇什，故本文只谈我对这位亲爱的老师的学术研究之外的几点印象，回首并重温当年，也试图挽回些许那一去不回令我常常临风怀想的时光。
篮球健将
从文的学者大都文质彬彬有的甚至是所谓文弱书生，但元洛师不仅身材高大，南人北相，而且“允文允武”，文武兼修，因为他酷爱体育，尤喜篮球，年轻时就是出了名的篮球好手。读中学时他就是校队的前锋，195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更是一身而二任，为篮球队和手球队的校队成员。他曾不无夸耀地对我说过，当时的中国女篮曾来校和他们比赛，英豪与英雌同场竞技，而1959年北京师大和北京矿冶学院争夺北京市高校手球冠军，赛地即在先农坛体育场，他曾以声东击西之法骗过对方的守门员射入两球。余生也晚，但洗耳倾听之余，也不免为之悠然神往。
1977年我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首届高考考入岳阳师专中文系。但我们此年级学生推迟到1978年3月才入学，那时元洛师在给1976级授业，没有给我们这个年级讲课。我们早闻他的大名，遗憾的是尚无缘得见和亲炙。我也是个篮球爱好者，经常去打球，有时也去看球赛。有次听说外单位的篮球队来校和我校教工篮球队比赛，于是我便赶往学校操场观战。记得那是在晚上，地点在学校唯一的灯光球场。比赛开始后，我们看到一位英俊潇洒、十分儒雅、个子高高、戴着眼镜（还用橡皮筋把眼镜腿绑在后脑勺上）的打前锋的青年老师，中远距离投篮（也有时是三步上篮）连连得分，动作规范而漂亮，球场边上观众的掌声和叫好声不时轰然而起。旁边有位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这就是中文系的李元洛老师。至此我才知道，元洛师不但学问做得好，而且还是位篮球健将。以后，凡有外校篮球队来学校比赛，我一定会去观看，当拉拉队员，为的是一睹元洛师在球场上的出众风采。那时不像现在，课余生活较为单调，娱乐活动比较少，观看并欣赏有元洛师参与的篮球赛便成了我们的重要娱乐活动之一。不久，我便和一位同班同学去元洛师在岳阳市一中家（那时他的夫人段缇萦老师在该校任教数学）拜访，表明我愿将来从事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志向，并奉上一个笔记本作为农村穷学生的“拜师礼”，当然，也还特意谈到看过他几次篮球赛。我毕业留校后，有一次遇到数学系的老教师方石苞，方老师告诉我，他70年代后半期最重要的文娱活动，就是吃晚饭后搬个小凳子去看篮球赛，特别是看元洛老师的潇洒投篮。他还笑言，看球赛时可以随意评点，随便你怎么说，随便你怎么评论球员和球技，也不会有人说你犯了政治错误。
元洛师于上世纪70年代末调往长沙，开始在《湘江文艺》担任编辑和评论组组长，后来同时兼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作协副主席，虽已年过不惑，但那时他仍然到所在机关或附近中学打球，家里也长期备有篮球，一直到过了50岁后才告别篮坛。本世纪初，大概是2003年上学期，我邀请元洛师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黄维樑教授来学校讲学（那时学校的名称已改为湖南理工学院），有天下午我特意安排了场篮球赛，请元洛师上场，我和元洛师及几位老师为一方，中文系的学生为一方，此时元洛师已经六十多岁，并且已经十多年未曾染指篮球了。于是，我给学生队定出一条规则：你们对别的老师都可以防守，别的老师传球给元洛师时你们可以断球，但一旦球到了他手里后就不准再防守了。同学们连连点头称是。元洛师再三辞谢不可，只得勉强仓促上场。但旧梦岂能轻易重温？自称“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辛弃疾享年68岁，年轻时武功身手何等了得，到暮年也只好叹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此时元洛师也正值此一年龄，弓马早已荒疏，筋力早已衰钝，何况少年学生个个血气方刚，人人如狼似虎，早已将我的“规定”置之九霄之外，于是略战数合，元洛师在投进一个球后因力不从心便主动退居二线而作壁上观了。这大约是他篮坛生涯的“收官”之作。但当时他打篮球的童子功，他的优美姿势还是余韵犹存，多年后许多同学还兴致勃勃地说起那次难忘的球赛。
元洛师的篮球“收官”之作毕竟是惨淡收场，事后我劝他不要嗟叹什么岁月磨人、人生易老了，我劝慰老师说，多少舞文弄墨者弱不禁风，您还算是“赳赳武夫”，到老年还身心两健，笔耕不止，这也要拜热爱体育之赐呢！
酷爱书籍
平生何所好？所好在诗书。元洛师酷爱购书、藏书、读书、著书，是真正的假一罚十的书痴。天下之书痴多矣，但他自有其可述可传可评可点的“特色”，我且略说二端，一为购书，一为赠书。
元洛师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之末，为《光明日报》所属之名刊《博览群书》写过一篇卷首之文，文题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此题改自最早见于元曲而流传民间的俗谚口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他对于自己的化用之妙颇为自鸣得意，他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抒写自己的书房即天堂之乐：“上个世纪后期我有幸拥有一间书房以来，我天天文学于其中，文化于其中，精神粮食于其中，其喜洋洋者矣！”不过，身心均在天堂也仍不免有现实的苦恼，因为书海无涯而书房的面积有限，而元洛师又“贪得无厌”，书房除了一扇必须对外开放的窗户之外，已经是三壁图书满坑满谷了，而无辜的走廊与阳台也宣告部分沦陷，两个新建的书橱分别在两处割地称雄，如此意犹未足，书的队伍竟大举入侵家居的心腹之地——卧室甚至衣橱。更有甚者，女儿的车库也被迫建了一面书墙，以安置他的书斋中已无容身之地的“灾民”。是可忍孰不可忍？终于遭到师母段缇萦老师的频频抗议和反对。
元洛师除了诗歌研究和文学创作颇具才华之外，在日常庶务方面智商颇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应家务均由师母承包，他也就一心一意在他的“天堂”里自得其乐，所以他的成就师母居功至少“一半”。师母后来虽是大学数学老师，但也爱好文学，除了发表过若干很有灵性的小品散文，作为虔诚向佛的居士，也福至心灵地写过平生唯一的一首诗《禅诗四行》：“风：无中生有|花：骗你没商量|雪：让你找到扑空的感觉|月：一块硕大的遮羞布。”此诗发表在《普陀山佛教》，台湾名诗人洛夫转发于他主持的《创世纪》诗刊，并亲自撰写了一篇评文。师母向往的是简单与清净，她经常嘲笑元洛师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眼见得书斋变成了“书灾”，而且灾情日益严重，慈悲为怀的她怎能不有怨言？但她有所不知的是，老师书斋的灾情，学生我也曾推波助澜，难辞其咎。元洛师对书有特殊的感情，到哪个城市不论大小都必定要逛书店探书。有次我陪他去平江看杜甫墓，路过县城时他突然喊停车，原来我们正经过新华书店，于是我们停车而进，逛了大半个小时，待元洛师买了几本书后才离开，记得其中一本是大部头的《唐诗艺术技巧分类辞典》，他笑逐颜开，如获至宝，后来他又从别处购得《宋词艺术技巧辞典》足成双璧。我到长沙也曾多次陪他逛书店，满载而归回到家里，他就对师母段老师说，书是我送给他的（其实是他自己买的），见此师母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我再说说元洛师的赠书。有的人嗜书如命，其书概不外借，遑论相赠，元洛师则不然。俗语有云：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他先后赠过不少的书给别的读书人和写作者，他年届花甲时正逢我筹建私家藏书楼（南湖藏书楼），他便将藏书陆陆续续赠送给我，前后共约七八千册。我曾在《洞庭之声》1995年6月21日发表《赠书：老师的厚爱与鼓励》一文记述此事。元洛师自己也曾在《湖南日报》1996年7月12日发表《“散”书小记》（该文后为全国多家报纸转载）以作呼应。他在文章中写道：“我认定他是我‘散’书的最佳对象，于是我一通电话，他数次来车，先行遣散的一千多‘书国佳人’，便随他载欣载奔而去，还有许多不及随行的便在书架上纷纷呼问：何日君再来？”元洛师把书籍亲切地比喻为“书国佳人”，可谓独特而绝妙，显示了他对书籍的情有独钟。那时，我到他家里拉书总是提前约好，他每次已把要送我的书清理出来堆在书房或客厅的地上，我和司机便将书装进带去的编织袋里（每次装四五袋）。元洛师有时也来帮忙装书，其中有多次本来是要将书装进编织袋的，但他拿在手里摩挲再三又忽然舍不得给我了，对我说，这本书（或者是“这几本书”）我还要看一下，下次再给你。下次他果然是将这本书或者是“这几本书”给我了。我想从“这次”到下次之间，元洛师也许真看了，也许并没有看，他确实是因为与书的感情太深，不忍一下分别而已。也有极少数时候，他未及提前把书清理好，是在我和司机到达后才临时从书架或书橱里拿取的。凡是在书架上的书他只看看书名就给我了，如果是书橱里的书他便要翻开检查，他悄悄告诉我他买书的私房钱都潜伏在其中，时间一久便不记得藏在哪本书里了，所以要检查。有一次我回到家里整理他的赠书时，还从一本书中发现了他私藏的400元，我后来去取书时暗地塞给他，意外之喜哦，他笑逐颜开得几乎要返老返童。
讲课高手
我在岳阳师专中文系就读时，实际上没有听过元洛师讲课，因为轮到他要为我们这个年级传道受业解惑时，他就调到长沙去了。但我们听1976级同学讲，他们都特别喜欢听元洛师讲课，说他讲课语言精练，没有多余的话；由于他学识功底深厚，记忆力超强，举例是信手拈来；他讲诗词时，可诵可吟有时甚至可唱，声音极富磁性，极有感染力；他的粉笔字也写得龙飞凤舞，赏心悦目（补充一点，元洛师的毛笔和钢笔书法都很好）。总之，同学们都为他的讲课而倾倒。
元洛师的这种讲课特点和风格，我是在他后来的多次讲座中领略到的。1999年9月，台湾诗人、散文家余光中首度访湘，元洛师全程陪同。趁此难得的机缘我邀请余光中和元洛师联袂来我们学校（那时我校的名称是岳阳师范学院）讲学，地点在能坐一千五百人的大演播厅，那天整个演播厅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只得在站在后面或坐在过道倾听。余光中先生的讲题是《中英文之比较——兼析中文之西化》，讲得正在兴头上时，坐于其侧的元洛师却掏出一支烟点燃后自顾自抽将起来，火星闪烁，烟云缭绕，如此广众大庭，显得颇为不合时宜，弄得大家一愣。余光中表情严肃地当众“揭发”，说是李元洛的夫人严禁他抽烟，但我看到他在外地经常违禁，他要全程陪我，就是好多抽几天，云云。言罢，余诗人面对全场听众，对元洛师做着指责的手势，竟然诵起他的题为《请莫在上风的地方吸烟》：“请莫在上风的地方吸烟|因为有人在你的下面|一连咳了三声嗽|呃喝呃喝呃喝|你却假装听不见|就算你要吸烟|也要让别人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阿嚏阿嚏阿嚏|有人在下风求你……”其诗本来就庄谐并作，加之诵者边诵边对元洛师侧目而视，于是台下听众立时恍然而悟，“群情鼎沸”而掌声如潮。紧接着长于背诵的元洛师起立，当场背诵余光中的另一首抒写环保主题的现代诗名作《控诉一支烟囱》。这下大家才完全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两位嘉宾根据讲座内容故意设置的场景，配合巧妙，可谓天衣无缝，水到渠成。事后获知，余光中访湘历时半月，先后于岳麓书院、湖南师大、岳阳师范学院、常德师范学院、张家界的武陵大学作了共5场讲演，“喧宾”而不夺主的元洛师都即兴背诵了余光中之诗作甚至散文，并略加评说。在武陵大学的现场，余光中说：“李元洛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也是我作品的批评者，同时又是我最好的伴奏。相得益彰，谢谢他的演出。”他返台后又驰函感谢，说元洛师：“九月间三湘之行，蒙你全程相陪，并多场精彩‘伴奏’，非但壮我行色，亦且光我讲坛，诚为一程文化甘旅。”
元洛师在其他场合的讲话，也总是显示出他独有的智慧和风趣幽默的风格。
2010年3月21日，我和内子朱平珍共同建造的南湖藏书楼举行揭牌仪式，邀请元洛师出席。在我首先致词、岳阳市委宣传部长徐新启接着讲话后，请元洛师讲话。元洛师手无寸纸，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一年一度的春天如约而至，墙内开花墙外香，墙外开花墙内也香，一墙之隔，墙内墙外，我们大家济济一堂（引者注：当时揭牌仪式在南湖藏书楼的院子里举行，参加者的主体为我多年来的学生，但由于到场的人太多，小院难容，有一部分来宾只好站在院外，两部分人由短短的围墙隔开，所以元洛师别出心裁地用了“墙内墙外”之说），参加并庆贺南湖藏书楼揭牌仪式。刚才余三定说他要讲三点，他是三句不离‘本名’，他是余三定，所以他讲话行文常常也是‘余三点’，但是为了节约时间，他今天只讲了一点。徐新启部长也是讲三点，一、二、三没有省略，讲得很好。余三定是我的学生，我可以比他多讲一点吧，讲四点。”元洛师这个智慧而幽默的开头既罢，不仅院内热烈的“掌声响起来”，院外的掌声与喝彩声也如汹涌的潮水翻墙而入。若干年后，许多人还津津乐道元洛师讲话的这个精彩开头。
诗联名家
元洛师不但学术研究和诗词欣赏的成果丰硕，而且还是散文名家（他的诗文化散文在当代文坛别具一帜）和诗联名家。我这里只略谈他的诗联创作。
我和内子朱平珍的南湖藏书楼建成时请他赐联，他题曰：“湖宽堪作砚，豪挥万字；楼阔好藏书，富压百城。”视野开阔，富有豪气，且有内蕴，耐人咀嚼。我兼任学校的《云梦学刊》主编时，请他题词，他撰书了一副对联：“风涛万丈歌云梦，翰墨千秋诵学刊。”嵌入“云梦”和“学刊”于联尾，这种嵌名于尾的嵌尾联非常巧妙。元洛师2020年创作的“端午新联”第一副写道：“中国诗坛第一人，但推屈子；两间遗泽无双地，唯有汨罗。”我在发表于《湖南日报》2020年6月19日的《蓝墨水欤上游只属汨罗江——赏析李元洛〈端午新联〉》中说道：“上联写屈子（屈原）为‘中国诗坛第一人’，既是说屈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在产生的时序上为第一，也是说他的影响为第一，这种新颖的高度评价是很准确的；下联写‘两间遗泽’除了汨罗而‘无双地’，是说因为屈子在汨罗留下不朽诗篇、最后在汨罗投江，汨罗便成了天地之间（即“两间”）独一无二的地方。此联先歌颂屈子，再赞美汨罗，屈子与汨罗融为一体，人们提到屈子必然会想起汨罗，人们提到汨罗也必然会想起屈子。”由汨罗市政府敦请书法名家书写后，此联现在被悬挂在汨罗屈子文化园的正大门。
不过，“端午新联”总共4首，元洛师与我谊兼师友，他不避“卖瓜的说瓜甜”之嫌，私下曾对我说：“那副用作门联的是不错，但应该还有人写得出，而另一副我尤其得意：‘万古不磨，洞庭波兮木叶纷飞云梦泽；千秋传诵，蓝墨水欤上游只属汨罗江。’这，只怕冒得人能写得出了！尤其是想出那个与‘兮’字作对仗的‘欤’字，真是煞费苦心！”对元洛师这一颇为“自恋”的“文化自信”，我无论从什么立场而言都只能表示赞成，因为将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和多次表白要做屈原、李白诗的传人的余光中《诗魂在南方》一文中之名句，美美与共地在一幅对联中结下良缘，传为佳话，真是谈何容易？元洛师与岳阳缘分深长，他曾应邀作《咏洞庭》，刻石陈列于岳阳楼侧面对名湖的诗词碑廊：“范相文章北斗高，杜公诗得凤凰毛。洞庭借我新台砚，好写胸中万古潮！”他曾对我说，自屈子以来咏洞庭的名作太多，他曾多次辞谢，生怕唐突前贤，直到想出后面两句时，他觉得不致太惭愧才敢出手。他还应邀作《岳阳楼新广场水榭联》，由他的父亲、书法家李伏波先生书写，悬挂于岳阳楼侧汴河街背城面湖之水榭：“胜日赏湖山，邀李谪仙把酒高歌，不论春夏秋冬，八百里风涛浩浩，都来怀袖；清宵临水榭，约杜工部凭栏远望，何分东南西北，千万家灯火洋洋，齐亮心扉。”和“端午新联”一样，它们都是融铸古今、别出心裁之作。
除了联语，元洛师还有诗歌创作。他在他的诗联集《夕彩早霞集·后记》（花山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第1版）中写道：“2010年夏，早已退休而避暑于浏阳大围山中的我，忽然心血来潮作组诗《大围山诗草》，当时纯属有感而发，欲罢不能，选择的是我所情有独钟的七绝这一形式，自此正式发轫，以后于七绝与联语也就续有所作。”《大围山诗草》组诗中的第一首《山溪问答》写道：“山溪何事出山忙？闻道风光在远方。识尽人间千百态，始知山是好家乡。”作者以拟人化和对话体的手法写“山溪”，显示了作者对世俗与污浊的批评与批判，对纯洁、美好的歌赞与追求。《幕阜山八咏》组诗，赞美我内子朱平珍家乡平江县幕阜山的美景良辰。其中《听涛》一首写道：“蓝天如海净无尘，云朵飞来白浪生。且上山巅舒望眼，天风吹我听涛声。”在幕阜山能够“听涛”可谓想象奇特，但当我们看到“如海”的“蓝天”，看到“云朵”飞来有如“白浪生”时，作为读者仿佛也一同听到了澎湃的“涛声”。《瞭望台》一首是：“振衣千仞立高台，如海苍山四望开。目光似网撒将去，万壑千峰捞上来！”想象、比喻、夸张均奇特独创，出语不同凡响，让人久久回味。《山宿》一首：“春样良宵水样风，天低几可抚星空。直上高山山顶宿，喜将明月抱怀中。”亦是同样的好诗妙句。
2014年，元洛师在江南与北国各作了一组诗，前者为早春时节游览长沙湘江之西的梅溪湖，题为《春游梅溪湖》，其中有一首是：“半世流光去绝踪，白头长忆少年红。春华已逝藏何处？都在桃腮柳眼中。”后者为晚春时分游京郊之慕田峪长城，题为《春晚登慕田峪长城》，其中之一是：“长城飞舞入云烟，千里来登耄耋年。我与夕阳俱未老。壮心同在万山巅！”两诗一刚一柔，语言新创，意境或雄豪或幽远，令人玩味不尽。诗作发表后反响强烈，我也深深感到：元洛师所能背诵的新诗与古典诗歌数不胜数，他又有诗人之才，他自己能写出好诗，所以能深切体会他人作诗之甘苦，能中肯评价古典诗歌和新诗之好坏，他的诗歌理论与诗歌评论（包括新诗与古典诗歌）也才感性与理性并具而独成一军。
余墨
点水蜻蜓，雪泥鸿爪。关于元洛师的这篇印象记，限于我的水平，也限于《名作欣赏》宝贵的版面，我应该就此收束了。不过意犹未尽，我要强调的最为重要的印象应该是：元洛师是一个性情中人，同时也是极为重情重义的人。
元洛师曾多次对我述说，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有哪些前辈领导和老师于他有恩，有哪些朋友和编辑于他有惠，古人说“施恩勿念，受惠毋忘”，他都一一铭记于心，不敢忘却。我耳闻目睹的也正是如此，例如“文革”中他在洞庭湖边一所农村中学载沉载浮，时任岳阳地区教育局局长的熊楚剑先生偶尔听到他讲课后，便排除重重阻力，两年中连下两次调令，终于将他调到岳阳师专任教；而“文革”结束不久，湖南省文联希望他去所属的《湘江文艺》编辑部工作，时任岳阳地委宣传部部长的刘金声先生，出于惜才之心也慨予放行。此后数十年中，元洛师对上述两位先生一直念念不忘，每到岳阳必趋府拜望，敬如兄长。对有恩于他的人是这样，对岳阳师专的爱好文学的学生，他在校时和去长沙后都关爱有加，甚至一一赋诗相赠予以勉励。也许是他对我主编的《云梦学刊》和主建的南湖藏书楼都曾撰联吧，过去他竟没有写过专门送我的诗。我心理略有失衡，或者说得陇望蜀，前几年终于贾勇向他索诗。时隔不久，以潇洒俊逸的笔墨书写在宣纸上的题为《赠余三定》之赠诗便翩然而至，落在我的案头，那是元洛师“在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番天地：
一
高第华庭何足道？黄金珠宝更休崇。
我言三定真豪贵，十万藏书此栋中。
二
巴陵城外南湖水，李白秋歌句有神。
夜半读书君警醒：诗仙乘醉欲敲门！
（载《名作欣赏》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