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彭东明长篇小说《坪上村传》生动描写了湖南平江坪上村近几十年变迁和发展历史，作为一扇窗口，折射出中国乡村社会近4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进步；作品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和地域特色语言的表现，营造出具有浓郁地方文化、民俗文化特色的艺术世界；作品成功塑造了众多鲜活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作品结构匠心独具，在长篇小说结构方式上进行了颇具意义和价值的探索。
关键词：《坪上村传》 ；乡村社会；社会进步；地域文化；人物形象 ；小说结构
彭东明的长篇小说《坪上村传》（载《十月·长篇小说》2018年第6期）生动地描写了湖南平江的山村坪上村的风情史、风俗史、变迁史、发展史，写出了乡村的日常生活、人情世故和鲜活生态，塑造了众多生动的乡村人物形象。作品写的是这一个乡村，但由于其具有普遍的概括性、代表性，所以作品也同时为中国乡村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留下了真实的历史记录，可以说是一部活生生的当代乡村史。
置放在彭东明个人的创作历程上来考察，《坪上村传》这部长篇小说对于彭东明个人几十年的创作历程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革新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从创作形式、体式上来说，彭东明过去创作了《故乡》等许多有影响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而这部《坪上村传》是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他在创作形式、体式上自觉求变、革新、前进的可喜成果；从创作内容来看，彭东明过去创作的所有中短篇小说都是描写乡村的或某一个片段、或某一个场景、或某一个侧面、或某一个较短的时段，而这部《坪上村传》则描写了中国乡村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变革、前进的历史（实际上在很多方面还上溯到了此前的数十年），且描写得非常生动和有深度，这是彭东明长期的生活积累、酝酿、思考而凝结成的结果。可以说，评论、研究《坪上村传》这部作品对于评论、研究彭东明数十年的整个创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乡村社会发展进步的一扇窗口
《坪上村传》描写的是湖南平江坪上村近几十年变迁、发展、进步的生动历史，其具体描写的虽然是这个乡村的个案，但有广泛的代表性、概括性，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到中国乡村近四十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变革和前进，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到中国乡村近四十年进步的轨迹、履痕和规律。
村民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生活状况大大改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幸福指数大大增加，这是坪上村、也是中国乡村近四十年来最突出、最明显的变化。《坪上村传》在“祖屋”一节写道：“其实，村庄留给我的是一个苦涩的童年，饥饿、寒冷、劳累，以及村上人家那苦不堪言的生存状态，占据了我整个童年的记忆。现在，我在静静地梳理着那些像苦瓜皮一样风干了的岁月……” [1]131这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前记忆的真切描写。作品在“山里的学校”一节这样描写改革开放前设在祠堂里的小学：“我们从小溪边穿过一片稻田，爬上十来级青石板铺就的台阶，便到了操场上，操场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但却没有篮球架。”“大厅里有十几个孩子在打闹，在疯跑。大厅的地上到处是稻草和鸡屎。”[1]189小学校的简陋、贫穷、落后可见一斑，这也是当时山村学校共同的状况。“那时，小学每人每期的学费是一块八毛钱。然而，有很多的同学却交不起这笔钱。”“那些没有交学费而未领到书的同学呢，便眼光光地盯着讲台上那叠书发呆。”[1]191作品中还这样写到“我”家的情况：当小学老师的“母亲每月拿三十四块五毛工资，要给镇上读高中的大哥安排生活，要给在公社农中读初中的二哥安排生活，要交一份给父亲安排家里的生活，最后留下的便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在这学校里的生活，母亲长年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每月领着那一份工资，一个钱要掰成八瓣才够花。”[1]191贫穷、落后、困窘就是四十多年前坪上村的状况，也是当时整个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状况。现在的情况与过去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真正是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六子的心声”一节写农民长贵的家：“一栋三层的豪华别墅高傲地矗立在河岸上，前后花园设计得十分别致，太湖石堆砌而成的假山水池，名贵的花木盆景，汉白玉的台阶廊柱，羊毛地毯，红木的雕花桌椅……坐在客厅里，便能看见楼下一湾碧绿的河水和远处青葱的稻田。”[1]162当“我”到达长贵家里后，“我”感慨万千地对长贵说：“1984年春夏间到你家来搞计划生育，你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床上一块油渣筋一样的絮被，脏得看不出底色，孩子们一个个流着鼻泪，光着屁股，灶上是一口缺了口的破锅……今年是2014年，这中间刚好隔了三十年……”[1]163长贵家里的巨大变化是坪上村的突出代表，坪上村的家家户户都经历了类似变化。作品在另一个地方还写到坪上村日常生活状况的变化，作品写道：现在“人们再也不用烤火炉子了，因为都不在屋子里烧火塘了，烧火塘灰多烟多，现在家家户户都是烤的电烤炉和空调。”[1]228坪上村这四十年的生活变化也是整个中国乡村所经历的变化。
由封闭、甚至是凝固、自给自足走向开放、交流，走向市场，走向活跃，是坪上村的又一突出变化和进步，这也是中国乡村近四十年的缩影。改革开放之前的坪上村，村民们都是据守在自己的土地上，长年累月弯腰弓背地在田间地头劳作，除了偶尔有外出搞副业的外，几乎没有走出坪上村的；更鲜有外人进来，鲜有新鲜空气吹进来；整个坪上村犹如一团死水，没有生气和活气，年复一年一直是老样子。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在“三叔”一节，作品中写道：“而现在，坪上村在外边上了规模的公司便有三十六家，至于那些小打小闹的公司就不计其数了。一个才2168人的坪上村，能有这么多人到外边去闯荡，我家三叔是始作俑者第一人。”[1]164三叔当兵回来，一会当民兵营长，一会又是当治保主任，一个庄稼人种不好庄稼。快五十岁时帮人到北京推销石膏板，开始受尽磨难，穷困潦倒；后来遇上战友的帮助，谈成几笔大业务，有了积累后，就离开老板自己办石膏板厂，甚至把石膏板厂办到了北京，并开始接装修业务，继而扩展到了灯饰和玻璃幕墙；再后来，又将生意做到了天津、郑州、武汉、广州等等大城市。随着三叔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从坪上村带出去的人也越来越多。作品写道：“一帮人带着一帮人，一家公司从另一家公司分离出来，他们就这样相互影响着，相互传染着，相互碰撞着，有时也相互拆台，有时也相互帮忙……再后来，他们不仅是鼓捣石膏板，他们还把村里的传统小吃酱皮干子、面筋和火焙鱼做遍了全国各地。”[1]237三叔由于抛弃了固守土地、只看眼前的传统观念，坚定地走出去，面向市场，融入市场，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善于用心思，终于发家发财了，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三叔并且影响、带动许多人走出了坪上村，不固守、走出去已经成为了坪上村人的共同观念和生活方式。长贵的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大女儿荷香的带领下，依次一个一个地走出坪上村，来到深圳打工，都发展得很好，都渐渐成功，其中二女儿菜香在深圳打工成功、赚钱后，又带着先进的经验和外地丈夫回到坪上村开办“坪上情席”餐馆，大获成功，这时菜香的“回归”故乡和原来村民们的固守故乡，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路，有了完全不同的做法，因而也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和结果。可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交流，没有走出去、引进来，没有走向市场经济，就不会有坪上村的发展与繁荣的今天。这也是中国乡村近四十年发展、变化的写照。
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变革，人生境界的提高，生活方式（包括思维方式）的改变，是坪上村的第三个突出变化和进步，也是中国乡村近四十年变化、前进的具体表现。这首先表现在一些人对学习的重视和投入，把学习当成了人生的重要选择。长贵的大女儿荷香初中毕业后到深圳打工，作品中“第一个去深圳的女孩”一节写道：“不知不觉一个月就过去了，荷香终于领到了那向往已久的三百元工资。当领到这一笔钱之后，荷香的心里一阵狂跳，平生她还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钱，她先还了表姐给她买衣服的钱，然后便迫不及待地到书店去买了一套成人高考的复习资料。她已经想好了，一边打工，一边自学，力争三年拿到专科文凭，然后再学习三年拿到本科文凭。那一夜，躺在宿舍的床上，她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仰望着窗外的星空，触摸着那一套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籍，她的心里又充满了无限的希冀。”[1]145后来，由于荷香的顽强拼搏，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拿到了专科文凭，荷香就是在不断学习中不断提高、进步、发展的。荷香的妹妹菜香后来也跟着姐姐一起参加成人高考。可以说，学习成了坪上村大部分人的共同追求。其次表现在一些人开始善于接受新事物、新现象，凛然面对变化，勇敢迎接挑战，积极适应、推动生活的变化和发展。作品中“最后一个剃脑匠”一节中的李发长期在坪上村剃脑，本来已经完全习惯了、满足了，从广东打工回来的女儿秀秀动员李发到镇上开理发店，李发虽然几经犹豫，但还是“踌躇满志地背着行头，告别村庄”到镇上开“李发理发店”去了，作品写道：“就这样，‘李发理发店’里，每天都是一派兴旺景象。从早到夜，捶打声、说话声、笑声连成一片。坪上村的老人们进了镇子，有事没事都得到这店子来坐一阵，聊聊天，他这里几乎就成了坪上村人在镇子上的集散地。”[1]214李发由长年“剃脑”到离开家里到镇上开“理发店”，就是勇敢地告别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毅然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当然他并不是把原来所有的东西都抛弃了，他在选择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还继续保留了传统的温情与温馨。再次是开始在有些人中产生了不同流俗、强调自我、个性张扬的思想和人生态度、人生选择、人生追求。长贵的第六个小孩、也是他唯一的儿子六子希望变性，开始遮遮掩掩，但到二十八岁后就不再遮掩了，他敢于公开地对“我”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让大家说去吧，自己走自己的路。’我选择自己的性别是我的自由，这又不妨碍别人的生活。人们不理解也好，歧视也好，谩骂也好，我都无所谓。但是，任何人无权对我的自由选择进行横加干涉。我想不通，我同样对社会负有责任，我同样为社会做贡献，我对社会和个人不产生任何侵害，为什么我对自己的性别做出自己的选择就要遭到这么多人的横加指责……”[1]165虽然我们并不鼓励（甚至也可能不赞同）变性，但我们还是要肯定，六子这样张扬个性、突出自我、超越流俗的思想和说法真正有点惊世骇俗，是十分难得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能产生、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二 地方文化、民俗文化的生动展示
《坪上村传》特别具有地方文化、民俗文化的特点，作品借助对地域风情的生动描写，借助有地域特色的语言进行表现，营造出了独特的、鲜活的艺术世界、地域风情世界。
作品对地域风情的描写是特别具有独特性和独创性的，我们从中看到了完全个性、非常独特的世界。作品中“菜香和坪上情席”一节细致地描写了“情席”（十大碗）这一独特的平江乡村烹调习俗和烹调艺术，作品通过五根大叔的嘴详细地描述了“情席”的构成和特点，这十大碗依次是：炸肉、笋丝、百叶丝、扣鸡、扣羊肉、蹄花、肚片、鱼、扣肉、青菜。五根大叔这样介绍第一碗菜炸肉、第二碗菜笋丝和第三碗百页丝：“这头一碗菜是炸肉，将肉切成小丁，拌在面粉里，用菜油炸，炸成了黄颜色之后出锅，切成片，再上甑蒸，火功要到堂，要蒸出油，这一碗炸肉才入味，才松软，才有嚼头。第二碗是笋丝。笋要大山里的榨笋，要切得细、煮得透，先炒干水，再放骨头汤入味，这是一碗下酒菜，清爽、耐嚼，有回味。第三碗百页丝，豆腐一定要是石磨子磨出来的豆腐，机制的豆腐要不得，压百页时要压得慢，压得透，这才有弹性、有嚼劲。百页丝要切得均匀，要拌红萝卜丝、白萝卜丝混炒，要上骨头高汤，这才清爽，这才入味。”[1]151五根大叔后来还总结说：“这坪上情席也没有别的巧，就是材料要真，做工要细，火候要准，汤锅要浓。尤其是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把握节奏，吃完一碗，喝过一巡酒，再端上第二碗，俗话说，一热当三鲜。坪上情席总结起来是三句话十二个字，‘清清淡淡，汤汤水水，热热乎乎’，这是总口诀。”[1]152就是在五根大叔的指导下，胖子和菜花夫妻俩的“坪上情席”在安定镇上开张了。五根大叔守在那里，有时是亲自掌瓢，有时是站在一边指导胖子如何按老手艺操作。菜香在大堂里打理，长贵两口子便四处张罗着去买真正的土鸡、土猪肉、大山里的压榨笋，池塘里没有喂饲料的鱼。他们还专门请了人在家里用石磨子磨豆腐……店子里的生意很快就火起来了，一年后，“坪上情席”又在县城里开了连锁店。“坪上情席”有独特的材料、独特的烹调方法、独特的色香味、独特的品用方式、独特的美感，当然也就有了独特的凝聚力、生命力、文化味。
对办丧事的细致、鲜活的描写，也构成《坪上村传》对地域风情生动描写的一个重要侧面。“丧事”一节具体描写了“我”的祖母去世后所办的那场丧事。在作品中我们看到，连亲人什么时候开始哭都是有明确要求的，祖母刚去世时，主持办丧事的夸叔公说：“大家都不要哭，先烧见面钱。要哭，也要等到轿夫子抬着她的灵魂高高兴兴上了路再哭。” [1]203于是，接下来，作品细致地描写了烧纸钱、敬纸饰的轿夫子、到北坛庙求通关文书等情节以后，“这时，老屋里才响起了一片动地的哭声，以及铳炮声。”[1]203再接下去，是依次写为祖母装洗、装殓入棺、行成服礼，“成服礼结束之后，大家披麻戴孝，这场丧事也就正式开始了。这时，锣鼓已经在孝堂里打起，四把唢呐在锣鼓声中吹起。四个道士请进了门，他们在横厅里将做道场的桌子、台子、灵牌也都一一搭起来了。”[1]204道场之余，还要给祖母“解灯”，“解灯的意思是祖母此去阴曹地府万里迢迢，幽界道路昏暗，长夜茫茫，求灯神伴亡灵一路前往。”[1]205解完了灯，第二天清晨便点九皇烛，求天、地、水三官解去亡魂一切罪孽，超度亡灵升天，为家眷祈福祉。九皇烛点燃之后，还要给祖母念一场血盆经。在发丧的头天下午，要到北坛庙去朝庙，朝庙的意思是要求北坛老爷一路保佑祖母的灵魂平安到达西天。黄昏后，人们要到小溪里放河灯。下半夜，地方上的夜歌师登场了，他们先是即兴将祖母的千般好处、万般辛苦编成四言八句唱，后来便唱《十月怀胎》（《十月怀胎》这首流传长久、篇幅不短的夜歌也真正写出了人生况味，特别具有感染力，特别耐人寻味、感慨良多，让人久久回味不已）。天亮后，便是祖母出葬。作品的上述描写，真切表现了这里的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对逝者的怀念、对神灵的膜拜、对天国的想象、对习俗的遵循，这种生动、细致的描写是我们在其他作品中所没有读到过的。“改坟”一节对于改坟这一独具地方特色现象的生动、精彩描写也具有上述的类似特点，给人印象深刻，让人久久难忘。
作品的语言也是独具特色和风格，在其他作品中是很难见到的。作品中写道：“开年之后，雨一直绵绵细细地下着，正月二十三日那一天，早上本来还下着雨，但是一吃过早饭，太阳就出来了。”[1]130-131 “绵绵细细”就是平江的方言，表现雨的稠密、长久，很逼真，很形象、生动。彭东明作品中的叙述语言，总是不做单纯的叙事，而是在叙事中渗入了深挚的情感，叙事和抒情总是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渗透在一起，作品中不少地方的描写，你可以说其是在叙事，你同时也可以说其是在抒情。作品这样描写祖母夜晚纺纱：“洗完衣服之后，我便在油灯下写作业，祖母晾晒完衣服，就着我的灯光在一旁纺起她的棉纱。她不紧不慢地摇着车把，纺纱车便发出‘咪呀咪--咪呀咪’的绵长声音，这声音使人心里踏实，她把整个村庄摇得那么安宁。”[1]186这里对场景的描写特别逼真，特别富有诗意，真是韵味悠长。“进城”一节写父亲进城居住前在坪上村种最后一年田，作品中有一段写道：“这最后一年的田土，他作种得那么精心，似乎是在向这片土地做着告别。在田野上犁田时，他吆牛的声音是那么娴熟而浑厚，牛在他的吆喝声中，有节奏地踏出铿锵有力的步伐。水牯偶尔仰起头来朝着田畴深处一声长呼，也似乎是代表它的主人对这个浩浩荡荡而来的春天一份感激。”[1]220这个场景特别富有诗情画意，人与牛的感情、人与土地的感情、牛与土地的感情、人与大自然的感情，都交融在一起了。作品中的人物语言都是个性化的、很能表现其性格特征的。“支书老万”一节中有几段老万向“我”诉工作之苦的话，其中写道：“现在的政策确实是太好了，小孩读书不要钱，水泥路修到屋门前，种几丘田不但不收税，还要给你补贴这个钱、那个钱。你知道老百姓现在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吗？”“我”说：“怕上边的政策变。”老万大声说道：“错。现在老百姓最担心的事是再过两年只怕政府会派国家干部下来给他们喂饭吃。”[1]161思想还有点僵化、对计划经济时代还有所留恋、对现在的农民有些不满，但却十分憨厚、率真、直率的村支书形象在这里跃然纸上，活灵活现。
三 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
成功地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也是《坪上村传》的重要成就、重要收获。作品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有四五十个，大都有性格、有特点，大都是活生生的，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先看“酒癫子”一节写的老一辈的代表人物彭跋。彭跋早年参加过红军，后来失散了，“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安排他到光荣院去享清福，他却在光荣院只呆了三天就跑回坪上村来了，八十多岁的时候还能挑一担砂罐走村串户去贩。他贩砂罐开始生意并不好，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一边走一边喊：破罐换新罐，换米一升半……那些婆婆姥姥就都将破罐子找出来，量上一升半米，来换他的新罐，这样生意才慢慢好起来。彭跋嗜好喝酒，一次到大妹子家走亲戚回来闷闷不乐，妻子问他：“大妹子家招待不好么？”彭跋说：“招待好，杀了鸡。”妻子说：“杀了鸡，还要何解呢？”彭跋说：“没有酒，杀一头牛都是空的。”[1]177作品后面还写到，又有一次，彭跋在烂泥路上把酒壶打碎以后，居然趴下去用嘴巴从烂泥中的脚印子里吸酒喝，并且大骂楞在一旁的儿子：“你还站着干什么，等上菜呀……”[1]177逼着儿子也去喝地上的酒。让人忍俊不禁。这些独特的情节和场景，把一个淳朴而又有小心思、勤劳而执着、嗜酒而率真的老一代小生意人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
作品中的父亲作为老一代农民的形象也是塑造得非常成功的。父亲特别喜欢作田，沉浸在作田的快乐和享受中。作品写道：“父亲作田讲究深耕细作，他说，一季庄稼硬是要过三次犁、四次耙，泥土才能作得烂熟，泥土作熟了才会有好收成。父亲的田里只下农家肥，不下化肥。他说化肥种出的稻子容易发虫，颜色不好看，吃起来也不香……父亲种的稻子长出来的那份绿，是深沉的绿，柔美的绿，那些施化肥长出来的稻子是轻浮的绿，生硬的绿。施用化肥的稻田一次又一次地用农药杀虫，父亲的稻田里却从不用农药，他最多打一两次石灰，夜里点几盏诱蛾灯在田埂上就行了。”[1]219父亲对农具充满了怜爱和情感，作品写道：“稻谷进仓之后，父亲便开始收拾农具，他将犁、耙、禾桶、粪桶、箩筐、箢箕、莆滚、荡耙、扯板、尿端、水车……全部在池塘里洗刷得干干净净，在太阳里晒干，然后上了一层桐油，桐油也晒干之后，便一件件扛到阁楼上去。每年他都这样，这些农具阁在楼上，一直要等到第二年作阳春的时候再搬下来。” [1]220父亲还对三叔说：“人要过年，犁耙也要过年，犁耙过年就是上那一回桐油。” [1]221父亲把农具不仅当成了耕田劳作所使用的工具、物件，而且当成了自己的助手、帮手，当成了自己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真挚朋友。父亲是真正的农民，有着真正农民的习性，有着真正农民的情感，有着真正农民的喜怒哀乐，有着真正农民的价值追求，但父亲也有着农民身上某些弱点和缺点，有着某种保守和禁锢。父亲面对大叔由牛贩子变为董事长就很不能理解，父亲在大叔面前不停地摇着脑壳说：“这个时代我就真的看不懂了，你一个只读了两年半书，大字不识一箩筐的牛贩子，怎么一转眼就能当老板了，还能摆起这么大个摊子，还能把副县长喊来剪彩。”[1]227原来当篾匠的二叔在篾匠做不下去后，回来种地，大片的橘子没有人要，而在橘树里间种的红薯成了抢手货而赚钱后，父亲对二叔说：“我早就说过：‘锄头握得紧，作田种土是根本。’老三你种红薯能赚这么多钱，我心里踏实，老二办公司，老四在北京包工程，他们的钱赚得越多，我就越是睡不着觉呵……” [1]230父亲听说三叔要去北京帮人家推销石膏板，就对三叔说：“你快五十岁的人了，不要再到外面去捣鼓了，俗话说，人到三十无后生！我劝你不要到外面去鼓捣了，还是安心在家种地，种地没巧，全靠勤劳，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春……” [1]231看得出，父亲对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化和发展并不能完全理解和适应，他脑子里存留的还是“作田种土是根本”这种老的观念，父亲是一个善良、勤劳而又有点保守的农民形象，父亲的性格特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概括性，引人深思，耐人寻味。
坪上村第一个去深圳打工的女孩荷香是青年一代的成功形象。她虽然学业优秀，多才多艺，会唱歌跳舞，会节目主持，但由于家里穷，十六岁初中毕业后即去深圳打工。作品写她初到深圳，适应很快，作品中写道：“餐厅经理便将她领进了厨房。从那一天起，荷香便换上了餐厅洁白的工作服，在那里擦地、抹桌、洗碗，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八小时以后，荷香才能换上那件水红的衬衫和白色的裙子，和表姐一道到街上去逛。”[1]144荷香很快就适应了深圳这里的生活和工作，人家都说这八个小时干得好累，但她一点也不感觉到累，她说这比起在家里搞双抢不知要轻松到哪里去了。荷香一边打工，一边自学，两年多时间就拿到了专科文凭。由于荷香好学上进，又能歌善舞，不久她就离开了餐饮部，调到了台湾老板的身边做文秘工作，后来又和丧偶已经三年的台湾老板结婚。荷香特别能够自立，不但自己自立，还要求、鼓励自己的几个弟妹自立，她后来把自己的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一个又一个带到了深圳打工。最早带来的是老二菜香，荷香告诉妹妹菜香：“一定要安安心心在酒店做事，洗碗也好，擦地也好，抹桌子也好，端菜也好，凡事都要多留一个心眼，把什么事情都做好。以后，就可以慢慢得到提升，就有可能去当餐饮部的经理，甚至还可以去当酒店的高管。这里是论功行赏，只要工作做得好，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 [1]148老三梅香到深圳打工时，荷香已经是老板娘了，梅香说：“大姐你是老板娘，总不至于又把我安排到厨房去洗碗吧。”荷香十分严肃地对梅香说：“你必须从那里干起，你把碗洗好了，才有可能去干好别的事情。如果你连碗都洗不好，你还能干别的什么呢？” [1]152于是，梅香便极不情愿地到餐厅去了。看得出，荷香特别想改变贫穷的现状，特别向往外面的生活（她和“父亲”固守土地完全不一样），特别好学上进、不断进取，特别善于接受新事物，特别自强自立。这是坪上村富有生命力的新一代，也是代表了农村前进方向的新一代。
四 小说结构的成功探索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在此想特别说说《坪上村传》的结构。《坪上村传》的结构很有特色，其和一般的长篇小说的结构不一样，其不是让若干人物贯穿整个作品的始终，而是采用近乎并列的方式，将众多人物一个一个地描写出来，这所描写的众多人物之间，有的相互有交集，有的相互之间没有交集，作品中所描写的这些人物甚至也都可以各各单独成篇。这有点类似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名著《水浒传》、《儒林外史》的结构方式，有点像短篇小说的连缀。比如作品中的《荷香》、《第一个去深圳的女孩》、《成为老板娘》连续几节描写长贵的大女儿荷香，接下去《菜香和坪上情席》一节描写长贵的二女儿菜香，再接下去《梅香》一节描写长贵的三女儿梅香，继续接下去《六子》一节在简要描写了长贵的四女儿菊香和五女儿茶香后，以主要笔力描写长贵的第六个小孩（唯一的儿子）六子，上述六个人物因为都是长贵的后代，所以相互之间是有交集的。还有不少人物相互之间是没有交集的，如《窑匠》一节描写窑匠郑石贵，《酒癫子》一节描写酒癫子彭跋，《“顺生”商号》一节描写“我”的祖父彭豪，上述三位人物之间则少有交集。这种结构方式的好处就是能写出众多人物的生活、经历和命运，这众多人物都共处在坪上村这个空间里，但各有自己的生活轨迹和人生命运，各有自己的性格特点，他们共同组成了坪上村的人文生态，共同演绎了坪上村丰富多彩的变化发展。这种结构方式在当今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也是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成功探索。
参考文献：
[1] 彭东明.《坪上村传》[J].十月·长篇小说，2018（6）.
作者简介：余三定 (1956-) ， 男， 湖南岳阳人，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 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
A Living History of a Contemporary Village：A Review of the Novel Story of Pingshang Village
Yu Sand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NIST， Yueyang， Hunan， 414006)
Abstract： The novel Story of Pingshang Village， written by Peng Dongming， is a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ingshang Village in Pingjia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in recent decades， and a mirror of earth-shaking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villages in the past 40 decades. With descriptions of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and reflection of regional dialects， the writer presents to the readers an artistic world with rich local culture and folk customs. The writer successfully portrays a group of characters who leave a deep impression upon readers. The structure of the novel is uniquely designed， which is a meaningful and valuable exploration of fictional structures.
（载《云梦学刊》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