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0年7月13日，“《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研讨会”于南湖藏书楼（南湖藏书楼为余三定的私家藏书楼，坐落在岳阳市南湖畔）举行，参加研讨会的，除《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的同仁和楼主余三定外，还有湖南理工学院团委书记陈超文、科技处副处长王家合、中文系教授朱平珍，《云梦学刊》编辑杨年保、鲁涛，《湖南理工学院报》编辑李凯、余晶等。下面是发言选登。
余三定致辞
各位好！非常欢迎各位今天光临南湖藏书楼做客和参加研讨会！今天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研讨会”是南湖藏书楼建成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或许由此可以让南湖藏书楼沾到燕园的灵气，这使我想起了程郁缀老师给我赠诗中的一句“未名连洞庭”，因此我和我的家人都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借此机会，我先表达以下几点意思。
第一，我是以几种身份参加和主持今天的研讨会。我的第一个身份是南湖藏书楼楼主的身份；第二是以兄弟刊物（《云梦学刊》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是兄弟刊物的关系）主编的身份；第三是朋友身份，我和各位在座的北京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及我们湖南理工学院几位老师是很好、很亲密的文友关系。
第二，我想说明一下，我个人、我家人以及我们学校与北京大学有非常深厚的关系。我个人在1992下学期至1993年上学期在北大哲学系作过一年访问学者，我的导师是叶朗老师，我在北大的一年除得到叶朗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外，还听了北大哲学系、中文系许多老师的课。此前的1988年我就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张文定老师相识了，得到他不少帮助。近些年来，我与北大中文系、哲学系、北大出版社、《北大学报》、《北大研究生学志》等一直保持较多联系。我爱人朱平珍老师在北大学习过两年，第一次是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上半年在北大中文系进修，第二次是1994年下半年至1995年上半年在北大中文系文艺学助教班学习。我儿子余晶（本科读的是编辑出版专业）在大二年级的暑假到北大出版社实习了两个月，大四第一学期在北大出版社实习了半年。这些都说明北大是我们心中的学术圣地，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很向往她，很敬慕她，同时也亲近她。所以北大的朋友来，我们非常高兴。
第三，我原来想把南湖藏书楼给大家作一个简单介绍，现在估计不需要介绍了。各位原来已经看过《南湖藏书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一书，刚才又看了岳阳电视台拍摄的有关南湖藏书楼的专题电视片《“快乐书生”余三定》，对南湖藏书楼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在这里只想讲一下《南湖藏书楼》一书出版以后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和引起的朋友们的关注。今年一月底，当我在北京把《南湖藏书楼》一书送给北大的刘曙光老师、柳春蕊老师后，他们当晚都翻阅到了十二点多钟，我个人也在宾馆里看到了十二点多钟。我觉得，这本书能让北大的青年老师翻看到十二点多钟，这就很有意义了。《南湖藏书楼》出版后，已经有北京的《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民政协报》、《文艺报》，香港的《大公报》，深圳的《晶报》，合肥的《学术界》，石家庄的《社会科学论坛》，长沙的《湖南日报》，岳阳的《长江信息报》，等等，发表了书评；《北京大学学报》在今年第3期封三整版刊登了“《南湖藏书楼》简介”，并配发了《南湖藏书楼》和南湖藏书楼的彩色照片。
第四，自从2005年我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建立联系以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个人以《云梦学刊》主编的身份感谢《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今天我们可以围绕藏书、读书和学术研究的主题开展轻松、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谢谢大家！
一段书缘
柳春蕊
（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学志》前主编）
人与人交往有很多种，就友好而言，亦有很多种。有的好在权势，有的好在钱财，也有好在茶香，好在书缘。经济社会，似乎少了前两种，做什么事，都转不开。因而，朋友因后两者而结识的，确实是此生的幸事。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有很多种，有的是炒作包装，有的是把古雅的文化低俗化，很多是唯利是图。中国文化不外乎二义，一是老百姓踏踏实实的过生活；二是它的包容性。“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相容与理解；“相忘于江湖”，更是对物对人个性的理解和尊重。正因为包容，才形成了她澹定的性格、君子的风范和文化天下的人文理想。那些结缘于茶香书香上的朋友，他们向往的不外乎“澹定”、“君子”和“文化天下”这样的品格。
当我们过于功利，过于现实，过于急躁，是不是也要澹定一点呢？当一个民族过于实际，做什么事都要问一个是否有用，能否促进经济增长，那不也应该要一点“无用”的思维？要一些“无用为大用”的智慧吗？不如此，我们就很难看清现实中的得与失，也不太可能给后世留下好的遗产。今天，我们大谈文化自觉，重视传统文化，在遭受百年灾难之后，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对世界的贡献，确实是千载难逢的盛举。在这过程中，恐怕切迫需要的仍是理性的态度，澹定与包容的品格。
位于岳阳市的南湖藏书楼是余三定老师几十年读书藏书的最具概括性表达。在举世向“钱”看的大潮中，余老师有自己的定位，有自己“澹定”的“君子”的“文化理想”追求，正是这种独立的追求使得他不失己，而与世宛转；不趋世，亦不隐遁。独立，是说一个人充满自信，对生命有交待，对名利看得开，在大是大非面前，有独立的判断，绝不含糊，一是一，二是二。有着独立意志的人去创建他的藏书楼，你可说是他兴趣所致，但要说是他的某种价值选择，而此种价值首先是文化的，一种文气的自觉实现，也莫尝可。
南湖藏书楼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更不是炒作和包装，它的出发点不是眼前的实利，而是缘于澹定的心态和笃实的个性。这种心态和个性，就是文化的心态和个性。如今，越来越多的读书人知道藏书楼，影响逐渐扩大。显然，它的影响不是通过吸引眼球的报道而贼世人之耳目，而是以楼人之德望，悦世人之心胸。在追影逐响的世风中，有幽谷若兰的芬芳，有德泽物馨的澹宕，实为难得。这似乎可以说明，现代社会中的“德”并没有落伍，君子怀大德而为世重，仍是有志之士所追求的理想。“德”，因为不是经济效益，容易被世人遗忘，师德淡出了，医德也成了人们怀恋的词眼。“德”，好比自然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受到自然的惩罚，近几年的自然灾难，足以让人类反思；好比社会环境，环境坏了，怎么可能产出好的人才？钱学森之问，本是常识，却让我们大加讨论，这足以让这个民族感到耻辱，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所以，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是有大用途的；那些看似高深的研究，其实是有大价值的；而那些忠厚老实，在平凡位置上默默无闻一辈子的，不会谋生，也不会钻营，更不会各种“术”的人们，同样是这个时代的脊梁！一个强大而自信的民族，对于这些“无用”的行业、专业和人们，应持有开放的心态，应赋予他们更高的赞礼和荣誉。藏书楼，也即是无用为大用。以这样的理念去经营，持之以恒，不远的将来，其价值及意义，自是不言而喻。
藏书楼不在深山大川，而是落在日益繁华的岳阳市内，要说这也是“大隐隐于市”。随着乡村城市化模式的推进和普及，这种“大隐隐于市”的物质文化生产模式是当代文化发展的有益尝试，为城市文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到了岳阳，饱尝岳阳楼、洞庭湖、君山的景致之后，更应到南湖藏书楼走走。与楼主一家的交往，能感受到文化的延续就在身边。有谁不为浸泡在文化的光辉中而动容，顽廉懦立，奋起弘扬斯文的意志呢？有了文化延续的担当自觉，然后践履，你的光辉随后沐浴他人，世人恐怕没有比能让别人受到鼓舞而有所树立更快乐的事。在此快乐中，你也感受到文化的快乐。一个人的快乐，文化成份多一些，他的快乐就更丰富一些。中国古代文化重视文教，有优秀的“文而化之”传统，倘若我们的快乐多一些“文”，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文”——丰沛醇厚的民族底气，四维挺立的民族自信，刚健笃实的民族气象，那不就是活生生的在继承传统、光大传统和创新传统吗？
我第二次到岳阳，走进的藏书楼，感念似乎更多了。当时引用陆机的两句话，“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意思是说岳阳因为藏书楼，其精神必将光辉和妩媚。倘若中国多一些南湖藏书楼，则一国之气象必将光辉和妩媚。
六年前，我担任《北大研究生学志》主编，曾寄刊物与三定老师。后来，互赠刊物，并有了以书为载体的情谊和对南湖藏书楼的理解。所以，我与三定老师的认识，是书缘。我欣赏的，也就是这份淡如水的书缘。
中国传统士人理想在新时代的发扬光大
钟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06级博士生、《学志》主编）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学志》编辑部的朋友来到美丽的岳阳，来到著名的南湖藏书楼！感谢各位老师的热情接待！从1985年创刊到现在，我们《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已经走过了25周年的历程，今年4月份我们做了一次刊庆，当然，目的不光是庆祝，更是想借这次刊庆的机会进一步明确我们今后应该如何走。我们这次的湖南之行也是带着这个问题来的。从北京到湖南的途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湖南人能在近代中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基于观察，我自己给出了一个答案：湖南人尤其是湖南的知识分子总是能开风气之先，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向。今天来到余三定老师的藏书楼，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我想，余老师的藏书楼是将中国传统士人的理想在新的时代重新加以发扬光大，那么，我们《学志》编辑部也应该切切实实地为这个理想的复兴贡献一份绵薄之力。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大学的方向应该是“研究高深之学问”，多年来，我们《学志》也一直致力于实践这样的信念，也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我们逐渐加深了对高深之学问的认识和理解：高深的学问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它们或是基于阅读经典而激发，或是源于现实难题的启示。当然，有了自己的研究问题之后，更多的是需要向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师长和朋友们多请教，并且致力于形成一个有着良好氛围的学术共同体。今天来到余老师的藏书楼，我想，我们就找到了这样一个共同体，它既是一个学术传承的场所，也是我们运用学术的工具和理性的态度去关怀现实问题的场所。
最后，代表编辑部再次感谢余老师和诸位老师给我们提供这样好的机会！
藏书楼：思想对话、交流与碰撞的媒介
胡淼森
（北京大学中文系2006级博士生、《学志》前主编）
很荣幸来到余三定老师的南湖藏书楼参观学习。我对岳阳和洞庭湖仰慕已久，只是以往停留在古人诗词歌赋的文本所营造的想象世界里，尤其是范文正《岳阳楼记》所描绘的“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令我对这片湖水和这座城市都无比向往。今天来到洞庭湖的子湖——南湖之畔，走进了藏书楼的各个角落，亲身触摸和感受到它的韵律，果真是名不虚传。如果说岳阳楼是洞庭湖的明珠，那么这座藏书楼可以说是南湖之珠了。
南方的许多城市都有着藏书之家的传统，藏书楼除了收藏珍贵的书籍之外，也保存许多珍贵的名人手迹、绘画和金石文物，而南湖藏书楼除了具备以上特征之外，也具有一些新时代的气息。龙协涛先生提出藏书楼具有两大特色，也就是两间专业馆藏，我深表赞同：一是余老师专门设置了作者题签本的藏书室，可谓开风气之先；二是余老师一家出于对于北大的那份真挚厚爱而设置了北大版的藏书室。我还留意到，这两座藏书室门前都是北大资深教授、著名美学家杨辛先生的题词，分别是“墨缘书香”与“燕园翰墨”，书法与藏书的搭配，显得格外雅致。而为诸多学术刊物编目存放，则是藏书楼的另一特色了，就在刚才，我还在存放刊物的藏书室中还欣喜地发现了2008年《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的合订本，当年我正在担任《学志》的主编，如今已经毕业离校，却在岳阳偶遇这套留下过自己当年汗水的刊物，睹物思人，编辑部的往事历历在目，颇有些他乡遇故知的唏嘘感慨。
中国古人的亭台楼榭都不是简单的建筑，而是俯仰天地、观瞻万物的窗口。南湖藏书楼也是如此。此刻，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坐在藏书楼中，倒让我突然想起了一句古训：晴耕雨读。天气晴好时便去耕作，或者说是成就人生的一番事业，下雨泥泞时就退居一室，品读性命古训，这里边包含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
南湖藏书楼还有一个不同于古代藏书楼的特征，那就是开放性，古人讲究藏之名山、敝帚自珍，所以藏书难，借书尤难，藏书楼往往具有私人性和封闭性的特征，而余老师则将这座楼当做思想对话、交流与碰撞的媒介，广邀八方学者，体现了岳阳人特有的豪情和好客，更昭示着一种现代藏书楼的新趋势：文本的意义在于思想，而思想是不属于私人专有的，在传播给他人的时候，自己并不会有损失。我希望并且相信，在余老师一家的努力下，这座南湖藏书楼能作为书香家族的文脉传统延续下来，并且成为岳阳市甚至湖南的一种文化象征，最终进入到历史的长河中去。
最后是一点小小的建议，我注意到：藏书楼的藏书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有一些新书还未上架。除了数量上广泛涉猎，质量上严格筛选之外，是不是可以在编目上也更为现代一些？比如用现代图书分类和信息管理的编目方法，对南湖藏书楼的图书进行更加科学的分类，可以借鉴当地高校图书馆、国图和北大图书馆的分类法，我们编辑部可以帮忙联络几个信息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帮您出谋划策；另外在编目和索引完善之后，可以建了一个小型网站，主要是加载一个图书检索系统，我知道许多小书店都有这套网上系统，成本并不高，这样我们远在千里之外，也可以即时关注藏书楼的动态，以后朋友们之间写文章做课题，如果需要看一些珍本、稀缺本很可能还要登门求阅。如此，藏书楼会在开放中永葆青春。
读书是学者的一种生活方式
鲁子奇
（北京大学中文系2009级硕士生、《学志》编辑）
今天，能够来到余三定老师的藏书楼参观、研讨，非常荣幸！能够看出来，余老师是真正的爱书之人，把收藏、搜集图书作为自己人生的一项事业，一种生活价值的凝聚。其实，这就是学人所应当具备的心态。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研究者，读书应当是他的兴趣，他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而不是一种炫耀。当然，读书能够做到不炫耀是非常难的，所以读书人应当有一种平常心，一种真正通过读书获得愉悦的习惯和能力。他读书，不是为了背下来书中的观点以备他用，而是像吃饭一样，吸收营养，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他以后的人生中，生根发芽，在他的言语里面、思考里面能够闻到花朵开放的芬芳。
藏书楼：读书人共同的财富
冯佳
（北京大学历史系2008级硕士生、《学志》副主编）
很荣幸有机会参观余三定老师的藏书楼。我是学历史的，由于天天与书打交道，故而，这个专业一般被认为对书有着天然的兴趣。我最为感慨的是余老师能够多年倾力于藏书，这种持久的兴趣与热情，让我们这些爱书人感到特别钦佩和羡慕。
其实，中国近代曾有过不少藏书家，对版本广为搜罗，辑录成书，他们编辑的目录至今仍嘉惠学人。藏书家的意义当然远不局限于此，藏书体现了对知识的尊重，藏书有时可以引领一个时代的风尚。不过，近些年以一己之力藏书已经颇为罕见了，时代迁移，人心趋向功利，读书的沉潜功夫少了，花心思藏书更成了常人不可想象的“志业”。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越发感到余老师致力于藏书之举既是对读书传统的追缅，实则也是开风气之先。从前，读书人是四民之首、一乡之望，他们是民众的楷模。我想余老师是做了一个示范，他告诉我们，作为读书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应当有一种责任。我想，仅仅是在物质上的富裕，这还远不能为我们在世界上赢得尊重，我们需要树立一种热爱阅读、善于思考的形象，在这方面，藏书楼的价值是特别积极正面的。
来到藏书楼之前拜读了余老师的《南湖藏书楼》一书，了解到藏书楼本缘起于楼主自身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经历，楼主夫妇的相识也是源自一段书缘。百闻不如一见，今天终于有幸登门造访，实则广见闻、开眼界。我相信，南湖藏书楼不仅是余老师一段书缘情结，也是读书人共同的财富。或许，当藏书也成为一种时尚时，我们民族的气质会有一些改变吧。
面对藏书感觉到了一种敬畏
姜清远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08级硕士生、《学志》副主编）
我自己也是办《学志》的新手，这里就谈两点个人的感受吧。
第一是，看了刚才的电视专题节目，知道余三定老师也是1956年生人，和我的父亲同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巧合，前一段时间听一位老师说，学术共同体的建立是几辈学人的、纵向的过程，而对父辈研究的理解，是一件后辈人必须要做的功课。这里看到了余老师这么多的藏书，感觉到了一种敬畏，就仿佛父辈的成绩和经验用很具象的形式——也就是丰富的书籍——展现在了我们眼前，而从中加以汲取和利用，则是我们这些“访客”的头等大事，所以希望余老师的收藏能常有机会面向年轻学子。
第二是从自己所学的专业出发的，刚才看过了余老师的藏书，发现中文图书的收藏虽然美不胜收，但是外文书似乎还有待丰富，所以不知道今后在这方面会不会有所补充？谢谢！
藏书楼：一种昂扬的人文精神的矗立
何瑞涓
（北大中文系2008级硕士生、《学志》编辑）
虽然刚刚看到的只是余三定老师藏书的一部分，其他的书还在家里和办公室，但是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从藏书数量到布局，都透着藏书主人对书的由衷爱护。我之前见过拥有最多藏书的人是我的导师，他的屋子里摆着好几个书柜，记得他说有一次搬家，一些书在新居里实在放不下，只好丢掉，丢掉的时候是用搬家的那种大集装箱车拉走的。不要的书就那么多，当时我心里就很震惊。但是看过余老师的藏书楼之后，才知道山外有山，这里才更是爱书者的家园。刚才的参观主要给我带来两点感受。
第一点就像前边的同学说过的一样，藏书楼古风犹存，不仅是建筑形式的重现，更是一种昂扬的人文精神的矗立。古时学者、爱书者都有藏书，很多藏书楼一直保留至今，然而现代社会里随着各种传媒工具的兴盛，书籍的地位在大众间渐渐今不如昔，不过自有真正的爱书者懂得书的价值，书籍也在他们那里得到珍惜和自身价值的实现。现在藏书者众，然而像余老师这样建立专门的藏书楼的却少，南湖藏书楼甚至可以说是第一家。它的意义就不仅在于对书的保护和珍藏，更是在这个稍显浮躁的时代里对宁静的知识家园的建立与呼唤，是在物质社会里于精神追求不息的一种淡泊精神的站立与彰显。而南湖藏书楼与古之藏书楼不同，它是开放的，欢迎所有爱书者到这里阅读学习，书籍在使用中弘扬了价值，这种态度尤为难能可贵，不仅是珍藏而是提供所有爱书人一个交流的场地，这才更体现出一位爱书人更为广阔的心胸。
第二点是，刚刚看到介绍资料里提到，余老师很多的朋友都赠书给藏书楼，还有人问怎么算钱之类的话。我想这里涉及的主要不是物质层面的问题，宝刀赠英雄，好书当然要送给知己，送给真正懂书爱书的人。现在藏书楼还处于需要楼主买书搜书以及友人赠书的阶段，我想不久之后，这里会成为所有文人向往的地方，所有人都会希望自己的书能在这里得到一席之地：“我的书，住在南湖藏书楼里”，并以此为傲。而那时候，藏书楼也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书籍经典鉴定者，需要披沙拣金，只有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可以流传的好书才可以在这里获得安身立命之所。余老师和平珍老师平生爱书，在将自己的兴趣做成一份事业之后，也体现出学人的精神品格，完成了学者在这个时代的责任，非常值得钦佩，藏书楼也将作为新的时代的丰碑长久地屹立于历史长河之中。
学术与藏书
余奕珠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级硕士生）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甫的这句诗我早已是耳熟能详，但对云梦泽与岳阳城的具体位置则是笼统而模糊的。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左右，一天邮箱里突然收到了柳春蕊老师垂赐的一篇文章，名为《南湖楼外的因缘》，立即下载。一口气细细读完之后，一方面惊服于文章的文采飞扬，一方面也使我不仅清楚地知道了岳阳在湖南北部，与湖北毗邻，更使我知道了《云梦学刊》和南湖藏书楼。作为一名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藏书室可以说是一个目标、一种追求；然而南湖藏书楼的主人余三定老师却以一栋楼的空间用于藏书，主人对书的爱好与爱惜程度庶几与天一阁的创办人亦可比肩而立了。《云梦学刊》全国发行，我在北大图书馆就能够看到，而南湖藏书楼只能在脑海里想像了……
没有想到的是，今年七月中旬我有幸来到了岳阳，并参观了余老师的南湖藏书楼。主人不厌其烦地为我们介绍一个又一个书室，还将一些书特别抽出，说明它的来历，这使我体会到藏书的艰辛与乐趣。在一个房间里面，我看到书柜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十来本余三定老师自己主编的《当代学术史研究》。这本书我在北大图书馆哲学阅览室也见过而且读过一部分。虽然我早读过梁任公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知道钱宾四先生有与此同名的著作，但在我原有的词语库中，“学术史”一词始终处于不显眼的位置，是《当代学术史研究》激发了我对学术史的兴趣，使我理解了熟悉学术史的重要性与意义。于我而言，熟悉学术史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价值，即通过了解我们的前辈读书、做学问的方法与途径以为自己提供一些借鉴。如果说《资治通鉴》可为执政者提供助益，那么学术史则是学者的必备知识。在藏书楼，余老师送了一本刚刚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有他亲笔题名的《南湖藏书楼》给我。书中有篇文章里余老师讲了藏书的缘起与目的，加深了我对藏书楼及其主人的理解。有人藏书而不看书，有人看书而不藏书，而余老师所藏之书都是与己研究、工作有关有用之书，我想这应该就是理想的学者藏书吧！
一年前，我因一本书知道了余三定老师，由一篇文章知道了南湖藏书楼；一年后，我有幸见到了余老师，也进了南湖藏书楼。余老师是学术史研究的专家，我只是对学术史感兴趣的一个研究生。湖南、北京，相隔千里，古人云“有缘千里来相会”，能够认识余老师，一方面固然是余老师热情好客，另一方面则恐怕要归之于学术之缘、书籍之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