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崇拜问题是人们已经认识到但却没有明确提出的一个问题，而社会政治历史和现代政治生活表明，政党崇拜是一种在功能上具有二重性的社会心理现象。深入研究和正确对待这种现象，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直接的现实意义的。
（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１近代政党
政党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社会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长时期并不存在政党，而在遥远的将来，政党也要消亡．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1）近代意义上的诸政党，是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表，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英国保守党的前身托利党成立于１６７９年，初期主要代表封建贵族和大地主的利益．英国自由党的前身辉格党也成立于１６７９年，初期主要代表新兴工商业者和资产者的利益．两者的创立，正是同当时英国的政治生活的需要相适应的，即为了解决贵族、资产者和国王三者之间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两党之间的斗争带有贵族与资产者之间斗争的性质，两党之间的合作带有贵族与资产者之间合作的性质。两党尽管从成立之日起，就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但在＂光荣革命＂期间却联手驱逐了国王．英国在十八世纪已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而由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进行了政治统治，保守党和自由党便都主要代表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十九世纪，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英国又先后建立了宪章派和工党的前身――社会民主联盟，它们既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意志，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资产阶级的需要．美国这个历史上没有封建地主贵族的移民国家，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中叶建立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主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民主党虽早在１７９２年就已建立，但直至１８４０年才正式定名，开始时成员主要是南方的富人，其中多为占有奴隶的农场主．共和党成立于１８５４年，开始时成员主要是北方的资本家，即工商业者．在南北战争前后，奴隶获得了解放，两党都成了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随着工人、妇女、黑人走上政治舞台，并取得选举权，两党都吸纳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入党．现在，两党都没有自己特殊的纲领和路线，事实上成了＂选举党＂．它们在议会中的代表，不但为资本家说话，也为工人说话，为整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由于该社会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贫富差别较大，无论那个党上台执政，都要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两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１８９４年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和１９０５年孙中山等人建立的同盟会，其最初的成员主要是反清知识分子和具有民主思想的侨胞．国民党的纲领由原来的驱逐达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发展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报》发刊词）．１９２４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明确地规定该党必须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很明显，这时国民党带有各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性质．但在１９２７年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反苏，反共，压迫工农后，国民党就在事实上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且代表的是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此而常常与国际资产阶级和外国侵略者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勾结．由于国民党在纲领上讲的是三民主义，而在经过蒋介石等人的多次“解释”后，在行动上背叛了三民主义，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在１９４９年败退到了台湾．蒋介石集团及其后继者吸取了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整党，吸收了一些工人、农民入党，开始较为认真地实行了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例如进行了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努力振兴工商业，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一度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并走向了政治民主化．现在的国民党，既不是已不复存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也不只是为台湾工商业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由上可见，近代以来的政党诚然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但并不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党虽然具有阶级的属性，但并非就一定是某一个阶级的代表．政党虽然是相对稳定的政治集团，但其成员的阶级成分和纲领也在变化着．按中共领导人的历来解释，共产党做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实行对其它革命阶级的领导，但蒙古人民革命党虽然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却因建党时该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很难称为＂工人阶级政党＂．它曾领导过自己国家的革命并取得了胜利，但却不能说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胜利，这是显而易见的。
２历史上的中共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１９２１年．当时中国的五十几位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救中国并使人民自由解放，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暴力革命论，走俄国人的路．他们或在国内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或去俄国（张太雷、刘少奇等）、法国（周恩来、赵世炎等）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左翼知识分子，在青少年时代，都受过传统的孔孟之道的熏陶，后来又受到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思想的启蒙，直至接受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在组建共产党后不久，他们就到工人中去办夜校，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由极少数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而不是由工人中的具有革命思想的先进分子建立起来的．这种情况，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时代，甚至同普列哈诺夫与列宁的时代，是有区别的．１８４７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与恩格斯有时也把它叫＂共产党＂），是在１８３６年由一些革命工人秘密建立的＂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经过改造而重新建立起来的．１８９８年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１８７５年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１８７８年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和八、九十年代纷纷建立的一些工人阶级组织及其开展的斗争的基础上，由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其它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小组织共同建立起来的（普列哈诺夫在国外建立的＂劳动解放社＂的宣传工作和列宁被捕前在彼得堡组织的“斗争协会”的革命活动对之有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刚建立时，农民运动尚未纳入视野．但是当时已有极少数具有革命思想和悯农情结的知识分子，如广东海陆丰一带的彭湃，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了农会，开展了＂反勒索＂的斗争．共产党在目光转向农村并投身农民运动时，彭湃便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同毛泽东一起，成了＂农民运动的大王＂．在北伐战争期间，南方的农民运动有了极大发展，共产党的人数，由１９２５年初召开四大时的不足千人，猛增至１９２７年４月召开五大时的五万余人，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直至１９４９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三百余万党员中，多数也是农民出身．既然多数是农民，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还自称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呢？对此，刘少奇解释说：＂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证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他又针对中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而又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状况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2）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并且是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曾质疑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质的一种较好的回答．但是，从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看，党自身是无法避免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必然受到的种种影响的，这种影响并非只是来自农民，而且来自知识分子，甚至来自工人，其集中表现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尽人皆知，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解放和民生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一个自立于世界东方的新中国．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党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这些伟大成就，既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指导直接相关，又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的积极影响有关．人们在党的一些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中，不时地看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一些教诲，以及从古至今一些仁人志士的高风亮节．而党所犯的错误，则既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中的某些不准确的原理有关，又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消极影响有关．人们在党的一些领导人与众多干部、党员处理国内重大事件和党内关系中出现的唯上是从、人身依附、拉帮结派、残酷斗争的众多错误事实中，即可看出．在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时，人们往往忽视了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这样两个方面．即以对所谓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批判来说，尽管毛泽东强调了不要过于看重个人的责任，但结果还是把责任推给了王明等个别人或少数人，并造成毛泽东是＂绝对正确＂的印象．其实，做为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毛泽东，也免不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问题上，在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上，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据史料记载，他在那个惨痛的＂富田事变＂中，对杀害红二十军排长以上的绝大多数干部的严重错误，在打所谓ＡＢ团的斗争中，对杀害几千名地方干部和群众的严重错误，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所犯的这种左倾错误，当时就曾遭到后来被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项英的批评．在延安整风和总结党的三次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几乎无人提及此事，以致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仍然宣扬自己在打所谓ＡＢ团问题上的＂正确＂．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是党内最早摆脱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并且由于他向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而受到了一些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左倾错误的斗争中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由毛泽东本人所概括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的三大思想作风，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法宝，成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但不能由此就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曾犯过错误．这样说，不但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个人的功过是非，而且不能科学、深入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这样做，已埋下了中共在执政后，长期犯了更为严重的左倾错误的种子．
３今日中共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了百年来中国先进人士的梦想．新中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新中国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耕者有其田＂，使广大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工人摆脱了不法资本家、封建把头和地痞无赖的欺压；知识分子的求职也都全被＂包下来＂，摆脱了＂毕业即失业＂之苦．整个社会风气转好，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社会的引领者――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总体来说是和广大群众一样过着清苦的生活，并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共同献身的．在用三年时间使经济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经济发展可谓高歌猛进．在此期间，共产党的威信和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威信，迅速地、极大地提高起来，政党崇拜和个人崇拜在事实上成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这七年间，党和毛泽东虽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犯了一些错误，但并非主流．而从１９５７年夏起，这些错误便急剧地发展起来，从＂反右派＂到＂文革＂，左倾错误愈来愈主导了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各项事业．而政党崇拜、个人崇拜则火上浇油，使这些错误达到难以纠正的地步，以致于在＂文革＂中，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濒临崩溃的边缘．毛泽东的病逝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灭亡，使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历史的承续性的视角观察，就是在新的时代，继续完成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历史使命．在经济领域中，多种所有制并存与发展而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与发展而以按劳分配为主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政治领域中，多党、多种政治力量合作与相互监督而以共产党为领导，在文化领域中，多元思想、多元文化共同繁荣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为先导．伴随着新时期新的阶层和阶级的出现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也必然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没有什么不对和不好．在中共十六大以后的党章中，党的性质已不单指＂工人阶级＂，而且指＂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现在所代表的除了广大工人的利益外，还代表着农民、知识分子、个体企业主、私营企业家、公务员、军人等阶层、阶级、群体的利益，并且是他们的＂先锋队＂．一些优秀的私营企业家即资本家，或者原来就是共产党员，或者当了优秀私营企业家后成了共产党员，是很正常的．私营企业家入党，不需要象传统做法那样必须＂背叛＂原来自已所属的阶级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了．这就表明，中共已摆脱了那种只是从两极对立的视角观察阶级关系，那种流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多年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这一带有理论缺陷和实践缺陷的命题了，不执着于代表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兼顾各阶层、阶级、群体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了．事实上，当今世界各国凡有生命力的政党，都不把自己的性质定位于只为某一个阶级服务，而总是兼顾其它．当人们的目光从抽象的结论转向具体的现实时，就不难看到，现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除了为仕途名利者和投机分子外，大体都是为要做一个优秀的人，品德好的人，对社会贡献多的人，他们已不是想投身到某个阶级中去，为某个阶级的利益服务，而是要为全社会服务．阶级性的淡化，是历史的总趋势，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这种趋势早在建国初期入党的人的身上就已开始显现出来。当年人们尽管受机械阶级论的影响，在口头上要求申请入党的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在实际上决定申请人能否入党时，多数党员还是首先看这个人是否正派，是否真诚，是否真正的好人．在一般民众中，也是＂好人才能入党＂，而不是谁能向＂阶级敌人＂做坚决的斗争，谁就能入党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入党的人，多数还是善良的人，而他们并没有因为跟着党犯了路线错误而干伤天害理之事的原因所在，也是目前党的八千余万党员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题，却在主流上是较好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在当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中共批判苏共的＂全民党＂的观点，是陷入机械阶级论泥潭的表现，中共当时之遭到孤立，也就不值得奇怪了．现在，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正在努力＂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运用＂科学发展观＂，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这就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做为先锋队的性质．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脱离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言说，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至于中共在思想理论问题和执政实践问题上的某些缺陷，特别是党内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和在反腐败问题上所显示出的乏力，当然是应该认真解决的。人们注意到，中共十八大后的党中央，已显出认真解决这些问题的迹象了．
（二）政党崇拜
１领袖崇拜
在五十年代初，连在文艺思想上与毛泽东有别的胡风，都在一首长诗中把毛泽东当成海神一般来歌颂，更不要说毛泽东的朋友柳亚子和郭沫若了！在１９５６年２月，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暴露出的问题，特别是去世不久的苏联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的问题，苏共新领导人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严厉地批判了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这一批判，得到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人的普遍响应，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震动．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说法，概述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当时的心境．当然，那时中共主要是从辩护自己的角度来谈论个人崇拜的，例如说在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就注意到了防止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的现象＂．在１９５６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所通过的新党章中，去掉了中共七大所宣示的，而在建国后依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在党的文件中已不再使用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还未能对个人崇拜这种现象进行全面地分析和评判．而对任何一种具有消极性的社会现象，在不能对其根源做出深刻地说明时，是不能彻底克服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以＜国际歌＞的歌词，说明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而不是英雄豪杰的力量，才能创造人类的幸福．邓小平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唯物史观．一些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包括中国的一些理论家在内，还把个人崇拜归结为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例如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就盼望有个＂好皇帝＂，而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个人崇拜就会严重些．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和有益的．但是，人们往往停留在社会历史根源上，而忽略了思想认识根源，否定了个人崇拜所具有的二重性，否定了在某种条件下个人崇拜的必然性和某种功能性．举例来说，对于一个空气动力学的命题，如果是钱学森提出来的，人们就容易首肯，而如果是一个普通物理学者提出来的，人们就不那么容易首肯．尽管这里的＂个人崇拜＂会造成错误，但犯错误的几率会小些，这是由于人们＂不懂＂才不得已而为之的．正因此，个人崇拜总是会有一定功能的．人们知道，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为斯大林而战＂这个明显带有个人崇拜性质的口号，鼓舞了广大的红军战士奋勇消灭德国法西斯的斗志．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个带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口号，坚定了根据地和敌后战场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这也正是个人崇拜尽管有重大弊病，仍能在受到批判之后，还在一些国家或场合流行的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做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应当通过不断启发、提升广大干部、党员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在培养主体意识、独立思考上狠下功夫，尽量减弱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但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虽然在口头上曾经赞成过反对个人崇拜，但在１９５６年的宣传工作中，却给全党和全国人民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斯大林搞了个人崇拜，犯了一些严重错误，而毛泽东不搞个人崇拜，因而没有错误．在两年后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之说，主张对英明的领袖还要崇拜．看清了毛的意图而经常见风驶舵的某中央委员便在会上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会后更有林彪、康生等人对毛的吹捧，直至毛本人亲自出面对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的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个人崇拜进行批判这一重要成果，就这样被中共丢失了，以致在＂文革＂中，个人崇拜竟演化成了一场造神运动。失去监督的领袖人物，不管过去多么英明，贡献多么重大，都必然会出现决策上的失误，以致象“文革”这样极为严重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这一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基本上解决了。该会公报特别指出了“少宣传个人”的必要性，这除了具有在当时情况下的某种针对性外，对于后来也是个重要的警示。这一警示，对于今天中国的政治生活，仍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有些学者没有全面地、辩证地研究近现代一些后发国家和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经验，过分强调了最高掌权者个人权威的重要性，甚至推崇所谓“新权威主义”或“精英体制”，这是一种只顾一时之功效却隐含重大弊端的主张，未必是可取的。其实，只有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倦地培养最广大群众的公民意识，使他们真正地觉醒起来，以主人公的姿态依法有序地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来，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精神保证。
２苏共崇拜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的领袖通常是代表党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党的崇拜．正象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具有二重性，即某种消极性和一定意义上的功能性一样，对党的崇拜也具有二重性，即某种消极性和功能性．不过，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消极性，一般说来，要大于对党的崇拜的消极性，而对党的崇拜的功能性，则大于对领袖个人崇拜的功能性，这就是＂集体领导＂优于＂个人领导＂的原因所在．从历史上看，自近代政党制度建立以来，每个党都在为推行自己的政治纲领而争取群众，想方设法要人们相信自己的正确，与此同时，要求自已的党员对党忠诚，并用组织纪律来约束党员，这在列宁主义政党那里，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列宁主义政党既不同于魏特林主义的那种具有极严格纪律的工人秘密团体，也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组织涣散的资产阶级政党，甚至不同于第二国际的那些工人阶级政党．人们知道，在１９０３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他的战友马尔托夫之间展开了有名的争论，即是把党建成一个＂集中制＂的党呢，还是把党建成一个＂可以自行列名入党＂的党呢．争论当时无果而终，只是在三年后的四大上，两大派才勉强统一到孟什维克首先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上来，但还是各行其是．列宁的一派即布尔什维克，强调的还是集中制，即民主的＂集中制＂，而在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优越性显示了出来，马尔托夫的孟什维克则遭到了失败．列宁领导的党，在＂说服俄国＂和＂夺取俄国＂的斗争中，都要求党员对党忠诚，相信党的正确，坚决跟党走，在夺取政权后的＂管理俄国＂中，列宁也未放松对党的组织纪律上的要求，甚至搞了大规模清党．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遗志，称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俄语斯大林СТАЛИН就是钢СТаЛЬ的转人称）．这里的＂特殊＂，就包含着党员坚如钢铁的意志品质，对党是绝对正确的坚定信念，决心为党献出一切乃至生命的牺牲精神．列宁领导的党还用这种精神教育人民群众，并率领人民群众很快恢复了国民经济，而斯大林则领导党带领人民群众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艰巨任务，使贫穷落后的俄国在经济上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在打败进步人类的共同敌人――德、日、意法西斯的战争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一度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样，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的崇拜也就必然发展起来，成为一种重大的精神动力．但这种政党崇拜的消极性也逐渐显现出来，使党在犯错误的时候，失去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以致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共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强迫举措，在经济体制中实行的排斥市场作用的僵化的计划体制，在政治生活中奉行的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在三十年代的所谓＂肃反＂中，大批忠诚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身陷囹圄，遭到迫害．在政党崇拜的氛围中，除少数投机分子和品质恶劣分子乘机作乱外，一批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听党的话＂的信念支撑下，充当了＂肃反＂的打手．更有甚者，有的忠诚的共产党人明知自己清白无辜，却在辩解无效的情况下，表示愿意＂为党献身＂．乌克兰军区司令员雅基尔大将在被捕后多次向党伸诉，为自己做了有力的辩护，仍未能幸免于难．他在走向刑场时还高呼＂党万岁！＂旋即被党处决．当时，苏联共产党控制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这一切一切，似乎能把政党崇拜的观念灌输给每一个人，这样，党便失去了监督，错误愈益发展起来，愈来愈与时代的发展相脱节，中间虽经过一些改正，但终因已酿成大祸，导致党的失败和瓦解．
３中共崇拜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为自己的独立解放的斗争中，终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做了自己的领路人．本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面对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总体来说，除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选择了国民党外，广大工人和农民陆续选择了共产党．知识分子分化了，有的从自己的某些利益出发，害怕＂共产＂，而选择了国民党，有的是因为赞成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纲领，而选择了国民党．在选择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中，除了一些人是由于处在较为低下的社会地位，对社会变革充满期望者外，更多的人是由于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属于共产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并拥护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纲领的．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背离了三民主义，知识分子愈来愈脱离了国民党而投奔了共产党．到了四十年代后期，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在了解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后，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建国后，共产党的威望更是大增，＂共产党象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唱响全国大地．不但众多的共产党员决心象吴运铎那样＂把一切献给党＂，而且众多的党外群众，包括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要求加入共产党，决心＂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这种政党崇拜的社会功能，在五十年代前期充分地显示了出来，凡是亲历那个时代的人，至今都能以兴奋的心情回忆起当时人们在党的感召下和指引下，一心一意建设新生活的高昂热忱，以及这种热忱带来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时政党崇拜的消极性也逐渐显露出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尽管是伟大的、光荣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正确的，在粉碎＂四人帮＂后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也是正确的，但不能说党在每个历史时期的路线和政策都是正确的，也不能说党在处理每个具体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正是在这种＂正确化身＂的观念指引下，在１９５７年的＂鸣放＂中，一大批对党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内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被打成了阶级敌人――＂右派分子＂．当时一位作风正派的基层党委书记在批判右派分子的大会上的一段话，很能表现当时党的干部的一种普遍心态．他说：＂批评我是可以的，甚至反对我也没什么，但怎么能批评我们的党呢？批评党就是丑化党，就是反党＂．而在事实上，许多没有批评党而只是批评了党支部书记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和会后，一大批对党在＂大跃进＂中所犯错误提出批评的党内领导干部和党员干部，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一位公认为正直的中央委员在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会上说的一段话，很能表现当时党的高层干部的一种普遍心态．他说：＂对党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他当时是把对领袖的忠诚与对党的忠诚当做一回事，将政党崇拜与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统一起来的，而这两种崇拜在思想方法上的确是一致的．由是，尽管政党崇拜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但也必然具有某种消极作用。拒绝批评政党崇拜，不利于正确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教训，不利于培养、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民主意识、自主精神，不利于党防止和克服自己的这样那样错误．人们注意到，在一些大型纪念活动中，人们在总结党的历史时，常常说＂我们党一向……＂如何如何地正确，几乎不提所犯的错误，或只是用一两句话轻轻带过，这是不妥的．思想教育工作本应落实到培养高素质的人格上，但人们却往往要求把思想教育工作落实到对政党的＂热爱＂上，而不提＂批评＂也是一种爱护的表现．对于领袖个人应当谦虚这一点，人们似乎已无异议，但对于政党也应当谦虚这一点，人们却似乎讳莫如深．其实，党越是谦虚，党员和群众便越是敢于和乐于批评，党便越会少犯错误，党的威信便越会提高，这里的＂热爱＂便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的．反之，为了让人们＂热爱＂，明明做到了八分之好，硬说做到了十分之好，便容易引起反感，＂热爱＂的程度也会减低．要相信党员、群众的多数，包括知识分子的多数，对于我们党所做的好事会铭记在心并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即使不去动员＂热爱＂，他们也会去＂热爱＂的．由此，用“伟大的、光荣的、奋进的中国共产党”一语，来代替已流行六十余年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一说，也许会更恰当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上，人们不难看到工人阶级政党及其执政者出现权力异化这种情况，这时，政党崇拜的消极性便会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给党的事业造成更大的损害。
（三）执政党面临的一种危险
１巴枯宁的警告
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后，无一例外地面临着重大的危险，就是各级领导者有可能由人民群众的公仆，变为人民群众的主人．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是有所忽视的．而这是同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和他们实践活动的局限性，直接相关的．在他们同巴枯宁的争论中，就表现出了这一点．无疑，同马克思相比，巴枯宁这位年长四岁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在学识水平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理解的深度上，都相形见绌．巴枯宁在把马克思与蒲鲁东、魏特林等社会主义者做了对比之后，心悦诚服地相信马克思的高明，曾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3）即使在两人关系破裂之后，巴枯宁仍然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马克思热情地忠于无产阶级事业＂．（4）马克思也曾赞扬过巴枯宁，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5）但是，两个人的思想分歧，在他们相识后不久就开始了．巴枯宁自称是＂唯物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却停留在个人自由主义的水准上，追求的是个人的绝对自由．他说：＂国家和任何政府按其实质和地位来说，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人们称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并不反对这个名称，因为我们的确是任何政权的敌人．＂他还宣称自己＂否认一切立法，一切权威，一切特权的特许的官方的和法律的影响，即使它是从普选中产生的．＂（6）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然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不能接受的．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指出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空想：＂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7）因为任何一个革命政党，都要以执掌政权为目标，都要建立政府，＂无政府＂怎么能行呢？马克思在得知巴枯宁出版了＜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后，立即将该书找来进行批判性阅读．当巴枯宁在书中质问马克思：＂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时，马克思回答说：＂这就是说，只要其它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灭，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做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8）这一回答，应当说是有论证力度的．但当他对巴枯宁所说的＂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的话进行批判时，所接着说的＂就象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9），却显得巧妙有余而论证不足了．因为马克思这里没有回答，那些＂代表＂是否总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的问题．马克思这里只提到了＂委员＂，而原苏联和中国等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出现的是一大批官吏，包括书记、市长、局长等等．从历史上看，打江山的人，大体上也要坐江山，坐了江山的人，也就必然要有自己的某些特殊利益，即使在推翻了封建特权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那里，也是难免的．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官吏们也会形成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区别，这就是当年恩格斯谈德国状况时说的那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行政官吏的阶级．＂（10）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总不能由全体无产者来掌权，而要由他们的代表即官吏来掌权．这些少数替无产阶级掌权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阶层，他们当然要有自己的某些不同于一般无产者的利益，但这利益能否与一般无产者的利益一致起来，也就是说，他们能否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切实解决的重大问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流行话语有所谓无产阶级政权的官吏没有人民利益以外的特殊利益一说，是与历史和现实情况不符的，甚至有可能成为维护官吏既得利益的掩饰词．问题正在于如何调节好这种利益关系，如何使政治体制有利于这种调节并有利于更换官吏．原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教训表明，尽管当年巴枯宁所得出的无政府主义的结论是错误的，但他对于可能出现的＂人民代表＂蜕化为＂人民的统治者＂的警告，则是有价值的，甚至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２苏共之失去政权
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斗争，赢得了广大工人、农民的信任和拥护，不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但列宁很快发现：＂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尽管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11）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列宁曾预料到的严重官僚主义的问题出现了．它突出表现为一些机关滥发文件、乱下指示、作风拖拉，甚至出现了官员受贿的现象．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叛乱被粉碎后，苏维埃机关成了布尔什维克一党掌权的机关．一些旧职员和到处钻营者设法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由所谓＂特殊材料＂构成的人，以便取得更高、更多的权力．列宁对此是有一定警觉的，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并以身作则．人们到处传诵列宁同普通老百姓一样去排队理发，利用等待理发的时间看报这类的佳话．做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列宁，在１９１８年的工资是每月８００卢布，只比普通工人高近１倍，而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办法，给贡献最大的专家的工资是每月４０００卢布．列宁意识到：＂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要影响到苏维埃政权（……），也要影响到工人群众．＂（12）在他去世前，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并无高薪者．他看到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未必能＂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致力于＂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13）他主张采取诸如以下一些措施：扩大党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从普通工农群众中吸收几十名中央委员；让中央委员中的工人和工农检察院的成员结合起来，监督中央机关和领袖人物；改组工农检察院和整个国家机关，依靠群众来监督其工作．列宁为了反对官僚主义，甚至时而联合他的战友斯大林反对他的另一战友托洛茨基的＂拧紧锣丝钉＂，时而联合他的战友托洛茨基反对他的另一战友斯大林的＂工农检察院＂．不过，他对他的这两个战友，同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战友一样，注意＂对事不对人＂，对他们犯错误取宽容态度，并愿意与其平等地讨论和争论，如当年歌德主张过的那样给反对意见＂多一点光亮＂．但列宁只活到五十四岁，没有来得及总结实践经验教训，包括苏维埃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和体制上的问题，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体制上的问题，特别是完全拒绝了考茨基＂及时地用民主代替专政＂这一告诫中的合理成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秉承列宁的遗志，在二十年代末就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个政权的官吏们，过着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如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１９４７年的月工资是１万卢布，是当年工人平均月工资４８０卢布的二十余倍．后来又规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可拿＂自由工资＂，同拿“自由工资”的最著名的作家肖洛霍夫和最著名的舞蹈家乌兰诺娃一样，提前过上了＂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生活＂．不可否认，在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即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这种成就是伴随着重大代价的．斯大林继承了列宁时代在社会经济与政治上的长处和短处，却没有列宁的那种高尚的人格和作风．在对待昔日战友的不同观点上，他显得骄傲和专横，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而破坏了法制，直至杀害了昔日的战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样，在斯大林病逝后，人们愈来愈感受到和认识到了，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中，苏联开始落后了．经济体制的活力减弱了，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严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消失了．斯大林病逝不久对贝利亚集团的判决，使人们思考到＂解冻＂的必要性，至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冲击了传统的思想理论和社会体制．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的政治经济状况，已开始透出改革的气息．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改革陷入了停滞状态，广大党员和群众情绪低落，社会政治空气沉闷，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与蓬勃发展的西方国家比较起来，差距明显拉大了．直至八十年代，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以锐敏的政治眼光，看到了苏联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的症结．他在研究了时代的变化，对比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之后，果断地从政治民主化着手，力图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过分超前，脱离了苏共和苏联的实际，造成了他本人不曾想象到的后果．尤其是党出现了不可控的分裂，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混乱．面对此情此景，戈尔巴乔夫竟然不负责任地在事实上解散了苏联共产党，导致了苏联分裂为一个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在原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那里，叶利钦总统采纳了所谓＂休克疗法＂，加速了私有化的进程，造成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当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俄罗斯等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些提高，民主权利和个人自由得到了较多保障．但其代价也是大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某些公平正义失掉了，国力减弱了，俄罗斯事实上已沦为二等强国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变得不确定了．有人将苏联发生的剧变，说成是社会全面的＂倒退＂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并把责任说成是戈尔巴乔夫等人的“背叛”造成的，却不说这种剧变归根结底是斯大林时代所积累下来的诸多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更不去寻找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上的缺陷，以及政党崇拜在实践上带来的消极后果，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３中共与权力异化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已经注意到在取得政权后如何防止骄傲自满，阻断历史上＂兴亡周期律＂重演的问题．他在会见民主人士黄炎培时，明确指出了建立民主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在全国解放的前夕，毛泽东是以＂交好答卷＂的真诚愿望走进北平城的．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暴力革命的方式，单独领导革命取得了胜利．人们知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下，一些民主党派，只是人数极少的小组织，同上层社会有一定联系，而同广大工农群众没有什么联系，其生存在很程度上依赖共产党的保护和支持．这样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只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它既不同于＂多党制＂，也不同于＂一党掌权制＂，可简称为＂一党主政制＂．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整个社会生活充满了青春活力，这是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所一致肯定的．建国初期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场用民主的方法，反对人民的＂代表＂或＂公仆＂异化为人民的＂老爷＂或＂主人＂的斗争，也就是保护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不变的斗争．这场斗争尽管有某些不足之处，但它的必要性和重大作用至今为中外有识之士所承认．这时，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的光辉形象，使广大群众真诚地把政府称为＂人民政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７年反右派以前．当然，在建国初的七年中，党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并未形成主流．一是，在学习苏联的国家公职人员薪金制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与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干部，享有远比当时的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农民为高的待遇．在机关工作人员中，党和国家的主席的工资比最低的工勤人员的工资高二、三十倍，即使后来在毛泽东主动要求降低党的中高级干部的工资并带头降资后，月工资四百余元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工资也比月工资二十余元的勤杂工的工资高出许多倍．而据学者杨奎松的考察，国民党政府在四十年代公职人员的工资差别则小得多．除工资外，在住房和出行上，高级干部还有一些特殊待遇．五、六十年代的干部和民众，虽然不象现在这样在财产和收入上显出巨大的差别，但却在＂身份＂上显出了等级的区别．工资级别不但是一个干部的经济地位的显现，而且是一个干部的政治地位的标志．难怪有些人在评级时闹情绪，哭鼻子，曾使毛泽东大为不满并大发感慨．更多的人只在内心计较，尽力克制自已，不争不闹，以免被说成是＂个人主义＂．当一个新的领导人调入时，人们也常常问：他是几级？十几级？对高级干部普遍存有敬畏心理．而就当时中国的多数干部来说，工资是在二十级以下．而这群二十几级的干部的收入，也超过了多数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在这种情况下，硬说领导干部已成了巴黎公社意义上的人民公仆，是无说服力的．二是，党和国家的高层表现出了＂左＂的倾向，偏离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急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并开展了对持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持不同理论观点、学术见解、文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不适当的批评、批判和斗争，助长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成为后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的先导．五十年代初就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意见，批评了华北局＂巩固私有财产＂的决定，批判了电影＜武训传＞．五十年代中期又批判了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小脚女人＂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的＂反冒进＂，以及由围绕＜红楼梦＞研究中的争论引发的对胡适学术思想影响的“批判”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其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竟发展为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并进一步发展成＂肃反运动＂．这时，党群关系，党政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些地方、部门、单位的领导人同广大干部、群众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甚至在领导人之间，群众之间，也出现了关系紧张的局面．这一切，都表明了人民民主政权在＂代表＂人民利益这一根本点上，出现了偏差，许多干部已经不能真正反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了．三是，在国内外一连串的颂扬声中，不但对领袖人物，而且对整个执政党的崇拜泛滥起来．这种彰显＂他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和做法，是伴随着贬低自身的主体性的，这就不能或无法实行对执政党的监督，而历史和现实表明，不受监督的政权，是难免造成权力异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会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走样＂和＂变味＂．这三种缺点和错误，在五十年代后期，逐渐发展成为党的工作中的主流。在＂反右派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特别是＂文革＂的斗争中，鲜明地表现出了“权力异化”的弊病．那时，做为＂公仆＂手中的权力，几乎成了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做为＂主人＂的人民，则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权的状态．这种状态，直到＂四人帮＂之被粉碎，才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公认，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但历史的积习往往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改变的．党的队伍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状态，而若干年来，人们普遍把问题的重点放到了“执政能力”上，却没有把重点放到“执政理念”上。直到今天，众多的掌权者，仍然认为自已的权力是上级交给自己的，而不是人民委托给自己的，傲慢地俯瞰人民，以自己的高人一等的统治地位眩耀，连当年美国总统华盛顿的那种＂既感激又惶恐＂的情绪都没有，更不要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夹着尾巴做人＂了．众多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首选是公务员，多数公务员在力争保官和升官，连一个初中生也告诉家长＂还是当官好处多！＂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就必然地发生并难以改变．邓小平在八十年代讲的＂腐败现象很严重＂（14）的问题，在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就说明了这一点．对多数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状况的所做的客观分析，以及当下“潜规则”的流行表明，政党崇拜的消极性更是不可忽视的。
（四）腐败现象透视与治理
１三级结构模式
要全面地了解当前党的现状，就有必要了解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状况，有必要找出影响党的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状况的三大因素．这三大因素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党的革命传统作风的心理辐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心理撞击．三者都在通过民俗、文本和执政者群体的行为，发生着作用，而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第三个因素愈发突出起来．以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来说，儒家的纲常名教在其历史行程中，逐渐融汇了道家的无为而治和佛家的寄托来世的思想，＂三家一道＂成了近两千年间华夏大地的统治思想．这种思想中的优与劣，精华与糟粕并存，对平民的仁爱与对权贵的崇拜并存，影响至今，这在今天大办孔子学院的活动中，也表现了出来．以党的革命传统作风的心理辐射来说，在艰苦激烈的民主革命过程中锻造出来的延安精神，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建国后在全社会中扩散开来，但其间混杂着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方面，党所犯的左倾错误，就是这些消极方面的表现．它造成了在诸如人性与阶级性，个体与群体，现实与理想，民主与集中，团结与斗争等一系列关系问题上的失误，使党的革命传统作风中的例如崇尚理想、集中统一、组织纪律等积极方面，与迷信教条、唯上唯书、驯服工具等消极方面并存，这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也常常表现了出来．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心理撞击来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和全国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在人们的主体意识、创造精神和思维方式有了重大发展，回归人性本真状态，打破虚假道德泡沫的同时，非理性主义、感觉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发展起来，这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代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状况，都是与这三大因素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直接相关的，而从总体上和未来上说，积极的方面是主要的．（15）由于这三大因素在不同领导干部身上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不同，领导干部这一群体的各部分和每个人也不同，大体上可划为三类，即＂三级结构模式＂：好的，较好的，差的．其中好的和差的都是少数，而较好的则是多数．好的或优秀的领导干部，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强烈的正义感和＂慎独＂精神，勤政廉政，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决不做亏心事，体现了人民公仆的本色．目前他们在领导干部中是少数，是领导干部的中坚力量，在他们中还会出现象孔繁森、杨善洲这样极少数的英雄人物来．差的或不好的领导干部，具有浓重的私心私欲，人格品味低下而又不能自律，经常玩忽职守，到处以权谋私．目前他们在领导干部中也是少数，他们是领导干部中的破坏力量，在他们中间还会出现象陈良宇、薄熙来这样极少数的腐败分子来．较好的或基本好的领导干部，能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的过程中，为人民做些好事并关爱同志和民众，特别是在上级组织严令之下和众目睽睽之中，在关乎自己去留升迁的紧要关头，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到来时，能以挺身而出以致身先士卒．但在平时却＂随大流＂，在人情风、关系风、权势风的影响下，使本有的正义感淹没在保官升官的＂理性主义＂冰水之中，并搞一些不正之风，参与一些腐败活动，只是给自己立下一个界限：＂不过分！＂即不超过周围人和上级认可、默许的程度．目前他们在领导干部中是多数，并不时地向那两个少数转化．这种＂三级结构模式＂的估计，要优于传统以来的＂二级结构模式＂的估计．这种＂二级结构模式＂的估计，把大多数领导干部说成是好的，甚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一类词汇安在这个＂大多数＂身上，并说只有少数人在搞不正之风，或有腐败行为．这种模式，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并且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后果．它使居于多数的领导干部看不到自己身上的不正之风和某些已被＂认可＂的腐败行为的存在，也使整个社会群体忽视多数领导干部在思想道德上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多数领导干部怎么可能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呢？难怪若干年来，这个多数的思想道德状况无大改观，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仍然严重呢！在当今的流行话语中，这种＂二级结构模式＂仍被或明或暗地坚持着，似乎如不把多数领导干部说得好或优秀，就是＂否定了多数＂，就是＂给党抹黑＂．有人明明是在讲述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也要在讲述之前先给这个多数戴上好的或优秀的帽子，在讲述完问题后，就照例说这些问题＂是少数人之所为＂，以为就此即可进入理论上的＂保险箱＂．但由于问题带有普遍性，而严重问题正在于这种普遍性，便只好加上一个＂但书＂，称＂虽然是少数，但影响很坏＂．这类言说，往往引发出另一极端的出现，即完全否定多数领导干部是较好的，把多数领导干部打到了差的或不好的部分中去，称＂无官不贪＂，甚至打到了腐败分子那里去，这当然也是片面的，有害的．
２＂潜规则＂
人们往往在思维方式上陷入只在两极中徘徊的境地，怎么也理解不了那些较好的或基本好的领导干部也会搞不正之风，也会有腐败行为，认为既然搞了不正之风，有了腐败行为，就不能说是较好或基本好．如果不带偏见地进行调查研究就不难发现，那些占多数的领导干部，他们在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中，能以表现出一定的正义和良心，在一般工作中，能以表现出按部就班地履行规则和程序，在人际关系中，能以表现出友善的愿望和行为．但正是这个多数，在当前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会做出并正在做着一些错事而又习以为常．＂三公＂消费数额巨大，主要是他们造成的．一位工作较负责任的县委副书记对友人言：＂给我配的那台车，想干啥私事都行，都这样么！＂某县委书记在九十年代曾愧疚地说：＂我不是万元户，但我是万元肚＂．有感于他比其他人真诚，江泽民在一份批示中说他是个有良心的共产党员．一位下级副局长在春节前代表该局乘车到首府去给上级局长送礼金，行前，他回答已经退休的岳父的质疑时说：＂别看年年三令五申，都是说说而已，查谁了？＂这个多数大体上都有＂灰色收入＂，即使他们没去索要．为什么县处、地厅和省部三级干部中的多数，其财产和收入远高于其正常收入呢？人们似乎不想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难怪犯＂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人，大体上都是因为犯了其它罪＂顺便＂牵扯出来的．一位地级副市长对老同学说：＂别看我的工资跟当教授时差不多，但收入确实高多了，不过我从未暗示过谁给我送礼，都是自愿送的．＂他的老同学真诚地告诉他：＂听机关的人反映，象你这样就是廉洁的了！＂北京的一位企业家对自己当年的老师说：＂你问我为什么每年拿出一百万的公关费？你想，如果我报的项目，当官的拖个把月，我得损失几个一百万哪，业内人都明白这个！＂一些领导干部或被逼无奈，或应付差事，常常搞些弄虚作假之事．一位副市长在确定上报数字时，就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议，＂怎么报才能过得去呢？＂他终于采纳众议，一位参加者会后赞曰：＂这个副市长真有水平！既没太离谱，上面又能满意＂．在某局上报＂数字＂时，局长决定报两个＂盘子＂，一真一假，由地委决定上报哪一个，以推卸责任，这时，地委书记出来承担责任，将假的报了上去，并称这是为了地区的发展利益么，此举受到委员们的一致赞同．不久，该书记便被提为副省级干部．一位品行较好的专员只有“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凭，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不入党校也可得一党校本科文凭＂，便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自己想得到本科文凭，但工作太忙不好办，几天后，工作人员便将本科毕业证送来．某地委书记听到一个即将提职的干部在几件事上弄虚作假的反映后表示说：＂他这也是为了工作么＂！由于这位地委书记体谅下属，爱护干部，团结同志，在几次考核中都得票很多，连续提拔，后升任省委书记．当然，这些较好的领导干部在做这些错事时，是有一条底线的，即不致达到＂被立案＂或＂被查处＂的程度。在每次考核时，这些领导干部的得票往往高于那些＂得罪了人＂的好的领导干部．我国学者吴思在本世纪初出版了一本名为＜潜规则＞的历史书，为什么能在当代中国引起较大反响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目前官场中流行着不能载入正式文件之中的规则．一位从党校调入组织部的教师对友人说：＂现在才知道党校教的那一套，多数都用不上．机关工作最重要的不是文件上、书本上说的那些，而是会搞关系！刚到机关时，我太知识分子气了，差一点成了唐o吉诃德！＂．他们深知：要想保官升官，就要处好各种关系，特别是上下级关系，既维护好上级，又维护好下级．因为需要上级的保护和提携，也需要下级的好话和选票．而要处好这些关系，就要在问题到来时，先调查好各方面可能做出的反映，把握上级和下级的利益需求，有时还要考虑底层群众的动态这一＂参数＂，而把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丢在一边．如果问题很复杂，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涉及前任和＂敏感＂的方面，则采取＂回避矛盾＂的办法，设法使自己处于＂最佳位置＂，至少不去＂捅马蜂窝＂，费力不讨好．不难看到，在对诸多关系的考量中，他们通常把与＂上级＂搞好关系放在第一位，而把与同级和直接的下级（包括身边工作人员）搞好关系放在第二位，至于那些在＂考核组＂谈话范围以外和投票范围以外的干部与群众，则放到了第三位．在一次党校的课堂上，当教师向县处级后备干部说＂要敢于监督顶头上司＂时，引起了哄堂大笑．课后问故，答曰：＂谁敢啊？要那样，别说提拔，就是现在的位子也保不住！＂近年来，有的省政府和地级市政府做了这样的规定：任职x年以上的正地级干部退二线时，按副省级待遇，任职x年以上的正处级干部退二线时，按副地级待遇，因为当事人很清楚，退二线就没有“灰色收入”了，提高待遇，是一种补偿，这种补偿是“和谐”的一种方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近些年来，机关中阿谀奉承之风和一团和气之风盛行无阻，却被相当一些领导机关视为＂稳定＂的表现的原因所在．
３措施的低效与改进的必要
面对泛滥成灾的不正之风和严重的腐败现象，多年来，进行了一些治理，但效果不高．为什么？这首先是因为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不可否认，宣扬领导干部中的好的典型，并号召广大干部学习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坚持或基本坚持＂二级结构模式＂，拒斥＂三级结构模式＂，不愿承认这些典型是少数或极少数，甚至说多数都与他们类似，这就自然减弱了这个多数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和动力，认为＂反正我属于这个多数，是好干部，还改造什么！＂对领导干部中的坏的典型的揭露和批判，以做为一种警示，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把那些坏事只说成是＂极少数人之所为＂，否认多数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做了此类坏事，只是程度较轻、次数较少而已，这就起不到警示作用了．宣称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手软＂，是完全正确的，但对那些较好的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特别是那些“不过分”，够不上＂立案＂和＂查处＂的行为，要不要去＂发现＂呢？多年来一直要求在反腐败斗争中完成三项任务，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解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实践表明，工作的着力点还只在第一项上．一提腐败，人们立即想到腐败分子，一些学者也习惯于列举腐败分子的罪行，以此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却忽视那些还够不上腐败分子的领导干部的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这里的第二项任务和第三项任务，正是要解决占多数的较好的领导干部之不轨行为的，但由于他们占多数，解决起来难度就特别大，尤其在已经形成了风气的情况下，要来真正解决，就会得罪许多人，这也是人们总是不愿挺起腰来真正解决问题的原因之一，事情的严重性主要就在这里，而不在那极少数的腐败分子．人们注意到，近十几年来，每次开展的反腐倡廉活动，都没有真正触动这个多数，甚至不敢触动这个多数，以致声言＂不搞人人过关＂，给这个多数吃上定心丸．难怪活动过后，多数人依然故我，风气照旧，并又从中产生了新的腐败分子．由于多数未受触动，其中有人就会从＂比较好的＂转化为＂差的＂，这些＂差的＂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成为腐败分子．事实表明，部门和行业的不正之风，廉洁自律的缺失，正是违纪违法案件滋生的温床．有人声称＂要理直气壮地肯定多数领导干部不搞不正之风，没有腐败行为＂，但象上述错误行为能说只是少数吗？例如＂三公＂消费的巨大，是＂少数＂造成的吗？在肯定多数领导干部是较好的同时，切不可将这个多数美化．正是这种美化，成了各种反腐措施显得软弱无力，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在从＂三讲＂到＂创先争优＂的活动中，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被普遍理解和解释为不要开展批评，不要向占多数的领导干部的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做斗争．不难看到这种情景：在党的常委会上，人们即使勉强做了一点自我批评，大体也是：书记批评自己＂对‘三个代表’思想领会不深＂，＂对‘科学发展观’执行不力＂，常委们批评自己＂对节能减排抓的不紧＂，＂对民生问题抓的不实＂云云．谁也不谈自己的＂灰色收入＂，＂回避矛盾＂等要害问题．书记在活动结束前进行总结时，赞扬常委们出色的工作，并指出工作中的缺点是难免的．上级验收组则肯定了活动的＂重大成果＂，把没能开展相互间的批评，说成是体现了＂不折腾＂的方针，促进了领导班子的团结，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于是，书记和常委皆大欢喜，活动宣告胜利结束．在一些领导机关看来，只要某种措施能做到暂时平息事态，或暂时没有“惹事”，就是实现了“安定团结”。一些人还常常谈论＂反腐败是长期的＂，这有一定道理，因为它可以提醒人们看到人类社会在现阶段出现腐败现象的某种历史必然性，但从这种言说的当代解读看，言者大多是用来辩护若干年来治吏之不严，工作之不力，效果之甚差的．有人还总以＂年年都有新制度新措施＂，来说明＂从源头上堵塞了漏洞＂．不可否认，制度建设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法制高于人治的现代科学理念的体现．当代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中，主要是靠合理的制度防止腐败的．但是，任何好的制度，都是要由人来执行的，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廉政制度并不少，但有多少是被认真执行了呢？在制定各种规则、规章、规程时，应当心目中有＂人＂，有＂人的执行＂这一基本的参数．近年来，主流言说强调了在考核和选拔干部时，要注重德，重视廉政状况，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以德为先＂，是十分重要并有直接的针对性的．但在操作过程中，大多似乎不知＂德＂是什么，在考核鉴定中大多给那些没有被立案，却有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领导干部，甚至是几天后就＂犯事＂的人，都写上＂清正廉洁＂的字样，成了提拔的重要依据．即使听到一些人反映当事人收礼受贿、弄虚作假之事，也因或“证据不足”，或＂小节一桩＂，而照常提拔．这就使得＂三级结构模式＂多年未变，保持了＂动态的平衡＂．就是说，我们多年来提拔的领导干部，多数是有良心并干了许多好事，＂会处关系＂，选票很多的人，但他们身上普遍存有某些不正之风和某种腐败行为，即属于这里称谓的＂较好的干部＂，而少数人才是一身正气，坚持原则但在得票上往往少于前者的人，即属于这里称谓的＂好的干部＂，当然也有少数人是经常搞不正之风，有较多腐败行为，但＂会处关系＂的人，即属于这里称谓的＂差的干部＂．在这种用人的实际导向下，整个党风、社风之令人忧虑，也就是必然的了。而如果一个执政党、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整体道德下滑了，整个风气变坏了，是比什么都更为危险的事！
要解决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归根结底是要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观点，解决如何正确地对待群众，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真正践履党的重要优良传统--群众路线的问题。面对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出现的问题，面对党的建设所处的新的社会环境，需要在理解和运用群众观点上重开思路，进行创新性地探索．值得指出的是，在党的十八大后开展的贯彻执行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和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的活动，是党关于反腐倡廉、党的建设的一次重大改进和一种新的路径的重要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党不但以整风精神，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而且实行领导带头，做到了真抓实管，“老虎”、“苍蝇”一起打。从目前情况看，党领导的这一活动，已引起了自九十年代开展反腐败斗争以来从未有过的震动，党风和社风已出现了明显转变的势头。在活动中，强化了群众观点中的“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念，是完全必要的。但要使这种初步成果巩固下来，坚持下去，并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得以深化，就要树起迄今相当薄弱的群众观点中的“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观念。只有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坚持群众对党的领导的监督，才能使党保持固有的先进本色。这就要使全党同志深刻认识到政党崇拜的消极性，克服群众的幸福和美好未来是由党来“恩赐”的观点，启发和动员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党内反腐败斗争，以便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政党崇拜，很难促成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进行监督，特别是对广大党的领导干部进行监督，明显地不利于党的反腐倡廉的既定方针的贯彻实施，甚至会增加反腐倡廉的阻力。政党崇拜还会象个人崇拜中常伴之以“虚假崇拜”那样，出现这样的现象：某些总是热烈歌颂党的主张和政策的人，整天在那里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对“政党”、“主义”、“理论”的忠诚，还不时地攻击那些主张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吸纳或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体制、经验，以致对党的某些政策、工作提出异议或批评的人是企图搞“和平演变”的敌对势力。这些人自己却想方设法将子女、亲属送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去，接受“敌对势力”的教育，乃至在那里定居享受“资产阶级”的生活。他们有时也“赞颂”改革开放的方针，但其所赞颂的正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阴暗面。因为正是例如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严重这种阴暗面，给他们带来了非正常的利益。他们不想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这种阴暗面，而是竭力维护和扩大自己在“改革开放”中豪取的既得利益，千方百计地阻挠改革开放的深化，甚至把这种利己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党能回到政党崇拜，思想僵化，拒绝批评，打压不同意见的老路上去，而这种老路，正是一种邪路。事实表明，解决风气问题，比抓出一些腐败分子和有严重错误的人，打出一些“老虎”和“苍蝇”，更为困难，并且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是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的确立，离不开人民群众摆脱政党崇拜的消极影响的。这里，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领导干部跳出既得利益的思想羁绊，从内心深处，愿意、喜欢乃至想方设法地培养党员、群众的民主意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促使他们得到应有的知情权、问责权、维宪权，真诚地要求自己的下级（包括秘书）监督自己，带头解决党内那些相当顽固的，与腐败现象有关的“不过分就行”、“一团和气”、 “官官相护”、“阿谀奉承”、 “盲目服从”、“见风驶舵”、“假话应付”、“善意谎言”等不正之风，是至关重要的。（摘编自尚未出版的拙著＜当代政治言说社会心理分析＞第四章第(六)（七）（八）（九）节＝）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３５７页
（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２５、３３１页
（3）巴枯宁言论，三联书店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５４页
（4）同上书，第２３２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７、１８页
（6）巴枯宁言论，三联书店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１３、３２４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５３８页
（8）同上书，第６９４页
（9）同上书，第７００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５０页
（11）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７８９、７８４－７８５页
（12）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５０４页
（13）列宁全集第３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７页
（14）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版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２５页
（15）可参阅拙著＜当代领导干部社会心理分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