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再次激起中国对日本问题的高度关注。日本政治右倾化倾向着实让人担忧和警戒,但是认为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甚至军国主义复辟的观点,正有可能成为中国对日认知的共识,缺乏足够理论和实证的支持。
过低认知"日本风险"当然很危险,然而过高认知"日本风险"对中国来说会形成新的风险,越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越需要冷静。小文可能在当下可能有些"不合时宜",但笔者坚信从长远来看,中日双方必须相互准确认知对方才有未来,为此提供力所能及的智力支持也是学者的社会责任。
判断日本右倾化的尺度
批评日本时候最耳熟能详的词汇莫过于右倾化了,但有意思的是,似乎还没有一个比较严谨的定义到底什么是右倾化。在国际政治中那些被广泛使用,但是缺乏精准和统一定义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全球化,软实力等等,但问题在于这些术语至少还存在着不同版本的定义,关于日本右倾化的各种讨论,目前基本上是在没有多少定义的状态下进行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政治词汇没有必要进行学术定义,然而基于该词汇使用历史长,范围广,影响大,即便不进行学术定义也需要对其内涵作一个限定,否则讨论就有可能出现过度扩大化,从而影响准确认识的形成。
篇幅所限,小文无志于对右倾化的定义展开学术讨论,但认为在判断"日本右倾化"时候可以考虑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如何看待天皇制,第二如何看待侵略历史,第三如何看待安全政策。这三者既相联系又各自独立,对于这三个问题的考证可以作为判断日本右倾化的一个尺度。
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要证明一种观点想找到一些证据似乎都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民意调查中,很多日本人支持修改和平宪法,年轻人很多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作为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的佐证。但是如果我们用上述的三点框架来考察日本社会的话,就会发现上述论断至少目前还没有说服力。
首先,在近代日本从封建国家向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为了迅速有效建设国家认同团结国民,天皇被高度神格化。战前与战时天皇制的政治利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果酿成了侵略战争的惨祸。二战后,日本天皇神格化被消除转为象征天皇制,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应当说日本天皇忠实地履行了国家象征的角色。尽管天皇的地位发生了巨变,但天皇作为日本国家团结的象征作用却强有力的保持下来。
明仁天皇在日本民众心中威望很高,笔者深切感受在2011年3.11地震后,天皇在重大灾难面前团结国民的巨大力量。反过来说,日本国民也深切知道一旦天皇被再次政治利用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天皇在80寿辰时,发表谈话专门评价了日本和平宪法在战后的积极作用,日本民众对于一部分政治家提议修改宪法中天皇的定位明确为国家元首,并没有获得到多少支持。《每日新闻》发表的最新舆论调查,赞成宪法中写入天皇为国家元首的仅为4%,82%表示支持现行的象征天皇制。
第二,历史认识问题同右倾化联系最紧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做得是不够显而易见。在历史问题上,日本的政治力量存在着一个"政治光谱",最右端为一部分极右翼政治势力,希望彻底否定侵略历史在日本始终存在;第二部分虽然承认侵略历史也主张道歉,但认为过多强调这段历史让日本蒙羞,而试图淡化或者对史实提出质疑,这部分在保守政治势力中是主流;第三部分承认侵略历史主张道歉,尽管对于具体历史事实有不同理解,但主张日本应当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了断,而不要因此影响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利益,民主党执政时期就体现了这种的倾向,这部分在自由主义政治势力中是主流;第四部分则主张在历史问题上全面忏悔持续道歉的左翼力量。
极右和左翼在日本的影响力事实上十分有限,否认慰安妇的桥本彻的维新会的内部崩溃,说明日本民众对于民粹右翼运动并不容忍。在历史认识上,日本民众的主流也同政治精英中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势力重合,即右偏中和中偏左的倾向。
第三,安全政策的右倾化批评往往同军国主义复活连在一起,防卫大纲修订,防卫能力建设,集团自卫权,武器出口三原则,修改宪法第9条的讨论等都会引发右倾化的讨论。日本战后安全政策核心是把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且实现了安全和繁荣。尽管美国一直希望日本在防卫政策上付出更多,然而日本长期以来奉行了相对消极的安全政策,这是日本自身政策选择的结果,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日本人从依靠美国的安全政策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尽管很多日本民众希望修改宪法,但同时大多数民众又对某些政治家在修改宪法的规则上先做文章的做法,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这反映了在感情上对于生活在美国的巨大阴影下的抵触情绪,同时在理性上又渴望继续从美的矛盾心理。近年来日本的安全政策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和调整,但这到底会不会导致军国主义还需要继续观察。笔者认为只要日本继续对日美同盟有信心,日本安全政策的质的变化就不大容易发生。
从目前来看,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最有可能出现在第二层面,在另外两个方面尚不明显。
当然历史认识上的右倾化程度加剧有导致第一和第三层面的右倾化的危险,值得持续关注。但是大多数日本民众的主流倾向仍为维持现状,主要问题在于部分政治家不明智,部分媒体有偏见以及近代历史教育的缺失。这就需要对症下药,而不要笼统地批评,如何精致化中国的对日政策,正是对崛起后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很好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