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府的一些言行让中国人有理由认为安倍政府已经严重右倾，日本社会也被认为已经全面转向保守和右倾，日本滑向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日益明显，东亚和平将受到严重挑战。

对于中国逐渐形成的“日本是否已经全面右倾”的主流认知，中国人有理由深信不疑，日本知识界则提出了反论，其准确性的讨论将会没有休止，本文试图跳出这个争论，着重讨论假设这个判定成立可以设想得到什么样的后果。

中国更担心日本右倾结果的安全威胁

如果说今年上半年是日本右倾的第一波的话，那么近期则是第二波。上半年，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侵略定义不定论”，“村山谈话不继承论”，穿上迷彩服坐上序列号为731（日本侵华的细菌部队编号）自卫队战斗机驾驶舱的安倍，高调推动修改宪法，加强所谓的传统教育，增加自卫队军费等，副首相麻生太郎等四名阁僚加上168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超过历年规模，代表新政治势力的桥本彻发言否认“慰安妇”存在。

参议院选举胜利后，期待安倍会减少右倾倾向的情况似乎没有发生，相反有理由认为右倾化再起高潮，麻生太郎的“学习纳粹修改宪法论”，安倍在8月15日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致辞中，20年来首次不提及加害责任和对亚洲道歉，省略了不战誓言；同日三名内阁成员，“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102名国会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防卫白皮书》直接批评中国使用危险的方式试图改变海洋边界，违反国际法，日本首艘准航母被命名为“出云号”（与战争时期参与侵华的战舰同名），向菲律宾提供巡视舰构筑“中国包围圈”，《新防卫大纲》的中间报告针对中国的海洋活动提出建立类似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能力建设，探讨无人侦察机的购入以及继续提高军费。

日本《产经新闻》和FNN共同实施的民意调查显示，对8月15日总务相新藤义孝等三名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51.3%的民众认为“是妥当的行为”，超过了认为“不妥当”的38.5%。安倍在8月15日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没有提及以往的历代首相均会对亚洲各国表示的“反省”话题，对此，也有过半数50.6%的日本民众表示是“妥当行为”。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和批评日本的右倾化，同时我也回想起2005年反日游行后，一位西方学者曾经问过笔者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那么害怕日本的右倾化？”在我们批评日本右倾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中国对于日本右倾化的后果事实上存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道义挑战，第二是安全威胁。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修正主义态度首先在道义上严重挑衅中国人，这是中国担心日本右倾最直接的表现，但是更深层次的担心还是在安全上的威胁，即一个更加右的日本是否会重蹈军国主义覆辙，历史的悲剧将可能重演，这是潜意识中为什么中国对于日本右倾化特别敏感的源头，既然中国担心日本右倾化后果的安全威胁，那么分析这种威胁的程度就变得很有必要。

能够设想得到的日本极端右倾化后，设想得到最不利于中国的可能情景包括：全面修改宪法，否定东京审判甚至不接受《波茨坦公报》，在安全上大规模增加军费，全面提升军事战斗能力。从目前来看，这些假象都不大可能出现。

首先，全面修宪日本要面对的最大障碍在国内。自民党建党以来一直把修宪作为党的重要工作，该宪法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美国人制定的，但是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实行以来到目前60多年一次都没有修改过呢？因为这部“强加的”宪法很好地服务了日本的利益，而自民党本身就是最大的受益者。要把一部给日本人带来了和平红利的宪法修改，需要回答一些问题，例如日本修改了宪法后情况就会变好吗？就能够实现所谓更多的安全保障吗？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讨论的情况下，日本国内对于修改宪法关心并不是很高，而且对于占了议会绝对多数议席的执政党自民党主导修改宪法有天然的警戒心理。

日本右倾后潜在威胁程度的有限性

关于宪法修改问题，参议院选举中各个党派的态度也反映了国民的心态，自民党表示“争取宪法修改原案向国会提出”，公明党提出“反对先改96条”，民主党“不能赞成96条先改”，大家党提出“比改宪更加重要的是政治行政改革”。正因为知道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会造成政治和社会分裂，安倍政府的姿态是谨慎的，解释修改集团自卫权的方案本身也是认识到修宪太困难的情况作出的。

第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全面修正主义的最大障碍在美国。战后的体制归根到底是美国人建立的，日本是在接受美国的亚洲体制的基础上才有战后的历史。日本右倾化最为严重的后果可能是推翻东京审判和《波茨坦公报》，如果那样的话日美同盟就走到了尽头了。关于战争责任的问题，根据《波茨坦公报》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约》中明确有一条是“接受联合国战争犯罪法庭审判”，接受远东法庭判决结果是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条件。如果否定远东裁判，那么这个责任是谁的呢？再讨论下去就是日本天皇是否有战争责任的问题了。如果否定东京审判，就是否定《波茨坦公报 》，这就是对战后体制的挑战，中国对日批判的这一点很有分量。

在日本，保守右翼势力的民族主义矛头主要是对美，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这个潜意识非常强，只不过是在战后被压制下来了而已。

而美国在战后在某种意义上为了共同利益同日本的保守右翼势力保持了共存的关系，在关键时刻美国会出来压制日本的右倾动向。2007年，针对安倍的“慰安妇”发言，美国国会170名议员共同提案通过谴责决议。4月，《华盛顿邮报》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强调日本的侵略历史“不容置疑”，称安倍试图修正历史是“自我毁灭”。《华尔街日报》也发表文章，批评安倍否认侵略“可耻”。5月，美国国会研究所发表报告指出，安倍是公认的强硬民族主义者，他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令人担忧，日本可能破坏地区关系并由此损害美国利益。

此次安倍在参议院胜利后，美国副总统拜登马上在新加坡会晤安倍， 8月15日当天美国上院外委会主席则同安倍会谈，明显向日方释放了希望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慎重的信号。日美双方在历史问题上不存在什么共同价值观，美国始终警惕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的过度抬头。日本右翼势力的反中仅仅是表象，反美是实质，中国没有必要过度紧张，一旦日本右翼试图淋漓尽致地表演，美国人就会担心了。

第三，大规模增加军费，全面提升军事战斗能力最大的障碍不仅在国内，还在于美国态度和市场力量。日本国民选择安倍的理由主要是对“安倍经济学”的期待，而不是对军事实力增强的希望，任何舆论调查都显示经济状况是否好转是安倍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日本国家债务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200%的情况下，任何大规模军事建设都很难想象。

美国在自身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需要日本为同盟承担更大的成本，但是美国对于日本独立于美国发展自身防务能力的限制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一点体现在核技术燃料管理，先进武器开发等各个方面，所谓的日美军事行动一体化也有进一步管住日本的一面，美国前国务卿万斯早在几十年前就在文章中写道“我们需要日本在防卫上做更多贡献，但关键是允许到什么样的程度。”合理地利用但是不失控是美国对日本在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市场，如果日本过度重视军备，却在经济改革上止步不前，那么国外的投资特别是金融业的投资就会离开日本，这对日本经济就会形成压力。

中国完全有理由担心日本右倾化，但是真正牵制右倾化可怕后果的不是铺天盖地的批评，而在于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提高，一方面这样能够让更多的日本人看到同中国合作的魅力，另一方面对那些极端右翼势力形成威慑，否则某种程度上会被第三方看成是中国的“弱国心态”和对自己能力不自信表现的延续。同时也要牢记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牵制日本右倾化的能力，所以必须需要借力，借谁的力呢？第一日本民众，第二是美国，第三投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