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初，在安徽省滁州市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见到了安徽省老省长王郁昭先生。他87岁了，腿脚已不方便，但仍坚持坐着轮椅出席了会议。这是我第一次与王先生见面。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从广州调回合肥工作时，他是滁县地委书记，后来又是安徽省省长，而我则在科研单位工作，职级也不够，所以无缘认识他。但他的大名于我则是如雷贯耳。因为他不仅曾是位高权重的省长，而且还是推动当时中国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改革为数不多的直接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标识——大包干到户的发源地就在滁州市的凤阳县小岗村，也知道小岗村农民们当初冒着受批判蹲班房的风险偷偷尝试包产到户的故事。但是，是谁后来肯定了小岗村的大包干并将其作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好经验在凤阳县和整个滁县地区推广，以至于最终影响并推动了安徽省和全中国农村改革的？知之者可能就不多了。其实，历史已告诉我们，那个不顾政治压力肯定凤阳县小岗村做法并率先在滁县地区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人就是王郁昭先生。当时，他是安徽省滁州市的前身--中共滁县地区党委书记。也就是说，最终风靡全国让亿万农民摆脱绝对贫困的第一步--包产到户（即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才最终得以在滁县地区直至安徽全省推行并完善的。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干部，也是一位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老人。
现在也许有人会说，大包干只是赋予农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很平常呀。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是提出要扩大农民的承包土地权能，还要赋予农民对包括集体土地在内的所有集体资产的完整产权了吗？现在看来，仅仅将一个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还农民确实很寻常。但在当时，仅仅是返还农民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包产到户却要担负极大政治风险的。王郁昭先生的自传就详尽地记述了这一伟大的甚至有点惊心动魄的土地改革过程。
1978年，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当时的农村已破败如斯，广大农民深陷贫穷困苦之中。滁县地区那年正逢百年不遇的大旱，很多地方几乎绝收，农民生活更加艰难。在以万里先生为代表的安徽省委领导和支持下，王郁昭先生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决定在滁县地区开始推行联产计酬包产到组，甚至到户（此时以小岗村为代表的一些生产队则暗地里开始搞包产到户，也叫大包干）责任制，以解农民之忧。但这种做法遭到了当时党内保守势力--“两个凡是派”的极力反对和打压。
1979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安徽省滁县地区的联产计酬包干到组责任制（大包干到组）做法在会上几乎遭到了一致的围攻。会议还没有结束，《人民日报》竟然在头版头条以群众来信加编者按方式，对滁县地区大包干做法进行了严肃批判。这个编者按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变更是“不得人心的，”会“搞乱干部群众思想，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为此，《人民日报》编者按强烈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人民日报》对大包干的这一强力打压举措代表了党内高层反对农村改革的势力，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王郁昭先生感受到了这一打压的巨大压力。这时，以万里先生为首的安徽省委及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万里先生还立即赶往滁县地区各县。他一路上做工作，反复对干部社员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在万里先生的支持下，王郁昭先生顶住压力，继续坚持在辖区内推广包产到组以及更进一步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因为实行了大包干的滁县农村农民开始摆脱贫困的事实表明，大包干是正确的。
安徽省委采取的紧急措施，消除了部分干部群众的担忧，但仍有一部分地县还是在人民日报的威吓下，从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后退了，返回到原先大呼隆的集体生产上去了。历史表明，当年凡是后退的地县，无一不遭受了大面积减产。与之相对照，坚持推行大包干的滁县地区各个县的农业则全都是大丰收。
那年9月，王郁昭先生在滁县地区召开了地区、县和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主要议题就是继续推行大包干到组责任制并总结和保护已经逐渐铺开的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小岗村包产到户做法的影响就是经这次会议总结后逐步扩大的。王先生还亲自起草了一个通知，以地委名义下发。这个通知第一次在全国提出“建立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并指出，“实行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无论从所有制形式到分配手段，都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一提法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其实，当时文革甫过，极左思潮大有市场。即便中央内部在安徽省滁县地区的大包干问题上也是持不同意见的，也就是说，党内高层反对大包干的人为数不少，势力很大。中央在这一问题上认识还不统一，有些人对此还是持怀疑、谨慎，甚至批判态度的。比如，“1978年底，作为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有关农村改革的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还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第一个文件在第二年9月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后公布实行。第二个文件由于考虑到人民公社制度可能需要改变，没有提交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和公布）。 因此，1979年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也仍然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摘引自拙作《农村改革的反思》一书第1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
这个中央四中全会《决定》是1979年9月底形成并发布的，而这时正是王郁昭先生在万里先生鼓励下在滁县地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极力推行包干到组责任制并暗中保护和推广更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包产到户责任制之际。这与中央不许搞包产到户的文件精神显然不相符合。直到1980年初，国家农委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仍然对安徽省的大包干和包产到户做法进行围攻。会上大多数出席者指责大包干是搞资本主义，是丢失社会主义阵地。还攻击说大包干反对《宪法》规定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原则，因此也是违背宪法的。会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有的中央领导对此持明确的反对意见，而邓小平先生当时对于大包干做法既没有否定但也没有肯定。他说：对于大包干这样大的问题，之前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邓的谨慎表态表明，当时中央高层对于大包干的认识还不统一，也不明朗。改革还须一个力量积累过程。（不过，据邓小平女儿毛毛--邓榕回忆说:“1979年7月，我父亲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万里心里有了底。”摘自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尽管如此，王郁昭先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他在这个自传中并没有多谈自己当时内心的思想斗争。他对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党内政治斗争历史以及自己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性历史作用也没有多说，而只是引用一大堆历史资料并对过程加以如实但很平淡的描述。由此可见，作为积极推行大包干政策的地方主官，无论是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先生还是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先生，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的心理上都承担了多么沉重的压力啊。
不过，压力归压力，为了农民的利益，大包干和包产到户还是得干。不仅如此，王郁昭先生还想让实践早已证明效益更高且更受农民欢迎的包产到户合法化。1980年新年伊始，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王郁昭先生在会议上作了《顺应民心 积极引导》的长篇讲话，主要是说我党应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切实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要把包产到户等惠农政策坚持下去。在这个讲话的最后，王先生脱开讲稿郑重地说，
“实践证明，大包干到户责任制就是让农民穿上了'合脚鞋'，因而中国的农民才能跨大步。”我“要求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会上，王先生的讲话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赞成，但也有不少人表示反对，说其是“顺应资本主义潮流”。那次会议开了整整8天。会议结束时，万里先生做了大会总结。他在总结报告最后也脱稿说，
“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搞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不是我们提倡，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已经认可了，那就只能同意，批准！……使农民富起来。”
这就是当年农村改革中那个著名的给包产到户上户口的故事。给包产到户报户口的是王郁昭先生，批准其上户口的则是万里先生。大包干到户虽然上了户口，但那时还是地方户口，只能暂时在安徽省范围内通行。而且，在万里先生那年2月调离安徽后，围绕滁县地区包产到户的争论即便在安徽省内也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王郁昭先生的压力变得更大了。
十一届四中全会作出的有关批判大包干、反对分田到户和包产到户的《决定》颁行后，安徽省委高层之间也产生了极大的分歧。1980年2月万里先生被调离安徽到中央工作（4月份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分管农业），中央的《农村工作通讯》就接连发表两篇来头不小、负面影响很大的对包产到户进行猛烈抨击的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来迎接他到北京上任。而在安徽，一场“倒春寒”也正在袭来。
省委继任领导刚到安徽也即刻召开会议，引用列宁批判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时讲过的话，给滁县地区正在推广的包产到户扣上了“机会主义”、“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大帽子，并且公开警告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的方向，县以上领导头脑要清醒。”那年4月，安徽省委在芜湖召开会议，那位省委主要领导在会议上又重申上述观点，最后甚至还激动地站起来边走边说道，“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领导的集体化道路，搞单干，搞资本主义，我们要维护毛主席的旗帜。”最后这位领导在表扬了两个拒绝搞包产到户的县市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竟然用威胁口吻气势汹汹地说，“现在，文风不正。有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强词夺理，硬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帐！”
这种出自王郁昭先生上司--当时安徽省委最高领导人之口的充满秋后算账口吻的话给包括王郁昭先生在内的所有在省里着力推行大包干的人以极大的政治压力。但王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推行的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决心。他在压力中坚持着。正在这时，邓小平先生开始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包产到户责任制了。那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先生的讲话很快就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内部谈话稿的方式下发到一定范围征求各地意见。王郁昭先生拿到讲话后信心倍增：邓小平明确赞扬了凤阳，也就是肯定了我们做得对。我们没有错！邓小平讲话还让改革者们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喘了口气。此时，王郁昭先生立即抓紧时间抽调了地委100多名干部对全地区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细致而详尽的调查，掌握一手材料。这为后来向省委汇报时据理力争而提供了大量支持包产到户政策的具有说服力的而且是难以辩驳的数据和事例。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党内围绕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斗争也还没有结束。1980年8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和讨论包产到户问题。由于省委主要领导的倾向性意见，这次会议竟然一边倒地对大包干进行了批判。这时，王郁昭先生发言了。他先介绍了他们滁县地委对农民搞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调查情况，列举了很多翔实可靠的调查数据加以佐证，然后说，事实证明：“增产最多的是包产到户，其次是包产到组，再其次是增产不多或平产、减产的是没有实行联产承包、仍然坚持原来的管理方式的生产队。我的结论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此时，王先生的话引起了那位省委主要领导的强烈不满。他坐在主席台上气冲冲地插话，质问说，“难道集体生产就不如单干吗？集体化就不灵了吗？”接着他又大声说，“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了几十年白干了吗？”
这时，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这种场景在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场合是从未有过的。省委一把手在会议上公开呵斥一位地委书记，这是一种十分严重的要惩处干部的态度。从中共历史上看，被公开呵斥和批判的下级干部鲜有不在会后就被撤职罢官的。这时，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站在那里发言的王郁昭先生。作为一个锐意改革者，一位山东汉子，王郁昭先生没有退缩，也没有沉默，他挺直了身体，也同样大声地回答说，
“干活'大呼隆'的集体就是不如包产到户！”
真是一个活脱脱的现代版强项令！不知为何，也许是感到惊讶，也许是给王先生的无惧、倔强和正气凌然所感染，那位省委主要领导虽觉愤怒，却也没再吭气（两年后，这位主要领导人在离任时专程去滁县凤阳县农村看了实行包产到户后所发生的变化认识到自己错了，并对自己以前反对包产到户的做法表示了反省。这也是一种胸襟--作者注）。此时的王郁昭先生顾不上去想会后会不会被免职，只觉得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宣泄出来的一个好机会，应该让各位同仁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于是他没有打住，而是很动感情地继续说下去，
“我们滁县地区'双包到户'的面已经这么大了，而且还在急剧发展，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实践证明是能增产的。希望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继续完善提高。如果上级领导不同意这么做，那就请上级领导公开下命令进行纠正。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下级，服从就是了。不要像现在这样，今天这里批，明天那里批，施加压力，搞得大家心情不舒畅，整天提心吊胆。我已经准备被撤职，但我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广大人民群众！”
王郁昭先生的这番令人荡气回肠的话说完，很长一段时间场上寂静无声，没有嘘声，也没有掌声。后来还是当时安徽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先生解了围。他建议会议学习中央刚刚下发的前文所说的邓小平同志5月底肯定安徽农村改革的那个重要讲话。结果由省委秘书长将那篇讲话读完了事而散会。
万幸的是，会后王郁昭先生没有被罢官。他此时也顾不得这些宦途官运等个人得失了，他心中所想的就是抓紧时间在自己的辖区内继续推行包产到户政策，以惠及更多的农民。王先生在自传中说，“滁县地区的农村改革虽然遭到省内外的围堵和高压，但地委的班子、各县县委书记，团结一致，坚守阵地，一切从实际出发，顺应民心，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积极地、稳步地继续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就是敢于改革、一心为农的王郁昭先生。
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滁县地区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由1980年2月占生产队总数的33.2%，增加到11月份的76.4%，到第二年春又增加到92.9%。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也最能说明问题。在包产到户推行的第一年，即1979年，滁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达到28.33亿斤，超历史最高水平。农民人均收入则比上年增长了12.3%，并上缴公粮6亿多斤。这是滁县地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1980年，也就是王郁昭先生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抗住政治压力继续在滁县地区推行包产到户的那一年，滁县全地区粮食总产量达32.18亿斤，比1979年又增长13.6%，第一次实现全地区人均粮食超千斤；油料总产1.5亿斤，比上年增长52%。1981年粮食产量又突破40亿斤，增幅高达25.7%，净增粮食8亿多斤。后来几年，包产到户政策继续发挥制度改革优势，将滁县地区农业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986年全地区粮食产量达到近57亿斤，比1979年翻了一番。
在万里先生的领导和支持下，王郁昭先生顺应民意，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打破了长期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所谓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得到迅猛发展，结束了滁县地区农村经济长期低水平徘徊的局面。对于一个地方官来说，能够通过推行一项制度改革短时期内就让农民的收入翻番，基本摆脱贫困，无论怎么评价，这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政绩啊！对此，百度百科在介绍王郁昭先生时特地注明说，王郁昭先生是“为大包干上户口”的人。用这一句话来概括王郁昭先生，我觉得很传神。
发端于安徽滁县地区的包产到户责任制作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大锅饭”的旧体制，最终使人民公社这一体制得以瓦解。这个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包产到户的成功推行使我国农村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城乡差距也处于建国以来最小的时期。农村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我国农牧渔业生产连续6年获得丰收，主要生产指标每年都创新纪录。1978-1985年间，中国粮食增幅达到中共建政搞土地改革以来的最高峰。1985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历史性地缩小到1.8:1（遗憾的是，这一指标2012年又扩大到3.23:1）。对这段历史，我也曾有研究。我在6年前发表的《中国土地改革六十年之二：无奈的制度选择》一文中曾认真分析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发端于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的大包干的历史意义：
“无论是包产到户还是包干到户都只涉及到集体经济的经营权制度及其导致的分配制度的改革，并没有涉及到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制度的这类带有根本性的改革问题。但即便如此，这类给予农民以一定自由的经营制度的推行也给了以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沉重的打击。人民公社体制中，生产大队是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但生产队则是直接组织生产和组织集体福利事业的单位。可见，体现了生产责任制的包产（干）到户虽然动摇的仅仅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度中的第三级也即最基础的生产队制度，也就是人民公社制度的根基--脚后跟，但就是这么一个脚后跟的折断，却让人民公社这个庞大的、当年还被人为神化的意识形态产物最终站立不稳而轰然倒塌了。”
包产到户责任制在滁县地区以至于在全中国的成功推行最终摧毁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制度，直接导致了人民公社的瓦解，也去除了套在农民头上的必须从事集体劳动从而压制农民生产劳动积极性的这个紧箍咒。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历史性大事件。对此，王郁昭先生功不可没。那段时间里，王郁昭先生还连续参与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改革步伐迈的最大的中央5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3年王郁昭先生升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省长。1987年，王郁昭先生卸任安徽省长，调到北京，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继续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三农”尽责尽力。由于后来农村改革开始陷入长时间的停滞，加上发生了那场对中国政治和社会都是影响深远的政治风波，王先生所在的那个专司农村政策研究的机构被撤销了。他被任命为机构撤销后的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自传《往事回眸与思考》一书中详尽地记述了他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及其被撤销后的那些日子。个中披露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也记述了一些值得后人记住的真实故事，很有历史价值。其中，王郁昭先生在1996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工负担工作的决定》，即那个非常著名的遏制农村“三乱”风（乱摊派、乱提留、乱收费）的13号文件的调研、起草和颁行过程中的历史性作用也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的。
现在中国的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已经从以前的农村集体经营制度改革深入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层面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决定》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的改革原则和方向。如果说，当年由万里、王郁昭等农村改革先驱所极力坚持的、发端于安徽省滁县地区的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赋予了农民对所承包土地的经营自主权，那么，这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改革原则就是准备赋予了农民对包括集体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的完整产权。
但是，比确定改革原则更为重要的是改革者所必须拥有的那种不惧政治压力和阻力的坚定决心以及他们对改革必将成功的信心。王郁昭先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大无畏的改革精神在当下中国尤显重要。这也是我之所以要撰写此文以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王先生这本自传的主要原因所在。
总之，我觉得，《往事回眸与思考》是由一位中国农村改革的关键人物所撰写的一部如实记录了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改革历史的著作。此书通过作者对自己个人历史的记述和总结，不仅记录了许多中央层面的农村改革史实，还记录了很多省、地、县、乡干部和农民的改革经历，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依据可靠，可读性强，是不可多得的一本中国农村改革史教科书，非常值得所有关注中国农村改革的人们去认真仔细地阅读。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