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主要依赖于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有专家认为以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为主业的乡镇工业化是中国工业革命成功的核心。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主要归因于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质是在中国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不断引入市场因素。尽管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农村集体经济没有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但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工业化准备好了基本条件（如强有力的国家治理和架构、统一市场、电力能源设施、重工业生产能力、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国家经济管理经验、工程师等受过教育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队伍，等等），改革开放就是把中国解放后储备的巨大能量发挥出来。引爆中国巨大能量库的魔法就是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引入市场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或者说中国模式的成功是中国有为政府、国有经济、市场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更久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夏商周开创的天下大一统理念、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有效实施的郡县制、隋唐至清朝的科举制等中国历史文化制度都对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新中国、土改、义务教育、改革开放、工业化

一、导言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之后，全世界都在惊叹中国的经济奇迹，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能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因素似乎很多，如改革开放后的农民自主经营、乡村企业和城市民营企业发展、劳动力自由流动、国有企业存在、对外开放、外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等等。然而这些因素在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腾飞。阿马蒂亚•森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充分的人力资本准备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推动因素。[1]文一认为改革开放后以轻纺工业为主业的乡镇工业化是中国工业革命成功的核心。[2]要正确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从1978年到2018年，包括农牧渔业采掘业在内的第一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由27.7%逐渐下降到7.2%，与此相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同期由24.6%稳步增加到52.2%，而工业产值占整个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5%左右，只是近年略有下降。[3]第二，在剔除价格因素后，从1978年到2018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约为4.38%，远低于GDP年均增长率9.43%，非农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则达到10.48%。[4]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主要依赖于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或者说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本文拟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国家能力角度探讨中国工业化成功的原因。

二、正确的工业化路径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合理解读

为了消除贫困，中国于1978年三中全后后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为解决食品严重短缺问题，中国政府首先对农村集体经济实施了改革，把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赋予农户，实行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亿吨快速增长到1990年的4.5亿吨。[5]在包产到户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允许了农民进行个体经营，因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5年时，乡镇企业就业量达1.29亿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6%。[6]农村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和乡镇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幅度较大的改善，农村贫困率迅速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不到20%。[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允许数百万下乡知青回城，但是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根本没有能力为数以百万计的返城知青提供工作，因而带来了返城知青的就业和生活困难。于是中国政府开始城允许回城知青从事个体经营，由此也在城市准许了个人进行经商牟利。1983年政府取消了对非国有企业雇工数量的限制。从此，非国有企业获得了大发展。深圳特区1987年第18号文件确认了民营企业产权。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增长速度是国有企业的两倍；80年代中期，非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1%。[8]

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基本完成了以农村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初级工业革命。[9]在这次工业革命中，其主要参与者是乡镇企业和城镇非国有企业，完全靠市场竞争而生存，也不影响农村的农业生产。在农村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数以亿计的乡镇企业（和城镇非国有企业）职工通过从事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而增加了职工收入，这也是中国农村贫困率在1980年代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欧美日等国在工业化以前也有大面积贫民存在，它们也是靠纺织业发展而实现脱贫的。[10]只有有广大中下层大众参与的轻纺工业的大发展才能实现大规模快速减贫。

中国初始工业化快速完成的核心秘密之一在于中国政府的各级行政组织都极为重视经济发展，乡镇和村行政领导人甚至亲自担任乡镇企业创业发展的企业家，领导村民创业、致富。这种做法克服了很多乡村工业化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如乡镇、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以乡镇、村行政组织、村集体的名义从村民中筹款，从银行得到贷款，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时也用政府的名义提高信誉度。尽管中国没有西方国家花上百年时间培育的商人阶层、信誉制度、产权制度，但是新中国在广大农村建立的农村集体经济行政组织起到了替代作用，以乡村政府名义创办的集体所有工业企业、乡村干部上阵担任企业经理的制度创新破解了中国乡村工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风险、商业风险、各种制度障碍。这一点可能是中国初始工业化快速完成的核心秘密之一。[1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农村乡镇企业和城市民营企业为主导的初级工业化的大发展带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效应：第一，给很多中小国有企业带来了强有力的竞争，导致众多经营亏损的中小国有企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被迫关停并转和重组。于此同时，对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重工业国有企业（能源、电力、交通通讯、航空、铁路、造船、银行等）进行了重组和现代企业治理制度方面的改制。第二，农村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企业的大发展产生了对电力、能源、交通通讯的海量需求，从而为中国重工业企业（电力、能源、交通通讯为代表）带来的新生。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在整个改革开放以及市场化过程中，没有采取前苏联东欧国家式的全面私有化 措施，因而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众多国有重化工业企业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经过重组和改制。因而当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海量能源、电力、交通通讯需求时，中国的重工业国有企业获得了新生，进而在能源、电力、交通通讯、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2]最后，中国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发展后造成的巨大购买力和由此引发的重工业再次大发展吸引了海量外资涌入中国。

三、正确的工业化路径是如何找到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实施了计划经济和重工业发展战略，主要采取以农业补贴城市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尽管虽然通过以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然而由于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的分配体制下，城市职工和农村社队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职工和农民缺乏缺乏劳动积极性，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经济效率低下，另外也由于改革开放前全国人口总量增加了一倍，因而人民生活必须品如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严重短缺。根据世界银行标准，改革开放前76%的农村人口和55%的城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3]

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创办乡镇企业从事工商业活动，允许城市个人创办个人和私有企业组织从事工商业经济活动。这些改革开放措施的核心是在中国以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逐渐引入市场因素，即农民在完成粮食交售任务后，可以自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同样，农村集体、个体企业、城镇个体企业自负盈亏，在用工和生产决策以及销售等方面完全具有企业自主权。这些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欧美日本、以及中国新近的成功工业化的路径来看，在工业化开起阶段实施重工业化战略不是正确的工业化路径，原因是这种发展战略需要大量的国家财政补贴。实施这种重工业发展战略的一种方式是依靠农业补贴工业（如前苏联、中国），其结果是从事农业的农村人口最后陷入大面积贫困。另一种方式是借外债（某些拉美国家），长此以往，这些国家必然是债台高筑、还本付息压力山大，最后变卖国产还债。实事求是地说，在落后国家实施重工业发展战略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

而以一个国家最底层民众大规模参与的、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核心产业的乡村工业化才是正确的工业化路径。[14]其原因是这种发展模式不需要国家补贴，最底层亿万民众通过参与初始工业化而脱贫，形成巨大的购买力和市场需求。此外，初始工业化成功的结果是导致重工业化的自然而然的发展。因而这种工业化一旦成功开启便可以自我向前推进。换句话说，这种工业化发展模式是可持续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引入市场因素，即让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自己去决定生产什么。大量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初从事纺织服装加工业完全是这些企业的自然而然的选择。其根本原因在于：吃饭穿衣是人们的最基本需求。区别是前者消费弹性低，一旦满足需求之后，增加消费的余地极为有限，另外由于土地数量的限制，粮食产量也无法无限增加；就中国多数省份来说，每户农民分不到一亩地，如果仅仅依靠农业只能解决温饱，无法不断增加收入。[15]

对比而言，纺织业服装产品的消费弹性很高，工艺较为简单，而且纺纱、织布、成衣加工各个工序可以分解，产品数量可以无限增加，因而经营管理好的乡镇企业规模可以很大，因而纺织业通常成为初始工业化的首选产业。[16]另外，纺织服装加工业属于劳动密集性产业，劳动力吸收能力大，因包产到户效率提高而产生的农民剩余劳动时间可以在乡镇企业得到有效利用。英国、美国、日本的初始工业化无不从乡村纺织业展开。乡村工业化实施的结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的收入得到增加；另一方面是乡村工业的大面积发展导致了对电力、能源、交通通讯、机械制造的海量需求，从而引发了电力、能源、交通通讯、机械制造等重工业的飞速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初始工业化必须是最底层广大农村民众可以参与的工业化进程，最底层广大群众在初始工业化过程走出贫困陷阱，还有初始工业化的成功自然会引发重工业的大力发展。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只有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的、有最底层广大民众参与的工业化才能导致大规模快速减贫。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农村集体、个体企业选择从事纺织服装等轻工业完全是自主的市场行为。换句话说，从事纺织服装等轻工业是农村集体个体企业和城镇个体企业的自然而然的市场化自主行为。欧美日等国在工业化以前也有大量贫民存在，他们也是靠乡村纺织业的工业化而实现脱贫的。只有有广大中底层大众参与的纺织等轻工业的工业化才能实现大规模快速减贫，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只有最底层广大民众可以参与的工业化才能是成功的工业化。

四、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核心因素

（一）关于史前中国国家形成根源的猜想

霍布斯[17]说，人与人争斗带来的安全感缺乏，使得人们愿意让渡权力给国王的统治，以换取和平与安全。在以氏族为基础的部落形成过程中，史前中国也许也是如此。然而，史前中国面临的另一个致命的安全威胁就是黄河长江周期性的水患。史前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定居的农耕文明。我们无法知道史前中国什么时期进入农耕文明，但是在夏商之前中国黄河两岸的居民已经从事农业耕作。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定居，而不像游牧部落那样逐水草而牧。黄河中游两岸气候温暖、水丰田沃，适于农业耕种和定居。然而，每隔几年黄河就周期性出现洪水泛滥。这是黄河中游两岸农耕部落的首要安全隐患。此外，黄河由西向东流入大海，居住在河流两岸的任何部落都无法单独抗洪，木桶原理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每隔三年五年的周期性洪水泛滥、以及由此造成的大批生命和财产损失，使各部落首领和居民缓慢地被迫放弃自己的局部利益、联合起来共同治理洪水灾害。另外，抗洪和从整个河流角度治理水患还要求有一个大家认同的中心权力机构统一指挥和部署。因而，治理水患在要求各部落首领和成员放弃各自的局部利益之外，还要求他们把治理洪水的权力让渡给各部落的联合中央权力机构。

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也必定是不均衡的。换句话说，黄河中游两岸的各部落的规模和力量有很大差异，少数部落在向国家形态进化的过程中可能更为先进，有较为强大的中央机构和军队、经济也较为发达，在治理黄河水患上有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手段。因而，在水患来临之际，这个强大部落能够有组织结构和力量帮助那些弱小部落。各部落的权力让渡过程可能和治水过程相融合。而且在集中权力过程和治理水患过程中，各部落精英和成员的融合程度也不断提高，联合中央权力机构以及国家形态的权力机构（军队、税赋、司法）的建设也慢慢得到完善。在大规模治理河流和水患的过程中，也会带来在建筑、选材、建筑工具、建筑技术、食物供应和后勤等方面的技术进步和组织能力进步。于此同时，也会锤炼出干部队伍和领导人才。这对统一国家的形成将有巨大裨益。总之，对抗洪水和治理水患的过程不断催生了史前中国的统一国家形成。

在黄河、长江及其他河流的周期性泛滥之外，北方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入侵也是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定居农耕居民面临的另一个首要安全威胁。抵抗入侵需要有组织、有后勤的常备军队。因而，抵抗入侵会促进史前中国的军队、指挥体制、指挥才能、军事理论、军事组织体系的发展和进步。周期性的水患和北方游牧部落的周期性入侵，不断强化每个部落、每个地区乃至所有人的集体意识：任何一个部落都无法独善其身，只有强大中心政权和联合起来，才能治理好黄河和长江，才能有效抗击北方游牧部落的侵略。在治理水患和抗击北方游牧部落入侵的历史过程中，夏商之前的古代中国各部落精英和成员也不断意识到：各部落的共同利益大于各自局部利益，或者说各部落拥有共同的天下。形成统一国家和中央政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形成联合中央政权机构和统一国家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统一和分裂的不断斗争，也会出现中央政权机构的不断垮塌和不断重建。每一次的垮塌和每一次的重建可能会不断强化天下和统一国家的理念。

一旦各部落联合中央权力机构及其军队、税赋、司法体制形成之后，这个中央政权也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统一调用军力、民力治水和抵抗入侵，促进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乃至贸易、货币发行、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和形成，维护社会治安，用强力手段平息反抗中央政权的任何企图和行动。此外，中央政权还可以用官职、爵位、分封机制安排各部落精英和领导人，从而使中央政权得到各部落精英的拥护而强化中央政权。最后，史前中国和夏商中国中央政权的形成和强大会吸引周边部落不断融入中国、或者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对史前中国和夏商中国的发展和稳定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历史中国及其影响

每隔一两年就发生的治理大江大河需要和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掠夺的常年压力造就了中国自西周以来的大部时间里的统一状态。[18]两千二百多年前，秦始皇依靠公元前四世纪中期秦孝公和商鞅通过商鞅变法创立的郡县制中央集权政治经济体制再次统一了中国。在自秦以来200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华民族也依靠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以及后来逐渐完善的科举制保持了统一国家状态，也在清朝以前的大部分历史时间里保持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国际领先地位。可以说，中国早在秦朝就建立了现代国家政府治理制度，如实施郡县制、普遍兵役制、常备军体制、统一税制、统一文字度量衡，在吏治上消除世袭制、任用贤能。[19]

实际上，如钱穆所说，秦汉以来至清朝，中国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而是皇帝和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共同治理的社会了，因为没有了贵族，没有了世袭制（皇帝除外）。[20]西汉时，为了选拔有识之士，汉武帝下令各地行政长官举孝廉到中央加以培训，通过考试从中再选拔人才去做官。后来由于举孝廉被东汉时期的门阀所把持，因而在隋唐时期逐渐开创了官员任用上的科举制。科举选拔制使得出身寒门的贤能之士也可以出任政府高官。也可以说秦汉以来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制度是一种包容性或者说开放性的制度，即消除世袭制、为出身寒门的贤能之士出任国家重要职位开启了顺畅的通道，从而大大提升了国家治理水平。通过科举制而成为入仕的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的官位传给下一代，也不断有通过苦读而获得功名的知识分子不断加入到政府官员队伍中。因而士大夫阶层是流动的，换句话说从秦汉至清朝的社会流动性很强，社会阶层没有固化，政府不断把一代一代的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中来。皇权的合法性通过把社会精英纳入体制内得到改善和提高。[21]秦汉以来不断形成的国家治理制度是先进而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即使外族统治中国的时期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后周、清朝也不得不采用中国原有的国家治理体制和理念。

秦汉以来，中国历朝历代也注意限制各类具有经济实力的豪强的产生和存在。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实施土地国有制和授田制，因军功赐爵赐田，但田地不能成为私产传给子孙，被赐田的人死后其田地收回国有，土地不能买卖。[22]西汉是土地私有制，地主门阀并起，因而王莽托复古井田制而改变大地主门阀把持国家经济政治的局面，即所谓王莽新政。但是王莽新政和皇帝王莽由于遭到西汉地主阶级的联合抵制和反抗而快速灭亡；到了东汉依然是土地私有制，大地主门阀把持国家政权。[23]以致东汉后中国有约四百年处于分裂状态。两晋南北朝后期，北魏皇帝拓跋宏（元宏）实施土地国有制，进而实施授田制，按家庭劳动力和人口数量分配土地，兵丁户集中到一起居住和授田且免赋税，从而建立府兵制。隋唐基本维持授田制和府兵制。后来一直到明朝府兵制度基本保持不变。尽管唐朝以后，在很多时候是土地私有制，但是各朝各代始终防止大地主门阀的出现。南北朝时代的北魏、隋唐都实施土地国有制，主要目的是防止大地主门阀控制国家政权的恶果。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和执政机制是否有序稳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产生机制是否能够不断把社会精英吸纳进体制；税收是否能够源源不断征收到国家手中；兵源是否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皇帝位置的血统继承制不过是提供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比较稳健的产生机制，这在政党推举最高领导人机制形成以前，避免了众多人竞争最高领导人而带来的动乱。在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下，有较高的包容性和社会各阶层向上流动的机制，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根据军功晋升制取代了贵族世袭军官制、两汉的举孝廉、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等给了精英进入体制的上升通道，从而为千家万户的普罗大众提供了希望，精英们“早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得以实现。从经济体制上看，北魏、隋、唐、乃至明朝，大都实施土地国有制和授田制，农户分为军户和民户，军户出兵但不交税（木兰从军中的木兰家就是军户，必须出兵），民户交粮但是不用出兵，从而保证了源源不断的税收和兵源。秦汉以来至明清不断形成和完善的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制实现了政府官员任用上的包容，即通过两汉时期的察举制、隋唐以后的科举制任用贤能，从而实现了国家的有效治理。而纵观十七世纪以前的其他国家，它们没有中国这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要么是封建制（英法德等）、要么是农奴制（俄国）、要么奥斯曼帝国的奴隶兵役制（奥斯曼帝国把其他族的男孩强制征过来，集体抚养、教育，强制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培养成武士和政府官员。再从高加索地区强征女孩，强制皈依伊斯兰教，并让这些女孩和男孩长大后结婚。把孩子和家庭永远分离，不符合人性）。中国自秦汉到明清不断形成的治理模式更多是为适应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产生的，也基本适应了小农经济存在的需要。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或称郡县制是生产关系适应了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Acemoglu提出了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包容”理念，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生产关系要能够包容生产力的变化。[24]

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处于两千多年一遇的大变革时代，这个变革就是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欧美日等国家被称为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具有较为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能够生产工农业、交通通讯、化工、国防等需要的各种先进产品，政治稳定、政府治理能力较高，其国民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因为实现了工业化，他们的国家、政治体制、文化甚至人种都被认为是高人一等的。二十世纪中叶以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为了打开落后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材料、土地和廉价劳动力，对落后发展中国家实施炮舰政策、野蛮侵略、掠夺和奴役。

在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没有能够成功工业化的主要帝国如大清帝国、欧亚大国沙皇俄国、横跨欧亚北非的奥斯曼帝国相继在二十世纪初轰然崩塌。中国清朝时期和后来的民国时期都没有成功实现工业化而停滞在农业社会、愚昧落后。因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约100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被欧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压榨、掠夺、侵略和奴役的状态。这个事实也说明皇帝治下的王朝政治已经很难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了，软弱涣散的国民党政权也是如此。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需要具有高度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纪律严明的强有力的政党领导。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列宁创建的共产党组织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制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了1921-1936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1945-1949年的解放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站立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

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探索出来的国家治理经验和社会理念（秦汉以来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即郡县制、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意思形态体系等），不仅为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而且中国大多数民众就以上国家治理模式问题也逐渐形成了共识。

（三）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国经济成功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老牌发达国家的经验似乎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包括日本在内的老牌工业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掠夺殖民地的土地、原材料、市场，压迫剥削奴役殖民地人民等。而中国的经济成功完全是和平崛起。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的经济腾飞似乎跟中国经济奇迹的轨迹更近一些，但是也有不同：韩国包括战后的日本没有自己的国防，是反共、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前线国家；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战后发展也依据类似的逻辑。另外，相对于中国的土地面积和人口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规模太小。也许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拥有强大的政治社会文化，明朝、清朝没有这种文化吗？

那么其他发展中国没有、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清朝中国、国民党中国也没有，而唯独新中国拥有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换句话说，中国拥有强大执行力的政府。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组织遍布整个社会，政令统一，执行力强，拥有独立强大的国防。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政党，在战争年代造就出来的顽强的组织性、纪律性是世界其他各国的政党所无法比拟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中，这种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意味着中国政府的政令统一和高度执行力。另外，长期革命战争锻炼出来的新中国军队及其后来的发展壮大构成了中国国防的强大力量。党领导的新中国政府的政令统一、高执行力、独立强大的国防保证了新中国能够有稳定有序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期间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西方强国工业革命的成功无不依赖其强大政权、强大军队舰队以及对殖民地的掠夺和殖民地市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权和强大的国防，只能成为西方强国宰割的对象，根本谈不上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国败论》的作者Acemoglu也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保持社会秩序和稳定。[25]

然而，在改革开放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也拥有强大的执行力，尽管也实现了显著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26]百分之七十多的农村人口和百分之五十多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与其他发展中国国家相比、甚至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相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最为独特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只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决策大多数是正确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有为政府是依据什么理论把事情做对的呢？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有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呢？如果有，那么该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又是什么呢？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因而新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本立场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是为劳苦大众服务；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体现在新中国主要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以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千百年来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和压迫的中国劳苦大众的核心利益不外乎：安居乐业、不受冻饿之苦、子女教育和医疗。换句话说，广大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可以表述为：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这些核心目标从而成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核心目标。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新中国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试金石。

关于社会主义的目的，革命导师们有很多论述。十月革命后列宁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27]斯大林说：“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28]邓小平更明确地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9]“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30]“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1]

应该说，改革开放前后，党的立场和观点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充分总结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正确把握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大趋势，坚决把党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扭转到经济建设上来。1970年代末以来，党中央在经济建设上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

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也引起了党的工作方法的转变。改革开放后，可以把党的具体工作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调查研究，试点，推广。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多数情况聘请华尔街大佬担任财政部长、从高校的书斋里招募一些知名教授担任经济顾问和美联储高官。华尔街大佬总要考虑华尔街的利益，而高校的知名教授们很少到厂矿企业农村去调研，不了解实际情况，总是根据头脑中的绝对市场理论去制定政策。反观中国的经济顾问们，主要由政府公务员构成，熟悉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经常下基层调研，受利益集团的干扰较少。有了问题，到众多的工厂企业农村去调查，发现问题之所在，从具体问题出发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案。[32]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理论总是让位于实事求是，经济学理论只是在分析具体问题时起到指导作用。

（四）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和血腥压迫之后，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站立起来了。对于新中国而言，国家千苍百孔、百废待兴。然而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国家国防安全。只有建立起来可以抵御外来侵略的有效国防力量，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因而，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建设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如钢铁、能源、交通和通讯、航天、军工等）、以及国家安全体系。

从经济发展阶段角度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业发展处于学习追赶型工业化阶段。在学习追赶型工业化阶段，主要是学习现有技术，技术路径明确。很多落后国家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往往选择以国有企业或者官商合办形式开发重大工业项目。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落后、技术落后、资金缺乏、没有健全的金融银行体系等。在这种总体落后的状况下，发展中国家利用国有金融体系集中资金、国有企业实施工业化战略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在资金缺乏、私有企业无力开发重工业项目的情况下，使用国有企业发展重工业也不过是国家本身成为风险资本投资人。从经济学角度看，落后中国家开发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项目的成本一定很高，这些承担重大工业项目的国有企业没有国家补贴很难生存。国家的补贴从何而来？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是使用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农业补贴工业的方式为重大工业项目融资。另外，利用国家的崇高信誉和地位，可以为国家的重工业企业配备得力的技术和领导力量。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新中国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快速建设了156个重工业项目，能够生产国民经济需要的基本工业产品，建设了基础设施体系（如交通通讯、电子工业、能源工业、航天工业、军事工业体系等）。概括起来说，由于非国有企业无法在短期内发展高风险的高技术资本密集项目，新中国被迫用国有企业去发展重工业项目。

此外，初步工业化为中国培训了大批工程师、企业家、经营管理人才、熟练技术工人等。企业家产生有各种途径。在大型先进技术企业工作无疑是潜在企业家学习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的一个捷径。科斯发现：企业家最核心知识之一是价格，如原材料价格、各类员工价格、贷款价格、产品销售价格、土地价格。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员工特别是管理人员，有机会接触到企业的各方面经营管理信息（价格、内部管理、原材料供货、产品销售网络、与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等）。换句话说，国有企业也起到了培训企业家的作用。

（五）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土地供给制度安排

在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有一个被经济学界所长期忽略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用的土地是如何有效供给的。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33]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化社会所需土地的数量大为减少，因而很多领土面积较小的国家也可以成为富裕的工业国。但是工业发展依然需要土地，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众多企业家在土地上的投资来实现的，因而所有投资都需要有“地”放矢，大型制造业企业需要的厂房面积要大得多，机场、电站、港口码头、公路、铁路体系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更大面积的土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常识是企业家投资需要清晰的产权、特别是土地的产权。[34]因而，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否为各类工商业企业提供生产建设用地是能否该国能否实现经济起飞的首要必要条件。清晰明确和有案可稽的土地、房屋产权及其登记制度既有助于企业家用个人房产及其他财产抵押贷款，也有助于债权人、司法机构追索债务；美国百分之七十的创业企业家都适用个人房产获得贷款的，资金（流动性）只有在企业家手中才能变成资本。[35]中国人口众多，可耕地和建设用地严重缺乏，而且没有向发达国家那样清晰的土地产权。可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中国实现了各类工商金融企业生产建设所用土地的适时有效供给，从而为1980年代的经济起飞以及后来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土地保障。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土地及不动产制度是如何适应经济增长需要的呢？

新中国于1950年代初期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没收地主、资本家的土地；在农村实行土地村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实行土地国有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承载主体是行政村。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包产到户实际上是把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分配农民，从而给农村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改革开放后，城市国有土地可以由政府以收费方式提供给各类工商业企业，或出售给土地开发商用于住宅建设或商用建筑。1987年后，政府向城镇国有土地征收使用费做为地方税的一个税种，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和维护。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将土地出让金全部归地方政府收入。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通过政府征地转变为国有土地之后，才能由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向企业供给土地。工商业生产所用的土地使用年限是五十年。2007年物权法规定民用住宅的使用年限是七十年，但是鉴于民用住宅的使用年限涉及到亿万家庭的根本利益，因而在七十年使用期限期满后也会自动无偿续期。拥有住宅产权的企业家可以用其住宅做抵押得到银行信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秉承邓小平的方针，“发展是硬道理”。更为通俗来说，中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是追求经济增长，政府官员的提升主要通过在经济增长方面的政绩来实现的。[36]为实现经济增长，在国有企业外，还需要吸引外资、引导内资企业发展。为此，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土地主要通过政府得到的。各级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在为企业提供土地方面较为便利；可能很多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还免费为投资企业提供建设用地。此外，众多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便利企业投资，通过政府划拨土地还建立了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自1990年代中期城镇住房商品化以来，中国住宅建设用地主要由各级政府拍卖国有土地的形式提供的。由于土地拍卖收入纳入当地政府财政收入，因而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去出售土地；从2001年到2010年期间，土地出让金站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由16.6%上升到76%。[37]在这种住宅建设用地制度安排下，数以亿计的城市家庭有了属于自己的拥有产权的住宅。中国政府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便利了企业的投资用地问题，也化解了土地产权不清晰情况下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这就是福山所说的中国所拥有的足够好（good enough）的产权状况。[38]

在中国农村把土地使用权分给亿万农户，让农户自己根据市场进行生产决策以及劳动力在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之间的分配，这是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因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亿万农户的福利得到改善、与此同时几乎没有的利益受到损失。在中国城市通过土地拍卖形式提供商品房建设用地，使得亿万城市家庭拥有了商品住宅产权，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获得了极其可观的财政收入、从而可以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设施改善等公共事业，这也是帕累托改进。

中国的独特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首要必要条件。在中央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建立经济发展区、工业园区等手段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提供了工商业用地，通过拍卖住宅建设土地方式为城市民用住宅建设提供了土地，通过向农村征地方式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有，从而为公路、铁路、电站、港口码头等社会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大量土地。中国政府就是用这种政府提供土地的方式，实现了企业投资、住宅建设、公共工程（公路、铁路、水库、电站、机场）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在于：在拒绝土地私有化的情况下，为高速经济增长有效提供了土地供给，或者说没有阻碍经济社会发展。这恐怕是人类工业化史上仅有的案例。

中国人多地少，土地逐渐集中少数大地主手中而广大农民没有立足之地曾经是中国贫富严重两极分化、农民起义和王朝垮塌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北魏、隋朝、唐朝等实行土地国有化和实行授田制的核心原因。然而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唐朝、明朝等采用授田制的朝代到王朝后期也无田可授，由于没有土地的人口越来越多，贫困也越来越普遍，天灾人祸的加入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即使是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的新中国，人口的迅速增加[39]且无法脱离土地和农业也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面积贫困的主要原因，无法逃脱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魔咒[40]。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地方政府建立工业园区、无偿或低价为各类企业提供工业用地是中国迅速工业化的主要愿意之一；于此同时，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导致了工业劳动力需求量急剧增加，为缺乏土地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海量的就业机会，也带来了大面积贫困的消失。换句话说，工业化的成功使中国逃脱了贫困和马尔萨斯陷阱。

（六）中国的人力资本准备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村文盲率高达95%以上，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41]为改变这种状况，新中国在教育上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开展扫盲运动，而是实施义务教育。新中国把扫盲运动做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新中国在组织上成立了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指导扫盲工作的有序开展，在实践上开展多种多样的扫盲班，如“冬学”、“夜校”、“速成识字法”等适合成人、适合就业人员的扫盲教学组织方式及方法。[4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以宪法（1982年《宪法》）和国家教育法形式（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形式保障义务教育的实施。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主要成就之一是人力资本的开发；新中国成立以来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的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从而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人力资源基础。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于2016年2月25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曾指出：“很明显，在中国，教育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工业变革的推动力。我认为，如果不把中国工业革命与中国的教育发展成就联系起来，就不能理解中国的成功。虽然这不是关于印度的讨论，但是如果说印度发展思想中有什么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下面这一点：在拥有受到良好教育和身体健康的劳动力群体之前，印度实现工业化是不现实的。”从1977年回复高考到1998年的22年里中国高校累计录取了1355万大学生，而从1999年高校扩招到2018年的20年里中国高校的累计录取数量增加了约7倍即约10700万大学生。按照这个速度，到2025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存量将达到2亿人。

（七）小结

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角度看，秦汉以来不断形成的郡县制（或者说中央集权制）国家治理制度是先进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即使外族统治中国的时期如五代十国和清朝也不得不采用中国原有的国家管理体制和文化。

改革开放前，尽管大多数城乡居民在经济上依然很贫困，但是可以把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首先，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统一国家，随时能够贯彻、执行中央政府政令的各级地方政府以及深入乡村的基层政府组织，人民对国家的普遍认同和热爱；其次，1950年代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市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再次，遍及全国的公路、铁路网络、航运和航空体系、重化国防工业生产能力；电力能源交通体系，城市供水体系；第四，教育体系、科研机构、重工业企业培养出来的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会计师、经济管理人员等；最后，更为重要的是遍及山村和贫困地区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医疗体系、养老保障体系。

五、中国工业化成功的关键是引入市场因素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工业化准备好了基本条件，改革开放就是把中国解放后储备的巨大能量发挥出来。邓小平引爆中国巨大能量库的魔法就是在中国经济体系中逐渐引入市场因素。中国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的经济改革，其实质是在以城市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体系中逐渐引入市场因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包产到户、允许农村乡镇企业和城镇非国有企业发展就是在不断引入市场因素。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方向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针对亏损中小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针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改革，在恢复国有企业的本来功能。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产品走向世界提供了便利，另方面也为中国经济引入了国际市场因素。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不断在其国有企业和集体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引入市场，充分发挥了有为政府、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三大优势，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中国成功工业化的主要标志是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文一认为：[43]成功工业化国家如欧美日等国、以及今天的中国基本遵循了类似的工业化路径：第一，强有力的政府对本国市场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呵护、对国际市场的开发；第二，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乡村工业的大面积先行发展，汇聚成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第三，初始工业化成功后产生的对动力、能源、交通通讯、机器制造的巨大需求导致了重工业的大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用上百年、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戮土著、侵略战争、掠夺殖民地、奴隶贸易、奴隶制、贩卖鸦片、控制国际市场等）完成的工业化，中国在和平发展情况下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就国际大环境而言主要利用了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贸易金融投资体系。

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为工业化提供了以下必要条件。首先，工业社会的主要经营者是工商企业和企业家，因而如果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中要允许各种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和企业家的持续产生、存在和发展。其次，工业社会需要源源不断的可以雇佣的劳动力，这就要求一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框架设计中允许劳动力市场的存在。第三，在蓝领雇员以外，工业社会还需要大量技术和管理人员（即白领职工），因而工业化要求一个国家为社会提供完整的大众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体系，为工商金融企业教育和培训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财务会计、律师等。第四，工商业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需要销售，因而要求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存在和发展。第五，为鼓励企业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才能，国家需要对企业和企业家所创造的知识产权和财富进行有效的产权保护。第六，工业社会需要稳定、灵活的金融融资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最需要的生产资料是 “信贷”，信贷是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只有居民手中的存款通过资本市场和信贷机构投资给企业家，一国经济才可能从简单循环流转中走出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最后，在Acemoglu看来，只有在一国拥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保持社会稳定和秩序的情况下，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才可能实现。[44]

六、总结

十九世纪以来，能够真正实现工业化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屈指可数，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众多当年的经济发展明星，如阿根廷、智利、墨西哥、菲律宾、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埃及等早已成为昔日黄花。在十四亿人口的巨型国家实现工业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关于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主要归因于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质是在中国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不断引入市场因素，乡镇企业、城镇个体和私有企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选择从事轻纺工业完全是自然而然的自主市场化行为，因而当时的中国初始工业化成功更多是当时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只有广大中下层民众能够大规模参与的工业化才能实现大规模快速减贫，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体系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主要标志性的改革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银行金融体系和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大量中小亏损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对国计民生具有战略价值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和现代企业改制、重组后的国有企业部门效率得到提高等。以上改革措施带来了中国整体经济环境的改善。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初始工业化造成了大量的机械制造和基础设施（铁路公路航运航空交通、港口机场、通讯、电力能源、房地产开发等）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经过重组和改制的大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从而开始了机械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海量投资和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繁荣）。另一项重要进展是：新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而带来了新世纪头十年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中国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加（外资和贸易繁荣）。

在笔者看来，中华民族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大部分时期里保持统一是由于历代中国王朝都遵循和实行了郡县制或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治理构架。尽管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农村集体经济没有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但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工业化准备好了基本条件（如强有力的国家治理和架构、统一市场、电力能源设施、重工业生产能力、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国家经济管理经验、工程师等受过教育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队伍，等等），改革开放就是把中国解放后储备的巨大能量发挥出来。引爆中国巨大能量库的魔法就是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引入市场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或者说中国模式的成功是中国有为政府、国有经济、市场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章来源：

夏庆杰（2020），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正确经济发展路的溯源与选择。《人文杂志》2020年第5期，第1-12页。

作者简介：夏庆杰，英国(Bath)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导（经济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1]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41-43页。

[2] 文一（2017），《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第20-60页。

[3]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国家统计局数据自行计算，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

[4] 同上。

[5] 国家统计局（1991），199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46页。

[6] 国家统计局（1996），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60-380页。

[7] Ravallion,M. and S. Chen (2007).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1): 1-42.

[8] 吴敬琏（2009），中国经济60年。《财经》，2009（20）：第76-96页。

[9] 文一（2017），《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第20-60页。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脚注8。

[14] 同脚注10。

[15] 同脚注10.

[16] 同脚注10.

[17]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主要著作《利维坦》，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下，有一些人可能比别人更强壮或更聪明，但没有一个会强壮到或聪明到不怕在暴力下死亡。当受到死亡威胁时，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必然会尽一切所能来保护他自己。霍布斯认为保护自己免于暴力死亡就是人类最高的必要，而权力就是来自于这种必要。（百度百科）

[18] 苏力（2018），《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0-90页。

[19] Fukuyama,

F. (2012).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s: from Prehuman Times to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Press. 第1-40页。

[20] 钱穆（1952，2012），《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50页。

[21] 清朝末年取消科举，使得大批社会精英无法以正常渠道进入体制内，从而参加了各类组织（如国民党、共产党），这些组织导致了清朝的灭亡。另外，科举制取消以前的农村治理也是以士绅制度为基础的，因为皇权不下县，而举人、秀才可以进县衙不跪，因而举人、秀才成为农村的天然领导者。

[22] 江淳（1987），从赐田制度的变化看秦汉间土地制度制度的演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第59-64页。

[23] 杨振红（2003），秦汉“ 名田宅制” 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49-72页。

[24] Acemoglu,

D. & J.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Press. 第1-30页。

[25] 同脚注24.

[26] 中共中央（198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27] 列宁（1921），《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和草案》，《列宁选集》第4卷，第586页。

[28] 斯大林（1951），《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页。

[29] 邓小平（198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2-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30] 邓小平（1990），《振兴中国民族》（1990年4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3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31] 邓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32] 杨伟民（2018），2018年7月7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33] Petty, W. (1662, 2011). 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EEBO Editions, ProQuest. 第7-45页。

[34] Coase, R. H. (1995).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第5-37页。

[35] Soto, H. D. (2000).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 Group. 第11-35页。

[36] 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七期，第36-50页。

[37] 向春玲（2014），城镇化进程中的热点难点前沿问题。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39-141页

[38] 同脚注19.

[39] 由建国初期的5.4亿迅速增加到1978年的9.6亿。

[40]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在《人口论》（1798）中指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疾病；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百度百科）。

[41] 李德成（2013），《创造与重构—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现象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第5-13页。

[42] 浅井加叶子、王国勋、刘岳兵（1997），《1949—1966年中国成人扫盲教育的历史回顾》，《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期，第109-120页。彭泽平、姚琳、黄娥（2016），《新中国义务教育普及与发展的历史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第115-115页。

[43] 同脚注10.

[44] 同脚注24.